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12月，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开始了访问亚、非的万里行程。
　　被人称为“黑暗大陆”的非洲，陈毅还从未去过，只在年轻时去法国勤工俭学的路上，沿这块大陆东北的边缘航行过，但殖民主义者用种种残忍手段将黑奴象牲畜一样捆绑着卖到美洲去的悲惨故事，曾在他心头留下的痛的烙樱二次大战结束，特别是1955年万隆会议之后，非洲民族独立解放运动蓬勃发展，仅1960年一年，就有17个国家取得了独立。英国不得不交还了苏伊士运河，法国殖民军不得不退出了阿尔及利亚，非洲大陆政治局面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作为一个解放了的国家，作为非洲独立运动的积极支持者，在这时候首次派自己的领导人对非洲进行大规模正式友好访问，其影响之大，不难想见。
　　12月5日，陈毅先周恩来总理一步，离开北京，应邀去肯尼亚参加独立庆典。9日，陈毅乘坐的包机抵达了肯尼亚首都内罗毕。
　　当天，陈毅拜会了反帝武装斗争“茅茅运动”的著名领导人之一，现任总理乔莫·肯雅塔，对肯尼亚人民长期坚韧不拔的斗争精神，表示钦佩；对肯尼亚获得独立，表示祝贺。
　　12日零时，在内罗毕市郊的“乌呼鲁”（意为“自由”）体育场上，陈毅与来自70几个国家的宾客──包括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丈夫爱丁堡公爵及尼赫鲁的女儿英迪拉·甘地夫人──同25万狂欢的人群一起，观看了升旗仪式。时钟敲响12下，在这国土上挂了68年之久的英国国旗黯然降落，继而灯火齐明，黑、红、绿三色的肯尼亚新国旗冉冉升起，欢呼声、礼炮声满天回响，人群欢歌狂舞，通宵达旦。天亮后，隆重的庆典开始，肯雅塔总理庄严宣布了独立。
　　12月14日晨，陈毅乘专机从内罗毕起飞，抵达开罗，迎接周恩来，然后一同进行访问。
　　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是周恩来总理一行访非第一站。1956年埃及政府收回苏伊士运河的斗争，曾得到中国人民的坚决支持。因此，中国客人抵达那天，尼罗河上轮船齐声鸣笛致意，船员们拥上甲板挥手欢呼：“中国万岁！”参观了埃及历史博物馆和革命历史馆后，陈毅强烈联想起中国革命历史，他用3句话表达了自己的感想：“中国和埃及都是世界文明古国，都长期受帝国主义的压迫侵略，都经过英勇斗争取得了独立。”
　　在阿联，周恩来总理提出了中国同阿拉伯国家相互关系的五项原则。
　　离开埃及便来到阿尔及利亚民主共和国。
　　阿尔及利亚人民经历了75年顽强斗争于1962年赶走了法国殖民军。人民中国曾无条件地大力支援阿尔及利亚人民的武装斗争和临时革命政府。为铭记这种友谊，阿尔及尔市一条新修的主要大街被命名为“北京大道”，周恩来、陈毅和阿尔及利亚领导人在那块醒目的路名牌下合了影，并在通车典礼上致词。
　　在阿尔及利亚，周恩来又提出了中国同非洲国家关系的五项原则。与在阿联提出的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关系的五项原则一样，这都是事先和陈毅等人一起作了充分研究并经毛泽东和中央同意的。这两个“五项原则”，概括起来说，便是：一、支持阿拉伯和非洲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的斗争。二、支持阿拉伯和非洲各国政府奉行和平中立的不结盟政策。三、支持阿拉伯和非洲各国人民用自己选择的方式实现团结和统一的愿望。四、支持阿拉伯和非洲国家通过和平协商解决彼此之间的争端。五、主张阿拉伯和非洲国家的主权应得到一切其他国家的尊重，反对来自任何方面的侵略和干涉。
　　出于一些西方观察家意料之外，中国领导人在此行的所有会谈中都未主动提到中苏分歧问题。原来出发之前中国外交家们已决定：不主动提出中苏关系问题，不要求别人支持，不把中国观点强加于人。如主人提出，我们则作说明解释，主要目标在于促进非洲民族独立运动的发展。这使非洲领导人甚为满意。
