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重石出任二十军驻上海办事处处长，出版政论性刊物《前哨》，并与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罗青交上了朋友。于是，他的政治生涯，开始第一个转折。
　　杨森主动投靠蒋介石，蒋介石却一心要消灭这支地方杂牌军。“七·七”抗战事起，蒋介石急调新近投靠他的杨森部队到上海抗战，真正的目的，则是想趁机借日军之手行他排除异己之实。
　　二十军经过四十几天的急行军，在十分疲劳的情况下，以最落后的装备，迎战在当时来说已经是装备精良、且是以逸待劳的日军。经过五昼夜的鏖战，二十军的三个师六个旅人员伤亡过半，师长负伤，剩下的人勉强只够整编一个旅。不但自己所守阵地屹立不动，还把友军所失的一个阵地从敌军手中夺了回来。这一仗，打出了川军的英勇，也打出二十军的风格。
　　二十军撤出战斗，调防安庆。通过杜重石的联系，杨森与共产党再次接上了关系。

第一节 开赴前哨阵地
　　杨森向蒋介石请命，主动放弃四川的地盘，原是想摆脱刘湘的控制，向“中央”靠拢。但是蒋介石的如意算盘不如意，以杨森取代“云南王”的计划未能兑现，虽然杨森本人得了个“贵州绥靖公署主任兼贵州省省主席”的衔儿，看起来已经与刘湘平起平坐了，但是实际上只落得二十军失去了“老窝儿”，却依旧是“川军系列”之一，仍摆脱不了刘湘的控制。而且跟刘湘的关系越来越紧张了。
　　1937年夏季，刘湘在何应钦的参与下，以“川康绥靖公署主任兼四川省主席”的名义召开了“川康整军会议”，强把杨森的一三三、一三四、一三五师“整编”为两个师。整编以后的二十军，军长是杨森，副军长是夏炯，杨森的两个侄儿：杨汉域任一三三师师长，杨汉忠任一三四师师长，一三五师的人员合并到各师，番号撤销。
　　这等于缩小、控制了杨森的势力，对二十军的将领们来说，是一件十分不愉快的事情。夏炯对杨森说：二十军要图生存，谋发展，既不能只依靠南京，更不能与刘湘合作，而必须开展“多方外交”，一方面与各地方势力加强联系，一方面努力宣传自己，扩大二十军在全国范围的影响，才能壮大声势，提高地位。他还举例说：“范绍增不过是刘湘手下的一个师长嘛，还在上海设立了办事处呢！桂系的李宗仁、白崇禧，不但在上海有办事处，还在上海法租界办了一个叫《国防论坛》的刊物，连篇累牍的文章，宣扬国防建设的最大障碍是专政独裁；只有还政于民，实行宪政，才能团结全国人民，齐心协力建设国防，抵御侵略。实际上是含沙射影，指责的是‘蒋家天下陈家党’的专制独裁，违背了孙中山先生召开国民大会、还政于民、实现宪政的遗教。现在这个刊物在军政界影响很大，等于在给李宗仁、白崇禧做宣传。我们也有必要到上海去设一个办事处，办一家刊物，给二十军造点儿舆论，扩大一下自己的影响。”
　　对于夏炯的这些意见，杨森和杜重石等人是完全同意的。上海当时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又可以利用租界进行各种活动及对外联络。经商讨细则以后，因杜重石在上海多年，对上海比较熟悉，就决定由杜重石出任二十军驻上海办事处处长，开展宣传、联络活动。
　　杜重石自从投身二十军，在军部挂一个秘书的衔儿，既无职也无权，杨森的秘书又多，除了与陈昌浩会谈当过一下“随员”之外，可以说没办什么“露脸”的事儿，也没取得值得一提的成绩，倒是随着军部辗转奔波了好多地方，连自己所最关注的县立广安一中的教职、所最热心的军中剧社，也无法顾及。如今杨森把这样重要的工作放到他的肩上，他似乎感到自己英雄有了用武之地，可以施展一下自己的能力与抱负了。
　　在杜重石的人生道路上，这又是一个极大的转折点。
　　当年7月初，杜重石兴致勃勃地到了上海，通过各种关系，很快地就在法租界金神父路、福履里路口租了一座洋房，挂出了“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驻沪办事处”的牌子，同时积极着手筹办政论性三日刊《前哨》。
　　牌子挂出没过几天，“七·七”卢沟桥事变起，由杜重石主编、由杨森题写刊名的《前哨》三日刊，经过突击奔走，也正式出版。第一期的主要篇幅和内容，当然以宣传抗日为主。刊物刚一散发，就得到了各界的好评。
　　又过了一个月，“八·一三”上海抗战，杨森奉命率二十军到上海参战，《前哨》立刻发表文章配合，宣扬二十军是川军中首先放弃防区奔赴上海抗战的第一支部队，同时指责刘湘不以国家民族危亡为重，眼看外敌入侵，仍在四川保守地盘，图谋个人权力。一石二鸟，既扩大了二十军的抗战声势，又抨击了地方军阀不顾国家民族危亡只图拥军自保的短浅眼光。
