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边远省县，多以“和”、“平”、“安”、“宁”命名。
　　中国力求建立一条安宁友好的边界，然而100余年来，中国的边境和领土，经常被蚕食，被鲸吞，纠纷复杂。西南方向──从阿富汗、尼泊尔、印度直至缅甸，也是一条漫长复杂、有历史争议、某些地段尚未正式标定的弧形边界。制度不同，国有大小，这些国家既遭受过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祸害，往往又接下了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遗留的历史问题。其中有的国家对新中国多少怀有疑惧，怕中国以武力扩展疆土。国际上对中国不友好的各种势力，乘中印边境武装冲突之机，进一步挑拨中国和邻国的关系。对于解决边界问题，陈毅参与制订了中国的政策，中国的基本主张是：对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边界问题，双方应通过和平谈判，求得友好解决，而不应诉诸武力。在谈判中，既要照顾过去的历史背景，又要照顾已经形成的实际情况，经双方同意也可以做些必要的调整。在解决前，维持边界现状。总之，是严格按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通过和平协商来求得解决。陈毅对外国朋友说过：“社会主义的中国，决不采取扩张政策。”是否真如此，人们要看事实。
　　1960年4月，陈毅随同周恩来总理访问东南亚邻邦，第一站便是缅甸联邦。中缅边界有很长的一段迄今未曾标定，由于政权更迭，历史变迁，形成边界现状的原因很复杂，因此中国政府从一开始便采取非常审慎的态度，先保持边界现状。解放之初，国民党残匪流窜至缅甸境内，常过境来劫掠骚扰。
　　毛泽东一再指示人民解放军不能过界追歼，即使残匪在边疆造成一些损害也不要过去。陈毅传达说：“过界就会形成干涉人家的内政。这些国家都要受震动，都要害怕。”陈毅对缅甸朋友说：“中缅是亲戚国家，完全可以采取万隆会议原则来解决两国之间的问题。”1960年初缅甸总理奈温欣然来访，与周恩来草签了中缅友好条约和边界问题协定。
　　缅甸人民盛情欢迎中国客人。代表团抵达的第二天便应邀参加缅甸传统节日──泼水节的盛会。然而人们没想到，出现在面前的中国总理和副总理竟穿着圆领白色小褂，围纱笼，趿拖鞋，头扎白纱帕，完全和缅族人一样装束，兴致勃勃来到人群中，泼水祝愿，共叙胞波情谊。访问获得极大成功。
　　离开仰光，代表团飞抵印度首都新德里。中印两国长期来有密切的文化、艺术往来，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就是周恩来总理在1953年12月底接见印度代表团时首先提出，1954年在中佣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的序言中加以肯定，在中印两国总理的联合声明中又共同倡导的。然而1959年起，印度先是在西藏问题上干涉了中国内政，其后又向中国提出了领土要求，印军越过边界传统习惯线侵入中国境内，迫使中国边防部队不得不进行了自卫反击。中印关系发生了令人遗憾的裂痕。周恩来和陈毅在此次访问中竭尽全力寻找和解与友谊的途径，进行了一系列会谈和访问，可惜印度方面对中国领导人的真诚努力未能作出响应。
　　飞机驶向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中尼之间的友好关系源远流长，但也有未定边界问题。此次访问除商谈中尼友好合作事宜外，还在双方已于同年3月签订的中尼边界协定的基础上，继续就珠穆朗玛峰问题等具体边界事项交换意见，签订了中尼和平友好条约，并交换了中尼边界协定批准书。中国过去出版的地图将珠穆朗玛峰划在中国境内，而尼方则把珠峰划在边界线上。经过多次友好商谈后，1961年秋马亨德拉国王访华期间，双方终于就珠穆朗玛峰问题达成协议。中国出于对尼泊尔人民的友谊和感情的尊重，同意尼方关于两国边界线通过珠穆朗玛峰的划法，峰顶北部归中国，峰顶南部归尼泊尔。1961年10月5日，两国国家元首在北京正式签订《中尼边界条约》并立即生效。英国作家马克斯韦尔在《印度对华战争》一书中说：“中国心平气和并且公平合理地同它的其他邻国解决边界问题。这使印度的立场显得理亏。”
　　访问最后一站是柬埔寨，但行前突闻其国王逝世，举国行丧，主人担心形不成欢迎中国贵宾的热烈气氛。周恩来、陈毅商讨后决定按期前往，并为代表团全体成员在国内赶制了黑、白色服装，访问期间参加国王吊唁。柬埔寨朋友们深受感动。5天访问期间正遇柬埔寨40年来最酷热的天气，陈毅顶着烈日在金边“王家田”广场向青年群众演讲，高度评价西哈努克亲王的中立爱国主义政策。讲话一次又一次为欢呼声打断。巴黎《战斗报》评论：“北京头号外交家在仰光，加德满都和金边取得了完全的胜利。”
　　1960年8月，陈毅单独访问了西陲邻国阿富汗，参加其独立42周年庆典。陈毅抵达当晚，便拜访了国王、首相及大臣们，陈毅发扬了他独特的外交风格，在个人交往时不拘礼节、坦诚爽朗地交谈中国建设的经验、挫折、大中小型企业结合以至将军下连当兵。一直谈至夜12点，主人仍不倦，请陈毅“再谈！再谈！”说：“我们到巴黎、纽约去谈，谈的是老一套，都是教科书上的东西。跟中国朋友一谈，就学到新鲜思想、新鲜的经验。”
