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10月1日，林彪在天安门城楼以他特有的拖腔拉调，得意洋洋地给刘少奇、邓小平的“错误”加上“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的政治帽子。
　　本来，对于这种政治定性，中共中央政治局内部有争论，一直没有通过。3天前，周恩来还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召集了国务院各部、委、办党组成员会议，传达了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意见：运动已经搞得差不多了，不能老搞下去，要转入抓生产??。可今天，林彪突然公开宣称：“斗争还在继续”。
　　言下之意，“文化大革命”运动不能结束，还要继续开展下去。
　　对林彪根底了如指掌者，陈毅算得上是一个。1927年8月10日，陈毅接受中共中央军事部长周恩来委派，到七十三团当团指导员，林彪是七连连长。红军时代林彪的投机行为，陈毅记忆犹新。林彪在5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大讲特讲“政变经”；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又高喊“文化大革命”是“罢官运动”；林彪对毛泽东“一句顶我们一万句”的颂扬、“不理解也要执行”的“忠诚”，等等等等，深知林彪底细的陈毅不难看透林彪挥动红语录的表象后面，掩盖着什么样的居心。1966年9月，陈毅在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全体人员大会上毫不隐晦他说出自己的看法。他说：有的人嘴里说得好听，拥护毛主席，实际上不按主席思想办事；别看他把主席语录本举得很高，是真拥护毛主席，还是反对毛主席？我怀疑，我还要看。
　　陈毅憋不住地想把他的忧愤吐露一些给老战友，他在天安门城楼休息室找到文化部副部长肖望东，指着玉带河里倒映着的一条“打倒×××”的标语，“你看看，这就是文化大革命！”陈毅声音不高，却凝聚着满腔愤慨：“你看见了吧，文化大革命，一言以蔽之，就是要打倒老干部！”
　　仅仅过了两天，10月3日《人民日报》全文刊登了《红旗》杂志第13期社论，打出了“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的旗号。首当其冲遭受灭顶之灾的，是中共各省市委、各部局党组的“第一”书记们。
　　中共中央十月工作会议，正是在这个风口上召开的。参加这次会议的许多老同志，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感受，正是毛泽东主席在会上批评的12个字“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他们唯一的安慰和寄托，也是毛泽东主席的一段话：你们不要承认自己是三反分子，你们都是三反分子，我这个党的主席是什么呀！
　　然而，会上，刘少奇、邓小平已被中央文革小组定为“资反路线”的炮制者，作为黑司令部的总头目批判了。以此划线，人人检讨，根本不容辩解！
　　在这种高压之下，不承认自己是三反分子，谈何容易？！各地“父母官”心情的压抑难以名状！他们处境的危殆更显而易见！
　　从来不“拉”华东“山头”的陈毅这次应华东的省市委第一书记们的请求宴请他们，一连串被造反派打叉叉的名字：陈丕显、江渭清、叶飞、李葆华、谭启龙??。
