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2月以后，陈毅的主要任务就是外交了。可是在中国人的印象中，这位陈老总在“广州会议”的讲话是他长期分管或兼管的科学文化的“施政”演说，是他对知识分子政策的“万言书”。
　　问题还得从头说起。
　　分管科学与文化，就是分管知识分子。国务院分工陈毅管这一门是很对的。
　　要管知识分子，自己就得热爱知识、尊重知识。陈毅对知识的追求是如饥如渴的。战争年代他的行囊或大或小，多半是书。当上海市长，他“微服”上街逛旧书店；对于善本古籍，只要有文史价值，不论内容“红黄兰白黑”，都下令图书馆、博物院妥为收藏保存或影印出版。调中央工作后，古籍书画较多的北京琉璃厂更是常客。有病住院，在他是乐事，可以大量读书。1955年1月，他牙病住院11天，除了每天送来的文件报纸不能不看外，他通读了杜甫集、《白氏长庆集》、冯至的《杜甫传》，还有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多夫》。他不仅阅读，还在书上评点，在日记上写读后感。象对李白、杜甫、白居易，有的专家偏爱一个偏恶另一个到偏激的程度。陈毅写道：他们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人民要求，这便构成中国文学上的优良传统”，“其价值应放在不同尺度上去估价，不可乐此恶彼。”
　　由于他知识丰富，而且能作胸襟宽阔、目光精微的分析评价，许多知识分子就愿意接近他，希望和他交朋友。陈毅在科学、文化界的朋友不仅量多，而且质高；不但是知友，而且是诤友。著名学者、商务印书馆的老板张元济，年龄比陈毅大34岁，陈毅与他也成为“忘年交”。1950年，张老83岁了。
　　因商务印书馆经济困难，发不出工资了，来向陈毅市长要贷款。陈毅却给他深谈改善经营管理之道，谈得老先生豁然开朗，钱也不要了，回去就搞整顿。
　　从此友谊更深，每年逢张老生日，陈毅必送筵席上门祝寿，调任副总理后也不忘记，直到1959年张老92岁仙逝。
　　陈毅副总理既然分管科学、文化，对共产党的科学、文化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的制订，其作用是很切实的，他能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提供意见或参予修改文件。
　　陈毅应召于1955年12月底赴杭州在毛泽东领导下参与农业发展纲要的修订工作时，他的文件包里还装着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的征求意见稿。同样也是急件，因为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在1月中旬就要召开，他也得把修改意见正式写出来送中央。陈毅就双管齐下，交替进行。到1月4日，终于研究确定，陈毅给周恩来写信报告。信上说：“这几天搞十七条条文的修改补充，故把对中央关于知识分子指示意见一事办迟了。现各同志已提了一些意见，特送上供参考，”“我昨夜又把中央指示读了一遍，觉得该指示颇为全面。各同志的意见均已提到，只是应否对某几点着重多说一些的问题。”
　　陈毅认为需要多说一些的问题主要就是一个：知识分子改造与资产阶级分子改造的区别。他写道：“??知识分子的改造与资产阶级分子的改造各有其难易。资产阶级改造在某几点上反较高级知识分子较为容易。即是说思想体系和作风的改造较之企业的物质改造当然是更困难，更应是长期的。”
　　“还应说精神与思想改造当然更要讲究方法，”“??把知识分子与资产阶级两种改造略作比较加一小段，我认为有必要。”
　　陈毅还转达了毛泽东几次与他们谈话中“约略谈到的意见”：“一、认为中央关于知识分子文件不如工商改造指示明确。二、许多问题应提得恰如其分，免翘尾巴。三、认为曾希圣提的对中层知识分子的关心和处理也应写到指示中。”
　　北返途中，毛泽东与修订农业发展纲要的原班人马讨论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回到北京，陈毅到家就接到周恩来总理的通知，要他参加修改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他随即去参加修改。日记中记着，他直到深夜1时半才回家。
　　因此，周恩来1956年1月14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的报告，也包括陈毅意见在内。
　　正如陈毅所说，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和周恩来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是“颇为全面”的。对知识分子充分发挥其力量，不断提高其政治觉悟，大规模扩大其队伍，尽可能迅速地提高其业务水平，都讲到了，报告强调了知识分子在各条战线上的重要作用，也强调了“党中央认为：对于旧时代的知识分子必须帮助他们进行自我改造，使他们抛弃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思想，接受工人阶级的思想。”报告特别指出：“目前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主要倾向是宗派主义，但是同时也存在着麻痹迁就的倾向。”还具体规定，“必须保证他们至少有六分之五的工作日用在自己的业务上，其余的时间可以用在政治学习、必要的会议和社会活动方面。”指示和报告都是符合当时知识分子队伍基本需要的，对知识分子的队伍中先进、中间、落后和极少数敌对的情况也有明确的分析，并没有象在实践中特别是在反右的“拔白旗”以后那样给广大知识分子一律扣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