　　二十军驻沪办事处的房屋宽敞，楼下的一间侧室，就租给一个叫罗青的单身房客居住，但是杜重石并不知道他的身份。有一天，杜重石在《申报》上看见苏州高等法院开释救国会七君子沈钧儒、章乃器、李公朴、邹韬奋、史良等人出狱的报导中，同时释放的还有江苏救国会筹备人罗青的名字，却不知道彼罗青是否即是此罗青，就主动到楼下拜访，一探究竟。攀谈之下，方才知道他就是与七君子同时释放的那个罗青①，刚出狱不久。他原来在文化界救亡协会战时特种委员会担任总干事兼总务部副部长，部长就是沈钧儒，而组织部长是章乃器，宣传部长是邹韬奋。后来特委会解散，章乃器被全国救国公债劝募总会会长宋子文聘为委员兼宣传组组长，罗青和欧阳予倩、许幸之任副组长。所以他和“七君子”的关系十分密切，七君子入狱，他也一起被捕了。
　　许幸之是杜重石在上海求学时期的绘画老师，这样一谈，彼此的了解就深了，关系也近了。杜重石谈起自己在二十军的情况以及创办《前哨》三日刊的宗旨与动机，再就抗战这个主题发表一些自己的看法。罗青谈起汪精卫在林伯生主编的《中华日报》上发表的那篇题为《寻求与国》的臭文章，提出所谓“和平未到绝望时期，绝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绝不轻言牺牲”的观点，尽管那时候汪精卫还没有公开投降日本当汉奸，但是卖国的立论，已经昭然若揭。两人越谈越投机，杜重石当即请罗青就这个问题写一篇社论，予以驳斥。罗青也不推辞，一口答应了。
　　不久，罗青写的社论《怎样寻求与国》在《前哨》上发表了。文中说：“日寇由侵占东三省而蚕食华北，节节进犯之后，又挑起卢沟桥事件而至‘八·一三’上海战争。面对日帝国主义铁蹄在中国领土之践踏；面对日侵略者的刀枪对中国人民的屠杀；面对日侵略者的兽行对中国妇女的奸淫；面对日侵略者对中国人民财产的抢劫等血腥事实，而仍持和平犹未绝望，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必须忍辱负重，静待‘国联’舆论制裁之谬论者，无论其辞藻如何哗众取宠，然而事实无情，终将使其堕入粪坑，为全民所唾弃，所共诛。”
　　同一期的《前哨》上，还发表了杜重石写的题为《本性素乖，凶残难戢》的短评，一方面配合社论驳斥汪精卫的无耻谰言，一方面也借机刺激一下刘湘。文中说：“日寇继卢沟桥事件之后，又挑起上海战端，丧心病狂，肝胆别具。人类之本性素乖，凶残之性难戢。当此民族存亡之秋，竟仍有人认为和平尚未绝望，牺牲未到最后关头，认贼作父，屈膝乞怜；更仍有人伏居巴东，割地自雄，图保实力不知有国者，亦必为全民共弃、共诛。留蜀诸公，何不以昔日内战争城夺地之勇，为国家民族作拚死之斗！民族存亡，全系于斯，时机迫切，不容伫待。巴东甫公②，盍兴乎来！”
　　这两篇文章，抗战的立场坚定不移，指责的言辞铿锵有力，道出了爱国者的心声，指出了卖国者的无耻，一时传诵者颇众，也是杜重石与罗青在抗日救亡战线上并肩战斗的开始。
　　此外，杜重石还为郭沫若主编的《救亡日报》写一些宣传抗日的小品文和街头剧，以此表明《前哨》及其发行人的立场。
　　在民族危亡的生死关头，是最容易考验一个人的。时间不长，杜重石就与罗青结成了生死之交，无话不谈。在杜重石的肝胆相照下，在国共合作已成定局、部分共产党员可以适当公开活动的前提下，罗青不再隐瞒自己共产党人的身份。那年月，报刊上关于共产党的报导，除了大肆歪曲的诬蔑之外，正面的介绍是没有的。罗青自从向杜重石公开了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之后，就把党中央关于抗战的活动与态度告诉了杜重石，综合起来，有如下三方面：
　　第一，国共两党曾于7月15日在庐山会谈，为国共的第二次合作，共赴国难，进行谈判。由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代表共产党，由蒋介石、张冲③、邵力子代表国民党。会谈中，国民党同意共产党向国民政府提出的三项基本纲领：一、争取中华民族之独立、自由与解放，首先需切实地、迅速地准备与发动民族的革命战争，收复失地和恢复领土主权之完整；二、实现民权政治，召开国民大会，以制定宪法并规定救国方针；三、实现中国人民之幸福与愉快生活，首先需要切实救济灾荒，安定民生，发展国民经济，解除人民痛苦与改善人民生活。
