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是严峻的，历史又是公正的。“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在“文化大革命”中，陈毅以其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坚定信念和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向党和人民致了最后的军礼。
　　1966年6月1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播放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点名攻击中共北大党委的一张大字报的全文，陈毅很感意外，连夜去询问周恩来。5天前，周恩来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决定，曾派人去北大批评了贴大字报的聂元梓等人。周恩来现在却告诉陈毅：他刚才接到康生电话，说：毛泽东主席赞成这张大字报，并亲自决定今晚由中央台播放全国。
　　陈毅惊讶，一时语塞。似这样令人震惊的意外之举，近几个月来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4月中旬，陈毅夫妇陪同刘少奇和夫人出访后回到昆明，中央发来急电：速至杭州开会。陈毅走进会场，才知是批判彭真主持制定的“二月提纲”。
　　时隔半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二月提纲”突然定性为“反党纲领”，彭真因“反党错误”被撤职后隔离审查。
　　5月16日，通过由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通知（即《五·一六通知》）。
　　2天后，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简称中央文革）成立。组长陈泊达带领工作组，夺了《人民日报》社党委的领导权，为其制造舆论扫清道路。
　　这些事，不仅是政治局委员陈毅事先毫无所知，在京主持政治局工作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有的事先也不知道。今天的事，身为中共中央副主席的周恩来又是事后才知道的。这种完全违背集体领导原则的异常举动，怎么不令陈毅震惊和担忧！
　　6月初，《人民日报》全文刊登了聂元梓的大字报，并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等社论。这一来，北京几十所大学，几百所中学都闹开了。外交部下属的外语学院等几所大学当然也不例外。上街的学生乱哄哄，阻碍正常外交活动的情况屡有发生。
　　面对这种突如其来、“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冲击，陈毅态度鲜明：对反修防修的“文化大革命”是拥护的，积极进行的，但如此冲垮党委领导，乱揪乱斗，造成社会混乱，他有不同意见。陈毅得到了毛泽东批准派工作组的消息后，当晚召集国务院外办中共党组会议，具体商定工作组成员名单，向外交系统迅速派出8个工作组。
　　然而，工作组进驻各外事系统不到一周，各单位造反派贴满了轰赶工作组的大字报，仿佛有人统一布置的一样。
　　陈毅每天听取各个工作组汇报，不断提醒大家：“工作组是中央决定派的，我是投的赞成票。你们一定要挺住，坚信党中央的领导。”“中央的八条规定，一定要坚决贯彻落实！”
　　1966年6、7月，全国大乱，中共各级党委受冲击，大半冲垮或处于瘫痪状况。外交部党委在陈毅主持下，始终行使着领导权。机关干部坚持工作岗位，业余时间搞运动，保证了国家外事活动的顺利进行。
　　然而，在中央文革的煽动下，外事口所辖大专院校的学生冲垮校党委、哄赶工作组，并计划在北京召开的亚非作家紧急会议上“揪走资派”，以造成国际影响。
　　对文化大革命小组幕后挑唆学生企图制造国际事端的阴谋活动，陈毅非常恼火，在刘少奇主持的中央碰头会上，他义正辞严地进行斗争：“既然中央把召集这次大会的任务交给我，我就不怕负这个责任！谁要冲击大会，就是现行反革命，我陈毅绝不会客气的！”并在周恩来的布置下，采取了有力的预防措施，保证了亚非作家紧急会议在京顺利地举行。
