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页 人物 C 陈毅 陈毅传 • 第二节 独立自主反帝反霸 2005-11-26 | 人物 |  | ||||||
第二节 独立自主反帝反霸 陈毅就任外长3天，便首次以新身份随周恩来总理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作友好访问，并安排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年内全部撤回中国。 中国主动提出撤军，意义非同寻常。中国已证明是个有力量应别国政府请求向该国派出志愿军进行有效援助的国家，而仗一打完，便无条件撤回，不在别国领土上留驻一兵一卒。不图谋己利，不支配别人。这在当今世界上能有几个大国做得到呢？外电评论中国政府由于这一行动，“而在亚洲冷战中大胆地掌握了主动，并使美国陷入难堪的境地。”非但撤军，而且要撤得漂亮。2月17日，陈毅随周恩来来到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作了一番意味深长的发言：“我们任何时候，任何地点，不要去充恩人，以为我有恩于你，你就要给我磕头。??‘人有德于公子，公子不可忘也；公子有德于人，愿公子忘之。’??现在我们有的同志以为这样那样的东西是我带来的，要拿走。不行！要严格执行志愿军首长的命令。回国去国家可以给你们置一点。 世界上什么东西最值钱？最值钱的是这个鲜血凝成的友谊！” 朝鲜战争结束了，然而美军还留在三八线以南，第7舰队还在台湾海峡游大。刚上任的陈毅外长将以何种姿态来着手处理中美关系？他和他的对手、70岁的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先生，将如何抗衡？ 在独立自主这重大问题上，中国共产党人的立场从来是坚定的。解放初上海有人主张“中国应该做美苏之间的桥梁”，陈毅做了坚决批评，并告之毛泽东。毛泽东道：“这话的意思就是要中国人脑壳着地，背拱起来，让美国人从中国人背上走到苏联去，让苏联人从中国人背上走到美国去。我们难道能这么干吗？”陈毅后来对人说：“主席挖苦得好，谁愿意干谁可以去干，我这个外交部长是不干的！巴黎和会上克里蒙梭逼着顾维钧签字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杜勒斯先生和他所代表的政治经济势力却还怀恋着那个时代。1950年他在联合国安理会曾向出席安理会讨论中国控诉美国侵略案的一位中国特派代表的助理人员说：“我与中国是有历史关系的。”此话很确切。他外祖父约翰·沃森·福斯特当过美国国务卿，卸任后来华，甲午海战后以“大清帝国顾问”身份，与李鸿章一起去日本，签订了割让台湾、向日本赔款2万万两白银的《马关条约》。1907年老福斯特又带着小杜勒斯，作为“大清帝国政府”的代表参加海牙和平会议，杜勒斯从此步入外交界。1952年，即将就任国务卿的杜勒斯还道：“美国应明白申明我们的决心，决不让大陆中国继续由中国共产党控制。”他上任后策划的3次“战争边缘”行动都直接间接地针对新中国。1958年夏末，他又第4次将美国带到了战争边缘??8月8日，美国海军参谋长伯克扬言，美国海军正密切注视着台湾地区局势，随时准备进行象7月15日在黎巴嫩那样的登陆。与此同时，台湾当局叫嚷要“反攻大陆”，并加强了从金门、马祖对大陆进行的骚扰和破坏活动。 8月23日晚，陈毅身着白色西服赴罗马尼亚驻华使馆宴会，致词时一反常例地丢开讲稿，作了一段即兴讲话，揭露美国军队以“保卫供水系统”为名驻兵古巴，又为“休息和避暑”进驻新加坡的行径：“我们中国也派一支军队去外国，找一个地方‘避暑’行不行？如果这种道理能成立，那么美国不是在任何时候都可以把它的军队派到任何国家去吗？同样任何国家不也可以在任何时候把军队派到美国去吗？” 有人为他激烈的措辞担忧。然而他们不知个中原委：就在宴会开始前两小时，人民解放军福建前线部队万炮齐发，对金门国民党军发起了猛烈轰击。 陈毅对有关同志这样说：“帝国主义搞紧张，我们就搞缓和；他再搞紧张，我再搞缓和；如果他还硬要搞紧张，那我们就比他更紧张！罹黄鸾粽诺幕故堑酃饕濉！迸诨鹘鹈牛俏朔椿鞴竦巢慷拥纳牛朔炊悦拦恪傲礁鲋泄钡囊跄保参伺浜系笔卑⒗嗣穹炊悦拦致缘亩氛鞫拦Α?” 果然，金门炮声一响，美国手忙脚乱，调集100多艘舰只、200多架飞机到台湾海峡地区，叫嚣要“轰炸大陆的基地。”9月4日，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授权杜勒斯发表声明，威胁要把美国在台湾海峡的侵略范围扩大到金门、马祖等中国沿海岛屿。