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重石到二十军的时候，正值杨森在下川东战败，龟缩在家乡一隅，前有刘湘等实力派四川军阀虎视眈眈，后有红四方面军开拓革命根据地与他争夺地盘。杨森处于夹缝之中，两面都不敢得罪。掂掇轻重，他也想联合共产党打击老对头刘湘，因此派杜重石等人与红四方面军取得联系，达成了协议。可惜，张国焘在取得胜利以后，不讲信用，调转枪头，又来打杨森。于是，合作破产了。

第一节 文武全才的夏旅长
　　杨森手下的军官们，有两个特点：第一是年轻，不但排、连、营长个个都是小伙子，就是团、旅、师长，也极少有“老将”；第二是亲信，不是他的子侄，就是他的学生，最少也是广安同乡人。
　　第五混成旅的旅长叫夏炯，思想进步，作风正派，文韬武略俱备，颇有儒将风度，是川军中以开明、求新著称的将领之一。自从杜重石当了军部秘书以后，夏炯见他少年老成，谈吐不俗，抱负不凡，也很器重他，两人经常交往。后来杜重石兼任设在戴市镇的县立第一中学校长，第五旅的驻地也在戴市镇，两人见面的机会更多，感情也日见融洽。
　　夏炯是杨森1921年在泸州办的“陆军讲武堂”高才生，毕业后一直追随杨森。1926年，夏炯就在万县的“四川讨贼联军总部”担任“将校队”队长，相当于团长。所谓“将校队”，就是“军官大队”，任务是集中训练收编来的非嫡系军官，以便统一思想，好为杨森效力。1926年8月杨森“易帜”以后，曾出任第九师师长。下川东一战失利，二十军取消师的编制，出任第五混成旅旅长。夏炯从进四川陆军讲武堂到1933年当旅长，前后还不到10年时间，年龄还不到30，在杨森军中，也算是提拔得比较快的。
　　此人爱憎分明，民族气节强烈，对于外族入侵，反抗的态度十分坚决，但对于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则与一般军阀部队等同看待，认为也是以武力扩张势力、侵占地盘，谋求的不过是少数人的利益。因此对红军应该联合还是应该打击，当以自身的需要为依据。他的这些看法，可能受杨森的影响较深。
　　夏炯不但善于带兵打仗，在军事之外，他的所想所说、所作所为，也与一般的军人不大一样。
　　广安县城和戴市镇都在渠江的旁边，夏季要游泳，跳进江里就能游一个不亦乐乎，根本不用花一分钱的。但是夏炯却偏要花费人力物力在自己的驻地戴市镇修建了一座游泳池。这在三十年代初的四川乡镇，简直成了一件破天荒的新鲜事儿，在全县人人瞩目，称赞者有之，揶揄者也有之。杜重石听说以后，特地跑去看。在那个年代，在当时的条件下，所谓的“游泳池”会是个什么样子，简陋到什么程度，可以想见。倒是刻在游泳池墙上的那一行大字：“我们满身奇耻大辱，要何时才能洗得干净！”却特别醒目，显示出这个游泳池的与众不同之处，更显出这个游泳池建造者的与众不同之处来。
　　杜重石看了，故作不懂地问：“一个人身上再怎么脏，也不能算是奇耻大辱吧？”
　　不料夏炯却毫不掩饰地反问：“日本人不放一枪，就侵占了我们的东三省，这难道不是奇耻大辱吗？”
　　从广安县城到戴市镇，虽然只有短短的三十几里路，但是几千年来，却只有一条崎岖蜿蜒的小道儿相通，只能听见诸葛亮发明的木牛流马──也就是四川特有的木制独轮“鸡公车”在山路上吱吱嘎嘎地歌唱。为适应军事和民用交通的需要，夏炯带领士兵和乡亲们一起劈山开路，修建了一条简陋的广戴公路。公路修成以后，夏炯又在车站旁边的石壁上刻下了七个大字：“劈山开路让人行”，每个字都有五尺见方，铁划银钩，苍劲有力，正是夏炯的手笔。杜重石看了，就指出山石上的这一句与游泳池墙壁上的那一句，恰好是上下文。夏炯也会意地说：“要雪奇耻大辱，就要有披荆斩棘、劈山开路的先锋队嘛！”还说：“凡是主张抗日雪耻的，我都拥护。凡是奴颜婢膝地向侵略者屈服的，都是历史的罪人。我宁愿为救国而死，决不当亡国奴而生。这就是我所奉行的‘军人魂’。”
