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接管顺利完成，中央表示满意。陈毅有何体会？──“我个人对市政工作也没有把握，只能稳步前进，量力而行，采取宽大的接管方针，团结多数人在我们周围。”
　　“团结多数人在我们周围”，这是中共领导中国革命的胜利之本，是陈毅对上海工作最突出的贡献之一，然而将其付诸实行，谈何容易！首先就遇到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微妙关系。8月，正是敌人封锁、物价波动、劳资纠纷迭起的困难阶段，上海工商界代表人物荣毅仁和刘靖基两人提出要请陈毅市长去家里吃饭。去不去？陈毅请干部们讨论，有人主张去，有人担心影响不好怕犯错误。陈毅笑道：“吃饭也是做工作嘛，我看可以去。怕犯错误把自己手脚捆起来，我才不干！”结果，陈毅不仅带了刘晓等领导干部同去，还将张茜和孩子们也带去。他有用意：要与布尔乔亚①们“交朋友”。
　　中共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之间建立的这种“朋友”关系，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基于中国国情的重要创造，七届二中全会决议又提出：“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工业的积极性。”这正是陈毅“交朋友”的理论依据。他看出荣毅仁请吃饭，是“投石问路”。当时荣氏企业处境很不妙：在国民党搜刮下企业损失惨重；海口封锁原料涨价；企业大部资金被家族成员抽出带走；工人不断要求资方发放欠薪??政府会真心帮助他解决这些困难吗？他有疑问。
　　陈毅摇着一把大葵扇欣然赴宴，拉家常问情况，亲切坦率，谈笑风生，虽未讲政治道理，但疏通了彼此间感情，影响很大。
　　工商界一大难题是劳资纠纷，6、7两月发生2000余起。陈毅说：“解决这问题好比救火，不能用纸去包火，要从起火根源上去控制这火。”这就是指资本家多年虐待、剥削工人所造成的阶级对立。比如工人要求废除“抄身制”，纱厂经理想不通，说“这样纱厂还不被偷光！”陈毅不强令不压服，亲自登门谈心，从自己在法国当工人的体会谈起。说：老板把工人当奴隶，工资太少无法养家，工厂赚了钱对工人毫无好处，他为什么不朝外拿？现在中国不同了，工人做了主人，有觉悟，你用我们的办法试试看，废除抄身制，有困难多与工人商量着办，相信能办好。中肯的劝导起了作用，不久各纱厂都取消了“抄身制”，工人们热烈庆祝。经理们后来惊异地发现，车间里每公斤棉花的出纱率倒比以前提高了。他们受了一次教育。
　　另一方面，也要做说服工人的工作，顾及资方实际困难，不要逼得资方关厂。有一回某厂女工索要欠薪包围了总经理家，陈毅亲自布置专人前往处理，劝回女工，并研究给该厂以低息贷款以维持生产。其后成立了“劳资协商委员会”，逐步建立工人与企业主的新型关系。
　　看到人民政府真心扶持私营企业发展生产，看到陈市长常请企业家到办公室去征询意见商讨政策，长期在竞争吞噬的浪涛中挣扎的民族资本家们看到了出路和希望。消息传出，一些出走香港、欧美的企业家萌生了回归之念。
　　10月初，著名的化工企业大资本家吴蕴初从美国回来了，陈毅热情欢迎。见面那天看到这位昔日“味精大王”已脱去西眼换上了新做的兰色棉制服，陈毅欣然道：“吴蕴老，过两天厂里工人要开会欢迎你回来，你就穿这身新衣（①英语‘资产阶级’的译音。）裳去吧，这才叫面目一新呢！”请吃饭时，吴蕴初惭愧地提及当年曾任伪“国大代表”一事，陈毅爽朗他说：“那有什么了不起呢，过去在四大家族统治下，你们要发展民族工商业，不能不多方面应付。你们都是组织工业生产很有学识很有经验的人，政府殷切希望你们回来做出更大的贡献！”
　　不久，前国民党招商局局长、企业遍及半个中国的大资本家刘鸿生也从香港回到了上海。
