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遂自荐
　　1934年，国民政府任命九世班禅为“西陲宣化使”，并成立了宣化使公署。同时按前朝旧例，册封九世班禅为“护国宣化德圆觉大师”。长期居于内地的班禅归心似箭希望早日返回西藏，他按照国民党正规军的编制和装备，组建了一支二百余人的警卫大队。等返藏的一切准备工作完全就绪后，1937年，九世班禅组成了返藏的“班禅行辕”，国民党中央特派了“护送专使”，并从宪兵部队里挑选出一百多官兵组成了武装护送仪仗队。班禅一行随即离京取道青海回藏。班禅武装回藏的消息传到达赖的耳中，达赖立即几次电告国民政府，提出只允许班禅及少数几个随从入藏的条件。国民党中央一方面回电达赖，要达赖不要多虑，仪仗队仅仅是出于班禅和专使路上安全的需要，别无它意，只要班禅一回到日喀则，仪仗队就立即返回；另一方面致电班禅和专使继续西进，武装护送班禅回藏的原则不变。班禅一行行至青海囊谦时受到藏方达赖势力阻拦，不得已，只好返回玉树。不料班禅一行在玉树时，西安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七·七”卢沟桥事变，国民党中央基于多种顾虑，电令班禅行辕在玉树暂住待命。结果这一待命就是几个月，班禅不幸在此期间因病圆寂了。青海当时是马步芳的天下，玉树驻扎着马步芳弟弟马步青的一个旅，马步青贪婪成性、心狠手辣是出了名的。班禅堪布会议厅怕所携带的上万条枪和大量弹药会引起马步青的觊觎，遂决定火速离开玉树。但离开玉树到哪里去呢？正在班禅行辕进退两难时，刘文辉派人到玉树迎接班禅行辕一行到康定县居住，进可以继续返藏，退则能撤回重庆。班禅堪布会议厅将这一决定电告重庆，重庆回电同意。不久，班禅的遗体从玉树转移到了康定下辖的甘孜县城。
　　九世班禅的圆寂，朝野震惊。每个关心民族利益的人对此都表示了极大的关注。为顺应民心，稳定班禅集团，国民党中央决定派一位中央大员作为特使前往甘孜祭九世班禅。致祭特使人选本已内定为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但半路杀出个程咬金来，考试院院长戴季陶毛遂自荐，说他是佛门弟子，曾拜班禅为师，愿意“吃这趟苦、受这茬罪”，去甘孜走一趟。戴是国民党元老，中央常委，又主持边务决策工作多年，加之又是蒋介石的谋士，他毛遂自荐，又有谁公开反对呢？吴忠信只得眼巴巴看着戴季陶把这个有名有利的肥差抢走了。只是吴的手下对此非常不满，四处大骂戴倚老卖老，说他平时自称是孔夫子的门生，在蒋面前又说是基督的信徒，现在想去甘孜招摇了，又成了佛门弟子，真是无耻之至。戴季陶老脸老皮一张，既把甘孜之行的美差抢到了手，也就“笑骂由他去”了，所管辖的考试院本是个清水衙门，平时见不到几个钱，现在把到甘孜祭九世班禅的美差抓到了手，当然要趁此机会捞上一把。他批示手下做了个50万开支的预算呈报财政部，财政部接到他的预算感到为难，不好照批，遂呈报给蒋介石。蒋介石一看也觉得戴的指甲太长了，心想未免太凶了些。于是在上面批了“国库空虚、一切从简”八个字，结果财政部只批给了30万。这30万对任何人来说都是绰绰有余的，但戴季陶却嫌批少了，使气，拖着迟迟不去领。最后还是财政部给了戴一个台阶，对他说，“如若不敷，再行追加。”戴季陶这才去把钱领了回来。
　　30万一到戴季陶的手中，戴季陶就下令手下积极准备，争取早日起程。戴季陶此次前去致祭班禅，组成了“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行辕赴甘孜致祭机构”。院长行辕人员组成包括：总参赞一名（原二十四军副军长向传义），秘书长一名（考试院秘书长许崇灏），卫队长一名（考试院警卫队队长韩树森），另外，又从中央各部门抽调了30人左右作为院长行辕办事机构的人员。招摇过市八面威风。