　　双方会谈中，陈毅充分照顾到阿富汗的和平中立立场，联合公报草案里没有直接提反美的话，也不明确写支持刚果、古巴人民斗争字句，而写的是：“正在争取独立斗争中的国家，最终是必然胜利1965年3月与阿富汗首相查希尔在中、阿边界议定书上签字的，我们双方要给予支持。”
　　这样的措辞对方欣然接受。在双方互谅互让的基础上，双方又签订了中阿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
　　访问期间陈毅闹腹泻，身体较为虚弱，但他以极大毅力坚持。他在出席正式活动之外，又抱病接见了巴基斯坦驻阿大使，以及当时尚未与中国建交的伊朗、士耳其大使，以扩大接触了解，传送中国人民友好意愿。这一切都给人们留下难忘的印象。
　　1961年2月，陈毅又访问了南海的海上邻邦印度尼西亚，签订了中国同印尼的友好条约。
　　还有一个，陈毅始终未去访问而又始终挂在心上的邻邦，那便是日本。
　　中国把重建和发展中日睦邻关系放在对外政策的重要地位，但战后日本政府采取追随美国的政策，中、日关系一直未获得令人满意的发展。然而陈毅也好，周恩来也好，毛泽东也好，寄希望于未来，从发展两国的民间关系入手，以渐进和积累的方式促进中日关系正常化。
　　1958年至1959年，中国向日本提出了改善中日关系的政治三原则：岸信介内阁必须停止敌视中国的言论和行动；停止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保证不再阻挠中日关系的正常化。1959年日本社会党委员长浅沼稻次郎、前首相石桥湛山和政治界知名人士松村谦三相继访华，周恩来、陈毅等同他们会谈时除强调日本政府必须遵守政治三原则外，提出：只要日本政府不再发表敌视中国的言论，不参与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不阻挠两国民间正常关系的发展，中日关系可以改善，贸易可以恢复，文化和友好往来可以发展，政府间的会谈也可以进行。陈毅还对来访的松村谦三先生说：中国赞成日美两国搞好关系，但希望美日友好不要妨碍中日关系，也不姜因为中美关系僵待而妨碍中日友好。四十年来中日两国的创伤应当弥补，而不应加深，不要在不愉快之上再加不愉快。我们对中日关系的前途是乐观的。来访的日本著名政治家赞同中国方面的上述主张，表示愿为改善中日关系尽最大努力。1960年6月，在日本日益不得人心的岸信介内阁下台了。中日关系出现了转机。8月，日中贸易促进会专务理事铃木一雄访华。为争取在新形势下中日关系能有比较大的进展，经陈毅、廖承志等同毛泽东、周恩来研究决定，向日本提出了贸易三原则，即争取通过政府协定，民间合同和个别照顾三个渠道，促进中日贸易的发展。这得到日本经济界的欢迎。中日贸易逐渐地发展起来。到1962年秋天，松村谦三先生和日本前通商大臣高崎达之助在池田首相同意下，先后来中国访问。松村来，主要是谈改善中日政治关系及有关中日贸易的原则问题。高崎来，则着重谈具体的贸易安排。周恩来、陈毅、廖承志等热情地接待了他们，中日关系便实际上进入半民半官的阶段。
　　1960年在中国外交上是很热闹的一年。这年年底，陈毅又一次随周恩来总理南行，率400人之多的文艺、体育代表团对缅甸进行友好访问，参加缅甸独立13周年纪念及互换中缅边界条约批准书。“胞波”情谊重叙，亲上加亲。
　　陈毅朗诵了1957年送别缅甸驻华大使时他写的祝颂中缅友谊的诗句：“我住江之头，君住江之尾。彼此情无限，共饮一江水。??”情亲意切的诗句，如甘美的泉水注入人们心头。
　　10天访问之后，周恩来总理先行告别回国，陈毅和罗瑞卿大将则继续留下，向缅甸人民送去歌舞、鲜花和美好祝愿。奈温将军还特意请客人们到额不里海滩休息。碧海、细沙、摇曳的椰枝，真似人间仙境。两年后就是在这里，陈毅陪同刘少奇主席访缅，与奈温将军等缅甸朋友赤足在海滩踢了一场不同寻常的藤球友谊赛。
　　在缅甸人民醇浓似酒的友情中，陈毅度过了1961年新年。回顾过去的一年，他屈指算了算：这一年跟缅甸签订了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以及边界条约；跟尼泊尔订了友好条约、边界协定和经济协定；同阿富汗有了友好条约；再加上一个中国柬埔寨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嗬，这是‘连和5番’哟！”
　　陈毅笑着归结说，“1960年是友好年！”
　　后来，在1963年3月和11月，陈毅又代表中国政府分别同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签订了边界协议和条约。双方互谅互让，友好协商，求得公平合理的解决。中国政府考虑到巴基斯坦、阿富汗和中国都是帝国主义侵略的受害者，两国都热望和中国和平相处，所以对特殊情况作了必要的和适度的照顾。陈毅说：“中国同西南邻国友好地解决了历史遗留下来的边界问题，这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万隆精神的巨大胜利，也是对于巩固这个地区的和平与加强亚非各国团结的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