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重石不以走马看花式的参观为满足，决心参加抗大学习，深入了解共产主义的真谛。
　　他以自己特殊敏锐的观察力，观察一些很普通的问题。在抗大这个革命摇篮中，他与一些人的观点并不一致。他编了一个话剧剧本，在抗大上演，以说明自己的政治观点。
　　他终于获准入党，成为一个负有特殊使命的秘密党员。先后经毛泽东、陈云、朱德的接见，面授机宜，接受任务，离开延安，到白区在川康地方势力中间为党做统一战线的工作。

第一节 窑洞大学见闻
　　在毛主席的直接关怀下，杜重石进抗大学习的事情迅速得到落实，被编到抗大三大队七中队。用的是别名“杜平”。
　　抗大的全名是“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日军政大学”，是“中国抗日红军大学”于1937年改称扩大后建立的。早期的学员，主要由解放区各部队保送或抽调，是轮训性质的，每期不过几个月；后来从国统区来延安寻求真理的青年学生越来越多，就变成以培训知识青年为主了。1937年8月1日抗大第三期开学，共有各地来的知识青年477人；到了1938年4月抗大第四期开学，就有知识青年四千多人了。抗大第四期学员多，相应地教职员也多，共有1386人，其中教员共253人，计主任教员23人，军事教员和助教90人，政治教员和助教128人，文化教员12人。杜重石来到抗大，第四期的开学典礼已经过去，所以他是第四期的“插班生”。
　　抗大第一期的校长是林彪，副校长刘伯承，罗瑞卿当教育长。抗大设有教育委员会，由毛泽东兼任主席。
　　“七·七”事变以后，林彪、刘伯承分别担任一一五师、一二九师师长，无法分身过问抗大的事情，1938年1月，罗瑞卿继任副校长，校长名义上仍由林彪兼，但实际校务全由副校长罗瑞卿负责。所以抗大学员既是毛泽东的学生，也是罗瑞卿的学生。
　　抗大是著名的“窑洞大学”，设在延安的凤凰山上。山坡上一排排的窑洞，都是学员们自己挖出来的。挖窑洞、吃小米、打草鞋、爬大山，是每一个抗大学员进校以后的必修课。杜重石虽然没有赶上第四期的开学典礼，但却赶上了罗瑞卿带领上千名学员在凤凰山挥锄挖窑洞的这一课。经过半个月的突击，挖成了175孔窑洞，解决了抗大学员猛增的住宿困难。
　　七中队的窑洞地势比较低，从七中队窑洞上面的山坡再往上走，就是三中队；从三中队窑洞上面的山坡再往上走，最高处的一排窑洞，就是五中队──女生队。
　　七中队队部窑洞前面，有一片开阔地，当然是在打窑洞的时候同时平整出来的。开阔地上筑有四堵长方形的“干打垒”土墙，估计当是利用窑洞中挖出来的土打的。土墙上架起人字形草顶，于是就建成了一座可容百人的“大棚”，作为全中队学员开会、张贴文件或墙报以及进行各种宣传活动的地方，有一个专门的名字，称为“救亡室”。
　　这种“救亡室”每个中队都有，有点儿近似“俱乐部”的性质。每个“救亡室”设主任一人，生活干事和文化干事各一人。七中队救亡室主任是个山西青年，面目黧黑，右眼角还有一块黑斑。他是从“山西王”阎锡山办的“抗日救国牺牲大同盟”转到抗大来的。据他说：“牺盟”虽然打着抗战的旗号，但是个反共、防共的组织。他识破了“牺盟”的真面目以后，就脱离“牺盟”，转到抗大来了。
　　罗瑞卿是四川南充人。南充旧称“顺庆府”，下辖广安、岳池、营山、蓬安……诸县。杜重石是广安人，与南充人是“小川北大同乡”。每逢罗瑞卿到三大队来作报告，杜重石总要以“大同乡”的身份去找他聊几句。有时候罗瑞卿也主动找杜重石谈话，不过那不是因为“同乡”的乡谊，而是因为杜重石来自国统区，身份是“国民党人”，在抗大算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学员，罗瑞卿有责任对他加强统战工作。
　　从年龄上看，杜重石虽然也只有20多岁，但由于出身不同、经历不同、学识不同、理解力不同，加上特殊的身份也就是“阶级立场”的不同，他的许多观点，往往与同学们格格不入。但是同学之中，多数人并不理解他的这种特殊身份，更不理解为什么他的见解往往与他们不一样。按他们的想法，既然同是抗大的学员，在所有问题上的认识，就应该完全一致才对。为了避免经常地发生观点上的冲突，每逢班组学习讨论，杜重石总是倾听别人的发言，尽量避免开口。为此班长半开玩笑半认真地批评他说：“杜平同志在学习讨论会上是只带耳朵不带嘴的。”