　　简单的几句话，传达了他的新声，也显示出他的抱负不凡。看起来，让他屈居于军阀部队中当个旅长，还有点儿大材小用。共同的语言，一下子就把两人的距离拉近了。不久他们两人就成了莫逆之交。
　　夏炯的旅部办有一个“人生剧社”，经常给部队上演话剧，如田汉的《苏州夜话》、《湖上悲剧》、《生之意志》等等。有时候，也公开向社会各界演出。那年月，当地人的封建意识还很浓厚，不但部队中没有女兵，就是剧社里也没有女演员。所有女角，也和京剧、川剧一样，一概由男演员扮演。戏曲的念、唱、做、打，是语言的音乐化，动作的舞蹈化，与实际生活相去多远也没关系；话剧在当时被称为“文明戏”，尽管说话也拿着“舞台腔”，动作要摆出演戏的姿势来，终究与实际生活比较接近，男人扮演的女角，扭扭捏捏的，看上去总有点儿不伦不类，给人以滑稽可笑的感觉，在一定程度上冲淡了剧情与效果。
　　杜重石在上海学的是戏剧，上海比内地开化得多，上演话剧，女角早就已经由女演员扮演了。他到了二十军军部以后，组织了一个“广安剧社”，但他反对由男演员扮演女角的做法，为追求戏剧的更好效果，处心积虑地总打算在本县开一次先例，要让男女演员同台演出。
　　夏、杜二人关系日渐亲近以后，两人在“女角应由女人扮演”的观点上渐趋一致，就决定军部剧社与旅部剧社合作，外请几个女演员来“客串”，上演几部大型的多幕剧。
　　经过努力，得到当时在重庆主编《新蜀报》副刊的金满城先生的帮助，从重庆美术专科学校请来两位老师（是夫妻二人）和两个女学生，先排演了外国著名话剧《少奶奶的扇子》，又上演了反映“五卅惨案”的多幕剧《顾正红之死》和取材于当地的多幕剧《郑安涛之死》。限于当时的条件和水平，尽管戏演得很粗糙，化装、布景、效果之类也跟不上去，上台的“外国人”，也不是高鼻子、黄头发的，但总算在内地县城开创了“男女同台演戏”的先河。
　　影响最大、反应最强烈的，还是《郑安涛之死》。这是夏炯与杜重石根据广安实事自编自导的戏，主题是揭露、控诉鸦片烟害人。主角郑安涛，本是广安中学的一个好学生，很受老师的器重；后来跟父亲学会了抽鸦片，弃学去重庆谋生。两年后回到广安，衣冠楚楚，手面阔绰，俨然富家公子，实际上却是个抢劫、拐骗、无恶不作的匪徒。事败被捕，觉得无颜见人而自杀。当时四川人抽鸦片十分普遍，十几岁的孩子抽鸦片并不奇怪，连部队里也有许多“双枪兵”、“双枪将”。此戏公演以后，引起社会各界强烈反响。为此杨森曾下令让他们带此剧在二十军戍区内巡回演出，以扩大影响。
　　当时，夏炯正与南充女子师范学校的体育主任范淑良老师谈恋爱，南充与广安相距一百多里，中间还隔着一个岳池县，两人谈情说爱，全靠情书频繁往还。每有精彩之句、得意之笔，夏炯总要拿来给杜重石看；每逢爱河中波涛汹涌、风猛浪高之时，也要请杜重石帮助出谋划策，指点迷津，就好像杜重石是他的“恋爱参谋”、“婚姻顾问”一般。后来他们俩订婚，特请杜述言老先生当主持人；范淑良办嫁妆，还是杜重石陪她到重庆去置办的；他们俩结婚，杜重石是当仁者不让的男傧相。──两人关系的密切，由此可见一斑。

第二节 二十军的处境
　　杜重石与夏炯的友谊与日俱增之后，两人推心置腹，无话不谈。杜重石说起自己在上海与左联文人有来往，在共产党人的影响下，参加过学生运动；夏炯也把二十军与共产党的历史渊源以及目前的处境无保留地统统告诉了他。