　　在摩洛哥首都拉巴特，年轻的国王哈桑二世打破惯例去市郊“和平宫”迎接中国客人。在金碧辉煌的王宫内，国王举行盛大宴会，请客人品尝阿拉伯风味的抓饭。陈毅与国王弟弟，一位19岁的亲王同桌。这位亲王放言无忌，批评中国对外政策太强硬，中国这么一个伟大国家，不应如此，等等。旁边几位年长的摩洛哥部长很担心，几次想抑制他。以坦诚爽直的外交风格闻名的陈毅倒欢迎这种年轻人的坦率，他耐心认真，逐一向亲王解释中国的外交立场，以至饭几乎未吃。起身告别时，亲王说：“元帅阁下，我很年轻，而你很有名望，经验很多，我讲的话请你不要见怪。当初我们能够复国独立，跟你们帮助越南人在奠边府打败了法国人，有很大关系，所以要感谢你们。”
　　此事使陈毅更具体地感到了非洲政治局面的复杂性。各种力量和观念交错着、较量着，陈毅说：“需要我们学习的事物很多啊！”
　　哈桑国王本人始终是位热情好客的主人，一次与中国客人谈话时，讲到摩洛哥名城丹吉尔要塞──它紧扼大西洋通地中海的咽喉要道，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1960年才收归摩洛哥所有。陈毅对此表现出浓厚兴趣，说：“我年轻时在法国就想去看看丹吉尔。”不料国王听罢便发出热情邀请，并很快派自己专机送陈毅去丹吉尔参观访问。陈毅从飞机上望去，欧、非两洲紧相吻接的景色一览无余，十分壮观。
　　在阿尔巴尼亚度过新年之后代表团本拟直飞西非对加纳等国访问，不料出发前发生了意外事件，1964年1月2日加纳发生了谋刺恩克鲁玛总统的案件，总统受了伤，卫士长被打死，刺客是一名被外国势力收买的卫士。加纳局势一下变得十分紧张，总统不得不搬入一所坚固城堡居住，并停止了一切外出活动。这种情况下是否取消原定的访问？当晚陈毅在总理住房中商议，最后还是决定去。他们找来代表团秘书长黄镇，要他明日先飞加纳，与中国驻加纳大使黄华一起去见恩克鲁玛总统。恩克鲁玛当时心情矛盾，既希望周恩来总理来，又担心自己不便出迎失礼，还顾虑中国总理安全。不料黄华、黄镇一见他便说：“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对总统阁下的遇刺表示震惊和慰问。为了两国友谊，访问一定要照常进行。既然你们国内情况有困难，为了总统安全起见，请不必来机场接送，也不要到我们下榻的宾馆来，我们可以到总统的住处来会谈，国宴也可以在城堡里举行。”恩克鲁玛及整个加纳政府成员，都深受感动。一个大国领袖能这样细致地照顾对方困难，在最紧张时刻来表示支持，唯独不提自己的安全，这是世界政治史上罕见的啊！
　　在去加纳之前，先到突尼斯访问。在突尼斯的国宴上，布尔吉巴总统在讲话中对中国的外交政策提出了若干异议，一时气氛很紧张，周恩来却完全能谅解，并当场作了具体、圆满的答复，博得一片掌声。布尔吉巴总统也很满意。第二天，突尼斯与中国正式宣布建立外交关系。代表团离开时，欢送的规模特别盛大。
　　1月11日，中国代表团来到了加纳首都阿克拉，当晚便前往总统住地“克里斯兴堡”拜望主人，并接连几天在城堡内进行会谈。这城堡是17世纪贩卖黑奴的丹麦商人所建，在那阴森的地牢里，石桩上用铁链拴捆过数以千计的黑奴，等待押解上船运往美洲。看到这一切，陈毅心潮难平，在会谈间隙提笔填词一首《满江红·黄金海岸》──“惊世间残暴竟如斯，两洲血。”并祝愿：“独立非洲西北始，揭竿而起相踵接。看涤瑕荡垢土重光，全无故。”
　　在中国领导人下榻的阿克拉国家大厦，曾接待过东西方许多国家首脑，但从未有过象中国总理与工作人员如此平等的事，以至吃饭分不清身份，上菜上错了。陈毅说：“没有关系，我们在国内都是平等的，只是职务不同。”
　　临别前，代表团又举行一次特别的宴会，将宾馆服务人员都请来，中国总理和副总理亲自向他们敬酒。他们感动得流泪，举杯手发颤，说：“不敢想象象周恩来总理、陈元帅这样的身份的贵宾，竟向我们‘卑贱的人’敬酒。”有人说：“这证明中国的社会主义是真正的社会主义。”
　　加纳、马里、几内亚无论哪个城市，男女老少都倾城而出夹道欢迎中国客人，穿着大红大绿服装，伴着鼓点起舞。老人、儿童争上前摸中国客人乘坐的汽车，妇女按当地风俗脱下身上的花袍铺在路上，让中国客人的汽车碾过，以表达她们的友情。