　　运动发展到7月中旬，政治局内关于工作组问题的争论，以刘少奇、邓小平等为一方，以文化大革命小组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为另一方，日趋剧烈、尖锐。争论的焦点是：“文化大革命”运动究竟要不要坚持党的领导。
　　大约在7月16日晚间的政治局会上，双方都拍了桌子。
　　陈毅支持工作组，愤起辩驳。陈伯达大骂陈毅派往对外文委的工作组是全国最坏的工作组。7月24日，毛泽东召开会议，决定撤销工作组，并在第二天的政治局会议上宣布：派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性错误”。
　　中央宣布撤销工作组后，外交部副部长姬鹏飞想不通，他曾询问陈毅，工作组怎么说撤就撤了？陈毅满脸不高兴地说：“哎??我也不清楚是怎么回事！说怎么样搞，就怎么样搞。现在我们是乾纲独断罗！”①“乾纲独断”这就是陈毅1966年8月对中共全党政治形势的见解。
　　8月5日，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按照政治局规定，只传达到参加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的省委第一书记和大军区司令员、政委。然而，中央文化大革命却把大字报内容很快泄露给造反派，并开始对刘少奇、邓小平发起进攻。
　　汇集到北京参加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的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特别是各盛市、自治区的主要负责人，个个优心忡忡，满面愁云，谈起各地运动情况，没有不摇头的。
　　他们这次来，是向中央告急的，都关切地询问“文化大革命”结束的日期，因为按中央原先布置：“文化大革命”只开展3个月。
　　不料，得到的答案是异常严酷：
　　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的大字报在全会发表后，大家感到吃惊、不解。紧接着是政治局改选，副主席只保留林彪一人；在世界各国共产党的党史上绝无先例地增加了一个“最亲密战友”的特殊称谓。看来运动不但不会结束，还会更猛烈、更疯狂地开展下去。
　　陈毅感到中国革命的航船已偏入危险航道，他个人无力纠正航向。但是，他要坚守自己的指挥岗位，保持外事口的稳定。他在外交部全体工作人员大会上，旗帜鲜明地说过：“只要中央一天不撤我外交部长的职务，我就要顽强地表现自己，并企图影响这个运动！”
　　外事口各单位批斗工作组，陈毅总要为工作组承担责任，讲公道话。鉴于每次讲话后，造反派攻击陈毅的声势越轰越大，许多人劝陈毅不要出面讲话。方毅专门请秘书转告：“陈总不要再多讲话了！”“陈总不能倒，陈总一倒，外事口就会象快刀割韭菜，一倒茬。”陈毅的回答是：“人家劝我少讲点话，他们都是好心。可是我压不住，还是要讲。见到问题不讲，这不是共产党员的态度。”
　　第二外国语学院批斗工作组时，陈毅赶到会场，旗帜鲜明地指出：“派工作组的错误是当时局面造成的，我是支持派工作组的；工作组的错误应该进行批判，但我们无权把他们整死，要帮助他们改正错误；把工作组打成反革命，打成黑帮，不如把我陈毅打成反革命，打成黑帮。”
　　面对造反派“你到底跟不跟毛主席走？！”的斥责，陈毅义正辞严地答复说：“我决定跟毛主席走，但是，我不敢保证将来就不反对毛主席的一些①姬鹏飞1982年11月与《陈毅传》编写者谈话。
　　意见！”
　　陈毅的举动，当然会被某些人视为“文化大革命”的巨大障碍。有人开始操纵造反派集中火力向陈毅发起围攻。
　　在围攻中，陈毅大义凛然地说：
　　“你们说我是黑帮头子，是修正主义、机会主义，你们懂什么叫机会主义？！什么是修正主义？！如果敌人今天来了，我们每个人发一支枪，我陈毅打得绝不会比你们差！也绝不会开小差！告诉你们，我是外交部长，没有罢官之前，我就是要掌握这个领导权！你们要我交权，办不到！老实说，我对你们不放心，我就是交，也不交给你们！”
　　8月下旬，北京城里有关陈毅的流言蜚语猛然增多。什么“陈毅历史上一贯反对毛主席”，“陈毅反对文化大革命，死保工作组，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唱对台戏。”造反派列举的材料，不少均为中央核心机密档案的篡改，或断章取义；陈毅在政治局讨论“文化大革命”情况的发言，也被造反派大段摘录，公布在大字报上。陈毅十分清楚，是中央文革乱抛档案，不断给造反派提供炮弹。
　　当然，炮弹也有带糖衣的。在文艺界召开的宣传大会上，江青亲自把陈毅的夫人张茜请上主席台并向到会群众热情引荐。陈毅明白江青的潜台词：只要你闭上嘴，只要你不再出来讲话，老账一笔勾销，你还是稳坐主席台的陈毅。