　　抗大的课程，主要是学习马列主义基础知识，教材有《社会发展史》、狄超白的《通俗政治经济学讲话》以及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等。
　　有一次讨论社会发展史，有个同学发言说：“社会发展的规律，是资本主义必然取代封建主义，社会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沙皇俄国当时还是封建主义，但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全国响应，封建主义的俄国，就进入社会主义了。中国要由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进入社会主义，也要学习苏联的十月革命，用武力推翻旧政权，建立新政权，中国也就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一下子过渡到社会主义了。”
　　对于这种观点，班组内当然没人会有异议，纷纷发言表示同意。只有杜重石持不同看法。但为了避免争论，而且明知道争也争不清楚，所以依旧保持沉默，一言不发。这时候班长点了他的名，又说他只带耳朵不带嘴，一定要他谈谈自己的看法。杜重石被逼无奈，生平又不善于说假话，于是又一次发表了与众不同的见解：“马列主义要根据具体国情灵活运用，不能教条主义地照搬。中国的情况，与沙皇俄国是不一样的。中国革命的现阶段，先要实现三民主义，因为三民主义是通向社会主义的桥梁……”
　　他的发言还没有结束，就遭到了与会者的纷纷反击：第一个发言的是山西人“救亡室”主任：“你说三民主义是通向社会主义的桥梁，意思是说：没有三民主义这座桥，就不能到达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那就更加谈不上了。”另一个接着说：“要照杜平的理论，岂不是要共产党放弃共产主义去为实现三民主义而奋斗吗？不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政党，还能叫做共产党吗？”下面连珠炮似的发言，当然也都是近似的调调儿。
　　讨论会的发言越来越热烈，离题却越来越远。杜重石等他们说得差不多了，这才不慌不忙地说：“革命的现阶段为实现三民主义，这不是我的理论，恰恰是党中央和毛主席提出来的。共产党向国民党提出来的四项保证的第一条，就是：‘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今日中国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毛主席也亲口对我说过：‘共产党人在现阶段为三民主义的彻底实现而奋斗，是为社会主义扫清道路。’照我的体会，这就叫‘不断革命论’，也就是‘革命阶段’论。”
　　大家听杜重石这样说，互相望望，有些不信的样子。有的人依旧坚持中国革命只能走十月革命的路，认为相信国民党、与国民党合作，就是错误的投降主义路线；有的人根本就不相信党中央和毛主席会说这样的话，要杜重石拿出证据来。
　　看起来，当时有许多抗大的学员只知道啃书本，只知道死背马列主义的教条，而对于当时的国共合作宣言基础纲领根本就不了解甚至不知道。但是抗大学员毕业以后，许多人将是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骨干，干部队伍的思想认识不一致，是会在执行政策中出现偏差的。
　　好在那时候的极左思潮还没有达到五六十年代那样的高水平，不然，杜重石一定会提前二十年被划为“右派分子”，也就不可能参加共产党，在他以后的半生中，更不可能出现一系列难辨悲欢的遭遇了。

第二节 宣传工作中的政治偏见
　　1938年秋，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扩大会议召开之前，著名戏剧电影工作者袁牧之到达延安。
　　袁牧之是浙江宁波人，30年代初他才20多岁的时候，就在上海参加左联，从事进步戏剧活动：主演话剧《怒吼吧！中国》。25岁又主演了电影《桃李劫》，28岁编导了电影《马路天使》，年纪轻轻的就在影剧界享有盛誉。1938年初秋，他在汉口接受八路军办事处的委派，到延安来拍摄大型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那时候，他也还只有29岁。
