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重石到了成都，党派来联络员与他联系，根据上级的意见，他留在成都，没有到二十军的驻地湖南去。
　　他根据毛主席“旧瓶可以装新酒”的指示，利用袍哥这一民间封建帮会，吸收思想进步的青年参加，作为社团的骨干，进行一系列统战工作和反蒋活动。

第一节 留在成都，不去湖南
　　杜重石到达成都以后，去四川省立医院检查了一下身体，医生建议住院，他就住进了医院。
　　一天，他的族侄杜桴生突然到医院去看他，使他惊讶不止。
　　这个杜桴生，祖居广安县盐井坝镇，后来迁到了岳池县。按族谱他是杜重石的侄子辈，但年龄却比叔叔大。杜重石高中毕业后到上海上大学，他已经在宜昌当四川中学校长。杜重石每逢寒暑假回广安，船到宜昌停泊过夜，总要上岸去看看这个当校长的大侄子，扰他一顿晚饭。那时候他已经开始在进步刊物上发表文章，手头的“禁书”也多，俩人连讨论带争论的，一聊就聊到半夜，然后就在他那里住下。他们两个名为叔侄，由于年龄相差不多，感情容易沟通，思想也比较接近，所以俩人的关系却和亲兄弟相似，几乎无话不谈。1933年初，杜重石出任广安县立第一中学校长，他曾经带来一个岳池人唐征久，介绍给广安一中当美术教师。这个人思想很进步，后来知道也是个共产党员，1948年华蓥山起义中牺牲了。从1933年以后，叔侄二人就没再见过面。如今杜重石下车伊始，又没开“新闻发布会”，他是怎么知道“叔叔”的行止呢？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杜重石惊奇地问。
　　“是王扬告诉我的。”杜桴生笑眯眯地回答。
　　“啊！”杜重石趋而向前，紧紧地握住了这个“侄儿联络员”的手！一切都不用问了。由他来联络并指导工作，不但顺理成章，而且是最恰当的人选。可见组织部考虑问题十分周到。不过他怎么会找到医院里来，似乎还是一个谜。“你怎么知道我住院？”
　　他哈哈大笑起来：“古话说，一只燕子飞过去，还有个踪影儿呢，你一个大活人，知道你已经到了成都，我就不会去打听打听？”
　　“可是没人知道我在这里呀？”
　　“怎么没人知道？你没告诉人？”
　　“我是来检查身体，医生建议我住院的。事先并没有这个打算。所以说不可能有人知道。”
　　“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居然就发生了。你从西安出发，搭的是军邮局的邮车，这不是秘密吧？车到成都，你没说住在什么地方，可是你在车上跟司机说过：胃病、痔疮都犯了，一到成都，先得上医院检查一下身体。对不？”
　　“就这一句话，你就找到我了？真是福尔摩斯！看起来，我的话还是太多了点儿。”真如俗话所说：言者无意，听者有心！
　　“陕北生活苦，吃小米对咱们四川人来说也不习惯，犯了胃病，是应该赶紧治好。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嘛。”
　　“你什么时候到成都的？现在住在哪里？”
　　“我到成都已经好久了，暂时住在一个朋友家里。”
　　“尽管我在这里一人住一间病房，难免隔墙有耳，说话总不太方便。特务分子是无孔不入的。我过几天就要出院了，住叠湾巷25号。你干脆搬到我那儿住，说话就方便了。”
　　杜重石出院以后，开始在社交场合公开露面。这时候，杨森的二十军在湖南前线，他正考虑是去湖南还是留在成都的当口，恰逢吴玉章、陈绍禹由陕北去重庆，经过成都，住在商业街沙利文饭店。邓锡侯和潘文华为他们设宴接风，请杜重石作陪。杜重石在开宴前抓时机悄悄儿向吴玉章汇报了自己在延安学习、入党以及接受任务来国统区做抗日统战工作等情况。吴玉章说：“根据你的条件，留在成都利用袍哥组织在川康军政人员中进行统战工作，比你到湖南前线去更有作用。”
　　不久杜桴生搬到杜重石的住处。这一次见面，环境比较安全了，杜桴生首先简要地向杜重石介绍并分析了国内外的政治形势。