9月9日杜勒斯在记者招待会上作出威风凛凛不惜一战的姿态。18日又在联大发言，要求在台湾海峡实行“停火”，甚至要求中国撤减驻福建前线的部队。 9月4日，中国政府正式宣布本国领海的宽度为12海里，未经中国政府许可，一切外国飞机和军用船舶不得进入中国的领海和领海上空。9月6日，周恩来总理发表了《关于台湾海峡地区局势的声明》，重申解放台、澎、金、马是中国的主权，任何外国不得干涉。9月8日，毛泽东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了著名的“绞索”战略的谈话，指出：台湾、黎巴嫩以及所有美国在外国的军事基地，都是套在美帝国主义脖子上的绞索。毛泽东义正辞严地谴责了美国侵略中国的行为，同时重申了中国通过谈判和平解决争端的愿望。 由于美国在台湾海峡的军事冒险遭到中国的有力反对，它的盟国很感不安，美国人民也纷纷表示不满，杜勒斯9月9日在记者招待会上表示愿意恢复同中国的大使级华沙会谈。但是会谈在9月15日复会后，美方在会上又要求在台湾海峡立即“停火”，以保护它在台湾的“盟友”。 陈毅组织了对“停火”谬论的反击。9月20日，陈毅外长发表声明：“消除台湾海峡紧张局势的关键，不是什么停火问题，而是美国军队撤出台湾地区的问题。中美之间没有打仗，根本谈不上什么‘停火’。”“中国人民不论用何种方式解放自己的领土，都是中国人民自己的事情。”华沙中美大使级会谈的中国代表王炳南大使也按此精神进行了驳斥，并提出和平解决争端的积极建议。 中国态度强硬，说理充分。美国的盟友们便纷纷表示不愿卷入。美国国内参众两院、报界舆论，对社勒斯一片抱怨、反对之声，国务院收到5000多封来信中，有80％是批评杜勒斯在台湾海峡冒险行动的。这时，杜勒斯又有了新的决策：在9月30日的记者招待会上，他突然要求国民党从金、马撤退，“以换取共产党的停火。”此话引起台湾一片慌乱和怨恨。北京是否因此高兴呢？ 10月6日清晨，毛泽东主席写就《告台、澎、金、马同胞书》，请陈毅等去研讨。大家认为写得精彩之至，决定当天就以国防部长彭德怀名义公开发表。文章宣布从当日起，在国民党船只无美舰护航条件下“停止炮击7天”以便国民党方面向岛上输送供应品。又指出：中国内部战争，同胞之间可以谈判，和平解决，但不要美国插手，“这是民族大义”。文章一播出，台、澎、金、马震动，美、蒋矛盾激化，杜勒斯骑虎难下。他本想诱我吞下金、马两岛的“钓饵”，换取台湾脱离大陆，永久“独立”的前途。但他又一次低估了中国领导人的战略策略眼光。陈毅后来说：“毛主席的文章做得很妙。 我们在金门打打停停，不是‘送瘟神’，而是要‘留瘟神’，杜勒斯脱身不得，还得替我们约束蒋介石不要闯祸”（见1958年11月26日向民主党派代表大会作的报告）。 坚定的立场，灵活的策略融为一体，成为这场斗争的特点。前线军事对峙的同时，中断了9个月的华沙中美大使级会谈得到恢复。炮击的同时，又辅以政治心理攻势。杜勒斯愈加被动，因其僵硬滞重而干脆被称为“套在西方外交政策脖子上的磨盘”（加拿大众议院合作联盟领袖哈曾·阿纠语）。 因此，中、美之间围绕着台湾海峡局势进行的这场斗争，就不能不是这样一个结局：12月10日，美国终于宣布自台湾地区撤出部分海空军，并且不得不遵守我不允许美舰为蒋舰护航的规定。 围绕着炮击金门、马祖而进行的这一场军事、外交斗争，中国极其生动有力地表达了自己坚决反对美国企图在台湾海峡划线、制造“两个中国”的立常陈毅对美国并无偏见仇恨，他认为：“美国是个了不起的国家，建国才180多年，科学、工业就成为世界最先进的。假若美国改变了目前敌视我们的政策，两国关系是有前途的。”杜勒斯病死于1959年2月，他病中，陈毅曾向人们推荐过杜氏1958年11月在克利夫兰基督教会所做的一篇讲话，其中已承认：“红色中国正迅速变成一个军事和工业强国。”可见社氏并非死硬到底的人物。中、美华沙谈判，陈毅又指示大使王炳南可与美大使握手、问好，星期天请吃顿饭。“不一定老是那么紧张嘛。不卑不亢，有理有节，此乃泱泱大国之风也。” 对中、美关系总体上的考虑，陈外长有过精彩的表述。1961年4月陈毅访印尼时，有位《纽约时报》记者请评论一下中、美关系。陈毅说：“世界上的两个大国，长期处于这样僵持的关系，这种情况当然并不好。我们愿意改善中美关系，特别是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的传统友谊是长期发展起来的。??是不是请美国朋友冷静考虑一下，用一支强大的第7舰队占领台湾，支持一个蒋介石集团，这个情况如果不改变，中、美关系僵局怎么能够打开。??中国人民要保护自己的正当权利。这个问题要看美国的新总统能否采取主动。中国是处于被损害的地位。我们没有占领美国什么领土，我们没有援助美国什么叛乱集团来分裂人家的国家。