在沙土集战斗之前，1947年8月24日，毛泽东就已致电陈毅、粟裕，把他们所率领的华东野战军西兵团（将包括一、三、四、六、八、十、特纵7个纵队以及中原野战军的第十一纵队）的作战范围规定为“黄河以南、淮河以北、运河以西、平汉以东”。在庆贺沙土集大胜利的电报上，中共中央更明确地指示要求陈、粟率部“在黄河淮河运河平汉之间创造巩固根据地”，以“协助刘邓、陈谢创造鄂豫皖与鄂豫陕两大根据地，协助饶、黎、谭保卫山东根据地，协助苏中苏北恢复根据地”。中央认为这是一个“伟大任务”，“你们处在上述四大根据地之中间地带，你们的胜利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接着在9月22日的电报上，中央又在组织建制和领导关系上重新作了区分：陈、粟西兵团改为晋冀鲁豫野战军，（归）晋冀鲁豫中央局领导。现辖之第一、第三、第四、第六、第八、第十纵队外，王秉璋纵队（即中野第十一纵队）划归陈、粟辖。
　　陈、粟、张（云逸）、邓（子恢）同志为晋冀鲁豫中央局委员。邓小平仍为中原局书记兼晋冀鲁豫中央局书记，薄一波为晋冀鲁豫中央局第一副书记井代理书记，陈毅为该局第二副书记。陈、粟代表该局指导黄河以南运河以西平汉以东淮河以北之党政军民工作，以利直接支援前线；张、邓代表该局指导渤海地区工作（渤海暂时划归晋冀鲁豫领导）。
　　晋冀鲁豫中央局负责统筹刘邓、陈粟两野战军及陈谢兵团的后勤供给。
　　目前除供应刘邓、陈谢两军不放松外，应将供应陈粟野战军工作放在紧要地位。
　　华东野战东兵团改为华东野战兵团，由许（世友）谭（震林）指导，受华东局直接领导。辖第二、七、九、十二纵队。
　　但是中央这个电报所作的规定后来有一部分并没有实行。渤海地区没有暂归晋冀鲁豫。10月16、21、24日，陈、粟报中央并邯郸局、华东局的3个电报依然自称“华野”。
　　当然，规定的任务是很好执行了的。
　　首先，是扫灭敌人保安团队，扫除国民党反动政权。陈毅十六七年前就有在中央苏区内扫除白色堡垒的经验，深知在豫皖苏新区消灭反动地主武装，在挺进初期来说，甚至比歼灭敌人正规军还重要。陈毅、粟裕用善于运动战的华野一、四、六纵以及第三、第八纵队分区横扫，长途奔袭，有时一夜行军100多里，突袭一个县城。
　　可怜保安团队怎能抵挡天外飞来的头等主力军，不到一个月，华野在陇海路南连下10余城，豫皖苏地区各县国民党地方团队3万多，被消灭了三分之一。进入12月，这3万多地方团队，基本上都被扫灭。各级国民党的政权也就土崩瓦解。
　　其次，是较普遍地发动了群众，宣传了土改，分配浮财，并在原来的蒋管区建立了部分人民政权。陈毅原以为豫皖苏地区是抗战中期新四军第四师反摩擦反扫荡失利而放弃的地区，群众受了敌顽的摧残当较难发动，不料大军一到，群众热情欢迎，而且踊跃参军。虽然当时因为基层政权匆匆建立，干部人数又少，新来乍到，开展土地改革为时实在过早，因而中共豫皖苏区党委领导的土改工作只能是大轰大嗡。部队与地方执行的“开仓济贫”往往打击面过大，侵犯了中农与工商业者的利益。但是，军队和地方协力工作，毕竟给广大群众以获得土地的希望，为建设根据地和准备大战役的战场打下了基矗野战军因匆忙分兵外线出击雨季行军而疲病减员，此时也得到大批兵员物资的补充，恢复了体力，并减轻了老解放区的负担。这些，为嗣后的一系列胜利的战役增添了有利因素。
　　第三，是加强了组织建设，调整了关系，更有力地支援了战争。
　　陈、粟率部到豫皖苏不久，即明确“以实行土改和建设财粮为中心任务”，并抽派刘瑞龙、杨一辰、向明等重要党政财经干部到豫皖苏工作，加强和建立了以吴芝圃、张国华为首的豫皖苏区党委、政府和军区。到11月初已建立了25个县政府、6个专员公署。把陇海路南20里至30里一带地区划归路北的冀鲁豫统管，以求统一陇海路的破袭与开辟。特别是与薄一波为首的邯郸（晋冀鲁豫）局建立了关系，使陈粟大军得到强大的支援。从此，陈粟大军的补充除大量取给于敌方外，炮弹、医药仍主要取给于山东，而粮食、兵员、民工、被服与经费，主要来自晋冀鲁豫。
　　陈毅子1947年11月上旬离开华野司令部（当时陇海铁路的大破击已布置好，即将全线展开）去邯郸，就是去和薄一波等商讨大军的供应的。