　　袁牧之到延安，还带来一个话剧团，那时候通称“救亡演剧队”，给抗大学员演出了一场话剧，内容当然是宣传抗日的。剧中前一幕表现的是八路军将士浴血奋战，紧接着下一幕幕启，是几个国民党官员在一间漂亮舒适的客厅里打麻将。谈笑风生中，突然空袭警报响了，这几个官员慌慌张张地跑下台去，躲进了防空洞。灯光暗转，警报解除，那几个官员重又上台，各归原座继续打麻将。其中一位一边洗牌一边说：“咱们继续抗战嘛！”其余三位和另一位悠闲地吸着雪茄、站在一旁看打牌的人都同声附和：“对，对！咱们继续抗战，要抗战到底，争取最后胜利！哈哈……哈哈……”
　　这种为宣传抗战而临时编写的小话剧，特点是故事简单，手法明快，要让工农兵群众一看就懂，并不太讲究艺术性、技巧性，只是在人物、场景上比活报剧、街头剧稍为复杂些。这出戏的主题，无非是通过舞台形象的对比，来说明共产党的军队如何积极抗战，国民党的军队如何消极抗战。如此而已。当时解放区各演剧队的戏，大都这样编，这样演，也没有什么人提出过异议。那时候国共双方都从政治偏见出发，互相攻击，延安宣传口定下的框框儿，就是“共产党积极抗日、国民党消极抗日”，新闻、文学、艺术等等，都以这个调调儿为标准。解放区的人不知道国民党也抗日，就和国统区的人不知道共产党也抗日是一个样儿。这个调调儿唱了将近半个世纪，到后来愈演愈烈，谁要是在讲话中、文章中提到国民党部队也抗日，轻则受批判，重则戴上各种各样无形的帽子，被划为这个派、那个分子，送去劳改。一直到八十年代中期，提倡实事求是，方才重新评价国民党将领在抗日战争中的功绩，恢复历史的真实面貌。
　　但是杜重石却与众不同。第一他是学过戏剧的，懂得戏剧的各种表现手法，觉得这样表现抗战、宣传抗战，不但大方向不对，格调也太低了点儿；第二他刚从国统区来，正好知道国共双方军队抗战的真实情况：当时八路军平型关大捷，挺进冀鲁豫平原，连克不少县城，建立起巩固的敌后根据地，完全是事实。而在后方的国民党官员中，有许多人“不知亡国恨，犹唱后庭花”，依旧浑浑噩噩地过着花天酒地、纸醉金迷的生活，也是事实。由于国共两党成员的阶级基础不同，国民党的党员、官员，从政治素质到个人修养以及党内的组织性、纪律性，以宏观的眼光看，都不及共产党，更是事实。如果没有日寇的侵略，共产党的革命对象就是国民党，要通过各种斗争形式打倒国民党，要从国民党的手中夺取政权，宣传工作中揭露甚至夸大敌对一方的缺点、错误、罪恶，不但可以，而且应该。问题是：当前的政治现状是国共第二次合作，共同的敌人是日寇，国民党不但不是至少暂时不是敌人，而且还是朋友，中央军则是友军。在政治上的态度，应该联合友军共同对敌；在电影、戏剧等艺术中的态度，应该多表现友军中积极的一面，多表现敌军凶残的一面，这才是正确的。否则，不但不符合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政策，而且也不符合当时抗日战场上的事实。不管怎么说，在台儿庄与日寇浴血奋战的，都是国民党的部队。再退一步说，杨森亲率二十军到上海抗战，战斗激烈，将士们前赴后继，为国捐躯，整整一个军，大都壮烈牺牲，所剩还不到一个旅，这是杜重石亲眼所见的，总不会假。应该说，在抗日战场上，既洒有八路军指战员的热血，也躺有国民党官兵的尸体。作为文艺尖兵的“救亡演剧队”，演出的又是宣传抗日的话剧，在褒贬对比上如此偏颇，所起的作用，肯定是不利于国共合作，也不利于团结抗日。大敌当前，如果不一致对敌，而是继续互相攻击，总是要抵消力量的。因为从微观出发，共产党员中无组织、无纪律、为非作歹的人也不是没有。国民党的宣传部门也可以编些戏出来到处去演。但是当时国统区的“政工队”并没有这样做。对比起来，共产党的气度难道还不如国民党？
　　杜重石跟袁牧之不熟，不便于直接找他提这些意见。正好潘汉年当时来延安向延安各界人士作日本帝国主义向苏联挑起“张鼓峰事件”、遭到苏联还击以后的国内外军事政治形势报告。潘汉年长期在上海活动，杜重石跟他也有一面之交，就跑到他那里去谈了自己对此剧的看法，希望他转告袁牧之。
　　杜重石的这些观点，如果推迟到1957年发表，肯定是典型的“右派言论”无疑。因为这是“把立场站到了国民党一面，帮敌人说话”了。不过那时候的人们至少潘汉年还没有这样“左”，倒是同意杜重石的看法，说过“为了有利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从团结抗日的愿望出发，这些情节和台词，是应该注意一下”这样的话。至于他是否把这一意见转告袁牧之或党中央负责宣传口的同志，就不知道了。