　　杜重石虽然十几岁就离开了故乡，远赴上海求学，但作为广安县人，对于杨森的情况，多少还是知道一些的。他知道杨森毕业于四川陆军速成学堂，护法之役，当过滇军第二军的参谋长；后率队投川军，任川军第九师师长、代理川军第二军军长；川军混战期间，与刘湘、刘文辉、邓锡侯拉锯，时胜时负，胜时攻进重庆，败时退守宜昌、云南，从此与刘邓结下宿仇；投靠过北京政府，接受过陆军上将的高衔；效忠于吴佩孚，出任讨贼联军川军第一路总司令、四川省省长；此人善于四面迎合，喜欢脚踏两头船：北伐期间，他仍听命于吴佩孚，困守于万县，看到北伐军进展顺利，曾派人到广东国民政府输诚，要求加入国民革命军，又派人到北京找中共北方区委负责人李大钊要求调人到他部队开展政治思想工作，却又与吴佩孚割不断联系；1926年8月，广东政府任命他为国民革命军二十军军长，派朱德任二十军党代表，在“九·五万县惨案”中，曾支持他与英帝国主义斗争到底；1929年6月，邓锡侯的二十八军所属旅长邝继勋在遂宁附近率部投奔红军，经渠县王家场二十军驻地，杨森没有拦击，让他顺利通过。等等。1930年以后，杜重石离开了广安，对于二十军的情况，就知道得不多了。
　　1930～1931年间，蒋介石背叛革命，接连三次围剿工农红军中央根据地，都以失败而告终。1932年6月，又发动了第四次进攻。在鄂、豫、皖边区根据地的红四方面军，由于领导人的路线错误，导致反围剿的失败。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不得不于当年冬天率主力转移到陕南、川北地区，继续开展斗争。
　　这期间，二十一军军长刘湘已经战胜了跟他争霸四川的二十四军军长刘文辉，取得了“独霸四川”的定局。蒋介石为了笼络刘湘，派李仲公为代表常驻重庆。还有消息说：为了结束川军各派系割地自雄的局面，以后所有川军的军饷，一概由刘湘统筹统支。据此人们普遍认为：蒋介石要借重刘湘来统一四川了。
　　在这种局势面前，杨森为了自保，也不得不采取一些措施以壮大力量。措施之一，是借“四川剿匪第四路总指挥”的名义，以“匪患严重，需要扩军”为由，把原来的二十军手枪大队扩充为第七混成旅，任命他的侄子杨汉印为旅长。真正的目的，则是想据此向刘湘多报多领军需、军饷。实际上，第七混成旅只有原手枪队的那一班人马，此外既无更多的兵员，也无可用的枪支。
　　这时候，位于广安、岳池、渠县边境的华蓥山地区，有一支由岳池人刁文彪领导的地方红军在活动，颇有武装实力。为了配合红四方面军入川，刁文彪得到了杨森扩军的消息后，立刻抓住这个机会，以“绿林”自居，主动去找杨森，要求接受“招安”，表示愿意把全部人马改编为第七混成旅所辖的一个团，由刁文彪任团长。而他的真正动机，则是想取得合法的地位，以便扩大红军的力量。夏炯不是傻瓜，对刁文彪的用意其实也很清楚。根据当时二十军的处境，他建议杨森不妨来一个“将计就计”，答应“招抚”，以扩大二十军的实力，并寻求机会通过刁文彪暗中与红军主力取得联系，为进一步联合红军攻打刘湘做好准备。
　　尽管杨森是在自己的家乡当地头蛇，可是前面有代表国民党蒋介石的刘湘，后院儿有代表共产党的地方红军，只能在夹缝中求得生存。
　　杜重石恰恰就是在这个时候任二十军司令部秘书的。二十军的日子不好过，他这个秘书也有点儿不大好当，何况他当时还只有二十岁！

第三节 第一次联合共产党
　　1932年12月，中国工农红军红四方面军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趁四川军阀混战无暇北顾的机会，率领红军部队由陕南越过米仓山进入川北，先后解放了通江、南江、巴中三座县城，并于1933年2月成立了川陕边区苏维埃政府。