　　为了顺利实现这三项基本纲领，共产党对国民党提出了四项保证：一、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二、取消一切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暴动政策及赤化运动，停止以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三、取消现在的苏维埃政府，实现民权政治；四、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统辖，并待命出动，担任抗日前线之职责。同时向国民党提出建立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第二，毛泽东于7月23日提出“坚决抗战，反对投降妥协”的八大纲领：一、全国军队总动员；二、全国人民总动员；三、改革政治机构；四、实行抗日外交；五、改良人民生活；六、实施国防教育；七、执行抗日的财经政策；八、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第三，庐山会议之后，国民政府公布了《国共合作共赴国难宣言》，日本帝国主义最怕国共合作共同抗日，所以才迫不及待地挑起上海战争，企图在军事上再给国民党施加压力，以达到它破坏国共合作的目的。可见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抗日救国、争取最后胜利，是极为重要的，必须尽力巩固和发展。
　　这些情况，有些可以从报纸上看到，但是很不详细；有的则根本看不到。尽管杜重石当年在上海读书的时候也曾经接触过一些文化界的共产党人，后来与红四方面军谈判，也见过红军部队中的共产党人，但是像罗青这样无保留地当面开导，却还是第一个。也可以这样说：杜重石的真正接触共产党、正确地认识共产党，是从罗青开始的。《前哨》三日刊有了罗青的参与，等于接受了共产党的领导一般，从此立论更加正确、立场更加坚定，抗日的态度，也更加坚决了。

第二节 二十军上海抗战
　　杨森得到蒋介石的命令，率二十军于1937年9月1日从贵州安顺场等地徒步出发，沿湘黔公路行军，到湖南辰溪乘船到长沙，换乘火车经粤汉路到武昌徐家棚车站，连夜渡江到汉口。在汉口滞留了几天，转京汉路到郑州，再转陇海路到徐州，换津浦路到浦口，立即渡江到南京，转南京到上海的京沪线车到嘉定县。前后历时41天之久，总算于10月12日到达上海前线，部队在嘉定县的南翔火车站集结。
　　杨森还在行军途中，即于10月9日得到了蒋介石的命令，他的一三三师和一三四师加上临时调拨来的中央军二十三师，参加上海抗战，划归淞沪战区司令长官薛岳指挥，被编入第六兵团战斗序列，任务是防守大场、蕴藻浜、陈家行一线阵地。杨森的军部指挥所，就设在南翔火车站。
　　10月15日清晨，二十军一三四师遭到日军进攻，激战两昼夜。师长杨汉忠负伤，团长林相侯、营长冼纠华等阵亡，官兵伤亡过半，但是阵地屹立不动，凶残的日寇没能前进半步。
　　18日，防守陈家行阵地的二十三师低挡不住日军的攻击，丢失了阵地。薛岳把责任推到杨森身上，下令杨森把阵地夺回。这时候一三四师已经无力再战，杨森就把任务交给了杨汉域。一三三师接受了任务以后，全力出击，付出了极大的代价，终于把陈家行阵地从日寇手中夺了回来。但是官兵牺牲惨重，二十军严重减员，兵力不足，已经无法继续防守这三个阵地了。
　　19日，杨森奉命把三个阵地交给广西部队接防，二十军结束了五昼夜的上海抗战，奉命到纪王庙整顿残部。经整编，除去伤病员，剩下还能作战的兵员，勉强只够编为一个旅，交由杨汉域指挥，又担负起掩护上海军民转移到苏州、常熟之责。任务完成后，先到南京接受蒋介石的“嘉奖”，然后奉命转移安庆，接受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的节制。
　　二十军从进入上海到撤出上海，前后不过一个多星期，真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按照蒋介石的估计，这支部队从关山千万重的西南边陲长途跋涉来到上海，疲惫交加，加上装备落后，面对以逸待劳的凶顽日寇，必然会一触即溃的；这样，他就可以假手日寇把二十军这支非嫡系部队消灭，就可以找理由办杨森一个“指挥不当”的罪名，即便不开刀问斩，也要他从此当光杆儿司令。没有想到杨森的部队居然还挺能打仗，不但守住了自己的阵地，还能把别人丢失的阵地夺回来。不过，二十军经此一役，已经名存实亡，剩下最多不过一个旅的兵力了。面对二十军这样的“战绩”，蒋介石怎么能不当面予以“嘉奖”呢。