　　当时的国内形势是：自从武汉沦陷，迁都重庆以后，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不论亲日派还是亲英美派，投降、分裂、倒退的活动都十分严重。
　　1938年12月，代表亲日派的国民党副总裁、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国民参议会议长汪精卫逃离重庆，在河内发表“艳电①”，赞成日本首相近卫文[ 上麻下吕] 提出的《中日关系三原则》②，公开投降日本。当时社会上纷纷传言，认为这是汪精卫和蒋介石合演的一出“双簧”。因为飞机场、飞机都控制在军统也就是蒋介石的手里，没有蒋介石的默许，汪精卫是不可能先飞昆明再飞河内的。
　　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亲英美派，虽然继续抗日，但是表现出很大的动摇性，推行的是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1939年1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五中全会，会上定出“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等反动方针，会后设立了“防共委员会”，制订了一系列的反共政策和具体方法，促使国内局势发生逆转。于是接连发生博山惨案、深县惨案、平江惨案、确山惨案等一系列国民党反动派袭击、杀害共产党地方武装或工作人员的严重事件。
　　为此，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决定撤销长江局，并于1939年1月13日在重庆设立中共中央南方局，由周恩来主持。主要工作，就是通过在重庆出版的《新华日报》，团结各民主党派、无党无派的代表人物、国民党内的民主派、地方上的实力派、著名的知识分子，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同抗日。杜桴生现在的工作，就是《新华日报》驻成都特派记者。
　　杜重石先简单汇报了自己代表杨森到延安参观、进抗大学习以及秘密入党派来国统区做统战工作的经过情况，又转述了最近吴老同意他留在成都不去湖南的意见。他分析历史上形成的四川军人利用袍哥势力扩充军队力量，袍哥又利用军队作护符壮大了自己的力量，形成了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互依互存关系，认为自己留在四川组织袍哥团体，扩大川康军政人员的联系面，以此来开展统战工作，正是毛泽东所说的“旧瓶装新酒”，也就是陈云所说的在国统区作战应该找的最好的“掩蔽体和保护色”。
　　根据当时的国内形势，杜桴生也认为杜重石去湖南前线，不如留在成都与川康地方军政人员组织袍哥团体，更有利于统战工作。留在成都，实际上就是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团结地方上的实力派，促使国民党继续抗日。不过他认为“新酒”固然一定要装，但也不能装得太急；太急了，会引起袍哥界守旧的头面人物的反感，欲速则不达；不但酒装不进去，反而流到了瓶子外面，白白浪费了。
　　于是两人作了决定，请杨森的妻舅、二十七集团军驻成都办事处处长肖寿眉给杨森发了一封电报，就说杜重石留成都养病，暂时不去湖南。
　　去留的问题决定以后，杜桴生说：“你刚到成都，对川康两地军政界的情况恐怕还不太了解。我介绍两位熟悉‘行情’的朋友跟你认识，他们会帮你出些点子的。一个是办《民声日报》的田一萍；一个是在《建国日报》主编《时事周刊》的王达非。”
　　杜重石摇摇头说：“恐怕不行吧？这些人，既然都跟你来往密切，一定都是被特务分子盯着的危险分子。我刚到成都，还没怎么亮相呢，就跟这些人打交道，我以后还怎么开展工作呢？”
　　杜桴生笑笑说：“好像还没那么严重吧？田一萍办的《民声日报》，被社会认为是左倾报纸，你暂时不跟他来往也好。《建国日报》是邓、潘、刘出钱办的为川康地方说话的报纸，后台老板都是川康两地的实力派人物，特务分子不会注意的，你放心好了。”