　　从这件事情上看，潘汉年的政治思想某些方面与杜重石是相通的，这就难怪解放以后他比杜重石更早进监狱了。
　　与杜重石同车到达延安的四川青年，姓李名俊明①，进抗大后，编在三大队三中队，而且被选为救亡室的文化干事。两人因有这段“同车之谊”，关系似乎比别人要近一些。杜重石跟他谈起对袁剧的一些问题，李俊明也完全同意他的看法。
　　那时候，日本统治者正在日本本土开展一个愚弄日本人民的“千人缝”迷信运动：用一块印有太阳旗的布，把一张写有“吉祥如意、避灾得福”字样的纸条包起来，然后发动老百姓来缝，每人在每个布包上缝一针，每个布包要经过一千个人的手，称为“千人缝”。他们宣扬：把这种“千人缝”布包给侵华日军士兵挂在脖子上，就能够逢凶化吉，避免血光之灾。
　　杜重石搜集到这一题材之后，就以此为素材写了一个话剧剧本叫《祖国》，主题是描写日韩两国的共产党人和进步爱国人士携手并肩，反对日本军国主义者的侵华战争。剧情是：日本退伍军人协会会长小川太郎，眼见侵华日军在平型关、台儿庄惨遭失败，朝野上下对“数月亡华论”逐渐失去了信心。为了鼓舞侵华日军的士气，继续蒙骗人民，小川太郎在国内发起“千人缝”的迷信运动。小川的秘书金咏芳子，是个韩国的革命志士，也是日本当时的地下革命组织──日本人民反战同盟的负责人之一。她年轻美貌，勇敢机智，利用小川太郎对她的觊觎之心，虚迎实拒，若即若离，终于取得了小川一方面企图以“千人缝”的迷信举动来迷惑日本人民，一方面大肆敛财肥私的证据，又巧妙地设法把这一消息流传到日本社会，激起人民的公愤，纷纷指责。小川迫于舆论的压力，只好自杀。
　　杜重石之所以要写这一剧本，旨在说明被日本帝国主义迫害的日韩人民，虽然是两个国家，两个民族，但为反对侵略战争，尚且不避艰险，一心一意，携手并肩地与共同的敌人进行斗争；同为中华民族的两个抗日政党，更应该同心同德共赴国难。同时也是用对比的手法，批评袁牧之的剧本不应该在舞台上贬低友军的形象，妨碍团结。
　　杜重石把自己写的剧本拿去给李俊明看，他不但十分欣赏，而且十分卖力地在三中队排练，准备上演。剧中需要两个女演员，他就到五中队──女生队去请：一个叫孔贞的河南姑娘出演小川夫人，另一个就是同车来延安的印尼华侨之一。
　　《祖国》终于在三大队演出，而且得到了一致的好评。当时在抗大做政工工作的熊复看了演出以后，对杜重石说：“演出效果还不错。可以把剧本油印出来，交其他大队上演。戏里面的小川太郎是个军国主义者，以自杀告终，好像不大可能。不过我也没有更好的修改意见。”杜重石说：“我安排小川太郎自杀作为剧本的结束，一方面是根据日本武士道精神，一方面也是借此象征日本帝国主义者发动侵华战争，等于自杀，必将以失败告终。”
　　《祖国》的演出，使杜重石在抗大成了知名之士，大出风头。正好那时候抗大成立同学会，经全校同学投票，白丁被选为主席，杜重石被选为副主席。

第三节 成为秘密特别党员
　　1938年暑假，美国各大学进步学生组织了一个访华代表团到延安访问。访问结束后，代表团团长向抗大、鲁艺及延安各界人士演讲。杜重石作为抗大学生会的副主席，也参加了接待。
　　这位美国学生访华代表团团长，是一位豪爽、热情、略带冲动型的青年，讲起话来滔滔不绝，眉眼神态表情丰富，有时候甚至还手舞足蹈的。给他当翻译的是一个抗大的女学员，身穿抗大的校服，脖子后面还背着草帽。他每讲完一段，她先在小本子上快速记下要点，然后即兴组织词句，转达给大家。听她那流畅的翻译，口音中带点儿广东腔，估计是个从国外回来的华侨。
　　代表团团长首先赞扬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悠久文化，推崇孔子的儒教思想是中华民族的珍贵文化遗产；中国人民是勤劳勇敢、热爱和平、又能够捍卫民族尊严的伟大民族。延安人民继承并发扬了这种民族精神，赢得了包括美国人在内的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的尊敬。他赞扬解放区人民团结在共产党的周围，军民同心，融为一体，坚持抗战救亡的社会意义和价值。但是这样爱好和平的民族，却正遭受日本军国主义者侵略的深重灾难，美国学生代表深表同情。抗日军政大学是锻炼抗日英雄的烘炉；但是这座烘炉却缺少应有的物质条件。我们回国以后，要把访问延安的所见所闻忠实地告诉美国人民。我们要在美国各大学发起为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捐献一元钱运动”。美国有好几百万大学生，每人捐献一元钱，就有好几百万。……