　　二十军途经汉口的时候，在杨森的私邸杨森花园遇见国民党中宣部电影制片厂的导演袁丛美。袁也是四川人，因为脸上有麻子坑，所以自嘲地取了个漂亮的名字叫“丛美”。当时他正借住在杨森花园，适逢主人因出征而回归，邂逅相逢，无以为敬，就拍了一部二十军开赴上海抗战的新闻纪录片。这件事情在全国的影响虽然不大，但给二十军官兵们的鼓舞却不小。
　　二十军到达南翔的第三天，即10月14日，副军长夏炯和副官长范埏生一起到法租界二十军驻沪办事处联络，杜重石就介绍他们与罗青见面。这一次晤谈，既别开生面，又十分融洽。有杜重石的关系，罗青开诚布公，并不掩饰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因此，一方是共产党员，一方是国民党员，但又都不代表党组织，而谈的偏偏又是如何加强国共合作、如何巩固并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如何坚持抗日救亡等等党国民族的大事，似乎双方都是负有祖国兴亡命运之责的人。这次晤谈，夏炯对罗青的印象极佳，并把这极佳的印象一直输送到杨森那里，为此引发了杜重石的延安之行，又为此引发了杜重石后半世的坎坷遭遇──这都是后话。
　　17日夜，上海文化界人士郭沫若、田汉、许幸之、胡兰畦、胡苹等人，鉴于杨森在川军中率先抗日，用相当落后的武器抵挡住日军猛烈的炮火，坚守了阵地，足见官兵们爱国心之强、士气之高，可为抗日军人的楷模，商定一起到南翔车站二十军指挥所去看望、慰劳杨森。
　　郭沫若当时在上海主编《救亡日报》。早在北伐时期，他就与杨森有过接触，并建立了相当深厚的交情。
　　胡兰畦当时是何香凝的秘书。1920年，恽代英、萧楚女在四川泸州创办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时候，她也是会员之一。研究会得到杨森的支持，杨森也常常到学会去研讨马克思主义学说。胡兰畦不但早就认识杨森，而且和杨森的夫人也有交往。1922年，杨森任命恽代英为川南师范学校教务主任，愠代英又介绍胡兰畦到川南师范当教师。杨森对胡兰畦很有好感，有意要娶她作姨太太，被胡兰畦一通大炮轰了回去说：“我父亲是四川有名的袍哥大爷。袍哥大爷的女儿是不嫁给人家做姨太太的。”
　　杨森虽然碰了个钉子，但对胡兰畦的印象和关系一直很好。1945年杨森出任贵州省省主席，创办《贵州日报》，还是聘请胡兰畦当社长。
　　郭沫若等5人在杜重石的陪同之下，由南站乘火车出发。车刚开出不久，由于前方铁轨被炸，火车停了下来。一直等到深夜两点，还是无法通行，郭沫若和田汉等人只好返回市区。杜重石和胡兰畦拦住了一辆运送军需物资的卡车，总算在天色黎明的时候到达南翔。胡兰畦见到了杨森和夏炯，转交了何香凝的慰问信，仍搭运输车返回上海。
　　夏炯虽然只与罗青见过一次面，但是对罗青的印象极佳。二十军离沪之前，曾经向杨森建议聘请罗青为二十军的政治部主任，在军中开展政治思想工作。因为二十军的政治部主任张铭，是蒋介石派来的。他自恃是黄埔军校出身的“天子门生”，看不起杨森，还觉得自己到二十军这样的杂牌军来当个政治部主任，太屈才了点儿，因此说话行事，处处盛气凌人。杨森对张铭也很不满意，但是蒋介石派来的“钦差”，既得罪不得，也请他不走，如何请罗青来屈就副手的事情，必须让杨森与罗青两人当面谈了才行。杨森听说罗青是共产党，而且与杜重石交情很深，也想通过罗青与共产党建立横向关系，还想把杜重石派到延安去考察，并向朱德请教一些问题。但是当时军马倥偬，这些事情一时间都顾不上。

第三节 新防区安庆城
　　二十军离沪后，杜重石仍留在上海法租界处理办事处的善后事宜和《前哨》的停刊事务。1938年元旦，伙同罗青以及办事处的翻译齐卫莲夫妇搭乘意大利海船“甘姬号”去香港。
　　齐卫莲是勤工俭学的留法学生，英语、法语都很好，还娶了个法国夫人，中文名字叫“木林”。齐卫莲到了安庆以后，接受杨森的聘请，当了他的顾问，以后就一直追随杨森，直到重庆解放。