　　此事令蒋介石大为震惊，当即任命田颂尧为“川陕边区剿匪督办”，并命令刘湘、杨森派兵“会剿”。
　　田颂尧刚刚与刘文辉结束了成都巷战，于2月中旬匆忙挥军北上，兵分三路，向川北革命根据地进攻。
　　杨森在下川东兵败不久，在渠县、广安喘息了两年，刚刚恢复了一点儿元气，不想再把老本儿拿去孤注一掷，命令第五混成旅夏炯带领本部人马稍稍北进虚应故事。部队到了江口（今平昌县），受到了红军的阻击，就退到巴河南岸固守，与红军隔河相望。
　　巴河是渠江的上游：渠江发源于米仓山，大小通江在通江县汇合以后称通江，通江在江口与南江汇合后称巴河，巴河在三汇镇与州河汇合后称渠江，在合川注入嘉陵江。
　　川北红军采用“敌进我退”战术，田颂尧挥军北进，一路无阻，3月间，先后迅速占领了南江、巴中，5月初又占领了通江。正在田颂尧沾沾自喜以为胜券在握的时候，5月下旬红军开始全面反击。田颂尧孤军深入，四面受敌，三路大军迅速被瓦解。6月初，川北红军部队不但全部收复通江、南江、巴中地区，根据地比以前更加扩大了。
　　田颂尧兵败，退守仪陇、南部，夏炯干脆率部返回渠县原防。
　　7月7日，蒋介石见田颂尧“进剿”不力，任命刘湘为“剿匪总司令”，指挥四川各路军阀继续“围剿”川北红军。这时候田颂尧已经成为惊弓之鸟，无力再战；杨森深知川北红军不是一块好啃的骨头，胜了没什么油水，败了要伤自己元气，何况又是在老对头刘湘的控制之下，更不会有什么好果子吃，所以采取“龟缩”政策，以自保为原则，尽力不与川北红军发生正面冲突。
　　这时候，以“绿林”身份投靠杨森的刁文彪，已经是夏炯手下的一名团长。他见杨森对“围剿”川北红军持回避政策，并不积极，知道杨森有难言之隐；又知道夏炯是杨森的得意门生，一切言听计从，就向夏炯大胆进言，表示自己与川北红军头目有些私交，如今两军对垒，既不和，也不打，双方徒然消耗实力，反正双方本没有什么利害冲突，不如以双方利益为重，大家坐下来正面会谈一次，最理想的是各自放弃小利，联合起来，一致对敌，争取大利；退一步，也可以寻求划定边界、互不侵犯的条件，各自谋取自身的发展。
　　夏炯对于刁文彪的身份，其实心里很清楚，只是不捅破这层窗户纸罢了。如今听他的一席之言，虽然明知道他是为川北红军考虑，但是二十军在当时的情况下，处境也的确十分艰难，如果能够与川北红军互通声气，不论是某种程度的联合或某种条件下的自保，对二十军都是有利无害的事情。于是就把他的意思加上自己的意思向杨森说了。
　　对于自己目前的处境，杨森心里当然十分明白。他本来一心想在四川军阀混战中取得胜利，从此登上“四川王”的宝座。但是逐鹿的结果，自己成了败兵之将，不但失去了下川东二十余县的地盘，还要在死对头刘湘面前低头俯首，唯唯听命，这口窝囊气，也不是好噎的。这时候，如果上面没有刘湘的控制，旁边没有红军的威胁，以他目前所占据的尚称富庶的地盘，是可以逐渐得到发展的。因此，如果川北红军确实有联合互保或划界自保的诚意，倒也不失为一条可行之道。
　　经过慎重考虑，杨森责成让夏炯去经办此事。杨森是个老谋深算的人，他自己不出面，即便一旦事情暴露，他可以推说不知道，一切都是“手底下人”办的。只要能保住他自身，部下即便得到处分，仍可以设法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过他对刁文彪这个人不放心。这个人是共产党打进来的，如果让他当代表，他考虑的必然是红军的利益，而不是二十军的利益。因此，只能让刁文彪出面牵线，对于派谁去与红军谈判，要夏炯认真考虑一下。