　　从几内亚来到马里，与凯塔总统主要是谈经济援助问题。
　　周恩来总理在马里提出了中国对外援助的八项原则，其基本精神是：平等互利，不看作单方面的恩赐；尊重受援国主权，绝不要求任何特权；尽量减少受援国经济负担；帮助受援国走上自力更生之路；力求投资少，见效快；提供中国最好的设备及物资；帮助受援国人员掌握技术；中国派出的专家不容许有特殊要求和享受。陈毅全过程地参加了这八项原则的制订，对八项原则的精神实质理解很深。陈毅向国内同志解释这些政策说：“帝国主义的援助，就是养成你对他的依赖。给你点鸦片烟抽，你抽上痛就不能摆脱我了。
　　中国的援助是别开生面。因为我们受过这种援助的害，就能体己谅人，帮助他们走上自力更生道路。”他举例：中国帮助马里建设了米厂、皮革厂、卷烟厂等等。马里人爱喝茶，过去每年从中国进口，现在中国却派专家帮马里人自己种植和炒制茶叶，而宁可失去自己的茶叶出口市常1月27日，在访非途中，中国与法国正式宣布建立了外交关系，这又是中国外交的一大胜利。1963年10月陈毅就专程从外地赶回北京，与周恩来一起同前法国总理富尔商谈过建交问题。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说：“法国的承认是一个重大的突破。”“这正当共产党中国总理周恩来和外交部长陈毅进行另一次显耀力量的访问。他们有理由对中国外交上的成就感到满意。”
　　一个多月前陈毅参加肯尼亚庆典后赴开罗途中，曾在苏丹喀土穆机场停留，与苏丹外长谈起过“戈登将军毙命苏丹”的故事。戈登是英国殖民主义的刽子手，1860年参与指挥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劫掠北京城；后又率洋枪队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军。回英后被派到苏丹任总督，掠夺宰割苏丹人民。
　　1885年苏丹人民揭竿而起攻入喀土穆，起义军在总督府门前用长矛刺穿了戈登的胸膛，为苏丹人民报了仇，也为中国人民雪了恨。此番访问，总统阿布德中将又提起这段历史故事，与中国贵宾再叙两国人民共同的悲惨命运和反帝反殖运动中结下的深厚友谊。
　　访问埃塞俄比亚时，塞拉西皇帝迫于外来压力，把会谈地点安排在远离首都的阿斯马拉。周恩来、陈毅谅解主人的困难，欣然前往。埃塞俄比亚政府和人民都很友好，代表团车队经过，时常有花束抛来，一位男子为了把鲜花抛在代表团车上竟追车跑了半里路。此次访问后不很久，两国终于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
　　中国代表团又来到了“非洲之角”索马里，这是非洲之行的最后一站。
　　象以前在各国访问时一样，周恩来总理全力投入会谈、记者招待会等工作，而陈毅则尽力分担其它工作，其中重要的一项，就是看望中国使馆工作人员，报告国内形势、国际动态、中央方针、出访成果等等。这一次在首都摩加迪沙，在即将结束对非洲10国访问之前，陈毅在使馆做了整整6个小时的报告，详细总结了访问非洲的见闻。他说：“我们看到了一个觉醒的非洲，一个革命的非洲，一个前进的非洲。非洲人有自豪感，对自己命运有信心，不象过去那样站不起来。他们产生了新的领袖和干部，产生了伟大的群众运动，不再跟着帝国主义和大国的指挥棒来考虑问题，而是根据自己整个大陆的翻身来考虑他们的建设，就象1949年解放了的中国一样，这是一种革命的苏醒！”
　　这次亚非之行（归途又访问了缅甸、巴基斯坦和锡兰），增强了了解，促进了友谊。尤其是周恩来提出的“五项原则”和“八项原则”，实际上为中国处理同所有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确立了具体的准则。亚非各国的首脑反映也很好。象缅甸总理奈温将军和陈毅是老朋友了，陈毅9次访缅（包括过路访问），奈温也常来华访问，由陈毅陪同。谈到中缅友谊，奈温请陈毅转告中国领导人说，在他的有生之年，绝不向外国提供军事基地来反对中国。