　　人回来了，但民族资本家与共产党这对朋友之间，从经济利益、经营方式到意识形态，都矛盾重重、格格不入。陈毅是他们的“诤友”，团结中又有斗争，扶持中又有限制。如1949年7、8月大米紧张，投机商大抢大囤，一些工商业家也惜款抢购，米价涨到6.5万元（旧人民币，下同）一石，陈毅请来中财委陈云给工商界谈经济形势，明确宣布“政府将从东北等地调1.2亿斤大米到上海”，劝大家不要投机倒把。然而投机者仍不信，11月初涨到30万元一石。结果中央统调的粮食果真潮水般运到，每日抛售近1000万斤，米价大跌，囤米者只得压价卖出，全市投机米商蚀本一半以上，卷入投机的工商业家也损失惨重。他们领教了国营经济力量的强大，知道跟人民政府“耍滑头”是要吃苦头的。当然，陈毅将他们思想改造过程形象地比之为“荡秋千”，这不过是完成了第一次摆动而已。
　　上海是个鱼龙混杂、无奇不有的大千世界，接管中常遇到些难办人物，如清代末民初的老政客；与汪伪政权有牵连的多重身份人物；有名的宗教家、交际花、洋行买办等等。陈毅听汇报后指示：“这些人一不去台湾，二不去香港，三不去美国，这表明他们还是有爱国心的，只要没有具体反共行动，都应该用。学有专长的还可以重用。出了问题我来负责就是！”
　　市府办公室女秘书朱青是上海人，抗战时期参加了新四军，因为父亲曾是国民党官员，此次进上海一直未回家。陈毅知道了说：“你是共产党员，为什么你不相信你能影响你的亲属，反而怕人家影响你呢？”朱青回家去了。
　　她哥哥在公用局当技术人员，一天她见小侄子唱“共产党我们永远跟着你走”却被哥哥一巴掌打去骂道：“饭碗都要打脱哉，还唱啥‘跟你走’！”朱青觉得哥哥思想太落后，不料陈毅听罢此事说：“他讲得不错呀，没有饭吃了还怎么叫人家跟你走？”原来机构精简，她哥哥怕丢饭碗。陈毅对朱青说：“人家讲怪话，说明我们在工作上有漏洞有缺点。”几天后在会议上，他专门强调了要保留学有专长的旧人员问题。
　　1949年9月，陈毅赴北京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会，又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了10月1日新中国成立的开国大典。怀仁堂里各阶层各民族代表共商国家大事，天安门广场万众欢腾共庆祖国新生，这些富有历史开创意义的场景更使陈毅感到“团结大多数人在我们周围”的重要。毛泽东主席在政协会议上讲过一句话：“不可使‘一人向隅，举座为之不欢’。”陈毅印象很深，回上海引用过多次，要使“举座皆欢，人人心情舒畅。”
　　当然，对这一思想也有些干部不能理解。陈毅去京开会原住北京饭店，听说傅作义先生没住处，便立刻腾房子给他，自己住进中南海一所尚未修缮的旧平房。许多干部听说后议论纷纷，联系到国家给民主人士、起义将领、工商业家以甚高的职位待遇，也有怨言：“早革命不如晚革命，晚革命不如不革命，不革命不如反革命”等等。陈毅批评道：“把共产党员的水平降低了去羡慕党外人士，是倒退的可耻的。你一定要住洋楼，可以，我马上给你开张条子去住上海大厦，可是对不起，你的党籍要开除！”
　　有段时间，起义将领吴化文住在上海，山东群众派代表来沪请愿，要杀吴化文以惩其过去残害山东人民之罪行。陈毅得知后明确指示：“坚决说服这些群众回去。吴化文听从我们党的劝告而起义，否则解放济南我们要多牺牲几万人。他有功，杀了他只能使我们党失信于天下，这对人民有什么好处？”群众代表被劝走了，而吴化文等人则受到了强烈的震动和教育。
　　上海市文史馆、参事室，原先安排了30多人。陈毅说“太少了，人数加个零。”扩大10倍，上哪找人呢？向下要，各区统战部迟迟报不上来，这个不合条件，那个历史有问题。陈毅最后发了火：“你们这些人，连蒋介石都不如，蒋介石还把段棋瑞一家养起来呢！怎么会没有人？上海三教九流、遗老遗少，国民党的军政人员多的是，一人每月给八、九十或一百多元生活费，我们养得起的。每月组织他们学习两次，来受你的教育，有什么不划算？我看这样做有个最大的好处──可以减少一些反革命！”这些，都说明陈毅在贯彻统一战线政策时具备的魄力和勇气。只有决心解放全人类的共产党人，才敢于并且能够这样广泛地团结人，组成浩浩荡荡的队伍去完成伟大的事业。