　　在对待共产党和红军的态度上，夏炯与杨森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红军既然也是一支在政坛和名利场上角逐的军队，当然一切都是“为自己”的，因此对待红军，也与对待一切军阀部队一样，绝不能过份相信，何况“兵不厌诈”，天下没有“老实”的将军。
　　经两人反复磋商，最后选定夏炯手下一个团长叫李麟昭的作为谈判代表。李麟昭虽然不是杨森的内亲外戚，却是成都讲武堂毕业的学生，不但是杨森的亲信，思想观点，也与杨森、夏炯完全一致。更主要的，还是此人有勇有识，善于随机应变，既不会损伤二十军的利益，遇到紧急关头，又能全身而退。
　　通过刁文彪的往来拉线，终于与川北红军暗中联系上了，决定双方进行一次正式的会谈，地点设在巴中县东南方向的得胜山（今属平昌县得胜乡，在县境北）。当时江口（今平昌县县治）以北是两军的军事分界线，得胜山一带，既不是红军的势力范围，也不是杨森的防区，双方都是“单骑赴会”。
　　谈判的地点设在一家山村小酒店临时腾出来的楼上密室内。代表红军的是陈昌浩，青衣小帽，一身收山货的外地客商打扮。杨森这边，除了李麟昭之外，还有牵线人刁文彪。他们都是当地人打扮，脑袋上缠着厚厚的白布，靛青土布长衫，腰间暗藏家伙，以便对付万一。不过刁文彪并不参加谈判，介绍双方认识以后，就以协助店家奔走上菜为名，“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去了。
　　陈李二人入座以后，略说两句客气话，就直接切入主题：李麟昭转达了杨森的意见，双方在平等的前提下成立联军，目标是共同对付刘湘的二十一军。但是联军只是行动上的联合，除了统一指挥，统一部署，分头作战之外，两军之间没有统属的关系。
　　陈昌浩一开始就指出二十军面临的危险处境，如果不寻求自己的出路，难免被刘湘或蒋介石吞并的命运。因此，他转达张国焘的意见：要求杨森取消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的建制和番号，完全脱离蒋介石的控制，改编为红军，一切行动都要服从红四方面军的命令。
　　当时的形势，是红四方面军在川北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拥护，接连打了几个胜仗，把田颂尧的部队打了个落花流水，扩大了根据地；而杨森的二十军，由于接连打了几个败仗，龟缩在广安一隅休养生息，惨淡经营，日子似乎很不好过。因此在张国焘看来，杨森只有投靠红军，才能图谋自保，才能有所发展，不然，不是被刘湘吃掉，就是被蒋介石所排挤。因此，他对于谈判的认识，等于是“受降”，根本就没有考虑过要在双方地位平等、利益与共的前提下联合作战，共同对付刘湘。
　　李麟昭一听张国焘提出的条件，明明是要把二十军“吃掉”，而不是双方地位平等的“联合”。这样的条件，与杨森所提的基点相去太远，觉得很不好谈。他一个团长，只能转达军长的意见，在这样重大的问题上，也无权做出决定。他只能答应：两军联合以后，红军可以派一些政工人员到二十军来开展政治思想工作，明耻教战，鼓舞士气，但二十军的人事、经济必须独立。除了与红军联合进攻刘湘之外，其余的军事行动，红军也不得干涉。
　　陈昌浩的意思：杨森既然要向红军靠拢，就要彻底抛弃蒋介石，不能做骑墙的两面派。不然，所谓“联军”，也是名不正、言不顺的，日后杨森如果有了反复，不但红军无法控制，也影响红军的声誉。
　　两人经过反复商讨，由于基点相去太远，无法达成协议，李麟昭只好在“回去向军长汇报后，再决定行止”的借口下，很客气地告辞。谈判无结果而散。