　　1954年陈毅访德时，苏联驻德大使普希金称赞新中国外交在坚持原则的同时，具有一种高水平的灵活性，并问是什么原因形成的？陈毅回答了两点：“第一、因为中国共产党有创造性的马列主义的领导，是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各项对外方针的。第二、我们党在30多年斗争历史中，与国内资产阶级及其它党派时分时合，为打击主要敌人，广泛团结各阶层力量，建立统一战线，在这方面我们积累了不少经验教训。因此现在搞国际斗争，就比较注意把原则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结合起来。”陈毅在写给中央的访德报告中还特地汇报了这种体会。
　　1956年2月，柬埔寨首相西哈努克亲王第一次应邀访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决定给予隆重盛大的欢迎。陈毅亲自召集各接待单位的有关工作人员，向他们讲解：美国破坏日内瓦协议，破坏柬埔寨的中立，由美国拼凑的东南亚条约组织宣布对柬埔寨实行“保护”。1955年9月柬埔寨大选后，西哈努克亲王出任首相，新政府即宣布不同外国建立军事同盟，不向外国提供军事基地，不接受东南亚条约组织的“保护”。西哈努克亲王奉行和平中立政策，希望发展中柬关系；而我们也希望把中束关系作为大小国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平等友好相处的一个范例。他处于两大阵营中间，愿意保持独立和中立，我们应给予积极欢迎和支持。后来整个接待工作非常热情、周到、成功。周恩来总理和西哈努克亲王发表了联合公报，两国友好关系日益臻进。1958年7月19日，中柬正式建交。
　　苏加诺是印尼反帝反殖的领袖，1956年苏加诺第一次访问中国，一路参观游览，都由陈毅陪同。故宫博物馆、鞍山钢铁厂、旅顺海军基地??陈毅都能旁征博引，论古析今，介绍许多有关中国的闻所未闻的新鲜情况和经验教训，使苏加诺感到中国元帅是一位熟知历史通晓人情、很有政治眼光又很坦诚真挚的人物。临离昆明回国前，苏加诺又专门向陈毅提问，领导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国，有什么领导方法没有？陈毅将毛泽东主席一贯倡导的领导方法作了详尽的介绍，苏加诺从此和陈毅成了朋友。
　　从1959年8月开始，印尼反对势力掀起排斥和驱赶华侨的浪潮，损伤了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1961年4月陈毅率领友好代表团访问印尼时，虽然驱赶华侨行动已停止，但外界仍认为陈毅此行目的是为了处理两国在华侨问题上的纠纷。其实，陈毅行前与外交部对此已作了研究：这次访问目的不是谈判华侨问题，不算旧帐，而是加强两国友好，讨论反对新老殖民主义问题。
　　这一方针得到周恩来总理同意。
　　陈毅身穿白色西服来到雅加达，苏加诺立即以国家首脑一级礼遇给予破格接待，队机场直接请去总统府会见，第二天又亲手授予陈毅元帅一枚印尼二级共和国勋章。（这种勋章授予总理和首席部长级的友好人物，一级勋章只授给苏加诺一人。）陈毅与苏加诺几度会谈，几乎在所有重大问题上，双方立场都接近一致。
　　一次谈话中，苏加诺对陈毅说：“我的生活方式、我讲的东西是资产阶级一套，恐怕你们不愿听。”陈毅恳切地说：“我们把你当作朋友看待。并且我认为做个资产阶级革命家并没有什么坏处，我们的孙中山先生就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领袖人物，无论如何他是先驱者，是中国历史上的伟大人物。”苏加诺于是释然，他后来对人讲：“跟陈毅元帅谈话后，感到有股激荡的力量，往往得到一种满足。对于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陈毅只有寥寥数语，就可以说清楚。”在陈毅举行的告别宴会上，苏加诺致祝酒辞，称的是“陈元帅阁下，陈毅同志、陈毅兄：??”而陈毅则如往常一样亲昵地称苏加诺为“朋加诺”，“朋”，即印尼语中“兄”的意思。短短5天里，两国代表商谈并签署了3项文件：联合公报，文化交流协定和友好条约。陈毅离开雅加达前向主人们说的话，将被历史证明是正确的：“人与人之间有一个认识过程，国与国之间也有一个认识过程。究竟中国是好是坏，要经过一段时间看一看，朋友是不是好朋友，要经过长时间艰难困苦的考验。”