美国的领导人是太自高自大了。要中国人屈服是不可能的。” 直到1969年1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终于采取了主动。 与美国相对的，还有另一个大国苏联。 从五十年代末期起，中、苏两党对马列主义、国际共运的某些理论原则问题，以及当代世界形势的若干重大问题，出现了一些不同意见，这本来不足为奇。但苏联领导人在渡过“波匈事件”的难关之后，大国主义故态复萌，把意识形态的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上，并要求中国在军事上外交上受制于苏联，服从苏联全球战略需要，这就使中、苏之间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日趋激烈。中国采取了“坚持原则，后发制人；坚持斗争，留有余地；坚持团结，反对分裂”的方针，但分歧终究是无可挽回地公开化了。 1959年9月30日，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刚刚结束对美国的访问，匆匆赶到北京，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十周年庆典。当晚他就在中国领导人举行的盛大国庆宴会上讲话，教训热诚接待了他的主人不要“用武力去试试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固性。”大有以“老子党”自居、指手划脚之态。10月2日双方开始会谈，毛泽东、周恩来、陈毅等出席。赫鲁晓夫又指责中国1958年炮击金、马，是“冒险”、“好战”，“对亚洲和平不负责任”，甚至强烈暗示中国可以考虑暂时让台湾独立。陈毅当即起而反驳。赫鲁晓夫竟说：“好，我知道你是元帅，我是中将，军事上我得服从你，但现在在党内我是第一书记，你只是政治局委员，你应当听我的。”陈毅回敬说：“你讲得不对我们就不听你的，这是两个党在谈问题嘛！” 这样的会谈当然谈不拢。然而这次会谈加深了对问题的思考：中国革命和建设必须继续开辟一条适合本国特点的道路；新中国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方针。 近代中国有志改革的优秀人物曾长久在黑暗迷茫之中寻求真理，包括青年陈毅在内，而最终是由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才将马列主义送来中国的。 “走俄国革命的道路”，自然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共同信念。然而照搬照套的王明教条主义路线，又招致革命的惨重失败，红军被迫长征，负伤的陈毅奉命留在深山野林坚持三年游击战争??从这时起，毛泽东所倡导的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思想，才开始被全党所认识和接受。这是划时代的转折。 中国革命胜利后，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给予中国经济建设以大力支援。 1952年陈毅随同刘少奇参加苏共“十九大”，曾受到斯大林亲切接见。斯大林为自己过去不适当地干涉了中国革命而当面向中国同志表示了歉意。这使包括陈毅在内的中国共产党人深为感动。但即便如此，陈毅也不盲目崇拜苏联，而是独立思考和客观地观察苏联。他看到了与国际主义精神同时存在的某些大国主义阴暗面，看到了事物的复杂性及值得忧虑的前途。 果然，1958年苏联提出与中国共建长波电台和海军联合舰队两项损害中国主权的建议，这理所当然遭到中国方面拒绝。然而赫鲁晓夫来访之日为此事受到中方责问时又矢口否认，硬说“那是某些政府部门干的事。”陈毅立即与他当面对证事实，令他语塞。碰壁之后他并未改弦更张，反而进一步采取了扩大和公开中苏分歧的做法：1959年在中印边界问题上塔斯社发表声明公开偏袒印度；赫鲁晓夫访美前苏联片面撕毁中苏双方技术合作家协会定??中苏关系被一步步推向破裂边缘。全世界都注视着中国共产党人将作出何种抉择。 “老实讲，我们可以跟着赫鲁晓夫走”，陈毅1963年与日本朋友谈话时说，“这样他马上会称你亲爱的同志，授你勋章，给你援助，可以得很多好处。但我们作另一种考虑：不服从他‘老子党’指挥，坚持原则，以平等的地位起来同他讨论问题，那马上就要遭受打击。我们考虑过后果，但为了保卫马列主义原则，保卫中国独立自主权利，中国决心不贪图他的‘好处’，把这场斗争坚持下去！” 作出这样的抉择需具有极大勇气。