　　陈毅拿起茅台酒瓶，给每一位伸过酒杯的老部下斟满一杯，最后为自己面前的小酒杯倒满、举起。他在这次“家宴”上的某些话是不寻常的：“困难，我们都见过，要说困难，长征不困难？三年游击战争不困难？
　　建国初期要米没米，要煤没煤，头上飞机炸，下面不法投机商起哄捣乱，怎么不困难呢？困难！没有困难，还要我们这些共产党干什么？我还是那句老话：无论多么困难，都要坚持原则，坚持斗争，不能当墙头蒿草，那边风大，就往那边跑！”
　　“德国出了马克思、恩格斯，又出了伯恩施坦。伯恩施坦对马克思佩服得五体投地，结果呢？马克思一去世伯恩施坦就当叛徒，反对马克思主义！
　　俄国出了列宁、斯大林，又出了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对斯大林比对亲生父亲还亲！结果呢？斯大林一死，他就焚尸扬灰，背叛了列宁主义！中国现在又有人把毛主席捧得这样高。毛主席的威望内外都知道嘛，不需要这样捧嘛！
　　我看哪，历史惊人地相似，他不当叛徒，我不姓陈！”
　　“让我们干了最后一杯！我保不住你们了，你们各自回去过关吧。如果过得了关，我们再见；如若过不了关，很可能这是最后一次见面！”
　　元帅最后这番话，分明是与即将出征恶战的将军们诀别！而元帅自己，忧党忧国，忍无可忍，也准备挥戈上阵了。
　　1966年11月13日下午，面带微笑的周恩来总理和陶铸副总理率先，军装严整，步履稳健的叶剑英、贺龙、徐向前元帅和风度洒脱的“便衣元帅”陈毅随后，在工人体育场内绕场一周，与8万多名军队院校学员见面。掌声、欢呼声此起彼伏。
　　周恩来太忙，接见后与陶铸提前退常4位元帅在肖华主任陪同下落座主席台。陈毅在年轻人的掌声中，第一个走上讲台。
　　这是11月份以来，陈毅出席的第4次群众大会。他不但有请必到，而且只要出席，必定讲话。陈毅仿佛在追赶，在拚搏，不断加快行军步伐，而将自己的一切置之度外。
　　陈毅说：“我今天在这里讲话，我就不是我字当头，如果我字当头，最好我不要来讲。我来讲，讲得不好，惹起麻烦，马上就要跑到外交部来揪你、找你、抓出来，要澄清问题，那怎么得了啊??今天，你们大家给我这个机会，我还是勇敢地来讲??大家不是要作路线斗争吗？我们完全欢迎大家来作路线斗争，但要学会来搞，不要乱搞??如果没有学会，这个损失很大。
　　啊，你这个陈老总，今天在体育场，就是给我们泼冷水，唉，泼冷水是不好的，可是有时候有的同志头脑很热，太热了，给他一条冷水的毛巾擦一擦，有好处。??我说其它的恐怕不能讲，没有什么资格可以讲话，但是在你们青年人面前，我犯错误比你们多，我这一点有资格讲话，你们没犯过我这么大的错误。”
　　接着陈毅针对学生冲中南海、占领国防部的举动，提出严厉的批评，旗帜鲜明地反对逐步升级、无限上纲、口号越“左”越好的作法。这是“文化大革命”以来，特别是批判“资反路线”以来，学生们首次听到的系统的、严厉的、毫不拐弯的批评。在这之前，文化大革命小组只讲“群众运动一切合理”，造反派能肆无忌惮，而广大干部和群众愤愤不平。
　　今天，陈毅这盆冷水泼得太解热了！台下议论纷纷，掌声阵阵；台上的老干部不断以掌声感谢陈毅元帅，感谢他讲出了自己想讲又不敢讲的话！
　　4位元帅的讲话稿立即在全国传开了，各盛市委组织宣传车上街，不断播送4位老帅的讲话记录稿，人民群众拍手叫好，非常拥护，一些军事院校也开始扭转了原先混乱不堪的局面，党委硬棒了，敢出来说话了。
　　当然，中央文革小组绝不会漠然视之。北京街头小报登了这样一条消息，王力说：“这次不打倒4个老帅，就准备上断头台。”
　　陈毅读到这条消息，勃然震怒，他正气凛然地说：“那就让他试试吧！”
