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良弼，字选堂，又名传贤，字季陶，笔名天仇，晚号孝园，原籍浙江吴兴（今浙江湖州市），属兔，出生在四川省广汉县（现今广汉市）。近现代学者。
　　1902年进成都留日预备学校，受业师徐炯影响，倾向反满。1905年赴日本，入师范学校，1907年入东京日本大学法科。1909年回国，在江苏地方自治研究所任主任教官。次年到上海，在《中外日报》任记者，不久任《天锋报》任编辑，旋升主编，1911年因鼓吹反清革命被追捕，逃亡日本，后转赴南洋槟榔屿（今属马来西亚），任《光华报》编辑，加入中国同盟会。辛亥革命后回到上海，参加创办《民权报》。中华民国成立，随孙中山至南京任秘书，奉命在上海、南京进行反袁军事联络，失败后去日本，加入中华革命党。1917年9月任广州护法军政府法制委员会委员长。1922年10月奉命返川，联络川军。1924年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常务委员及宣传部长，继兼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及大本营法制委员会委员长。孙中山逝世后反对国共合作，从事反共著述，鼓吹所谓“戴季陶主义”。1927年积极参与策划“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追随蒋介石，嗣任国府委员及考试院院长。1931年任“特种外交委员会”委员长（这段历史详见“戴季陶赴甘孜奠班禅”）。抗战结束，因患多种疾病而免去原职。1948年6月改任国史馆馆长。又曾任《星期评论》主笔、《建设》杂志编委，创办中央通讯社，1949-2-11日曾嘲笑陈布雷自杀行为的戴季陶，在广州面对窗外连日大作的风雨，大生悲恸凄惨之感，见国民党政权大势已去，吞食了大量安眠药，匆匆在他乡结束了生命。

　　戴季陶是国民党的主要理论家，在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曾连续发表了《孙文主义之哲学基础》（1945年版易名为《三民主义之哲学基础》）、《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两本小册子，系统提出了“戴季陶主义”，成为国民党官方学说的主要理论依据。戴季陶认为，三民主义就是“民生哲学”,“民生为宇宙大德之表现。仁爱即民生哲学之基础”;断言孙中山的思想“完全是中国的正统思想，就是继承尧舜以至孔孟而中绝的仁义道德的思想”。认为孔子“把古代文化，用科学的方法从理论上整理起来，成为一种学术的文化”，孔子“组织了一个民生的哲学”，这个哲学可以从两部分来看，“一部是《中庸》，是他的原理论。一部是《大学》，是他的方法论”，孔子思想也可称作“社会连带责任主义”。进而提出，孙中山“实在是孔子之后中国道德文化上继往开来的大圣”。戴季陶从与孙中山“互助论”相矛盾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生存竞争”论出发，认为人类生存的欲望“都有独占性和排他性，同时也具有统一性和支配性”（《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以此反对唯物史观、社会革命论的阶级斗争学说。
　　戴季陶的论著除上面所提之外，还有《青年之路》、《日本论》、《学札录》、《东方民族与东方文化》、《中国文化在世界之地位及其价值》等，后人编有《戴季陶先生文存》。

毛泽东和戴季陶
　　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时）还登门访问了国民党顽固派戴季陶、陈立夫等人。
　　戴季陶和毛泽东是老相识。毛泽东担任国民党代理宣传部长时，部长就是戴季陶。戴虽然反共坚决，思想保守，但对毛泽东来重庆，特别是来拜访他，十分高兴，谈话中对毛泽东寄予热切期望。毛泽东等离去后，他便请张治中代约时间宴请毛泽东。戴季陶在邀请毛泽东的信中说：“前日毛先生惠访，未得畅聆教言，深以为歉！一别20年，一切国民所感受之苦难以解决，均系毛先生此次欣然惠临重庆，不可不一聚也。”
　　1945-9-13日晚，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应邀出席了戴季陶的宴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