　　李麟昭回到广安，向杨森汇报了谈判经过，杨森冷笑一声：“要我投靠红军，我还不如投靠蒋介石呢！”
　　从此，与红军谈判，成立联军的事儿，就不再提起。
　　这是1933年上半年的事情。
　　事隔几个月后，红四方面军见杨森对联合反刘一事持冷淡态度，也知道自己的“要价”太高了，于是主动“落价”，通过刁文彪的关系，又一次提出第二次商讨的建议。杨森觉察到红军这一次有比较大的让步，估计谈判成功的可能性比较大，就责成夏炯亲自出面与红军谈判，并给予比较大的“自决权”，以便“便宜行事”。
　　这时候，夏炯的第五混成旅旅部已经由广安县的戴市镇搬到岳池县公园，在保证来人安全的前提上，夏炯建议谈判地点就设在岳池县公园内，这样，可以排除一切外界干扰，让双方畅所欲言，也不受时间的限制。经过刁文彪的往返联络，红军方面表示同意。
　　到了约定的日子，红四方面军的代表陈昌浩和一个姓黄的随员，化装成商人模样，经过长途跋涉，到达岳池的时候，已经傍晚。双方立即进入会谈，从晚饭的饭桌上谈起，一直谈到深夜。二十军的正式代表是夏炯，杜重石为随员。
　　这一次会谈，双方各自退让一步，只在“配合作战，共同对付刘湘”这一基点上联合，不求组织系统的联合，因此谈判成功的可能性比较大。双方经过讨价还价，具体磋商，总算达成了协议。协议的内容主要是两条：一、红军与二十军各不相犯；二、由红军出兵攻打刘湘部队，由二十军负责军需补给。──这样，表面上杨森与刘湘并不发生正面冲突，在舆论界、在川人中、在蒋介石面前，都更好说话一些。这正是夏炯的高明之处，也是这次会谈的成功之处。
　　这个协议，虽然意义重大，但是并没有形诸文字，没有让杨森和张国焘签字，只能算是口头的“君子协定”。这是当时的环境所决定的，也是杨森的精细之处。红军虽然也有了不少据点，但成败未卜，前途难测，如果正式签订协议书，一旦落进蒋介石或特务分子的手里，对红军也许无所谓，对杨森来说，那可就惨了。
　　达成协议以后，夏炯立刻调拨军装两千套（包括帽子、鞋袜、毛巾、水壶、皮腰带在内）、子弹八箱以及许多医药用品和军需物资，作为礼品赠送给红军。杜重石也拿出两支德国造二十响快慢机木壳枪来送给陈、黄二人，并说：“这是夏旅座割爱，特意送给二位作自卫用。”──这种手枪，枪筒比较长，射程比较远，能够连发，接上木壳，还可以当冲锋枪用，在当时的二十军，要算是最新式的了。
　　用历史的眼光看问题，夏炯和杜重石的这一策略对红军、对抗日来说都是绝对有利的。尽管杨森的出发点是为了报复刘湘的夙怨，但对当时败退川北的红四方面军来说，却是雪中送炭，给予十分有力的支持。
　　这一年，杜重石只有二十周岁。在别人，大都正在求学，也许还不知天高地厚，不知人心叵测，但他却以自己风华正茂的青春年少，正式参与了党政军的活动，在中国现代史中占据了一席之地。这一笔，是他人生旅程上很重要的一笔，也是引发他后来一系列不寻常遭遇的总的导火线。
　　事隔半个世纪以后，由于夏炯的一生既打过共产党，也帮过共产党，解放战争的后期虽然也投向了解放军，但是竟以莫须有的所谓“叛乱”罪被镇压。在那个极“左”路线当政、“株连十族”的年代，夏炯的女儿夏文湘被下放新疆。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杜重石写信告诉她夏炯当年与红四方面军密谈的事，叫她大胆写信给徐向前同志。他是当年红四方面军司令员，现在能证实此事的，只有他一人了。信发出后，很快得到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以军办信发字（82）第46号函代为答复，结论是肯定的。复信全文如下：