　　王力至今还没有“上断头台”。可是陈毅在半个月之后，当另一大批3万多军队院校师生请他接见的时候，11月29日，他又和叶剑英等一起去北京工人体育场了。周恩来总理绕场一周离去，陈毅又开始讲话。这次讲话还是满腔热忱地鼓励和教育青年军人，要他们学会正确地进行路线斗争。“要提高到毛泽东思想的新的更高的水平。”
　　“不要把工作有错误、缺点的也当成黑帮、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去斗，要区别，不同对待。”“对犯了路线错误的同志的批判，也要区分”不同的情况和程度。“不按这种科学的分析，就扩大化、简单化，就打不中目标”。陈毅这次讲话集中批评的就是斗批改中间的简单化、扩大化。他还很真切地说：“我年轻的时候犯过错误，就是路线斗争扩大化、简单化，认为斗争非常简单，用简单的方法解决思想问题。”
　　“我们应该弄清思想，团结同志，共同对敌。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真正的黑帮，真正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真正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是极少数。这样不会伤好人，不会伤可以改正错误的人。”
　　钟期光的儿子在外地串连回京，兴奋地向陈毅讲了他在外省所见：一些造反派想冲击省委，门卫的战士毫不退让，他们向群众用半导体喇叭宣传，同时就散发老帅们讲话的传单。
　　“散的是哪一次讲话？”陈毅问。
　　“两次都有：13日的，29日的。”
　　陈毅脸上现出几分快意。
　　11月下旬，涌到北京“上访”的工人急剧增多，为说服来京串联的工人迅速返回本地抓革命促生产，周恩来总理决定召开一次工人大会，海报贴出，入场券发尽，大会讲稿却被陈伯达、江青否定了。已布置的工人大会无人讲话，临时请“救兵”，找陈毅去给工人讲讲国际形势。时间是11月30日下午7时，地点是工人体育馆。陈毅深知周恩来的苦衷，欣然前往。
　　周恩来走上主席台与全场工人见了面，随即由陈毅讲国际形势。
　　陈毅以简洁生动的语言，向听众们展示了一张世界形势图，一张中国逐步登上世界舞台，逐渐在国际事务中起到举足轻重地位的形势图。在全场工人振奋、自豪的欢笑声中，陈毅话锋一转，讲国民经济是外交的基础，号召工人们尽快回到原地狠狠抓革命，狠狠促生产。
　　次日，造反派工人到外交部，要找陈毅当面责问。北京街头贴满了打倒陈毅的大字报。
　　元帅挥戈上阵了，但是对方的力量更大，在复杂异常的形势下，斗争必须能伸能屈。
　　为了顾全大局，为了不影响1967年的工作，周恩来希望尽早结束国务院各部部长被围困批斗的局面，争取各部部长早些检查，早些过关，协助他抓好国计民生的大事。周恩来找来陈毅，讲明自己的考虑，希望陈毅带头检查。
　　陈毅虽然知道国务院公务繁忙，特别是外事工作不能中断，但要他向造反派检讨，没错而承认有错，他想不通，看着周恩来总理疲劳、憔悴的神情，陈毅答应考虑。
　　一天下午，中央召开例行碰头会，研究有关运动的问题。当中央文化大革命小组的“左派”们喋喋不休地质问和声讨时，陈毅、叶剑英发现一向精力充沛的周恩来总理竟打了瞌睡，十分震惊！两位元帅在回程的汽车中心情沉重，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意念：我们要分担责任，可不能眼看着周恩来总理累垮了！这种形势下，没有周恩来总理不行啊！
　　陈毅立即找到周恩来表示：他检讨，一定深刻检讨，争取早日得到群众谅解和信任，把外交部工作搞好。
　　周恩来非常高兴，叮嘱陈毅：检讨不要太长，写好先拿给我看看。
　　形势日趋恶化。