　　亚非朋友多则多矣，但尽是一些小国、穷国和弱国。对此人们啧有烦言。
　　陈毅在一次讲话中理直气壮地表示：“新中国的外交政策就是顶着大国，支持小国，反对大国拿小国作为交易的筹码。这是真正的马列主义。”
　　在支持印支三国的斗争中，陈毅作为中国政府的外交部长，做了大量的工作。1964年8月美国制造了所谓“北部湾事件”，开始了对越南北方的轰炸。中国政府立即发表声明：“美国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侵犯，就是对中国的侵犯，中国人民绝对不会坐视不救。”1965年3月，美军在越南发动了侵略战争，并对中国发出战争威胁。3月12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中国人民不怕这一套”，“中国人民将坚定不移地采取一切可能措施，支持越南人民和印度支那人民，把反对美国侵略者的斗争进行到底”。
　　束埔寨这样的小国敢于进行抗美爱国斗争，中国始终给予热忱支持，1964年11月，陈毅率中国政府代表团赴柬埔寨参加独立庆典，须自昆明飞金边，当时美国飞机每日狂轰“胡志明小道”，专机是飞越还是绕过这一战区？陈毅在昆明，中央极关注他此行安全，反复研究代表团报告之后，总理回电：“一切由陈总决定”。陈毅决定取道“胡志明小道”上空飞行，并干脆在出发前公开发布消息，将专机要走的航线公诸于世。有人担心安全，陈毅道：“越走最危险的地方越安全，都知道那是美国飞机的活动范围，我们出了事，这笔帐还不记到他们头上？我谅他们也不敢打！”航行那天，果然时上时下有美国轰炸机躲躲闪闪的影子，陈毅安然坐着下围棋，并开玩笑：“还有美国飞机护航哩！”
　　一些西方大国在亚非小国面前总觉得高人一等，而陈毅代表的中国外交恰反其道而行之。一次在北京剧场举办音乐会招待驻京外国使节，陈毅入场时，礼宾人员发现原先给陈毅留好的座位上坐上了两位非洲国家外交官，便赶紧去请那两位官员走开，换到另外的座位上去。陈毅发现了此事，亲自走到方才被请走的非洲朋友面前，与他们握手，诚恳致歉，仍将他们请回原来的座位，自己则另拣了一处地方坐。礼仪小事，却能看出陈毅对小国的态度，正象他在“东方歌舞团”成立典礼上讲的：“亚、非、拉美，各国的舞蹈都有艺术价值，他们的色彩、线条、动作、声音是其他民族所没有的，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大国去学他们，而我们是认真地学他们。这是真正的艺术，要表现伟大的未来，表现人类的团结一致，表现任何一个小国小民族都能够作为一个成员把自己的艺术贡献到世界大家庭里来。”
　　为团结更多的亚非拉国家朋友，支持被压迫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陈毅平时只要稍能匀出些时间，就要询问最近来了什么客人，主动要求给他多安排活动，多做一点工作。哪怕是小国身份低的客人，他也不是敷衍客套一番了事，往往一谈就两、三个钟头。进入60年代，他不辞辛苦，频频出访。仅以1964年秋季为例：11月6日，陈毅访问阿尔及利亚、阿联、巴基斯坦之后回到北京，只停了一夜，第二天即启程去柬埔寨庆祝独立日。22日回北京，当天又投入出访准备，4天后即离京访问印尼，保健医生说他在国外常靠吃药维持精神。可次年3月他又连接访问了阿富汗、巴基斯坦、尼泊尔，归来4月初又与总理会印尼纪念万隆会议10周年??回到国内病倒了，然而病好之后又在3个月中接连3次出访非、亚两洲，去了9个国家，行程数十万里。全国解放之初他在华东军区一次干部大会上曾吐露过这样的想法：“现在解放了，为人民牺牲生命的机会不多了，但是党的事业还需要我们零敲碎打地付出我们的健康，我们的生命。”
　　他在万里行程和异国土地上洒下心血汗水，为中国赢得了日益增多的朋友，到1965年为止，与中国建交国家已有49个，其中34个是亚非国家。