　　1938年6月，戴季陶率“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行辕”全体人马，加上专程到重庆迎接戴的班禅行辕秘书长刘家驹，从重庆启程，浩浩荡荡，到了成都。西康省建省委员会委员长、二十四军军长刘文辉专程来到成都款待戴季陶。当戴季陶一行从成都出发前往西康时，刘文辉还派了二十四军的一个连沿途护送、办理食宿。同时，刘还电令雅安至康定县沿途城镇的文武官员，尽力做好欢迎接待、保卫警戒工作。本来就想趁机摆摆架子、耍耍威风的戴季陶，现在有了刘文辉这样的安排，就更是锦上添花、八面威风了。西康多山，属贫瘠之地，交通不便，境内没有一条公路，往来行走全靠人畜代步，基本处于与外世隔绝的封闭或半封闭状态。进入西康地界快抵达雅安时，戴季陶就改乘四人大轿，其后是总参赞大轿、秘书长大轿。中级官员坐滑竿，一般官员骑马。前面有骑高头大马、身穿黄呢制服、头戴钢盔、背挎俄式冲锋枪、腰悬长刀的50名宪兵仪仗队开路，最前面一人举一面“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行辕”的大旗。三顶大轿之后，是50名穿青呢制服、腰挂手枪长剑的警卫队，真是摆够了架子，耍尽了威风。戴季陶只要一坐轿，就穿着天蓝色团花绫缎长袍，外面罩黑色团花对襟领架，头戴童子军船型帽，在轿子里正襟危坐，神气十足。他这个打头，对沿途城镇那些组织来欢迎他的机关职员、各界人士、中小学生来说，还能猜出轿中所坐是何许人，但对那些遇上了看热闹的老百姓来说，就又不知是怎么回事了。他们大多没有见过世面，没有见过这么大的官仪，有人见了这帮古而怪之的人马和坐在轿子里那个穿奇装异服、古筋八怪的人，还以为是哪个地方在搞迎神会，于是竟呼朋引伴大声惊呼：“快来看，菩萨来啦！” 还有更奇的事在后头。
　　当这帮人马离开雅安向康定县行进的途中，有些深受压迫和剥削、含不白之冤仇的老百姓认为是清代的钦差大臣来了，于是居然有人双手高举状子，跪在路正中拦着院长坐轿，喊屈叫冤：“钦差大人，冤枉啊！”往日戏台所见，今日竟历历亲睹。场面之感人，连戴的有些随员也为之黯然。戴季陶却仍稳坐轿中，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对此置若罔闻，摆摆手，卫队就把拦轿喊冤的人赶走了。有随员把状子接了，晚上转给戴时，他却道：“以后不准收这些玩意，已收的一律转西康建委会，他们自会处理。”戴就是如此置民生疾苦于不管不闻。戴季陶的院长行辕一共雇了一百多个轿夫和滑竿夫，这些人中多数是抽鸦片烟的隐君子，一日三餐，饭可以不吃，烟却少不得一顿。早上要过足瘾才上路，中午要先进烟馆才进饭馆，晚上更是要大肆吞云吐雾，以此来去掉一天的疲乏。当时，西康尚未正式建省，刘文辉的军费开支有很大一部分要靠烟税解决，西康的烟祸如洪水猛兽，遍地烟花，处处烟馆。国民党中央三令五申禁烟，但西康山高地远，刘不禁，谁管得了。此次戴季陶到西康，刘知道他也是主张坚决禁烟的，为了“免碍观瞻”，于是早已电令沿途城镇各烟馆“暂停营业”。刘文辉此举可给戴季陶出了个难题，“院长行辕”每到一处，轿夫和滑竿夫们遍街都找不到烟馆过瘾。烟瘾发了，呵欠连天，一身冷汗，脚火巴手软，自己都站不起来，哪还有力气抬轿子滑竿。本来威风八面的“院长行辕”，每天走不了多远就变成溃不成军的垮杆队伍了。“院长行辕”秘书长许景灏一问，才知其所以然。为不耽误行程，他马上派人转告当地有关人士，所有烟馆一律开门，以满足轿夫们的需求。