　　所以这次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和报告，与随后不久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讲话中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鼓舞了广大的知识分子，激发起加强自身思想改造、学习马列主义和钻研业务的热情。
　　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陈毅没有参加。因为他在1956年秋季因疲劳过度，在出席印度驻华大使的宴会中突发脑贫血晕倒；经查还有高血压、动脉硬化、心肌硬化等病，休养长达一年多未能视事。
　　然而作为副总理的陈毅即使能够“视事”又有何用呢？反右扩大化之风刮起后，不可抗拒。陈毅的好友不止一个被划为右派。陈毅的成都者同学、勤工俭学同去法国、同被押回的金满城，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也被打成右派。陈毅所能做到的，只是照常和他来往，并汇集大包材料，让他撰写有关留法勤工俭学的书稿，使他得到些慰藉而已。
　　当然，既然管科学、管文化，在具体工作上陈毅还是有权照顾各种人才，促进各种业务的。他对中国围棋（以及象棋）的发展所作的贡献便是突出事例之一。他多次召集棋艺界讲话，传达中共中央的关怀和国务院的规定。他告诉大家：贺老总同意了，钱由他出，编制上划归体委管理，待遇可按大学教授、讲师的标准，可以自办棋类刊物，出棋谱、出个人专辑，光明、文汇、新民等报刊可登载棋谱和比赛情况。在他的鼓励和支持下，新中国第一部《围棋名谱精逊很快问世。陈毅的题词说明他的见地。

　　后来，他又把围棋溶合进中日友谊的暖流中去，确实推动了两国棋艺的发展和人民的友好。日本棋院先后授予他名誉七段、名誉八段。
　　对于多种体育、文艺活动，他都很关心，而且积极使他们成为外交工作的开路先锋，东方歌舞团便是他很重视的“文艺大使”。
　　运动一个接着一个，“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又来了。陈毅的头脑一度发热膨胀，也跟着说了一些冒进的话，但当外交部院子里也筑起了小高炉冒烟炼铁的时候，他的头脑很快清醒起来。外交部不办外交！化大功夫去炼报废的铁疙瘩！尤其是全国不讲科学，把真正的科学家耻笑为扯革命后腿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使陈毅感触殊深。
　　有人认为陈毅敢于作广州会议上的讲话是因为1962年1月毛泽东已在七千人大会上作了自我批评。那是有根据的，因为陈毅广州会议上的讲话鲜明地引用了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话：“你们要相信过去三年有时候我们是做蠢事呀！我们是很蠢的呀！”陈毅还明白他说：“我参加了中央七千人的扩大会，我才敢讲。”但是也应看到，在这之前，陈毅对党在思想战线上的“左”倾早有感受，也早有批评。在1961年3月22日，在中南海紫光阁召开的戏曲编导工作座谈会上（这会正是他建议召集的），他出语惊人：“我看到有些文章把古人骂得一塌糊涂，把李清照完全否定了。李清照当然有她的局限性，她不可能超过那个时代去解决问题。”“有篇文章讲陶渊明，为什么当时不去和九江、郡阳湖的起义军结合，却坐在那里喝酒，因此认为陶渊明的诗一无是处。”“不仅历史上的人物都有缺点，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人，也都有缺点。毛主席从来没讲过他没有缺点。”“我们今天不要把毛主席神化。凡是把毛主席神化的人是别有用意的。”“不仅过去的时代有局限性，我们这个时代也有局限性。封建阶级有局限性，资产阶级有局限性，无产阶级也有局限性。我们只能尽量做我们这一代所能够做到的事，不是说一切事情我们都能做。”“今天，在农业方面，有人想很快就跳到共产主义，刮共产风，犯了错误??就是毛主席也不能超过今天时代去解决问题，否则就要犯错误。”
　　1962年3月2日，全国科学家座谈会和全国后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同时在广州召开。周恩来给两会的报告中重申了他认为中国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是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的论断。小组会上科学家、剧作家倾诉了几年来遭受“左”倾思潮迫害的痛苦：被“拔白旗”点名批判，乃至开除党籍遣送劳改的人数，竟占了与会代表的大部分！
　　陈毅又惊又怒，他是共产党员，党教导他既要反右也要反“左”，在“左”倾思潮依然猖獗的年代他不能不挺身战斗。
　　“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是我们国家劳动人民中间3个组成部分，他们是主人翁。不能够经过了12年的改造、考验，还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顶帽子戴在所有知识分子的头上，因为那样做不合乎实际情况。”“你们是人民的科学家、社会主义的科学家、无产阶级的科学家，是革命的知识分子，应该取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今天，我给你们行‘脱帽礼’！”