　　这种团结并非一味迁就。在涉及重大政治原则时他能立场鲜明地做工作。有次座谈会上一位老先生反映别人讲共产党“上层好，中间少，下面糟”，他立即指出：“我们对朋友的话总是虚心听的，但这三句话我不接受。”他举事实谈道理，讲了“上层”与“下层”的辩证关系，使听者心悦诚服，也提高了党外朋友的思想水平。
　　“不要对什么都采取绞杀态度。在剧团、影剧院等等的整顿改造问题上，有些人批评夏衍手软，是很不妥当的。”这是陈毅在一次部队文艺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的。上海是个文化都市，有几百家戏院、书场以及其他游艺场所，直接间接以此为生的人大约有30万。有人主张停演旧戏，搞接管关闭，而埋怨夏衍手软。陈毅说：“如果现在就把什么都反掉，痛快是痛快，却会使30万人没有饭吃，人家就会到市政府来请愿，打破你的脑壳！（笑声）把什么都反掉，是容易的，从实际情况出发逐步地改，就不容易。”
　　上海文化事业得到中央特别重视和关注，早在于伶从香港转经北平去丹阳时，周恩来总理就亲自找他谈过上海文化界接管问题：“不要看上人家大光明电影院，不要接管，不要抢过来。主要是人，把人都团结起来就好办了。”
　　陈毅正是贯彻了这一意图，对之采取“保存下来，逐步改造”的方针。
　　旧上海有个交响乐团，军管会成立后有人提出解散它，“花钱养这么个洋玩艺没用”，陈毅却指示保留：“交响音乐是全世界共同艺术财富嘛，上海这样的城市应有一个自己的乐团。”老乐团楼下是个嘈杂的菜场，不利排练，在陈毅关心催促之下终于搬进一所幽静的花园楼房。青年音乐家黄贻钧作为乐团的第一个中国指挥登坛演出，陈毅热情支持祝贺。甚至在一次为中共的党代会演出时，有的人听不懂交响乐而中途离场，陈毅下令锁上剧场门不许退席，告诫大家要尊重演员的艺术劳动──艺术家们闻此何能不感奋呢！自1881年建团以来从未演奏过中国乐曲的交响乐团，第一次演奏了《新四军军歌》和《秧歌舞曲》。
　　当时上海民乐界的第一把琵琶，当数早年留学美国的卫仲乐先生，人说他性格怪癖，陈毅却与他相处甚洽，周瑟秦筝，胡笳羌管，陈毅似乎都有兴趣。知音难得，卫仲乐找到陈毅这样一位知音，终生引以为幸。而陈毅正有心要成为各种艺术家、文化人的“知音”。他很明确：上海文化界千富万富，最珍贵的财富还是人才。著名学者们，有的比陈毅年长数十，有的当时对共产主义并无信仰，诸如沈尹默、张元济、熊佛西等等，陈毅都与他们交了朋友，既从他们身上汲取知识智慧，又从生活、工作上给予关心，与此同时引导他们不断弃旧图新，自觉自愿改造某些旧的观念。
　　在推进上海新文化事业的发展上，陈毅是不遗余力的。苏北籍工人平民爱看的淮剧受冷落，他亲自提倡扶持。新成立的上海电影制片厂想搞中国第一部彩色片，苏联专家摇头，大家仍决心上《梁山伯与祝英台》。陈毅大力支持，灯光设备不够，下令将防空部队探照灯调来，但必须每晚拉回以防空袭，胶片洗印发生困难，一位年轻大学生发奋研究，反复试验，终于成功。
　　请陈毅去看，只见银幕上花红叶绿，彩蝶双飞！陈毅热烈鼓掌，不胜高兴，晚餐时端起杯子亲自跑去向这位青年碰杯：“谢谢你，小万同志！帮助我们解决大问题了！”这种对于发展繁荣文化事业的满腔热忱，自然变成了对广大文艺工作者的召唤、激励和推动。
　　光色变幻的霓虹灯在闪烁。赌尝按摩院之多，上海为全国之冠。更有大小妓院几百处。有个干部入城后数过，从四马路走到爱多亚路（今延安路），街上共有764个妓女！上海流氓更多，聚赌抽头、拐卖人口、贩卖毒品、偷盗、绑票等等，都和流氓集团有关。公安局报告的材料说：接管上海的头20多天里已发生重大抢劫案50多起，捕获匪徒500余人，此外还有重大盗窃案、纵火案、伪造人民币案、冒充人民解放军好杀外侨案??。