　　过了几天，杜桴生果然给杜重石引见了王达非，并得到他的许多帮助。直到全国解放，他才调到上海市去做统战工作。

第二节 旧瓶新酒“蜀德社”
　　杜重石做出了留川的决定，立即着手与川康绥靖公署主任邓锡侯、副主任潘文华、西康省省主席刘文辉等军界头面人物取得联系。当时他们正以抗战需要为名，利用袍哥的组织，计划在川康两地建立百万地方武装，以此来对抗蒋介石企图直接插手川康党政军务。他们得知杜重石愿意在成都发展袍哥组织，委了他一个川康绥靖公署少将参议的虚衔，积极支持他活动。
　　杜重石取得了可以公开的身份，抓紧这一时机，拉拢潘文华部一六四师师长陈兰亭、邓锡侯部二十八军副师长龚渭清、川康绥靖公署副官长黄瑾怀、二十三军经理处处长赵丕休等人，酝酿成立了一个袍哥团体──蜀德社。同时又租了二十军一三四师师长杨汉忠在梓潼桥正街的一座私宅，开了一家“广厦饭店”，不但对外营业，也作为蜀德社的社址，举凡社里的活动，都可以在这里进行。
　　不久，杨森发来电令，任命杜重石为二十军驻成都办事处处长，仍挂少将衔。这样，他的活动就更加方便了。
　　尽管杜重石本是四川人，父执、亲友中也不乏“汉流”③名人，可以说是自小就在袍哥世界中长大的，但他本人并没有参加袍哥组织，对袍哥“开山堂”、“拿言语”之类的规矩虽然不是一窍不通，至少并不详细。如今既然要“打”进袍哥界做统战工作，就不得不进行补课，以免“露怯”。
　　成都是袍哥的活动中心。当时在成都城内的袍哥组织，就有“孝友社”、“正伦社”、“东山联合总社”……等等许多个。
　　这期间杜重石与袍哥界的老舵把子陈兰亭、范绍增等人换了帖，“义结金兰”，他的年纪最小，做了他们的小老弟。然后通过各种关系，以各种借口，从各茶社的袍哥大爷们那里借来一些有关袍哥行规、历史等方面的资料，例如《大汉公》、《金不换》、《海底》、《汉流大全》之类。其中只有《大汉公》是辛亥革命后担任四川都督的尹昌衡开山设堂的规章刊印本，其余全是手抄本或口授笔录本，错别字极多。
　　通过这些“典籍”的突击学习，杜重石对袍哥组织的历史沿革、袍哥界的规矩、礼节、言语等等逐渐内行起来。也得知哥老会受革命党人的影响，在历史上也起过积极的作用。特别是辛亥革命的导火线“四川成渝铁路护路运动”，哥老会出过很大的力量。至于辛亥革命以后，哥老会的领导权大都被地主、官僚、军阀所夺取，成为纯粹的封建会道门，那是后期的事。
　　他体会到：哥老会既然可以为辛亥革命出力，同样也就可以为抗日战争、人民解放出力。这就是毛泽东所说的“旧瓶可以装新酒”，关键在于如何引导，如何吐故纳新。从此他开始以“杜大哥”的身份在成都袍哥界露面，并逐渐以自己的这些观点去实践。
　　“蜀德社”的名声在成都亮出来并逐渐叫响以后，通过杜桴生和新闻界民主人士王白与等人的介绍，吸收了四川大学、华西大学、齐鲁大学的一些大学生作为“新酒”来加入蜀德社。
　　由于大学生们认为袍哥团体是封建组织，从不愿意参加到自愿加入“蜀德社”，是经过一些争议并做了说服工作的。杜桴生说：袍哥是社会团体组织；既然袍哥名称不易为人接受，建议把袍哥改称“社团”。社团可以是抗日的、爱国的组织，这样，大学生们就容易接受多了。1944年，由民盟主席张澜领衔联合川康部队将领发起创办的袍哥刊物《大义周刊》，所发表的有关袍哥的文章，就都把袍哥改称为“社团”。
　　从此，杜重石在社会上活动的公开身份，是杨森二十军驻蓉办事处处长、川康绥靖公署少将参议和“蜀德社”的袍哥大爷。

第三节 参与倒王反蒋
　　四川的政局，抗战以前基本上处于地方军阀争霸、互相攻击的局面，谁的实力大，谁来坐庄。对省外，也是谁的力量大就投靠谁，就接受谁的封号。抗战事起，四川各路军阀名义上也都接受中央政府即蒋介石的领导，实际上蒋介石的政令仍要通过他的代理人下达执行，不然，蒋介石在四川就会寸步难行。当时四川军阀中以刘湘的势力为最大，所以蒋介石封他为川康绥靖公署主任、四川省省主席、第七战区司令长官，让他最最亲信的陈诚屈居副司令长官。