　　“甘姬号”停泊在吴淞口外。通过青帮老太爷曹幼珊的协助，将他们一行四人和一匹大洋马用小火轮送到吴淞口。这匹大洋马，是杨森通过行家向上海跑马厅买来的赛马，要杜重石给他运到安庆。价格贵贱还在其次，难的是在这样兵荒马乱的日子转运这样一头庞然大物，未免太招摇了点儿，会不会遇上麻烦，谁也不敢保险。马是装在一个特制的大木笼里的，先用马车拉到黄浦江边码头上，再用力夫抬上小火轮，就已经够引人注目的了；到了吴淞口，还要用吊车从小火轮上把大木笼子吊起来放到海轮的甲板上。恰恰这时候日军的巡逻艇开足马力呼啸而来，杜重石等人正担心会有麻烦，日军见是一只意大利海轮，没加理睬，又呼啸着开走了。
　　船到香港，一行人转道广州，再坐火车到汉口。这是南京沦陷以后从上海到汉口的“最佳路线”了。汉口回龙寺有一家川帮商号，与二十军素有来往，以前凡是二十军营以上军官来汉口，都住在这里。杜重石一行，也援例住进了这家商号。
　　第二天，罗青带领杜重石到八路军驻汉口办事处拜望吴玉章和李克农。谈话中罗青提起杨森要派人到延安访问的事情，吴玉章说：“凡是愿意去延安访问的，我们都欢迎。何况杨子惠④和朱总司令是好朋友。”
　　过了两天，章乃器也从香港来到汉口，罗青和杜重石去看望他。杜重石谈起杨森有意礼聘罗青去二十军做政治思想工作的事，章乃器表示完全赞同。当时的总政治部主任是浙江青田人陈诚，章乃器与他不但是小同乡，而且还是总角之交。他说：如果罗青愿意去二十军而又遇到困难，他可以到陈诚那里去说项，以促成此事。
　　二十军有一只小火轮，来往于汉口、安庆之间，由一三三师副官长汪海铨管理。杜重石等人在汉口的事务办完，就搭乘这只小火轮到达安庆。
　　安庆虽然是安徽的省会，但是城市很小，人口也不多，又不通火车，在长江流域诸省的省会中，算是比较穷的一个了。
　　1937年12月南京沦陷，有谣言说日寇的军舰沿江而上，直取安庆来了。安徽省省主席蒋作宾和党政要员们慌作一团，他们既不与驻守安庆的二十军取得联系共商联防大计，也不组织民众防御日寇侵犯，而是带头动用各种车辆，满载行李、家眷连夜奔逃，把省会迁到六安去了。老百姓见当官的逃跑，也跟着逃跑。一两天之内，安庆市民逃匿一空，家家关门闭户，街上买不到任何东西，城市生活陷于瘫痪状态。
　　杜重石等人到达安庆，这里已经变成一座空城、死城。但是作为军人，没有蒋介石的命令，二十军不足一旅的人马，依旧死守这座空城，没有后退一步。
　　罗青见到了杨森，尽管他们还是第一次谋面，却像老朋友似的，并不拘束，也没有隔阂，谈话十分随便。罗青首先对省主席蒋作宾率领省政府、省党部的大小官员望风而逃一事大加挞伐。在这种时势下，谴责蒋作宾不要老百姓，等于表扬杨森坚守阵地，与百姓共患难。他们两个，一个是不愿当面说奉承话，一个是喜闻过而不喜闻功，因此反倒特别说得来。
　　杨森虽然是个军人，但酷爱读书，知识面很广，早年就参加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广安老家的书房里还保留有宣传共产主义的书刊。他与罗青晤谈竟日，所涉问题很多，很像国共两党的代表在谈判，又像两个学者在争辩，更像两个老朋友在聊闲天儿。
　　杨森先从一个谣传说起：“外面有人造谣，说我挖了玉阶⑤的祖坟。这可真是天大的笑话！我和玉阶不但没有杀父戮兄之仇，而且还有深交；我更不相信挖祖坟破风水这些迷信勾当，我怎么会做这些蠢事？谣言出来了，我又不便公开声明，真叫人哭笑不得！”
　　罗青说：“国民党的顽固分子，造谣、挑拨离间，本是他们的拿手好戏，也是他们的职业病。其实，谁也不会相信这些鬼话的。朱总司令当然更不会相信。”
　　杨森又说：“我们知道张国焘已经投靠了国民党。这可叫我有些提心吊胆。要是他把二十军和红四方面军秘密谈判的事情当作资本向蒋委员长告密，有许多人要人头落地，我可就要吃不了的兜着走了。”
　　罗青说：“即便张国焘已经以此为资本向国民党告了密，我看至少目前蒋委员长还不会发作。现在是国共大合作时期，国内共产党和国民党联合抗日；国际上，中国已经与苏联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苏联空军已经到中国来支援中国对日作战。共产党是坚决拥护蒋委员长抗日救国的。蒋委员长讲过：‘艰苦抗战是死中求生之路。牺牲一切，全国奋起，务达最后胜利之目的。’这说明他有抗战到底的决心，也说明他有与共产党合作抗日、共赴国难的决心。在这样的关键时刻，如果蒋委员长还去翻这些陈年老账，是要失去民心的。”
　　杨森说：“‘九·一八’事变以来，日寇步步进逼，我军节节败退，蒋委员长实际上是在退无可退的窘境中才被迫抗日的。在抗日的口号下面，也还有他自己的打算。至少在对待中央军与地方军上就不是一视同仁。上海抗战，我们二十军减员一半儿以上，武器、弹药、装备的损失也十分巨大。蒋委员长口头上说要给我们补给，可是至今没有兑现。”