　　演讲会之后，这些热情的美国大学生还围着罗瑞卿七嘴八舌地问：“您希望我们回去以后，为抗大募多少钱？”“您能告诉我们一个具体的数字吗？”
　　事后罗瑞卿跟杜重石说：“没想到这些美国学生这样热情豪爽。他们问我要具体数字，我真不好回答。我怎么能对客人说：我要多少多少钱哪！”
　　杜重石笑着说：“怎么不好回答？您就说：韩信点兵──多多益善嘛！”
　　罗瑞卿也笑了起来：“可惜这句中国成语美国人听不懂，就是翻译过去，他们也无法理解呀！”
　　由于美国学生的带头，抗大的学员们也自发地发起了一个以个人名义向海外侨胞和国统区各界人士为抗大劝募资金的活动。作为同学会的副主席，杜重石主动承担起组织、宣传、统计等等工作。他不但带头向国统区的夏炯、范埏生及其他可信赖的亲友们寄去劝募信，还动员与他同车来延安的那两名印尼女华侨捐献出母亲送给她们的纪念品──也就是杜重石与她们同车来延安的路上看见过的那枚钻石戒指和那条金项链儿。抗大学员大都是穷苦人出身，有贵重首饰的人不多，能献出钻戒和项链儿的人就更少了。如果不是杜重石在车上看见过并一再动员，她们也许还不会捐献出来的。这一下，她们俩的爱国举动，立刻传遍了全校，各中队救亡室纷纷送去用大红纸写的表扬信，表扬她们热爱祖国、带头捐献、支援抗战的义举。
　　抗大的生活艰苦，伙食很差，极少有吃肉的日子。每逢星期日，杜重石总要到边区政府招待所右边那个小饭馆儿去“改善生活”，用四川话来说，就叫做“打牙祭”。他喜欢吃甜食，经常到小饭馆儿去请那个四川厨师炸馒头片儿，再洒上白糖。这在现在当然是十分普通的饭食，但在当时的延安，可就是十分高档的享受了。有时候，他也请三中队的李俊明和五中队的那两个印尼女华侨一起来“打牙祭”──炒一盘榨菜肉丝儿，炸几碟馒头片儿，大家吃得津津有味。
　　这个小饭馆儿，是边区招待所的一个点儿，金城时常要到这里来走走。杜重石常来吃饭，有时候也能在这里碰见他。有一回杜重石在这里吃过了饭，正好碰见金城，两人就坐在店堂里聊闲天儿。
　　杜重石说：“我从国统区来到延安，真像在沙漠中找到了绿洲。我的视野开阔了，前进的方向和道路看得更加清楚了，理想也更高了。可惜我的出身不好，不够入党的条件。”
　　金城说：“我跟你讲过多次了嘛，你能够毅然放弃在国民党军队里那样高的地位和比较优越的生活条件，甘愿在延安吃小米，这件事的本身就是一大进步。这跟‘逼上梁山’走上革命道路的人是不一样的。你刚才说的话，说明你已经懂得用阶级观点来考虑自己够不够做一个共产党员的条件，这更是一大进步。一个人的出身不能选择，但是走什么样的道路，是自己可以选择的。你的这种进步要求，我可以向抗大的党组织反映一下。”
　　几天以后，七中队李指导员找杜重石谈话，问他到延安访问期间的所见所闻和进抗大以后的感受。他把跟金城和毛主席说过的话又重复了一遍之外，又作了一些补充：“我在国统区的时候听说：解放区的青年，学习苏联十月革命后的‘一杯水主义’，放纵两性关系，还标榜这是‘性的解放’。我在延安的实际生活中，根本就没看见过这样的事情，可见这全是国民党顽固派为欺骗国统区人民所捏造出来诬蔑共产党的造谣中伤。倒是通过黄克功事件②，我了解到延安的两性关系是正常的，既不放纵，也不勉强；功劳再大的党员干部，犯了罪也与普通百姓一样处理，一视同仁。我已经认识到共产党是革命的先锋队，是与人民血肉相连、息息相关的。我十分希望自己也能成为共产党的一员，只是不知道像我这样出身的人，能不能向组织提出入党的申请？”
　　李指导员说：“你能够提出这样的问题和要求，说明你已经有了很大、很好的进步。关于你能不能入党的问题，等我请示上级党组织以后，再答复你。”
　　大约十天以后，李指导员拿来三张油印的入党申请表叫杜重石填写。杜重石按要求填写了表格，不久就得到批准。考虑到他要在白区工作，身份暂时不能公开，所以他的入党，是秘密性质的特别党员，关系直接在中央组织部。以后党组织与他联系，也不能用杜平或杜重石这两个名字，而要用规定的代号“王扬”。

第四节 再谒主席、辞别朱总
　　杜重石成为特别党员以后不久，金城通知他毛主席要再次接见他。他已经是特别党员，由金城陪同，先去晋谒组织部部长陈云。陈云的住所是窑洞，门前有一长条空地，看样子已经用锄松过土，浇了水，准备种什么农作物。从这可以看出，共产党不论什么层次干部，都要以身作则，从事生产，开荒自给。连陈云这样的中央级部长名额不例外。