　　这就是陈毅所面对的旧上海。解放了，但繁衍在这土地上的毒菌还在散播腐臭。
　　流氓帮会是旧上海一大黑暗势力。下层各行各业都有“霸”。扛码头的有“码头霸”、偷钱包的有“扒窃霸”，还有“菜场霸”、“人力车霸”、“粪霸”??这些流氓集团以青帮、洪帮为主，成了上海底层社会的实际控制者。对此，中共华东局在进城前早有准备，通过潘汉年与逃去香港的帮会头子杜月签谈妥，接管后他们不动，我们不杀其上层。入城后，陈毅又亲自派干部找到留在上海的黄金荣，要他按政府法令办事，并管束门徒，不得再为非作歹。80岁的黄金荣唯唯从命，并将手下所有大小头目的花名册呈交给军管会。后来，一批罪恶深重、民愤极大而又继续作恶的流氓恶霸如“江北大亨”、“码头春宝”等被先后正法，刑场周围几千群众放鞭炮庆贺。不出两年，盘踞上海半个世纪以上的黑社会势力，便基本肃清。
　　妓女，解放时登记在册的近2000人，未登记的暗娼就不计其数。妓院封闭了，街头暗娼却难禁绝，有个晚上甚至拉客拉到陈毅警卫员头上了。再三研究，陈毅同意民政局、公安局送来的方案：派便衣上街“钓鱼”，“钓”到一个送上车一个。结果几天下来，漕河泾妇女教养所里就收容了近4000个妓女。入所第一件事是逐个为她们全面体检，结果发现70％以上都患有性病，一笔不小的外汇费用报到陈毅面前，治梅毒用的青霉素当时全靠进口。
　　美蒋封锁，要从香港转口，价钱更高。陈毅说：“不管花多少钱，也要治好她们的病，别的地方可以省，这笔钱不能剩”他又说：“对她们这些人，我们有几条：一是给治病，二是治好了给职业，三是参加工作以后各单位要照顾她们的婚姻问题。”这些多少年被任意买卖、蹂躏、遭人鄙弃的女性，第一次得到了真正的同情和关切，许多人感动得哭尽管教养所里的新生活很多人一时难以适应，怨伙食差，嫌劳动累；尽管一度有坏人造谣“政府要把妓女送到西伯利亚去”引起惶乱；但新的享有人的尊严的劳动生活，毕竟逐渐吸引了她们。她们有的学会了技术，转去纱厂当女工；有的到苏北安家落户；有的后来还当了干部。短短的一两年内，上海街头的妓女硬是绝了迹。
　　这不能不使西方世界为之惊叹折服。
　　上海的棚户区“滚地龙”是有名的。沪西有个“药水弄”，陈毅亲自去看过了，还同破衣垢面的居民们谈了话，又请专管城市修建的工务局长赵祖康去看。赵局长看后不禁叹息：这里四周烟囱喷灰吐雾，化学品气味冲天，猪棚似的小屋七歪八斜，没有路灯、自来水，也没有道路、垃圾箱，死老鼠、烂菜帮泡在脏水沟里??陈毅在赵祖康面前摊开市区地图。市府已布置专人作了全面调查。陈毅指着一大片密麻麻标明的黑圆点说：“象药水弄这样的棚户区，全市大大小小300多处，再加上几万户零星棚户，居民近百万。就是说每6个上海人中，就有1个住在这样的地狱之中！”他和赵祖康及干部们反复讨论，在目前经济困难的情况下，先解决棚户区吃水、用电及厕所问题，以后再逐步改造。
　　赵局长亲自带领扛着标杆的测量队来到了药水弄，改善棚户区的工程在上海全面展开。填坑修路，铺设水管、下水道，植树装灯，建立公共厕所??4年之内，全市有180多处象药水弄一样的较大棚户区，由国家投资进行了改建。1952年，第一个工人住宅区──曹杨新村拔地而起。新楼成群，绿荫夹道，还有学校和商店，这在上海在全国都是第一个。陈市长曾多次去新村看望工人家庭，并亲自布置继续建造。
　　上海在变！没有了烟馆赌场，没有了舞女妓女，青、洪帮消声匿迹，社会风气日益健康向上，人们亲眼看到了化腐朽为新生的奇迹。
　　波兰一家报纸说：“解放了的上海，再也不是‘世界污水沟’了。”印度《实业报》主编拉吉积绍·辛格来上海参观，漫步街头与市民们谈话，回去后写了专稿《上海的奇迹》，其中赞叹道：“新的人民政府管理下的上海，是东方的骄傲！”
　　陈毅的女儿是1950年在越变越清净的上海降生的。连生了3个儿子，“男声齐唱”，未免单调，第4个终于是女儿，姗姗来迟，小名就叫姗姗。姗姗能凭窗远望时，她爸爸治理的上海是美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