　　这样一来，原来与刘湘有矛盾、面和心不和的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等人，就秘密联合起来，形成一股反刘湘的力量，实际上也就是反蒋介石的力量。
　　1938年春，刘湘病死在汉口。当时社会上纷纷传说：有说是被蒋介石收买范绍增暗杀的，有说是刘湘以前与韩复榘同谋反蒋，蒋介石枪毙了韩复榘，刘湘一害怕，吓死了；有说是蒋介石提升他手下很无能的师长唐式遵为军长又擢升为军团长，他是气死的。
　　其实，那个时候刘湘已经遵令离开了四川，蒋介石没有任何必要去暗杀他了。刘湘到汉口的时候已经病重，连吓带气，加重了病情，倒还比较符合实情。
　　刘湘死后，第七战区司令长官由副手陈诚递升，蒋介石当然大可放心。国民政府迁都重庆、蒋介石入川之前，曾经对5000万四川人许下过“川人治川”的诺言，不便委派自己的亲信取而代之，斟酌再三，干脆把这一职务赏给了王缵绪。王缵绪原来是杨森二十军的一名师长，正向蒋介石频频表态要效忠于中央。对于川康绥靖主任一职，则不得不让邓锡侯接任，而让潘文华做他的副手。
　　这样一来，四川省的军政大权就都落在“川人”的手里了。
　　为了分化、牵制这股力量，蒋介石伤透了脑筋，挖空了心思，把王缵绪的儿子、原来是旅长的王泽浚提升为四十四军军长，调到安徽安庆受杨森节制，参加抗战。这一来，王缵绪就成了手底下没有军队作后盾的“纯文职”省主席，想造反也反不起来了。
　　此外，蒋介石又利用矛盾，把唐式遵提升为第二十三集团军总司令，用以牵制潘文华。唐式遵妒忌心强却又能力平庸，川人称他为“唐瘟牛”。他在安徽东南与日寇作战中，失陷了广德县与泗州镇，他推卸自己失守防地的责任，又为陈诚下令撤退打掩护，讨好陈诚，向蒋介石诬告是因为潘文华按兵不动，作战观望，至有此失。结果潘文华得了个撤职留任的处分，两人从此有了矛盾。蒋介石利用他们之间的夙怨，企图以此达到控制两人的目的。
　　川康绥靖公署副主任，是个有职无权的虚衔，潘文华荣任此职，心里并不满意。他对于蒋介石任用亲信、排除异己的一贯做法十分了解，川军如果不联合起来以求自保，明显将被蒋介石所各个击破，逐渐吃掉。于是他暗中联络对蒋介石不满的地方力量，主要是云南省省主席龙云、西康省省主席刘文辉、川康绥靖公署主任邓锡侯等人，暗中策划结成一个自保性质的联合组织。恰巧龙云奉蒋介石电召到重庆述职，潘文华特地把他约到成都，与刘、邓等人进一步密谈，签订了一个川、滇、康三省联防密约。
　　但是事机不密，他们的活动被王缵绪侦得。王缵绪正想博取蒋介石的欢心与信任，就把这一联防密约说成是“反蒋同盟”，然后作为邀宠的本钱在1939年4月间向蒋介石告密。更巧的是：王缵绪的告密电报，又被潘文华的侦收电台所截获。于是引起了连锁反应，川康三省军人倒王的好戏更加紧锣密鼓地敲响了。
　　倒王的主炮，是由潘文华的一六四师师长彭光汉领衔，联合陈兰亭、刘树成、周虎臣……等七名师长联名电呈蒋介石，历数王缵绪治川以来五大罪状的通电。通电一面上呈蒋介石，一面就要以传单的形式向社会广泛散发，以便造成舆论，促使王缵绪下台。但是当时王缵绪还在台上，这样的通电，一者普通的印刷厂没人敢印，二者也不能给不可靠的印刷厂印，不然，一旦走漏了消息，势将前功尽弃。因此，印刷通电传单这件事情，是由杜重石通过杜桴生的地下印刷厂印出来的。
　　王缵绪身为省主席，也有他自己的情报系统。川康军人联合起来反他，他也有所耳闻。7月间，他打发他的三姨太刘滞根和她的母亲刘老太太两人带了些糕点去看望杜重石。
　　王缵绪的这个岳母，外号人称“金蝴蝶”，是个在成都袍哥界很有名气的女袍哥。她的女儿刘滞根，外号人称“银蝴蝶”，嫁给王缵绪当三姨太以后，母女二人更加目空一切，不可一世了。
　　金银二蝴蝶一进门，就笑嘻嘻地说了些“杜大哥当了蜀德社舵把子，特地来贺喜”之类的客气话，好像她们确实是为“袍泽之谊”而来似的。但是言谈话语中，总绕着弯儿扯到蜀德社的社长陈兰亭身上去，又谈起为什么彭光汉没有当蜀德社的大爷，却又自立一个什么社等等。醉翁之意，当然是希望从杜重石口中得到一些他们联合倒王的消息。杜重石既然已经参与其事，当然也不会轻易泄露秘密。结果金银两只蝴蝶白白往返飞了一圈儿，什么情报也没打听到。