　　陈云是商务印书馆的工人出身，相貌清秀，和蔼可亲，说话语音偏低，但是彬彬有礼，很有风度。他告诉杜重石：组织部决定让他回国统区去做统战工作，具体出发日期听候通知。
　　接着陈云跟他谈了许多统战工作的重要性和工作方法。他说：“在国统区做统一战线工作，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也就是实行既要统一、又要独立的原则，采取既有团结、又有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方针。独立，指的是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执行自己的政治路线，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一句话：抗日统一战线，是要把敌对的或消极力量争取到自己这一方面来，加强抗日的力量，而不是放弃自己的原则向敌对或消极力量妥协，削弱了抗日力量。在国统区做统战工作，也和上战场作战一样，还要懂得战术，要给自己找掩蔽体和保护色，还要善于利用国民党顽固派冠冕堂皇装点抗战门面的话，来实现我们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妥协的政治主张。”并阐述了抗战救亡必须坚持持久战，批判了当时人们头脑中最普遍的速战速决和悲观失望两种错误的观点。
　　陈云谈话的低声语调，有使人乐于与他交谈、亲近的吸引力。
　　杜重石问：“我在国统区工作，怎么跟党组织联络呢？”
　　陈云答：“必要的时候，会有人跟你接头的。”又说：“朱总司令到延安后，会接见你的。”
　　随后又由金城陪同，再晋见毛主席，请示工作。
　　杜重石这时候已经是特别党员，对主席谈话，连姓氏也不用，只称“主席”。有时候，还偶有在延安根本听不见的、国民党官员对上级的习惯尊称：“主座”。
　　杜重石心情轻松愉快，充满了共产主义必然实现的崇高信念。他像尊师重道的学生一样，屏息静气地恭聆主席的指示和教导。关于利用各种关系广开门路，他想起四川的袍哥，就问：“川康袍哥组织遍布城乡，有的还拥有武装，与川康军队浑然一体。请问主席，能否作为统战对象？”
　　毛主席说：“旧瓶可以装新酒嘛！凡是对抗战有利的，都要加以团结，争取到统一战线中来。”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了六届六中全会扩大会议，总结了抗战十五个月来的经验与错误。陈云说的最近朱总从前方回延安来了，就是开的这个会。会议结束以后，朱总给抗大、鲁艺学员及各界人士作了一场当前军事、政治形势报告，也就是传达会议精神、贯彻今后的工作方向。
　　在这次报告会上，杜重石详细听取了朱总传达的会议精神，主要是克服右倾错误，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精神。
　　共产党提出并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后，党内就出现了右倾的错误：有的在救亡运动中对国民党的压制和干涉迁就让步；有的在接受改编中对国民党的反共阴谋丧失了警惕性，以致上千人的部队被国民党缴了械；有的过份相信国民党，在国统区把一切党的活动公开化；有的军队领导干部以接受国民党的军衔为荣，甚至不愿再过艰苦的生活；有的人眼看着国民党特务分子在根据地进行破坏不敢斗争，等等。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1937年“七·七”事变起，共产国际书记处于8月10日召开了专门会议，讨论中国抗战的局势和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认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比较弱小，中国的抗战应该依靠以蒋介石为首的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要运用法国共产党“一切为了人民阵线，一切经过人民阵线”的经验，做到与国民党共同负责、共同领导。