　　煤炭工业部部长张霖之被造反派鞭打致死；分管经济几个重要部门工作的谷牧、余秋里被造反派抓走；周恩来总理派人去要，造反派顶住不给，??每想到国家的命运；几亿中国人民的衣食住行；党的干部遭受的摧残；一向刚毅、豪迈的陈毅，为党和国家的命运担心，坐立不安，夜不能眠。
　　1967年1月4日，陈毅参加完碰头会，回家已是半夜，突然一声声“打倒陶铸”的口号震颤夜空。陈毅立即打电话询问李富春：“打倒陶铸”是否政治局常委会的决定？李富春告之不是。陈毅悲愤至极：一位副总理，现任的党内第四把手，又是这样不经中央集体领导决定，随随便便点名批判？！
　　还有什么党纪国法！要是按陈毅的脾气，立那去找造反派辩论，但考虑到对周恩来总理的许诺，不能再给周恩来总理添麻烦，陈毅强压怒气，彻夜写检查直至天明。
　　1967年1月24日下午4时，人民大会堂里座无虚席，四周边厅里也坐满了收听会场实况广播的学生。
　　陈毅念着自己的检查──一份经过周恩来亲自修改定稿的检查，语调沉重，态度虔诚。参加会议的周恩来作了总结，全场掌声如雷。为总理对外事上的信任，也为陈毅的检查过关。
　　因为这是第一位副总理被“解放”，周恩来显得兴致勃勃。他拉上陈毅，依次走进大会堂四周各厅，与学生们一一见面。
　　陈毅军装整齐，胸挺得笔直，步子稳健有力。如果留心观察，他的微笑是严肃的，目光是凝重的，他不象一位得胜还朝的将军，倒象是卸去沉重枷锁，准备投入更严酷斗争的勇士。
　　1967年1月5日，上海造反派相继夺取报社和市委大权。9日《人民日报》全文转载了《文汇报》、《解放日报》上刊载的夺权宣言。12日，《人民日报》套红刊登了中央发给上海造反派的贺电。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轮番接见造反派，集中宣传夺权！夺权！！夺权！！！
　　一时间，夺权的黑风扫荡了中国大地。
　　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在身边留下“我是被陈伯达、江青逼死的”纸条，吞服几十片眠尔通，含恨辞世。
　　中共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安徽省委书记李葆华、福建省委书记叶飞被打倒后，人在何处，是生是死，周恩来多方查问，均无消息。
　　1月6日，刘少奇主席突然接到女儿婷婷的电话，说姐姐腿摔断，必须父母签字才能办住院手续。刘少奇夫妇不知有诈，王光美急忙登车赶往医院，半路就被造反派劫持到批斗会常几天后，一个深夜，造反派突然冲进贺龙元帅的家中。幸周恩来将贺龙一家接到中南海，住在自己家。
　　偌大的北京城，唯一尚未被造反派染指的中南海，其西门、东门，也先后被造反派冲开5次，均是周恩来亲自出面，好一番苦劝，才得以维持起码的秩序。
　　这些天，陈毅根据周恩来的指示，除了必要到场的外事活动，他几乎足不出户。他第一次从报上看到上海夺权的消息，异常吃惊，而现在夺权“风暴”已席卷全国了??难道党已经彻底变质？各级政府彻底变修？非彻底夺权不可？！果真如此，还有什么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十七年的建设成就岂不全部否定了吗？！陈毅想不通。然而，毛泽东支持“夺权”，在毛泽东的严威之下，谁也没办法，“乾纲独断”啊！
　　陈毅无法阻挡夺权的风暴，但是，他还是政治局委员，还是外交部长，他还可以在自己能够管辖的范围内，尽量地减少损失。
　　1月19日下午，按照与总理商定的办法，陈毅亲自打电话给外办副主任李一氓，嘱他迅速组织外办工作人员“夺权”，以免外事大权旁落，造成党和国家不可弥补的损失。