　　这时候夏炯插话说：“不提中央军，就是在地方军中间，我们二十军的装备恐怕也算是最落后的了。可是在上海抗战，我们二十军能够坚守阵地，正牌儿的二十三师却守不住，把陈家行阵地给丢了。司令长官又命令已经伤亡惨重的二十军克日收复。这可就有点儿强人所难了。要不然，二十军也不至于减员一半儿以上！照我看，中央如果不改从前借红军之手来削弱地方杂牌军的做法、现在如果不清除借东洋兵来消灭杂牌军的私心，是要误国误民的。”
　　杨森听夏炯说出了他不便于直说的话，沉吟不语。杜重石是个直性子，干脆把话挑明了说：“薛岳是指挥上海抗战的司令长官。他明知道二十军已经伤亡惨重，还下了克日收复二十三师丢失的阵地。好在我们不惜牺牲，总算把阵地夺回来了，要是我们再来一个全军覆没呢，他薛岳能逃脱调度不当的罪责么？”
　　杨森听了，摇摇头，语重心长地说：“在这个问题上，薛伯麟⑥也有他的难言之隐。上海是南京的门户，上海的存亡，直接影响国民政府的存亡，所以委员长对上海保卫战是十分重视的。调哪一支部队布防，让哪一支部队接防，薛伯麟都要及时向统帅部请示报告，再遵从统帅部的指示发布命令，不是他一个人说了算的。如果二十军在上海战役中全军覆没，有人也许正求之不得呢！”
　　杜重石还怕罗青听不明白，又来一个画龙点睛：“薛岳名义上是淞沪战区的司令长官，实际上是传达统帅部命令的传令官！”
　　罗青也频频点头，很感慨地说：“没有大公无私的抗日友军，抗日救国不过是一句空话而已。如果有人想利用抗战来达到某种不可告人的目的，也许能蒙蔽群众于一时，但最终总要彻底暴露、彻底失败的。”
　　接着，他们从这个问题谈开去，先从抗日救亡谈到国共合作，又从国共合作谈到统一战线，再从抗战胜利谈到最适合中国国情的究竟是三民主义还是共产主义。最后他们谈起了“党军”的问题，杨森说：“欧美资本主义国家，有执政党，有在野党，各党派根据大选所得票数在议会中占有不同的席位。共产党只要能得到选票，也可以进入议会。但是任何政党都没有军队。军队只属于国家。不论哪个党执政，军队都要归国防部指挥。重大的战役，还要经议会多数票通过。只有共产党执政的国家，第一是党控制了军队，变国军为党军；第二是不许有在野党，更不许有反对党，谁反对共产党的主张，谁就是反革命，就要拉出去枪毙。比较起来，我觉得在这一点上还不如资本主义国家更民主。一个政党如果控制了军队，就可以永远执政，不会有下台的日子了；一个国家如果只有一个政党，没有反对党的监督，那就是专制独裁，总有一天要走到刚愎自用、自以为是甚至贪污腐化、祸国殃民的道路上去的。”
　　罗青说：“中国共产党有军队，这是孙中山先生亲自制订的三大政策所特许的，是国共第一次合作进行北伐遗留下来的历史产物。这一点，确实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有所不同。照我个人的看法，如果共产党在中国取得了政权，消灭了封建割据的局面，建立了法制，人民也懂得行使自己的权利了，政党没有必要保留自己的军队了，党军也就会变为国军的。至于没有反对党执政党就会腐化变质的问题，对别的政党来说也许可能，对共产党来说是绝不可能的。因为共产党员都是久经考验的优秀分子，会自觉遵守党纪国法；党内又有严厉的纪律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会把个人或集体的点滴错误都消灭在萌芽状态。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短短的十几年中战胜这样那样的错误，特别是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以后，很快地发展壮大起来，就说明共产党是不可能腐化的，也不需要反对党来监督的。”
　　杨森见罗青在这个问题上看法偏激，就不再讨论下去，换了个主题说：“16年前，我在四川泸州支持恽代英、萧楚女创办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有时候我也去参加讨论。列宁说：‘革命不能向别国输出，只能靠本国人民的觉悟来实现。’我觉得这话很有道理。可是斯大林利用他所控制的第三国际，对别国输出革命，说的与做的，可就不一样了。”
　　罗青觉得这个问题不便于正面回答，只说：“共产党为促成国共第二次合作，共赴国难，对国民党提出的‘四项保证’，就已经对杨将军的问题作了回答了。”