同年11月底，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委员和候补书记王明被派回国，积极推行共产国际的这一“新政策”，他在12月9日至14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了报告， 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提出了一个系统的右倾投降主义主张：认为国民党是抗战的领导者，主张“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把自己的行动限于国民党蒋介石所允许的范围内；轻视共产党领导的游击战争和敌后根据地的作用，幻想通过国民党的军队速战速决。并且申明以上观点是共产国际的指示。
　　1937年12月下旬，王明作为中共代表团成员之一到达武汉，在武汉大学作了《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报告，公开宣扬他的错误主张，又发表《中国共产党对时局宣言》、《挽救时局的关键》等文章，对国民党作了种种让步。一直到1938年2月27日至3月1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他还进一步提出“以运动战为主，配合以阵地战，辅之以游击战”的战略方针，赞同国民党提出的“只要一个军队”和“统一军令”的主张，要八路军服从国民党的统一指挥、统一编制、统一武装、统一纪律、统一待遇、统一作战计划、统一作战行动。其实，所谓“统一武装”和“统一待遇”，只是王明的一厢情愿，国民党是绝不会这样办的；而所谓“统一指挥”、“统一作战计划”、“统一作战行动”等等，只不过自己束缚了自己的手脚而已。
　　王明以前是“左”倾势力的代表，只知道斗争，不知道团结，不承认团结各种中间势力的必要性。由于斯大林和一些共产国际的领导人对蒋介石的抗日积极性估计过高，对他的反共立场估计不足，作出了错误的决定，而王明又把共产国际的指示神圣化并加以发挥，于是又形成了他的右倾错误。
　　中共中央举行了三月政治局会议以后，派任弼时为代表到苏联向共产国际说明了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具体情况，共产国际终于表示同意以毛泽东为首的正确路线，在此基础上召开的六届六中扩大会议，终于在党内从根本上克服了王明的错误路线。
　　通过这次传达，使杜重石更进一步了解到党的统一战线的重要性、复杂性及困难性，也更进一步坚定了到国统区去做这一神圣工作的信心。
　　传达报告刚刚散会，三大队大队长方正平通知杜重石说：朱总司令要见他。
　　这时候已经是冬天。杜重石到延安已经半年多，他的任务本来是代表杨森来向朱总请教并参观访问的，但是这个愿望提出来以后，一直没有得到安排。如今他入了党，就要离开延安了，可是这一任务还没完成。上次毛主席和陈云接见，已经再次提出，陈云答复是在他离开延安之前一定安排。如今朱总主动找他来了，可见他离开延安的时间也不远了。
　　杜重石在休息室见到了朱总。由于是初冬，天气晴朗，加上他刚才做报告提起了精神，可能感到热，所以披着新棉衣，没扣扣子，一副憨厚朴实随便的神态，全没有总司令会见下属的架子。
　　杜重石想借多叙述一些杨森与他的旧谊来引起他的回忆与好感，所以见到朱总以后，竟喋喋不休地从他们两人在云南护国军中同过事；朱德去德国留学，杨森曾为他饯行；1926年万县“九·五惨案”发生以后，朱德和陈毅到万县协助杨森反英斗争；北伐时朱德还当过杨森的党代表；接着又说了二十军奉命在上海抗战，几乎全军覆没，还受到中央军的歧视，等等。
　　朱总一直等杜重石把话说完以后，这才笑笑说：“杨子惠的这些往事，我都晓得的。中央军歧视地方军，当然要不得。可是大敌当前，大家都应该服从抗日救国这个大局。讲清误会，消除隔阂，互相谅解，中央和地方的矛盾就会得到合情合理的解决。我们八路军就是抱这样的态度待人的。一切都要从团结抗日出发嘛。我们是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被迫抗战的，速战速决、悲观失望都不对。一定要坚持持久战。抗大已经把毛主席的《论持久战》作为军事学教材发给你们，你应该把这本书介绍给子惠看一看。”