杜重石为这不平事，曾写过一篇史料，在1984年6月出版的《上海文史资料选辑》47辑发表。标题是：《红四方面军入川后与川军的一次谈判》。

第四节 联合之后的反复
　　川北红军与杨森达成了互不侵犯的协议，解除了后顾之忧，趁四川军阀内部矛盾重重、互相观望之机，并没有按照协议去攻击刘湘，而是发动了“仪南战役”（“仪南”指仪陇和南部这两个相邻的县，不是仪陇县的南部地区），集中优势兵力，打击退守仪陇、南部两县的田颂尧部。经过十几天的战斗，消灭了田颂尧部三千多人，缴枪一千多支，解放了仪陇县全境，控制了广元、昭化（现属广元市）、苍溪、阆中、南部等县的部分地区，基本上占领了嘉陵江东岸地带和陕南宁羌（1842年改名宁强）地区。更主要的，还是占有了南部县境内的盐井，打破了长期的封锁，解决了根据地军民的吃盐问题。
　　但是张国焘在击败了田颂尧部队以后，不但不设法谋求与杨森的进一步合作，反而运用所谓“吃弱壮己再攻强取胜”的错误策略，用“出其不意、攻其无备”的突然袭击，于同年秋季发动了“营（山）渠（县）战役”，全力攻击杨森。
　　为什么红四方面军要使这一招“回马枪”呢？这是因为以巴中为中心的根据地，巴中、仪陇、江口三地，正好是一个“品”字形；但是其南部边境从仪陇到江口之间，并不是一条直线，而是有杨森的第二混成旅前哨部队驻扎在巴中县境内的玉山场、鼎山场一带，有如一个拳头在四方面军的眼前晃动，不但阻碍了红军从这里向南发展，一旦敌人发动进攻，这里也是最好的突破口。张国焘认为：杨森的这个据点，必需加以拔除。至于双方谈妥的协议，反正没有文字可据，即便有文字，杨森也拿不到桌面上来，再说，“兵不厌诈”是军事常识，谁要是相信协议、恪守协议，只能说是个傻子，不是个将军。于是，张国焘集中了优势兵力，向杨森袭来。
　　1933年9月下旬，川北地区秋雨连绵，不大也不小，淅沥淅沥，没完没了。秋雨一下，天气就凉，秋风一吹，能令人全身都起鸡皮疙瘩。
　　22日夜间，红四方面军第九军七十三师的战士们，头戴箬帽，脚穿草鞋，冒雨摸黑穿过荒僻的山间小路，在天亮以前，插入玉山场、鼎山场的南面，黎明时刻，向杨森部队发起突然袭击。与此同时，红三十军从北面攻击玉山场，红四军十一师从侧面攻击鼎山场。杨森部队突然间在睡梦中腹背受敌，来不及还击，纷纷溃逃。
　　但是张国焘并不以取得玉山场和鼎山场就满足。他发扬连续作战精神，挥军南下，一天一夜，即推进到达营山以北六十里地区，遇到杨军阻挡，暂时休息。
　　杨森见张国焘不讲信用，发动突然袭击，大骂张国焘不是玩艺儿，急忙命令第一、第二两个混成旅残部据险死守，不得后退一步，又急调第三混成旅增援蓬安、第五混成旅增援营山，加强防守。
　　双方对峙了四五天。9月29日深夜，红三十一军以一个团的兵力发起夜袭、奔袭，直插杨森第一混成旅后方佛楼寺、杨家寨，打死第一团团长程栋梁，俘虏第三团团长，杨军士兵从梦中惊醒，无法抵抗，纷纷溃逃，死亡枕籍。30日，红军乘胜向营山进攻。二十军旅长杨汉忠得到消息，知道反攻已经不可能，只好将旅部撤到渠县。
　　30日黄昏，据守在前线阵地的杨军两个营才知道自己被红军分割了，后面的部队已经伤亡、逃匿一空，这才急忙放弃阵地，抄小路逃回渠县县城。
　　这一役，红军消灭了杨森部队团以下官兵1000多人，缴获长短枪2500多支，占领了营山全县、渠县大部和蓬安县北部嘉陵江以东地区。
　　杨森上了张国焘的当，认为共产党不讲信义，说话不算话，为了达到扩展势力的目的，居然不择手段，懊悔之极，也恼怒之极。于是不得不破釜沉舟，放弃广安、岳池等县，把军部迁到南充，联合刘湘，攻打红军。