最有讽刺意味的是，当“院长行辕”一彪人马中午走到一个乡场，竟然听见有人沿街打锣叫喊：“院长有令，各烟馆照旧开门！”过了泸州，进入藏区，人烟稀少，轿夫们吃烟又成了一个难题。于是“行辕”决定，先由总务部垫上一笔钱买几百两大烟供轿夫们路上抽用。在禁烟问题上一向大唱高调的戴季陶院长，曾说过鸦片“伤国害民”，应“坚决禁绝”，“敢于违反中央禁令，种、售、运、吸者必须严惩”等言语，此时面对眼前具体的现实问题，也只有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装聋作哑，闭口不再唱高调了。“院长行辕”一离开康定县，所过村落山寨都用欢迎活佛的仪式欢迎戴季陶，举着松柏火把，弯腰恭迎。戴季陶就叫随员发“赏钱”，收买民心，以示中央德政，土司、头人、喇嘛发金银锭不等，民众老年人和小孩每人二元，年轻人每人一元。发“赏钱”没有名册，随抓随发，大有油水可捞。卫队长韩树森自告奋勇做起了发“赏钱”的差事，“行辕”到达甘孜时，韩虚报了一万多元，私下买了黄金、药材、鸦片，装箱后一律贴上“院长行辕”的封条，顺利运回重庆，发了一笔横财。真是院长捞钱，随员也捞钱。“乌拉”，是清政府在藏族地区推行的一种奴役、压榨穷苦人的制度，根据这种制度，南来北往的汉人政府的大小官吏都可以通知土司、头人派遣人畜无偿地为其驮运人和行李。到了民国，尽管藏汉许多人都呼吁废除这种制度，但还是沿袭了下来。戴季陶主持边务决策多年，也是赞成取消这种制度的人之一。这次甘孜之行，为了捞钱，戴季陶似乎是“贵人多忘事”，他忘了他以前对乌拉制度的反对，忘了在他的预算中对运杂费有专项开支，当从康定县起身前往甘孜前，负责经办运输的随员把从康定到甘孜所需的乌拉及乌拉费用开支计划呈报给戴时，他竟然在上面大书道：“支派乌拉，沿袭旧制，不得变动。” 这只是途中的一个小小插曲。
　　戴季陶一行到达乾宁时，有个“八美农牧场”的场长骑马走了几十里路来谒拜戴季陶。他到美国留过学，人也很年轻。他先递了张名片给戴的随员，上面写着：美国某大学毕业、西康建委会农牧技术员、八美实验农牧场场长，另外还有一行字：浙江湖州。随员一看是戴院长的浙江老乡（戴祖籍是浙江吴兴），即通报进去。那知戴季陶摆够了架子，过了一个多小时才接见他的这位同乡。这位年轻场长显然不谙官场的应酬之道，他一见戴季陶的面便汇报起他的工作来。他说到了他的成绩，说他制造了一种能提高牛奶中提取黄油的“黄油分离器”，深受藏民欢迎，并希望戴季陶帮助他引进荷兰种牛来代替黄牛改良西康奶牛，提高产乳能力，引进澳洲羊以改良西康绵羊……说者是满腔热情，津津有味，陶醉于他的远景蓝图之中。听者却早已是越听越不耐烦了。戴季陶突然打断对方的话，问道：“你读过美国某某博士的论文吗？他说西康牦牛是世界上最好的奶牛。”年轻场长老老实实回答：“没有。”戴季陶又问：“日本某某写了一本书，说西康绵羊是世界上最好的，你看过吗？”年轻场长没料到戴在故意挑剔，又老老实实回答：“也没有。”
　　戴季陶顿时勃然大怒，猛的拍了一下桌子，站起身来，大骂：“你说你是学畜牧的，连这些书都没看过，还跟我谈什么改良！中国的事就坏在你们这些专家的手里！”骂毕，叫人来把这位天真的年轻场长轰走了。从这桩小事可见，戴季陶的行事为人可见一斑。戴季陶不管去哪里，身边总备有文房四宝，极喜随处写字题词，沽名钓誉。此次甘孜之行，又为他炫耀他的书法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在雅安、康定县、甘孜，机关团体、寺庙、学校，处处都留下了他的墨迹。但所写内容都是些老一套，不外是些“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政治全康”之类的陈词滥调。