　　1947年11月上旬到1948年1月上旬，整两个月的时间，陈毅一直在途中，乘坐着七十四师已故师长张灵甫的黑皮篷黑喷漆的军用吉普，后面还挂了个拖斗（内铺卧具，夜间行车时可睡觉），带着一辆工作人员警卫人员乘坐的大卡车，在黄河南北简陋公路的尘灰中颠簸。他们从九女集起程，经华野指挥部的后方机关驻地朝城，再经阳谷、聊城、惠民，16日听康生汇报山东情况，18日重新上路，经临清、威县、永年到邯郸市。出邯郸进入山区，于11月24日黄昏到达晋冀鲁豫中央局所在地冶陶。薄一波等热情接待，打着马灯亲自郊迎。商谈时，陈毅考虑到晋冀鲁豫要供给刘邓、陈谢、陈粟，有时还要供应西北野战军，困难很大，因而代表野战军提出的清单数字不是“狮子大开口”。薄一波也对华野的需要很重视，答应得爽快，于是彼此满意。在冶陶停留时，朱德、刘少奇得知陈毅已到邯郸，打电话要陈毅去西柏坡汇报华东野战军情况。陈毅乃于12月初离邯郸局去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简称中工委）。陈毅汇报后，刘少奇、朱德告诉他，中共中央在陕北杨家沟召开十二月会议，早就准备让他去参加，现又来电报邀他即去。于是陈毅遣回了自己的车子。改乘中工委提供的汽车出发，经五台，到代县，然后过雁门关出长城，越管涔山，再入长城，经神池、兴县到黄河。这一段崎岖山路，正逢大雪，一再受阻，多日无法前进，有时改骑马匹，有时还得下马爬山。待到过黄河，经佳县、米脂到达杨家沟时，已是1948年1月7日了，中央十二月会议已在12月28日结束。这时中共中央西北局的高干会议（亦即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正在召开。1月10日，陈毅应邀向高干会作了华东部队情况的报告。
　　这一路，陈毅的心情比较复杂，主要是振奋，却也有疑虑。
　　于全国的战局，他满怀信心，认为胜利在望。11月9日他在给华东随营学校作反攻形势的讲话时，具体分析了各战场的情况，作出判断：“照这个趋势下去，战争会很快解决，很快结束；不会到10年、5年，而只要1年、2年至多3年。”这表明，在他到陕北见到毛泽东，听毛泽东谈全国胜利之前，他已经有了正确的预计。
　　就在这种胜利在望的心情中，他到处被欢迎作报告：邯郸局、晋察冀、晋绥、西北局??他当时“身价”相当高。2年多前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上，他作为新四军代军长，他的报告就排在毛、刘、朱、周、彭（德怀，代表八路军）之后，居第6位。这次一路行来，他又是胜军之将──解放战争第一年战果最大的华东野战军的司令员，当然大可言勇了。
　　他的报告确实与众不同，丰富、深刻而生动。这主要是因为他有20年的实际战争经验和军事理论思考。1927年起他就先后伴随毛泽东、朱德进行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的军事实践和军事理论的探讨。从主力红军的游击性运动战，直到此时的大量歼灭敌人的运动战和攻坚战；从井冈山的军事方针的争论，直到1945年他为朱德起草军事报告提出“毛泽东军事学派”的观念：陈毅确有第一等的优越条件来理论联系亲身实践地谈毛泽东军事思想。
　　所以陈毅在外地的第一个报告，便是在邯郸局谈毛泽东军事思想。那天是1947年11月25日，听众是土地会议的参加者，听众中还有陈毅的老战友贺怡。陈毅古今中外，引证历史，分析现实，抓住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这个核心，从战略战役战术技术战勤等各方面论证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学习和运用的伟大意义。如此着重地提出“毛主席的军事思想”、“毛主席的军事学”、“毛主席有关战争理论的问题”，并给予比较系统的阐述，当时是不多见的。