　　到了7月间，彭光汉等七师长联名倒王的通电上呈蒋介石，同时在各报刊登载，邓、潘系统的部队，也已经在成都附近集结，做好了战斗的准备。蒋介石得到这一消息，满腔怒火，却又发作不得，更不能动用军队进行镇压。考虑再三，只好暂且忍气，发电急召邓锡侯和潘文华到重庆训斥。
　　蒋介石见到二人，第一句话就说：“彭光汉作为一个军人，竟敢领头抗上，应该处分！”
　　邓锡侯和潘文华同声回答：“我们是川康绥署主任，我们治军无方，请委员长处分我们。”
　　蒋介石明知道彭光汉的根子就在邓、潘二人身上，动不了他，只好无可奈何地宣布将王缵绪免职。
　　于是下面的问题，就是所遗四川省省主席一职，应由谁来填补了。
　　按照潘文华的想法，只要把王缵绪反了下去，四川省省主席就非他姓潘的莫属。但是蒋介石也不是傻瓜，对于潘文华的腹内文章，其实一目了然。四川省省主席，是个有职有权的实力派，不论给邓还是给潘，都只能促使川、滇、康三省加强联防，助长反蒋力量。何况蒋介石对于刘文辉的迭次反蒋，至今心存介蒂，未曾忘怀！
　　第一次：1928年，刘文辉任四川省省主席，统兵10万，与唐生智联合，发出“冬”“东”二电，逼蒋下野；只因张学良1928年12月29日在奉天（今吉林省）易帜，以致唐、刘合谋反蒋不到一个月时间，即告失败。
　　第二次：1930年3月，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联合讨蒋，刘文辉又暗中准备出兵武汉，与阎、冯、李联军，于同年6月发出“鱼”电，再次公开反蒋。只因阎锡山按兵不动，又告失败。
　　第三次：1932年12月，汪精卫从重庆逃到河内，经过昆明的时候，云南省主席龙云、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出于反蒋的目的，曾经与川康军界领袖邓锡侯、潘文华、刘文辉联络，打算拥戴汪精卫另立中央政府。只因政学系老前辈、龙云的老师李根源以民族大义把龙云说服了，川康地方势力方才没有爆发拥汪反蒋行动。这次秘密反蒋虽然并不公开，但是来往的密电都被蒋介石侍从室的密电破译机构所破译，蒋介石其实都知道的。
　　川康军人以前有过数次反蒋事实，目前又有名为反王实为倒蒋的动作，蒋介石怎么放心再把四川省省主席这一实权交给并不拥护他的川康军人呢？
　　但是囿于“川人治川”的诺言，蒋介石又不能把这一职务交给不是“川人”的自己的亲信，考虑再三，蒋介石只好做出了自兼的决定。1939年9月，国民政府发布命令：“王缵绪辞四川省主席，照准。遗职着由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兼理。”
　　所谓“兼理”，当然只是名义上的，实际上省长的职权全由“省政府秘书长”贺国光代拆代行。
　　为了安慰潘文华，贺国光、孔祥熙秉承蒋介石的意志，与潘文华“义结金兰”，成了换帖兄弟。潘文华有个胞弟叫潘昌猷，经营一家重庆银行，孔祥熙破格委任他为四川省银行董事长，还由中央银行贷款200 万元充实四川省银行基金。这就是蒋介石采取的“稳邓、拉潘、孤立刘”的分化川康地方力量政策。
　　邓锡侯和潘文华是深知蒋介石这种阴谋权术伎俩的。也懂得三位一体利害与共的唇亡齿寒关系。因此明面上并不发作，暗地里三人商定：决不因蒋介石的分化收买而改变初衷。当务之急，是要把省政府机关报《华西日报》继续掌握在自己人手中，不能让贺国光接手或插手，以便继续控制舆论。他们以《华西日报》是刘湘办的，只能由刘湘系统的人接管为理由，组成一个有傅真吾、邓汉祥（刘湘时代的省府秘书长）、彭光汉、刘树成、周晓岚（彭、刘、周三人都是潘文华部的师长）、王白与参加的《华西日报》董事会，由王白与任报社社长，贺国光也无可奈何。
　　这个时期，杜重石的主要工作是制造反蒋舆论。一方面他发动蜀德社的大学生和青年军官在他们足迹所能到达的地方，特别是各大学校园和春熙路漱泉茶楼、少城公园内的茶室中以“摆龙门阵”的形式，散布“蒋委员长以最高统帅的身份兼任四川省省主席，一者有失体统，二者无力兼顾，三者也与‘川人治川’的许诺不符”的舆论。别看这只是街谈巷议，自古“清谈”在社会上所起的作用和力量是很大的。尤其是公园茶室里的“龙门阵”