　　中国的友好之门并不只是对亚非拉朋友敞开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重要在于“最广泛”三字。美苏两大国争夺世界霸权，而西欧国家独立自主、联合自强的倾向日益抬头。1964年，毛泽东提出“两个中间地带”的战略思想，将西欧、日、加、澳、新划为美苏之间第二中间地带，因而中国采取了积极态度发展同西欧国家的关系。在陈毅外长的客人中，还有英国前帝国总参谋长、陆军元帅蒙哥马利。他退休后两次访问了中国，以了解西方人眼中这个“神秘、落后而又好斗”的国度。除了与毛泽东、周恩来进行重要谈话之外，其余时间多是由陈毅元帅陪同游览参观。
　　有一次宴会，陈毅安排的陪客阵容令客人大感兴趣。他们之中有中国末代皇帝傅仪，有原中国的大资本家荣毅仁，尤其还有去年秋天获得特赦的前国民党将领。当总理依次介绍到杜聿明时，诙谐地笑道：“他同陈毅作过战。”
　　蒙哥马利问：“你们谁战胜了？”总理指陈元帅：“他获胜了。”蒙转向杜聿明：“那次战役中你有多少军队？”答：“100万。”“拥有100万军队的统帅，是不应该被打败的。”答：“可是陈毅元帅有200万人，因为我手下的人最后都跑到他那边去了！”一时满座欢笑。
　　在中国所闻所见的一切，给蒙哥马利留下深刻印象，他回国后在《三大洲》一书中写道：“从长远来看，世界和平的关键在于中国。中国兴起成为一个大国是不可避免的。西方世界必须现在就同新中国和好，并且平等相待。”
　　在地理位置与民族心理上比英国更接近中国的，还有日本。
　　一次会见日本访华代表团时，陈毅向松村谦三先生提出一条建议说：“围棋、乒乓、书法、兰花，都可以交流。不谈政治，只谈友好。”松村先生立即赞同。周恩来说：“这一点陈毅副总理可以和你达成协议，君子协定也可以。”于是1960年6月，第一个日本围棋代表团访问了中国。19G2年中国围棋代表团首次访日，一些爱好围棋的右翼议员也在松村先生安排下与中国棋手对奕，交谈棋道，无形中播下中日友好的种子。
　　后来，1964年12月，日本29位最知名的围棋手发表呼吁书，号召日本800万棋手参加要求恢复日中邦交的征集3,000万人签名运动，因为妨碍两国围棋交流的最大障碍是两国外交关系尚未正常化。九段梶原武雄先生亲自背着大喇叭，摇着旗子，在闹市区征集签名，宣传日中友好。
　　1962年12月一位前日本陆军中将以负罪心情访问中国后回到东京，一下飞机就对记者发表了谈话：“陈毅副总理曾对我强调说：即使中国强大了，也绝不会侵略日本及其它国家。但是如果外国前来侵略，我陈毅就要打头阵！”为让更多日本人了解新中国，解除疑虑，陈毅还专门指示有关部门，邀请了日本前军人访华团来中国访问，让他们能有机会为日中人民世代友好贡献力量。
　　那么，美国人又是否在朋友之列？陈毅首先就反对笼统随便地使用“美国人”这个词：“American这个词，不能和美帝国主义划等号，它还包括千百万美国人民，他们和美国国务院少数反华的决策人是有区别的。”不仅有象斯诺、史沫特莱、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这样的中国人民多年的亲密朋友，哈里曼先生这样的官员，陈毅也称为自己的朋友。
　　1962年10月，陈毅与路透社总经理柯尔先生，进行过一次为时3小时的非正式谈话，一个中心题目就是中美关系问题。陈毅穿一身浅灰褐色西服，结一条鲜艳的绸领带，吸着烟，语调从容地说：“如果建议举行中、美外长级会谈，我们不会反对。中国的态度是，在中美关系发展的任何新的行动中，美国必须采取主动。”
　　“如果美国对中国有疑惧，它应该设身处地地考虑一下：美国拥有核武器，拥有那么多军事基地，实行着包围中国的政策，难道他们认为中国人就不担心吗？难道肯尼迪处在我们的位置会睡得着觉？??我们有我们的忧虑，这些忧虑朝夕挂在心头，我们不能不枕戈待旦！”
　　这些推心置腹，坦诚真挚的话或许还不能触动美国当局，但它肯定会在千万个读到这谈话的美国人中引起思索和反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