　　杜重石答应了一声，朱总接着说：“我们八路军深入敌后建立抗战根据地，开展游击战，是孙悟空钻进铁扇公主肚皮里翻筋斗。肚皮里不太平，是削弱敌人在国民党正面战场上的战斗力。这种配合起来在敌人前后方同时打击敌人的打法，是战胜敌人的好办法。子惠派你到延安来参观学习，了解八路军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发展游击区，和敌人打游击战，好得很嘛！大家为了同一个目标，打击敌人。张学良的东北军就派来不少军官在抗大学习，我们把他们编成一个独立中队。他们学习了《论持久战》中的游击战的战略地位问题，据说收获很大呀。不过，无论什么军队，也不论是打游击战还是正规战，都要严格军风纪，才能和老百姓打成一片。没有群众基础，情报不灵，怎么能打游击战呢？这是我们多年的经验。八路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做得很好，所以八路军随便走到哪里，哪里的老百姓才会对八路军像亲人一样。”
　　朱总说到这里，杜重石插话说：“二十军也很重视军风纪的。由于部队统属系统上的原因，不好把八路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完全照搬，夏炯他们到了安庆以后，就把‘三大纪律’改为‘四大纪律’，把‘八项注意’改为‘十四项注意’了。”
　　说到这里，杜重石把二十军的律条一一背了一遍。朱总听了，笑着说：“二十军的纪律和注意事项比八路军还多些，我还应该向子惠学习呢！”
　　杜重石接着说起社会上谣传杨森挖了朱德的祖坟，由于政治处境的原因，杨森又不便公开辟谣，感到很为难的时候，朱总说：“这明明是国民党顽固派耍的挑拨离间伎俩，哪个相信这些鬼话，哪个就要中计上当。”
　　俩人又深谈了一番关于如何在国统区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的事情，最后朱总说：“前线军事很忙，我就要去前线；你也即将回二十军，再找你谈话的机会就没有了。你到国统区去开展统战工作，切记要坚持党的原则，要有独立自主精神，不能迁就，一迁就就要被国民党顽固分子利用。”说到这里，他从棉衣口袋里拿出一封信来，递给杜重石说：“这封信请你带给子惠兄。他是我多年好友。他爱国、反帝，民族意识很强，这都是很好的。只是什么都在个人权利上打圈子，就不作兴了。”
　　谈话就到此结束。杜重石拿出笔记本儿来，请朱总题字留念。朱总用钢笔写了“抗战必胜，建国必成”八个大字。
　　朱总致杨森的信，是用毛笔直行书写的，并不封口。杜重石离开延安的时候，为防途中发生意外需要销毁，所以反复诵读，铭记在心。信共两页，首页是：

　　这封信，杜重石安全带到了成都。1940年春，杨森的顾问齐卫莲从湖南前线因公到成都，杜重石把此信交他转给了杨森。
　　过了1939年元旦，杜重石接受任务，离开延安，先到西安。然后通过陕西省军邮局负责人林卓午的关系，搭邮车平安到达成都。
　　到达西安的时候，恰逢“宣侠父失踪”事件发生，对杜重石的震动很大。他是黄埔一期毕业的，与胡宗南同学，只因为他是共产党员，胡宗南竟在国共合作期间下令军统特务将他绑架，而且制造了“失踪”的假象。杜重石去延安之前，路经汉口和西安的时候，曾和他两次见面，对他针砭时弊的见解十分佩服。这种政治迫害，一方面说明国民党顽固派的不顾大局坚持反共，一方面也说明国共合作的前途并不平坦。此去国统区开展统一战线的工作，也是困难重重，险夷难卜。想到自己已经是中国共产党的特别党员，又振作起来，不论前途有多么大的艰难险阻，决不动摇为党工作、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的意志和信心。

注释
　　① 李俊明──四川温江人。抗大毕业后，接受任务回四川搞统战工作，在刘树成师长处当副官。现健在，住成都君平街117号四幢2号。
　　②黄克功事件──黄克功是长征时代的红军团政委，1938年在抗大任第六大队大队长。他曾与陕北公校学员刘茜谈恋爱并确定了关系。后来刘茜表示拒绝，黄克功克制不住自己，拔枪打死了刘茜。对此事抗大师生有两种主张：青年学员大都认为黄克功是个长征的老干部，出于一时感情冲动而杀人，事后已经非常懊悔，应该宽囿他，让他到前线去戴罪立功；职员和老师们大都认为功不能抵罪，不论有多大的功劳，触犯刑律，必须一视同仁，不然就无法服众，也等于纵容有功的老干部可以犯法。罗瑞卿将以上意见向党中央汇报以后，毛主席亲自到抗大来征求处理意见，在校长室一面抽烟一面考虑，足足踱步三个小时，最后批准执行枪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