　　影响更大。因为这里是文化、教育、新闻界的聚会场所，这里的论点，是能左右整个舆论界的。另一方面，再发动袍哥界把成都的社会舆论传到外地县市直到重庆，把所制造的舆论四出传播，尽力扩大影响。
　　迫于社会舆论，蒋介石也不能不考虑“挂名自兼”四川省主席是否妥当的问题。但他既不愿把这一实权交给与他并不一条心的川康军人，又要装出一副俯顺民意、实现川人治川的姿态来，斟酌再三，最后决定把这一职务交给四川人张群。1940年11月15日，国民政府发布命令：“四川省政府主席蒋中正辞职，照准。遗缺由军委会成都行辕主任张群兼理。”

第四节 禁止袍哥活动的风波
　　1940年春，广汉县长沈实先因征粮引起民变，军委会成都行辕派宪兵去镇压，但是被袍哥武装把守住从成都到广汉的要道，不许宪兵通过。张群心里明白，袍哥武装之所以敢如此大胆，是因为背后有川康军人的支持。无奈之下，只好请与川康军人有密切关系的袍哥大爷、“孝友社”社长陈静珊『编者注：应为陈俊珊』去广汉出面调停，不到半天时间，民变即被平息，社会秩序也很快恢复正常。
　　张群兼理川政以后，继续执行对邓、潘、刘三人的分化政策，只是对刘文辉的打击稍有放松，改为孤立。但是通过广汉事件，张群明白地看到：袍哥组织与川康军人是浑然一体的。要削弱川康军人力量，首先必须削弱袍哥的力量。于是张群以四川省政府的名义冠冕堂皇地发布禁令：“查袍哥份子成员复杂，违禁犯科，危害社会治安，实属封建余孽、罪恶渊薮。自本府禁令公布之日起，严禁袍哥集会结社，违者严惩不贷。”
　　这样的禁令，明眼人当然一眼就能看出，张群的矛头所向，其实是川康军人。因此以潘文华为代表的川康军人，不甘示弱，下决心要与张群较量一番，见个高低。
　　较量的第一个回合，是由潘文华部一六四师师长彭光汉出面，在成都东丁字街华瀛大舞台举行袍哥团体“合叙同总社”的成立大会，自任总社社长，同时举行声势浩大的“迎宾会”。各地袍哥舵把子纷纷前来祝贺，盛况空前。
　　早在杜重石成立“蜀德社”的时候，就打算把彭光汉拉进来的。杜桴生的意思是：把潘文华的两个师长拉进一个社里，好像不太妥当，再说，让谁当正社长，也不大好安排，因此也曾经与彭光汉商量过，请他再另立一个山头，以壮大声势。彭光汉的准备工作刚刚做好，还没开堂，正赶上张群的禁令公布，于是他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来个顶风行船，逆水行舟，展示一下自己的实力。
　　张群既然下决心要削弱川康军人的力量，当然也不会胆怯，何况还有蒋介石做他的后台戳杆儿。于是下令四川省会警察局局长方超亲自带领保安警察大队到华瀛舞台去镇压，以表示他禁止袍哥活动的决心，也显示一下他这个中央大员兼理川政的威风。
　　方超字仲文，本是杨森的部属，杜重石到成都以后，还曾被他聘为该局的“设计委员”和事务主任。他带领一批保安警察去执行张群的命令，但是一路上凡是通往华瀛舞台的通道，都有荷枪实弹、架起机关枪的一六四师部队把守，不许保警大队通过。
　　方超自以为是奉命办事，绝不买账，非过不可；守军得到师长的严命，不论秧子，绝不放行。于是军警双方发生冲突，动起武来，结果当然是谁也没得到便宜，连方局长也受了伤。成都市警备司令严啸虎是一六四师的副师长，绝不会站在张群一边替方超说话。
　　张群怕把事情闹大不好收拾，以“军警双方轻率从事，致生误会”为由，各打40大板，严词训斥了一顿，即不了了之。
　　这场斗争，方超吃了点儿小亏，彭光汉则扬眉吐气，取得了胜利。
　　这件事情发生以后，杜重石即召集蜀德社的大学生“新酒”们开会，讨论进一步对付张群的办法。因为袍哥的公开活动一旦被取缔，利用这个掩体和保护色进行统战工作也就不可能了，因此必须坚守这个阵地。杜重石认为：共产党的红色政权之所以能够在白区内生存下去，是毛泽东巧妙地利用了军阀混战和蒋介石与各地方势力之间的矛盾，在夹缝中求生。如果蒋介石的手下全是清一色的亲信，各级地方政府与中央思想行动完全一致，上下同心，令出必行，红色政权的存在就十分困难，甚至不大可能。