　　红四方面军在川北的势力迅速扩张，不但震惊了四川的大小军阀，也震惊了南京的蒋介石。为了防止红四方面军沿嘉陵江南下，蒋介石的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成都行辕召集川军各路头目开紧急军事会议，要求在三个月内必须消灭川北的红军。1933年10月4日，刘湘接受蒋介石的任命，在成都就任“四川剿匪总司令”职，下面有六个总指挥：第一路总指挥为二十八军军长邓锡侯；第二路总指挥为第二十九军军长田颂尧；第三路总指挥为新编第六师师长李家钰，副总指挥为二十三师师长罗泽洲；第四路总指挥为二十军军长杨森；第五路总指挥为二十一军第三师师长王陵基，副总指挥为第四师师长范绍增；第六路总指挥为二十三军代理军长刘邦俊。六路人马共计一百十几个团，二十多万人，还有飞机18架。
　　由于张国焘的策略性错误，不仅失去了利用川军之间的矛盾、分化川军、削弱川军围剿红军力量的大好时机，反而促成了四川军阀的大联合，一致来对付红四方面军。加上张国焘所到之处，总是推行他的那一套极左路线：先使小康之家变为赤贫，然后强迫他们参加“革命”，而且大肆屠杀富裕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结果丧失了民心，化友为仇，给自己造成了四面竖敌、孤军作战的局势。幸亏徐向前善于指挥，沉着应对，发动地方武装配合作战，极力扭转孤立局面，变被动为主动，方才在敌人强大的攻势下保住了川北革命根据地。
　　10月中旬，红四方面军联合地方武装，主动发起“宣（汉）达（县）战役”，占领了宣汉、达县、万源三个县，化零为整，使川北根据地与川东游击区连成一片，便于共同防守。
　　1933年11月1日，刘湘指挥的六路大军开始对川北红军发起围攻：王陵基和刘邦俊率所部在开县城西、开江县城北一线与红四方面军展开激战。随后，杨森部队罗德润旅、夏炯旅、杨汉域旅分别从蓬安县、渠县和花轿镇（在广安县北面、蓬安县东南、渠县西南）出发，一起进攻营山县城。红军退出营山，杨森即把军部迁进营山城内，并命令杨汉域旅继续北进。红九军集中优势兵力反击，在凤凰寨附近将杨汉域旅打败，消灭了杨旅近两个团的兵力，一直追到营山县城。
　　前方战事失利，如今兵临城下，进则缺乏实力，退则唯恐受到蒋介石和刘湘的责罚，杨森感到了处境十分困难。这时候，夏炯从保存实力出发，建议再次与红军谈判，希望双方暂时停火。杨森抱着姑妄一试的心情，让夏炯派旅部副官长王一鹗单身一人化装潜赴通江县城，会见了张国焘和陈昌浩。当时红军考虑到进攻的敌人兵力强大，战线过长，四面受敌，疲于奔命，不利于久战，也同意与杨森暂时停火，可以集中兵力去对付王陵基和范绍增。于是再次达成“双方互不进攻”的秘密协议。陈昌浩还派一个姓徐的秘书改换服装长驻夏炯的旅部，进行观察和联络。此后的几个月，红军与杨森在营山以北观望对峙，基本上不发生战事。
　　维持到1934年3月中旬，杨森迫于蒋介石和刘湘的命令，不得不派高德周旅参加会攻巴中、通江，派罗德润旅、夏炯旅进攻兰草渡，结果遭到红军的反击，几乎溃不成军。杨森急忙派人给红军送去布匹、医药器材等物品，说明自己迫于命令不得不出兵的苦衷。红军表示谅解，以一批土特产作为回报，希望继续保持互不进攻的协议。于是杨森部队推进到兰草渡附近，即按兵不动，与红军隔河对峙。
　　这一段时间，杜重石除了协助夏炯与红军联络、谈判之外，主要时间都在杨森的军部。他作为一个文职人员，当然没有资格参与战事的决策，但是作为一个军人，却在战争中得到了磨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