　　杨森笑笑，紧盯着说：“四项保证的第一条：‘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今日中国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这是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也是共产党对国共合作所表示的诚意。可是共产党办事往往口是心非，言行不一：1933年秋天，张国焘与我们订立了互不侵犯的密约，可是他在取得胜利之后就片面毁约，向我们突然袭击。我们还是要吸取张国焘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不讲信义的教训的。”
　　罗青说：“此一时也，彼一时也。张国焘的极左做法，确实给共产党带来了极大的危害。好在张国焘的问题发现得早，在党内已经受到了严厉的清算。现在共产党所处的社会地位和历史条件都不同了。党内确立了以毛泽东为领导的核心，经过整风，改正了以往的一系列错误，认真贯彻国共合作宣言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道是‘百闻不如一见’，杨将军要是还不相信，可以派人到延安去看看嘛。”
　　杨森想起夏炯再三提过要派杜重石到延安去考察的事情，就表示欣然同意，诚恳地说：“对，对。我们是应该和延安直接沟通，加强彼此之间的了解和信任。按说，派夏炯去是最合适的人选，他和陈昌浩也算是老相识了。可他是现役军人，二十军的将领，目标太大，也离不开。我的意思，是派杜秘书到延安去留学，也代表我去看望玉阶，向他请教二十军在当前形势下如何求得生存与发展的策略。请罗先生促成此行。”
　　罗青表示此事由他负责向延安方面联系。当天的长谈，就此结束。
　　4月中旬，《大公报》、《新闻报》记者范长江、陆诒从鲁南台儿庄采访战地新闻归来，路过安庆。范埏生与范长江是叔侄关系，就与夏炯一起代表杨森设宴欢迎他们，并把还留在安庆未及撤退的党政机关人员和社会法团负责人请来，听他们介绍台儿庄大捷的战地实况。
　　范长江和陆诒两人详细介绍了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指挥汤恩伯、关麟徵、孙连仲等部四十万精锐，发动民众，于四月初将两路日军分别阻止在山东临沂和台儿庄，并在台儿庄与日军矾谷师团血战四昼夜，歼敌两万，取得辉煌胜利的经过，还特别强调了“军民协同作战”的成效。他们讲到在台儿庄战役之前，师长池峰城率领守军浴血奋战，把日军主力吸引到台儿庄附近，李宗仁方才能够调集大量兵力，包围日军，形成内外夹攻的形势，取得了声振中外的台儿庄大捷。而池峰城部队之所以能够坚守阵地达半个月之久，主要就是靠老百姓的支持。战斗结束以后，池峰城指着一个老妇人的尸体对记者说：“她经常冒着枪林弹雨，把日军的动向报告给我，后来被日军发现，就把她炸死了。”
　　他们俩的战地通信写得好，讲话也有声有色，听者如临其境。他们讲完了，夏炯很感慨地说：“二十军在上海抗战，临近前线的乡镇长全都跑光了，老百姓大都跟着逃难，剩下的不是老弱，就是病残，再不然就是一些痞子游民，留下来只想趁机发国难财，‘军民协同作战’的话，根本无从谈起。希望新闻界的朋友们在这方面多作宣传，要求乡镇保甲长们把老百姓组织起来，真正做到军民合作，共同对敌。”
　　杜重石也接着说：“二十军在上海抗战，后来又掩护军民西撤，如果没有共产党人和各界爱国人士在上海做了大量的宣传、组织工作，要完成那样大规模的救护、支前和协助军民转移的任务，简直是不可能的。可是听说很受安庆市民欢迎的抗日救亡演剧队，只因为是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民族解放先锋队，就被安庆市的治安机关禁止活动了。像《放下你的鞭子》这样的街头剧，很受市民欢迎，居然以‘搅乱市容’为由，也不许演出。这不能不使人感觉到国共合作的脆弱性和潜在的危机。希望今后一切从抗战救亡、共赴国难的大局出发，不再出现影响国共合作的不祥之兆。”
　　尽管当时在座的人大都不是党政机关的头头脑脑儿，可是杜重石这样说话，也还是够胆大的。那一年他刚25岁，少年气盛，说话鲁莽，也在所难免。