　　同样道理，现在四川的军政之间，与蒋介石之间，充满着各种各样的矛盾，袍哥组织正好利用这一矛盾，也在夹缝中求生，并逐渐发展壮大。经过讨论，多数大学生认为杜重石的分析是有道理的，也是可行的。
　　根据这一观点，杜重石等人搜集资料，写了一篇有关袍哥的历史及在各个历史时期所起的积极作用的文章，公开地发表在复兴社主办的刊物《快报》上。
　　《快报》的主办人史伯英，是复兴社的重要骨干。1931年，他在广安的二十军当过党务特派员。杜重石利用这一历史渊源，加上当时国民党的政学系与复兴社因争权夺利而面和心不和，矛盾很深。于是这篇本来很难在报刊上公开发表的文章，就在这样的“夹缝”中破土而出了。文章主要说：
　　袍哥的正名为“哥老会”，是“天地会”的一支。“天地会”
　　又名“三点会”、“三合会”，本是清代的民间秘密结社，属于帮会之一，应该是社会团体性质。因为会众宣扬“拜天为父、拜地为母”，所以最通行的名称是“天地会”。其宗旨是“反清复明”。因明太祖年号“洪武”，所以对内也称为“洪门”，讹传为“红门”。相传是郑成功于1674年（清康熙十三年）最初在台湾开山设堂，以后从福建沿海逐渐扩展到长江流域各省以及两广地区，并形成小刀会、红钱会、哥老会等支派。哥老会的创始人为方大洪，他从台湾潜回大陆，带来开山设堂的规章《海底》，并在雅安组织了第一个哥老会组织“汉流”。哥老会的会众对首领称为“大哥”或“大爷”，相互称“袍哥”，含有“袍泽”的意思。“哥老会”的早期宗旨也是“反清复明”，会众大都是农民、手工业工人、退伍军人、游民、小地主等等。太平天国失败以后，哥老会曾经领导过多次农民武装起义和反洋教斗争。
　　辛亥革命前后，在南洋及美洲的洪门组织“三合会”、“致公堂”发展创建为“兴中会”。此后，陆皓东、陈少白等人即以“兴中会”名义分赴各地联络江湖志士进行革命活动。
　　同一时期，湖南长沙成立了“华兴会”，以黄兴为会长。
　　1905年，孙中山先生联合黄兴、陈天华、宋教仁，以“兴中会”、“华兴会”为基础，在东京成立了“中国革命同盟会”，开展革命活动。1911年4月“黄花岗”之役， “洪门”力量起着重要的作用。
　　总之，帮会团体不论在反清复明或辛亥革命前后，对复兴民族、捍卫民族利益、对国民党的贡献，都为其他社团所不及。这在国民党党史文献中都是有据可查的。如杨虎（啸天）所著《革命缀言》一书中说：“昔日总理在初期革命时代，曾运用‘三合会’、‘致公堂’志士仁人之献身党国者，更前仆后继。武汉政府时代，余屡随总裁往返武汉，而余负有总裁安全之责，然卒安然无事者，得力于当地帮会之助者实多。”
　　又如蒋鼎黻所著《军政领袖蒋介石》一书中说：“主席早在第二期革命，竟用了比帮会份子更复杂的一般暴汉、无赖、贱民的集合，锻炼成一个足以自豪的军队……”
　　根据以上所叙，足证当今之执政者，以袍哥份子复杂、违法犯科为理由而禁止其活动，实属似是而非，因噎废食之论。盖违法者绳之以法，犯科者惩之以纪，实为当事人应负之责，不应涉及袍哥社团之整体。猷之于政府机关有违法渎职之官吏，即令其机关停止运行一样，为识者所不取。
　　这篇文章发表以后，不但深得袍哥界的赞许和拥护，在非袍哥的读者中，也引起了良好的反响。

第五节 两起暗杀案
　　张群见袍哥活动无法阻止，就派特务分子以参加袍哥为由，打入“蜀德社”和“合叙同”这两个属于“旧瓶装新酒”的社团进行秘密活动。他们不但用重金收买意志薄弱分子，进行挑拨离间、破坏团结，还密切注意川康军人首脑的一言一行，向蒋介石汇报，企图置人于死地。
　　于是中央与地方的矛盾日益加深，终于演出了戏剧性的暗杀场面。
　　在成都帘官公所街，有一家相当气派豪华的高级妓院，进出的嫖客，大都是“上流社会”的达官贵人们。妓院的鸨儿，人称“花四姐”，是个手腕高明、善于应酬的中年妇人。由于她广泛接触军政工商界的上层人物，消息灵通，也有些关系，小小不然的面子，也能买得下来，因此在成都的“交际圈儿”中，也算是一位“头面人物”。