甚至连他的随员及奉命接待他的人，只要恭维他的字写得好，他也要用上好宣纸书上一幅相赠。“院长行辕”离开康定继续西行，一过折多山，就进入了高山草地。到甘孜还有十多天的行程，因人烟稀少，有时宿喇嘛寺，有时扎帐篷露宿。露宿是很排场的。营地中央是戴的仿唐经边大元帅的大营帐，大营帐四周是几十个尖顶帐篷，每当帐篷一扎好，就把那面“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行辕”的大旗在营门口高高地竖起；营门两边挂着“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大布幅，门里门外两边排列着全副武装的宪兵。在荒凉的草原上，突然出现这样一个场面，是很壮观的。难怪初次露宿时，戴季陶对自己精心设计的杰作很是陶醉，他特地叫韩树森在营门口给他拍了许多不同角度的照片，准备带回重庆炫耀。

祭奠班禅
　　6月30日这天，戴季陶一行到达甘孜。刘文辉二十四军驻甘孜的团长、甘孜县县长、护送班禅专使以及社会各界名流、驻军、群众远到距县城30里的地方迎接戴季陶。戴季陶一行在鞭炮声和喇嘛大号声中威风凛凛地入城后，将致祭班禅的仪式定在7月2日。这天，上午9时许，戴季陶身佩金花勋带，率全体致祭官员来到香根寺大经堂。行辕参加致祭的人一律身着青缎团花马褂、蓝花缎长袍。戴季陶为主祭，向传义、许崇灏、刘家驹等为陪祭，甘孜的军政要员及香根寺喇嘛等为与祭，共约四百多人。按戴季陶事先的安排，祭礼是按清代的礼仪进行的，非常庄重肃穆。国民政府的致祭礼品有：镀金的青狮白象一对、紫黄二色花缎二十匹、边茶二百包等。致祭毕，戴季陶对土司头人各有金银锭不等的赏赐，寺外民众约二千多人也予以了藏洋一元的赏赐。至此，“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行辕”致祭班禅的使命就完成了。
　　致祭班禅仪式后，戴季陶又代表蒋介石对班禅行辕堪布会议厅的主要官员作了“垂训”，并单独接见了班禅行辕的几个上层官员、僧侣。在会见中，班禅行辕的官员和僧侣向戴季陶提出了请求国民政府把康北几县划归班禅行辕管辖的要求。原来，班禅行辕一入西康就与刘文辉失去了宾主之欢。当初刘文辉派人到玉树迎接班禅行辕入康，是想通过班禅行辕体现“维护佛教”进而达到他稳定西康、筹划藏事的政治目的。没想到派去的人在路上妄言班禅行辕一到康定县，就要交出全部武器。班禅行辕一行人到了甘孜后，见甘孜为康北形胜，是交通要道和商贸中心，喇嘛寺也金碧辉煌、富丽堂皇，便驻此不前，“此中乐，不思藏”了。更由于他们在西康受到了百姓崇敬，而西康政局一直不稳，于是产生了在甘孜建立特殊区域，割据一方的念头。戴季陶身为中央要员，在蒋介石面前又有特殊地位，听了班禅行辕上层人物的这番话，态度模棱两可，答复含含糊糊，没说同意，也没反对。戴季陶暧昧的态度加之知道蒋介石与刘文辉长期不和，更加坚定了班禅行辕割据的决心。结果，次年就发生了班禅行辕连通当地土司、头人的武装与刘文辉的二十四军兵戎相见的“甘孜事变”。戴季陶一行回到重庆，受到众多中央大员的欢迎和慰劳。在任何场合，他都要吹嘘他的甘孜之行，此行的意义是多么重大，一路上又是有多么的艰辛，收获又是有多么的大，等等。当然，有一种收获他是绝对不会向外人吹嘘的，那就是他此行从财政部拿到的30万仅用了十七万左右，剩下的全都进了自己的腰包。还有班禅行辕的官员、僧侣、藏族土司、头人奉献的礼品，大约也有三四万。使戴的随员气愤的是，列入预算的随员差旅费他竟一分未支，全部独吞了。戴季陶自然有他的理由，大家的食宿都有人招待，为啥还要给出差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