　　对当时他个人处境的分析，1971年，陈毅在301医院住院时，曾经和当时的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谈起过：“66年8、9月份，只要我陈毅不吭气，住在中南海是不成问题的。但是，在讲与不讲的问题上，我最后还是选择了讲。文章不准写了，再不讲话，还算什么共产党员！”
　　8月3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接见红卫兵时，他挽着陈毅胳膊照了相，然后握着陈毅的手说：“陈老总，我保你！”陈毅给毛泽东敬了军礼，真诚坦荡地说：“请主席放心，我能过关，我是共产党员，我靠我的工作，能取得群众的信任。”
　　陈毅在政治局分工还管西北地区的“文化大革命”，他不能不吭气。
　　包头钢铁厂最近运到一批机器，是从苏联进口的，拆箱时发现，其中有不少是坏的，中方要求退换。苏方派出的4名专家来作技术鉴定，然后再作定论。苏联专家一到包钢，就被造反派包围。他们还精制了高帽子，准备拉“苏修”专家在全厂批判游斗。
　　一个普通、具体的外贸交涉，顷刻之间，就可能变成加剧两国紧张关系的导火索。情况迅速报告到北京陈毅办公室。陈毅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亲自给包头钢铁厂挂了电话。
　　厂长去贯彻陈毅“不准许把国内斗争方式用以对外”的指示，造反派不但不听，反把厂长也“架了飞机”批斗。
　　陈毅第三次电话打给造反派头头：“小同志，我相信包钢红卫兵是坚决维护党和国家利益的，是顾全大局的！你们一定能使苏联专家尊重事实真相，一定能说服他们在退货协议上签字的。我在北京等待着你们的好消息。??”造反派终于接受了陈毅的意见。这样一个具体问题，非要一位副总理兼外交部长亲自处理，而且整整花了一个下午。
　　8月24日，在外交部红卫兵成立大会上，造反派提议要陈毅当“红卫兵司令”。陈毅说：“我这个人不搞个人迷信。”“学习毛主席著作不要空喊口号！”8月下旬，陈毅派人赶到干部宿舍，制止外交部造反派的抄家行动。
　　事后，又找造反派谈话，苦口婆心劝导，使造反派又恢复了对陈毅的信任。9月上旬，外办召集了外事工作座谈会。9日上午，一向着装洒脱的陈毅，穿上一套绿军装，在鲜红的领章帽徽映衬下，显得威风凛凛。他开口直切主题：“你们没有给我戴高帽子，我来讲一讲，帽子天天戴嘛，怕什么啊！无非比我这顶高点么。我坚决不同意国庆少接待外宾，我就为这句话来的??”9月下旬，国务院总结会上，陈毅结合汇报外事口运动的情况，阐述了自己对“文化大革命”的理解。陈毅认为，“文化大革命”与过去历次政治运动一样，目的应是为了弄清思想，改革不合理的制度，以达富国强兵之宏图，他说：因此他在外事口主要抓了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陈毅亲自动员群众给领导，首先是给他自己贴大字报，帮助领导“洗澡下楼”。外事口各部门党组成员，包括陈毅自己，都在一定范围内（以不泄露外事机密为原则）作了自我批评。在和风细雨的气氛中，进行了一次思想革命。外事系统各级领导干部中，真正打倒的一个也没有。经过群众运动“洗澡下楼”，全部可以过关。
　　同时，陈毅还检查了自己求稳怕乱的思想，外事口派出的工作组的错误，他要负领导责任。
　　鉴于外事口既发动了群众，又坚持了党对运动的领导，与那些党委被冲垮，运动乱成一团糟的部门比，要算比较正常的。外事口的运动获得国务院的好评。
　　陈毅并非好大喜功之人。但是，这一次外事口的运动获得的好评，陈毅确实引以为荣。他一改讳谈自己成绩的习惯，在以后好几次外交系统的会议上，都不掩饰被评为“基本守法户”的快意，以鼓励大家敢于领导运动的信心。
　　陈毅不仅敢讲话，他还考虑得更远更深：青年人有热情，但是缺乏斗争经验，他不能看着他们犯错误。他感到肩上担子的份量，他的战斗岗位不仅在外事口，作为一个中央政治局委员，他有责任引导青年走正路。
　　这天，身穿军装的毛泽东主席又一次登上天安门接见红卫兵。陈毅习惯地行了标准举手礼。毛泽东微笑着点点头，与陈毅握了手，然后挽起陈毅的胳膊，走进休息室。毛泽东问了问陈毅近况。陈毅回答后，说：“主席，我还有个想法。”
　　毛泽东很感兴趣，问：“什么想法？”
　　“主席，现在年轻娃娃没有参加过路线斗争，也不懂得什么是路线斗争，我想，应该给他们讲讲历史，用我自己的经验教训，教会娃娃们搞路线斗争，你看行不行？”
　　“好嘛！”毛泽东吸了口烟，欣然应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