　　范长江、陆诒离开安庆以后，在《大公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封锁线外的安庆》的文章，报导了安徽省政府迁到六安以后，安庆军民的合作抗日气氛，特别提到二十军官兵为了搞好军民关系，正在掀起一股学习八路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热潮，早晚点名的时候，都要集体诵读。
　　实际上，二十军官兵学的，是经过夏炯、范埏生改造过的“四大纪律十四项注意”：四大纪律是：一、英勇抗战；二、服从长官命令；三、不要人民东西；四、坚固军队团体。十四项注意是：逢人宣传；说话客气；爱惜武器；不当散兵；整洁驻地；买卖公平；借物还原；损物赔偿；不乱拉屎；远让汽车；不嫖不赌；自己洗衣；负伤交枪；负伤守纪。
　　不久，杨森升任第六军团长，原二十军的政治部主任张铭却忽然不辞而别，桌上留下一封信，大骂二十军诸将领，还指斥杨森的许多不是之处。大家对张铭的飞扬跋扈本来就很不满意，这一下都来劝说杨森聘请罗青出任政治部主任。夏炯说：“看张铭那架势，一定是到‘金殿’‘告御状’去了。既然他不仁，就别怪咱们不义，老令公⑦也应该向中央反映反映他张铭在二十军的所作所为。咱们这时候推荐罗青，也正是机会。”
　　第二天，杨森正要让杜重石起草报告，不料汉口总政治部发来电报：已派员接张职务。罗青也同时接到安徽省财政厅厅长章乃器、安徽省动员委员会主任朱蕴山联名从六安发来的电报：已推荐罗青任省动员委员会总干事，速来六安。
　　既然一方有了补缺，一方又有了高就，留罗青在二十军的事，也就无法再提了。
　　各省的“动员委员会”，本来是发动民众开展抗战救亡工作的群众机构，但是安徽省的动员委员会却由原省党部的那些官僚组成，没有群众参加；除了在省党部门口加挂了一块牌子之外，更没有做任何工作。当时的安徽省省长蒋作宾已经被免职，由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兼任省长。他对这个有名无实的“动员委员会”很不满意。为此特地请同盟会老会员朱蕴山先生出来加以改组。朱蕴山先生是很器重罗青的，就把罗青给请走了。
　　罗青在临走之前，又跟杨森就派遣杜重石去延安的事宜进行了磋商，说定了一切由罗青负责联系，一有眉目，即请杜重石动身。

注释
　　①罗青──江苏省江都县人，1902年2月生。
　　早年曾在家乡参加声援“五四”运动的活动，主办进步刊物《少年周刊》。1926年在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并在《向导》报作校对工作。后代理主持宜兴党支部工作，领导江都东乡抗租暴动。“四·一二”政变后被捕。脱险后于1930年到北平，参加“左联”、“社联”活动。1931年代表我党北方局军委与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二路军总指挥吉鸿昌部谈判合作。1932年后到石家庄铁路从事地下工作。1936年参与领导南京的“一二·九”爱国运动，后被捕，于1937年在苏州与上海全国救国会“七君子”一案并案受审。抗战爆发后被无条件释放。随后在上海、武汉、安庆、六安等地从事党的统战工作。1938年后，任抗战学院政治教官、冀中冀南区经济委员会主任、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教育厅长。全国解放后任政务院指导接受委员会驻南京临时办事处主任、财政部物资总局局长、中财委国家物资储备局代局长。1957年曾被错划为右派。改正后出任政协北京市委委员、常委、副主席。现离休。
　　②甫公──指刘湘。刘湘号甫澄，川人尊称为“甫公”。
　　③张冲──蒋介石侍从室中将处长。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曾由周恩来出面，从香港给陈果夫、陈立夫兄弟写信，提出国共合作抗日的主张（信件原文见《陈立夫回忆录》193页）。随后由当时任第三国际代表的潘汉年去南京秘密联系，即由张冲作中介并保证潘在南京的人身安全。1940年（？），张冲因急性肺炎死于重庆，年仅37岁。周恩来曾写有两千余字的悼词。
　　④子惠──杨森的号。
　　⑤玉阶──朱德号。
　　⑥伯麟──薛岳的号。
　　⑦老令公──指杨森。二十军的军官大都是杨森的子侄辈，实际上是一支“杨家军”，军中多以《杨家将》中的“杨老令公”来称呼杨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