1959年的中国，外有美国武装威胁，中印边境冲突，内有严重自然灾害以及“左”的错误造成的巨大经济灾难。就在第二年，赫鲁晓夫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向中国党发难并遭到反击后，苏联政府突然于7月16日照会中国，全部撤走1390名专家，撕毁343项合同，废除257个科技合作项目??“这算什么马列主义？资本主义国家也不能这样！”陈毅作为外长对于这种“雪上加霜”的做法尤感愤慨。陈毅在8月4日向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深沉他说：中国经济受损失还是小事，对两国友谊造成伤痕是大事。中苏两国在马列主义理论和国际问题上有分歧可以辩论，但不能伤同志友谊，希望两国关系不再坏下去。 尽管苏联撤退专家、撕毁协议给中国建设造成巨大损失和严重困难，中国政府当时仍以团结为重，热情地欢送苏联专家。陈毅在欢送晚会上说：“苏联专家在中国工作期间，和我们朝夕相处，亲密合作，彼此之间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和感情”；“我们一向把专家们当作我们的良师益友”；“你们对我们的帮助，我们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但是，陈毅对苏共“老子党”的作风，是警惕的，经常对有关工作人员指出其危害性。 1960年11月，陈毅访阿富汗归来在新疆伊犁停留，在机场接见了苏联驻伊犁领事，接着来到中共伊犁区党委。不料那位领事也理所当然似地跟着进来参加开会。陈毅警觉了，不客气他说：“我们在机场不是已告别了吗？ 是谁请你到我们党委机关来的？你来做什么？”领事哑口无言，道了歉赶紧走路。陈毅再一问，以前一直如此，苏联领事要来就来，这里的干部以为既是“老大哥”，也从未提出反对。陈毅感慨道：“我们同志太老实！苏联人有点搞惯了，喜欢干涉人家内政。这是中国的地方嘛！”后来事实证明苏方确有所图。1962年春他们欺骗、策动数万伊犁人闹事，并越境跑到苏联去了。 问题的实质正是独立自主同霸权控制的矛盾。陈毅对此有一句传播于世的精当比喻──“我们不做卫星国。”1962年西方记者报道陈毅在日内瓦记者招待会上的谈话，便用这话作为黑色粗体字通栏大标题。陈毅在那次谈话中不无辛辣他说：“苏联的卫星重1000吨。但有着6亿人口的中国是太重了，作为一颗卫星，未免太重了一点。不是这样吗？──我们不希望拥有卫星国，但也决不做任何人的卫星国！” 为此，陈毅身体力行。经济上“卡脖子”吓不住中国。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外交部几次要盖大楼，陈毅没同意。“要盖，等我死了以后吧。”外交部成千工作人员许多年挤在那幢破旧的清朝“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古旧建筑物里办公。为带领人民渡过难关，1959年中央决定减少高级干部薪水，毛泽东找了陈毅等几位政治局委员去商谈，大家一致同意每人减100元，都认为这有很大政治意义。作为外长，陈毅在这方面更大的贡献在于向各国的首脑、议员、记者做有关中苏分歧的解释说明的工作。他的谈话抓住要害，展示矛盾，具体生动，坦率真挚，具有强大的说服力。 作为新中国科技战线早期领导人之一，陈毅对苏联片面撕毁为中国建立核工业提供技术援助的协定，并和美、英一起签订三国部分核禁试条约来剥夺中国及其他国家建立自己核力量权利的行为尤感气愤。他和毛泽东、周恩来一样，明确指出其目的就是要中国在帝国主义核威胁面前依赖苏联的“核保护”下，听命于苏联。中国政府1963年6月6日在答复苏联政府的备忘录中庄严宣布：“中国人民决不承认某一个或某几个大国垄断世界核力量，对别的国家任意发号施令的特权。” 当然，作为一个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战士，陈毅始终牢记着中苏人民之间多年积累的深厚友谊。他曾多次在大会小会上讲中苏人民的友谊，讲苏联专家们在中国所做的大量工作和贡献。他讲过苏联顾问团副团长在告别宴会上说的一句话：“我们来时带的是苏联经验，回去时是带着中国的经验。”陈毅称赞这话讲得好，表达了两国人民互学互助的愿望与友情。直至1963年中苏关系公开破裂后，他仍在苏联驻华使馆庆祝十月革命节的酒会上发言，引用“友谊贵如金”的中国谚语，强调了两国友好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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