　　上海开了夺权的先例，军队院校造反派有中央文革支持，有恃无恐，无所不为。为了稳定部队，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主持召开了中央军委常委会。陈毅、徐向前、聂荣臻等老帅看法一致：军队是国家的柱石，无论如何不能乱。
　　林彪当场也表示赞成。1月初，中央军委向部队发出指示：军队坚持正面教育，不能搞大民主，不能成立战斗队，不能搞串联。但是，仅仅过了几天，林彪态度突然改变，竟批准中央文革小组提出的“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公开见诸《解放军报》。
　　军队又面临巨大的冲击。
　　1月19日下午，在总政召集的各大军区主管干部会议上，江青、陈伯达到场，突然发难，给总政主任肖华扣上“资产阶级政客”的大帽子，并逼迫肖华在当晚8时举行的10万人大会上检讨。是叶剑英报告了毛泽东，才制止了批斗总政主任、大乱军队的阴谋。
　　1966年11月份，叶帅、刘帅、聂帅均住在北京西山，陈毅与徐向前经常驱车前往，这几位为创建中国人民解放军奋斗几十年的老战友，时有会面，一起议论政局，商量稳定军队的办法。
　　1967年1月24日晚，全军文革组长徐向前“闯”进林彪住处毛家湾。
　　徐帅把目前军队的混乱状况告诉林彪，主张军队必须稳定，要搞几条规定，如不能成立战斗组织，不能随意揪斗领导干部，不准夺权等等。林彪同意由军委发一个文件，并请叶帅、聂帅等来共同研究。紧接着就去钓鱼台中央文革研究，并请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到钓鱼台开会，共同研究通过后，送毛泽东主席审批。毛泽东提出增加严格管教子女的内容，并提议交给住在京西宾馆的各大军区负责人讨论，征求意见。1月28日，毛泽东亲自签发了最后形成的军委八条命令，乃迅速发往全军。
　　外交战线上的混乱局面还在发展，而且波及驻外使领馆。陈毅担心在国际上闹出大事来，2月6日，陈毅批送周恩来一份电报。电报中明确指出：内外有别，驻外使领馆一律不准搞“四大”（即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周恩来呈送主席。2月7日，毛泽东签发了这份电报，即外事口的“二七”指示，从而稳住了驻外使领馆。
　　为了慎重，不让造反派抓住辫子，陈毅又找来乔冠华、宦乡。陈毅说他查了一些资料，历来的国家关系，都是内外有别。国内搞运动，不能把外国人牵上。陈毅布置他们根据惯例，采取军委的方法，也来规定几条。如：不得揪外国人来批斗；不得强迫外国人接受宣传品；不得强迫外国人背语录。
　　要想方设法使中国的对外关系，不要受这次运动的冲击和破坏。陈毅想订出几条无懈可击的规定，报送中央，请毛主席批准，照章执行。
　　此时，陈毅在与诸老帅的交谈中，都有一种决战逼近的预感。他们为顾全大局，曾一忍再忍，一退再退，现在已被逼上最后一块阵地。几位老帅无力改变领袖的决心，但是，他们能决定自己的选择。他们已在不同场合站出来正面他讲了许多告诫青年人的话，但是，直接地面对面地斥责造反派的重要头头，还没有人轻试。陈毅首先爆发。
　　第一个遭到怒斥的，是外交部已经夺得监督大权的造反派头头。造反派头头在机场向陈毅提出，要求在迎接外宾的见报名单上，把自己的名字排在陈毅后面，副外长的前面。陈毅一口回绝，他认为外长后面理所当然应排副外长的名字。这头头恼羞成怒，摔门而去。陈毅异常愤慨，他说自己革命40年，没想到会弄成这种模样，“我死了也不服气，我拼了老命也要斗争，我也要造他们的反！”“我过去也斗过人家，人家也斗过我，不要重复过去的错误，弄得人心惶惶，人人自危，早晨不知道晚上怎么样。大是大非问题不能哼哼哈哈，要我顺风倒，我不干！我的讲话可能触犯了一些人，我个人可能惨遭不幸，但是，如果我因此不敢讲自己的意见，我这个共产党员就一钱不值！”“我知道，只要我讲话，就会有人说陈毅又跳出来了。对！快要亡党亡国了，此时不跳，更待何时！”