　　陈毅此后所作的报告都是有关华东野战军自卫战争一年来的情况。陈毅报告中总结得最好的是在战争初期如何“抛出空间，换取时间”，执行诱敌深入，集中绝对优势兵力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战略方针。他的论点是唯物辩证的。既要反对保守地方不愿集中的地方主义，又要反对不顾地方坚持的高度集中主义。在集中的进度与程度上，也是既不集中过晚过少，又不宜集中过早过多，要做到兼顾主力歼敌与地方坚持。对于解放区的城市，则是既反对拼命死守，又反对不战就逃，以利消灭敌人，保存自己，并掩护地方撤退和主力集中。在过分性急要求决战的问题上，则既强调战争的长期性，反对拼命主义的决战，又强调每次歼灭战都是部分的决战。执行此方针最要反对的是逃跑主义，因为逃跑主义者还有理论：蒋占区不能坚持，蒋介石比日军有社会基矗所以陈毅与华东领导者们既从行政上阻止逃跑，组织和督促撤逃者回原地坚持斗争，又分析了反动派在共产党的斗争揭露与自身的横行暴虐之下已失去了包括大部分地主富农在内的民心。对毛泽东的歼灭战战略方针的运用执行能作如此全面的分析，只有陈毅、粟裕这样的负战争重任的实践家和战略家才能做到。
　　此外，陈毅在他的几个报告中有3个很值得注意的要点：一是战役组织实施中采取以强劲主力对敌重兵集团实行纵深楔入，分割包围，并钻隙挖心，打掉其指挥部的战法；二是指出我军战略的先进与战术技术的落后；三是反复强调既要支援战争又要爱护民力，要科学地组织后勤工作。这在山东作战时陈毅就已有联系战略全局的讲话。此次在邯郸，他从薄一波和地方干部那里更多地了解到华北解放区的沉重负担，因而每次报告都要讲到。
　　这样豪情激越，纵目中华的陈毅，还能有所疑虑吗？陈毅1947年一路北上，所见所闻所遇是不能不令人惊动的，以至他在1948年元旦到晋绥，觉得有必要把使他惊动和警惕的情况和问题用电报告诉粟裕、陈士集、唐亮，以免犯右倾的错误。（在华东，有人爱在背后告陈毅的状）这就是1948年1月陈毅“对华野部队（粟陈唐）整党的建议”。“建议”中说：“??土地会议后整党放在第一位。整党以来短短的二三个月很快发现在我各级党委内纯良分子甚少，一般为地主富农分子所窃据，或直接间接为地主富农所掌握，至少是地主富农思想处于统治地位。在晋冀鲁豫??一般估计该区50万党员至少20万应清洗。”
　　陈毅1月的“建议”，显然是受到了当时的一些地区“搬石头”的影响，因而提出的建议就过分强调出身成份，过分强调“组织解决和纪律制裁”。
　　陈、粟部队1948年1、2月份的“贫雇农当家”等过“左”的做法，和陈毅这份“建议”不会没有关系。这和1948年4月华野一兵团高干会议反军阀主义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大会对各种不良倾向作了严格批判，但没有伤一个人，没有处分一个同志”（陈毅总结），恰好成为鲜明的对照。而陈毅4月主持高干会议之所以和1月判然不同，正是1948年1月上旬到了杨家沟，受到了中央十二月会议反“左”的启迪，并与毛泽东、周恩来一起“评衡左右费思量”的结果。
　　陈毅一路的生活也不自在。在雁门关虽有晋绥军区副司令员周士第带一个团前来迎接，但这还是在“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时候，广大地方干部正在被“搬石头”。1948年6月陈毅在宝丰向中原干部传达时回忆说：“有些地方土改整党过左，几个县政府被解散，县长县书记都押起来，以致有几个县饭都吃不到。因为县政府揭了底，打垮了，没有人负责。”“今天是贫雇（农）当权，成立主席团时，选出了一个火夫，一个马夫，一个奶妈。那些部长、厅长、委员、科长都傻了眼。会场里贴着‘贫农席’、‘雇农席’、‘王八旦席’，入会场时，贫农入贫农席，雇农人雇农席，有些人既非贫农，又非雇农，无处去坐，他们就讲‘你为什么不坐，你们还客气，要整党，要革命，就是革你的命。你们回去把你们所有的表、笔、皮袍，全部集中大礼堂，我们要分浮财！’并且强迫他们去坐‘王八旦席’。更恶劣的是当奶妈的也不带孩子了，反过来说：‘你给我弄饭吃，现在你要为人民服务’。火夫也不做饭了，‘你们厅长来给我做饭’。马夫也不喂马了，这是彻底的翻身。”
　　陈毅就是在这样的政治气氛与生活环境中行路的。当时正逢大雪，“雪拥兰关马不前”，陈毅行行止止，除了惕然地写了给粟、陈、唐关于华东部队整党工作的建议之外，又写了《大雪过雁门关》、《神池岢岚道中》：昨日过雁门，今日越管涔。
　　冽风吹裘薄，积雪照夜明。
　　在海拔2400公尺以上的管涔山区的雪夜，冽风吹得皮大衣也薄如罗缟倒是真的。然而“左”的冰雪能否照明，却属疑问。真正使陈毅心明眼亮、胸襟一畅的，还是杨家沟的晴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