　　说到此，陈毅站起，向全场知识分子深深地鞠了一躬。当然是掌声雷动。
　　陈毅继续说：
　　“12年的改造，12年的考验，尤其是这几年严重的自然灾害带来的考验，还是不抱怨，还是愿意跟着我们走，还是对共产党不丧失信心，这至少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心！”
　　“10年8年还不能考验一个人，10年8年12年还不能鉴别一个人，共产党也太没有眼光了！??今天我们团结的人不是多了，而是太少了！科学家是我们的国宝！真正有几个能替我们解决问题的人，一个抵几百个！??愚昧是个很大的敌人。帝国主义是个敌人，封建势力是个敌人，愚味──几万万人没有知识、没有科学知识，也是很大的敌人。”
　　陈毅讲话很大的特色是态度明朗，这次他更是毫不含糊地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那便是在“有些党的领导机关”和知识分子之间“产生了矛盾，伤了感情，伤了和气”。“这里面有个是非，总有一方面对一方面不对。只有弄明哪一方面主要是对的，哪一方面是错了，才能够团结起来。如果来一个两边都对，或两边都不对，各打50大板，不能解决问题。”显然，“经过了12年的改造、考验，还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顶帽子戴在所有知识分子的头上，”是有些党的领导机关不对，“因为那样做不合乎实际情况。”而且，“有很多事情做得太粗暴、太生硬。”明确他说“有些党的领导机关”是“错了”，而“对的”却是知识分子，这是惊人的。
　　陈毅讲话还更深一层触及矛盾的实质，那就是某些党政领导干部缺乏民主作风。陈毅认识到问题很严重，很危险。他说：“我是心所谓危，不敢不言。我垂涕而道：这个作风不改，危险得很！??严重到大家不写文章，严重到大家不讲话，严重到大家只能讲好，这不是好的兆头。将来只能养成一片颂扬之声??危险得很呵！”弄得科学家们见你吹亩产一万斤，也不敢说话；见你的大水库不合科学原理将来要造成灾难，也不敢提批评意见。如果为了人民利益鼓起勇气提了批评，“一批评就是反党，一批评就是反社会主义，就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陈毅说：“我们共产党就是有点民主，自己能够谦虚，能够团结人，大家愿意加入共产党，舍死忘生的来进行战斗，这样才打败了反动派。假使有今天这种情况，共产党还能够胜利吗？”
　　关于领导作风和领导方法的问题，陈毅在这次讲话中说到了“无为而治”。这四个字后来成了陈毅的一大罪状。这里特地把他的真正的意思长文引用：“在井冈山的时候??一个战斗的布置，我们大家参加，军事指挥员：军长、师长、团长，有时营长、连长都参加，我们（党代表）也参加。战斗一发生了，毛主席就说：‘我们走，你跟我来。让他们（军事指挥员）去指挥。我们在那里很麻烦，弄得指挥员很难下决心。你在那里，他要征求你同意，不征求你同意，独断专行，将来要受批评，打了败仗，说他目无党代表。
　　要征求你的同意呢，商量来商量去，丧失时机，让他一个人在那里，当机立断，马上就进攻，或者是撤退，或者迂回，或者把预备力使用上去。避免多头指挥。实际上我们也没有实际作战的指挥经验，我们只抓作战计划，定下来就行了，以后就让他们有经验的人去搞。’──唉，我很长知识呵！因为我这个人，恰恰就是什么都要干涉，也是仿佛有那么个精神：把革命的一切都要包办完的。很多指挥员最恼火我，经毛主席这么一搞，把我这脑筋就搞得通了一点，以后我就好办了。所以有很多事情，看来是可以无为而治的。
　　什么事情都去领导一番，反而会领导坏了，有些不去领导，反而好一些。要懂得，领导有领导成功的，也有领导失败的。有把握领导成功的就去领导，没有把握就不去领导，就让有经验的去搞，自己‘坐享其成’。??党委领导业务，也是要通过党的专家来领导，和专家合作，取得他们的帮助来实现领导。毛主席讲过，共产党员不懂自然科学，怎么办呢？通过专家，委托他们来领导。或者帮助专家提高政治，吸收他们入了党，通过他们来领导。”
　　显然，陈毅所主张的完全不是放弃领导。相反，他对怎样实现领导有很正确的严格要求。他以军队的一个班作比喻：“人民解放军的班长，打仗冲锋，班长是第一个??其余的人跟了来，这个领导，是带头。分东西班长最后分，??吃饭，人家装满了，班长才去装了来，什么领导？你要讲领导，就是要带头，吃苦在前，享乐在后。??所以现在领导这两个字，要加以正确的解释。讲党领导一切，主要是路线、方针、政策??至于专业问题，最好不要乱干涉。”
　　陈毅这篇讲话的主要内容，是在改善党对科学文艺、对知识分子的领导。
　　如果所有党的领导机关，都能象陈毅所说的这样来领导，那就必然能团结广大的知识分子以及工农兵群众，心情舒畅、斗志昂扬地跟着党的正确路线走。
　　文艺工作者听着这样的讲话，怎能不欢欣鼓舞！笑声、掌声??当年的记录稿注明，在陈毅这篇3万余言的讲话中，会场里响起60多次掌声和笑声。
　　但是，“党内”有人不满意了。据说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下了指示，不许传达陈毅的讲话。怕什么？怕“翘尾巴”。普通的党员干部也有的说，要不是看见文件上写明陈毅，还以为是“右派分子”的讲话呢！
　　就是这样的一个陈毅，“二月逆流”中成为“黑司令”是理所当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