　　2月13日下午2点45分，怀仁堂。这里将围绕要不要党的领导；对老干部应不应该都打倒；要不要稳定军队等问题，爆发一场剧烈的斗争。2月16日下午的怀仁堂碰头会更把这场斗争引向高潮，即以后震撼全国的所谓大闹怀仁堂的“二月逆流”。
　　2月16日下午碰头会上，谭震林怒斥张春桥：“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出于激愤，他提起皮包，离席欲去。陈毅叫住他：“不要走，要留在里边斗争！”陈毅自己并没有长篇发言，然而，他的发言触到了3个“痛点”：一是斯大林；二是赫鲁晓夫；三是延安整风中的内部问题。在会议记录（张春桥、姚文元、王力整理）中可以看到，陈毅说：“历史不是证明了到底谁是反对毛主席的吗？以后还要看，还会证明。斯大林不是把班交给了赫鲁晓夫，搞了修正主义吗？”陈毅决不会不知道：“斯大林晚年”的意思或暗示，是毛泽东最忌讳的话题。而现在毛泽东把班交给了谁？谁相当于赫鲁晓夫？路人皆知。至于延安整风，运动本身是伟大的；但其中有些问题，颇为重要和敏感，从来心照不宣。如今陈毅却“哪壶不开偏提哪壶”。
　　当夜9时许，陈毅在中南海外事口会议室接见归国留学生代表，带着怀仁堂斗争的激情，长达7小时慷慨陈词，展开了所有火力，向着阴谋家们猛烈开火！
　　“现在有些人，作风不正派！你要上去，你就上去嘛，不要踩着别人嘛，不要拿别人的鲜血去染红自己的顶子。中央的事，现在动不动就捅出来，弄一些不懂事的娃娃在前面冲。”
　　“现在把刘少奇的100条罪状贴在王府井，这是泄密！八大的政治报告是政治局通过的嘛，怎么叫他一个人负责呀？”
　　“朱老总今年81岁了，历史上就是‘朱毛’‘朱毛’，现在说朱老总是军阀，要打倒，人家不骂共产党过河拆桥呀？！”
　　“贺龙是元帅，副总理，怎么一下成了大土匪？！这不是给毛主席脸上抹黑吗？”
　　“这样一个伟大的党，只有主席、林副主席、周恩来总理、伯达、康生、江青是干净的，承蒙你们宽大，加上我们5位副总理。这样一个伟大的党，就只有这11个人是干净的？！如果只有这11个是干净的，我陈毅不要这个干净！把我揪出去示众好了！一个共产党员，到了这个时候还不敢站出来讲话，一个铜板也不值！”
　　“我不是乱放炮，我是经过认真思考的。要我看，路线斗争要消除后果要很长时间。现在的文化大革命的后遗症，10年、20年不治！”
　　“我们已经老了，是要交班的。但是，绝不交给野心家、两面派！不能眼睁睁看着千百万烈士用自己宝贵生命换来的革命成果付之东流！”
　　恶人先告状，由江青安排，张春桥、王力和姚文元先后走进了毛泽东的书房。他们详细地集中地汇报了老帅们和副总理们的言论。起初毛泽东还轻松哂笑，觉得老帅们还是“很不理解”。汇报到陈毅的“黑话”时，毛泽东脸色阴沉下来，随即越听越火，雷霆震怒。周恩来力图缓解事态的愿望未能实现。
　　19日晚，毛泽东召来李富春、李先念和叶剑英等作了十分严厉的批评。于是，林彪和中央文革一伙，立即扯大旗当虎皮，向这批开国元勋发起猖狂围攻。
　　整整一个月里，陈毅白天是副总理兼外长，代表中国政府出现在谈判桌上、宴会厅里，精神鹰扬、庄谐成趣；晚上，走进“政治生活会”，便成了众矢之的。而这种围攻、批斗每天延续到后半夜。3月18日凌晨“政治生活会”结束这天，陈毅心情激愤地对秘书说：“40年前，我参加游行反对北洋军阀，差点被打死，今天又挨斗，‘三·一八’是最黑暗的日子！”
　　其实，这只是拉开了黑暗的序幕。
　　怀仁堂二月抗争被定为“二月逆流”。从此，陈毅的处境日益困难。林彪和中央文革一伙在中央的各种会议上都把陈毅当靶子，批斗一通。陈毅发言，他们抓住个别字句批一顿；陈毅不发言，他们又说你陈毅向来喜欢发言，今天为何不讲话，也得批一通。文化大革命小组一伙还不满足于在上面批，竭力煽动造反派组织群众性批判。
　　文化大革命小组无视周恩来宣布的纪律，将中央碰头会上老同志的发言内容大加歪曲、纂改，通过北大、清华造反派，向社会迅速扩散开去。
　　陈伯达、戚本禹接见外交部造反派“做工作”，实际是给造反派交了底：揪斗陈毅的障碍是周恩来，中央文革支持。一外、二外造反派组成的“揪陈大军”从7月15日起，涌到外交部门口安营扎寨，他们拦截车辆，阻塞交通，妨碍正常外事活动，想压周恩来交出陈毅。
　　周恩来没有向造反派妥协，他坚持对陈毅的批判要小会为主，以理服人，不许在会场悬挂“打倒”和“三反分子”标语。8、9两月外语学院和外交部的造反派先后组织8次批陈会。每有批判会，周恩来都竭力保护陈毅的安全。
　　但造反派在文化大革命小组的支持下，十分猖狂。8月26日在外交部举行的批判会遭到外语学院造反派的冲击，冲入外交部院内，把陈毅的汽车轮胎放了气，包围办公大楼要揪陈毅。陈毅被困在外交部好几个小时。8月27日凌晨，已经连续工作18小时的周恩来严正警告造反派：“谁要在路上拦截陈毅同志的汽车，我马上挺身而出；你们今天要冲会场，我一定出席，并站大门口，让你们从我身上踏过去！”
　　林彪、文化大革命小组耍尽阴谋，挑起事端，以激怒毛泽东，彻底铲除周恩来、陈毅。然而，算盘未能如意。毛泽东在王力“八·七”讲话①记录稿上批了5个字：“大大大毒草”！不久，猖獗不可一世的王力、关锋、戚本禹先后被捕，外交部展开了“批极左、抓坏人”的群众运动。1968年2月13日，外交部大字报栏上贴出了由91位司长、大使共同酝酿、起草的大字报：《揭露敌人，战而胜之──批判‘打倒陈毅’的反动口号》。文章列举大量事实证明，陈毅是中国共产党忠诚坚定的战士！
　　因为91人大字报为陈毅说了公道话，中央文革立即抓住不放，斥之为“二月逆流”新反扑。昼夜之间“批极左、抓坏人”变成批判“形‘左’实右”，在司、局长和大使等干部中，大抓“反党阴谋集团”。
　　听到91位同志不断挨批斗的消息，陈毅百感交集，夜不安寝。他唯一能做的，就是鼓动同志们揭发自己，与自己划清界限，免受株连??姚文元给“中央文革”发去的一份电报在无意中说了真话：“二月逆流”问题传达以后，上海的干部、工人和居民中，凡讨论这个问题，总有为数不少的人痛哭流涕。有的提出质问：陈毅怎么可能反党？也有人说：如果陈毅真的反党，那就太可惜了。姚文元由此得出的结论是：陈毅在上海的流毒影响很深，很广，必须彻底戳穿画皮，暴露其反动灵魂。为此，上海市常委会编发铅印本《陈毅黑话录》散发社会。上海市委竟发函给陈毅，上海××万党员一致推举你作为右派代表参加“九大”。
　　陈毅投身革命40余年，是党内公认作自我批评最多，否定自己最多的领导人之一，但是，对于自己的革命坚定性，他从来没有怀疑和否定过。他坦荡地说：到底自己是左派还是右派，自己说了不算，造反派说了也不算，还是要历史来做结论！
　　1969年4月，中共“九大”在北京秘密召开。
　　陈毅是“九大”主席团成员。
　　在“九大”上，陈毅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名单见诸报端，从张、姚严密控制下的上海市，有人以“上海无产阶级革命派”的署名，给陈毅发来了热情洋溢的贺信。这是人民的心声。
　　①王力在1967年8月7日接见外交部造反派时的讲话，公开煽动：“外交部可以夺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