　　邓锡侯、潘文华、刘文辉等人，以前经常在成都青羊宫邓锡侯的别墅里聚首，对外称为“转转会”，也就是轮流做东聚餐的意思。他们的经常聚会受到蒋介石的注意以后，为了避开特务分子的钉梢，仿效当年蔡松坡佯装沉溺酒色以迷惑袁世凯的故事，也时常到花四姐的妓院中走动，借机商讨对策。
　　特务分子见他们三人常常在帘官公所街聚会，也怀疑其中有诈。但是这三人的贴身侍卫，都是久经考验忠于主子的死士，特务分子不但不能取而代之，连接近这三人都相当困难。于是就把主意打到了花四姐的身上。经过威逼利诱，软硬兼施，花四姐终于被特务分子所收买。
　　彭光汉是邓、潘、刘三人安全保卫工作的总负责人。他对花四姐近一段时间来的鬼鬼祟祟，似乎有所觉察，但拿不到证据，无法说话，只能叮嘱派去护卫的保镖们时刻留意，多加小心。
　　这期间，潘文华接到蒋介石的命令，要他把第十八师周虎臣部撤出宜宾、泸州，由中央军接防。潘文华与邓锡侯照例在花四姐的妓院里集会，商定了向蒋介石电陈十八军暂时不能撤出川南的理由。但是电报还没有发出，在重庆的蒋介石却已经知道了电报的内容，立即改变了原先周虎臣师撤出川南以后再派中央军去接防的计划，而是抢先一步，不等十八师撤出，急命中央军王公侠、廖昂两个军迅速占领宜宾、泸州，强迫周虎臣师退守井研。
　　蒋介石之所以要急于强占宜宾、泸州，不仅仅因为川南地方富庶，更主要的是这里地势险要，东可扼重庆，北可守成都，南面又可拒来犯之敌，因此自古就是“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
　　这个大西南的枢纽通道要是被蒋介石所把持，川、滇、康三省联防，也就成了纸上谈兵了。
　　邓锡侯和潘文华吃了一个哑巴亏，怒不可遏。事情明摆着，泄露机密的，必定是妓院中人，一回忆草拟电文的当时情景，警卫人员照例只能在院门外面守候，不是传呼，没有情况，根本进不了内间，何况所有警卫都是经过严格挑选长期考验绝对忠心的亲信，而商量电文的时候是在内间里面的密室进行的，所有的丫鬟和几个妓女又都打发到外间去了，因此也在排斥之列；只有花四姐一人，因为被视为是“自己人”，允许她进出内间密室送烟送茶或向外递话，因此考虑再三，嫌疑最大的，就剩下花四姐一个人了。
　　彭光汉是个粗中有细的人，他不露声色，派人内查外调，终于查明情报确实是这个老鸨子送出去的。于是决定派徐则林④、徐则达兄弟二人负责的行动组，送给她一个最高“奖赏”，“荣归故里”。
　　行动组经过严密策划，徐氏兄弟及其手下以各种身份通过各种手段进入花四姐的妓院潜伏下来，然后于深更半夜同时闯进了她的卧室。面对着屠刀，这个素以泼辣凶狠著称的女人吓得浑身筛糠，不得不压低了嗓子，一五一十地说清了是谁要她窃取的情报，她又是怎样地做的手脚，情报又是如何传递出去的，全都交待得明明白白。在她总以为说清楚了，也就可以保住性命了；但是徐则林领的是“杀”的任务，任凭这个老鸨子拿出多少银子来，也无法买得她的活命了。
　　为了制造匪徒谋财害命的假象以迷惑警方，徐氏兄弟杀了花四姐以后，故意把房间里的橱柜翻乱，还把她的手提包拿走。按照他们的想法：这是奉命办案，一切“上边”自然有安排，绝不会出什么漏子。再说，一件杀人抢劫案发生，单是警方的现场勘察、取证、立案，就要半天以上。因此，徐则达在第二天上午一早就大大方方地拿着手提包里4000千元支票到福利钱庄去提取现金。没有想到的是：这张支票，恰恰是福利钱庄襄理谭银山在头天下午给花四姐的。他当然还不知道花四姐已经命归西天，但是对这张支票那么快就到了徐则达手中不免有些怀疑。随口问了一句，徐则达的回答牛头不对马嘴。再问一句，徐则达有些心虚，说不取了。事情到了这一步，他可是想走也走不了了。双方吵吵了起来，徐则达被扭送到警备司令部。这时候，花四姐的案子已经发作，那边正为找不着凶手犯难呢，这边恰好有了“铁证”。
　　正要动刑，彭光汉亲自来到警备司令部，跟严啸虎说明实情。严啸虎是彭光汉的副师长，当然不会为难。但是谭银山送来的人，审也不审就这样放了，又难于交待，只好把徐则达转送绥靖公署副官处暂时禁闭起来。事情到了绥靖公署，就一切都好说了。由杜重石出面，跟副官处副官长黄瑾怀说明前后经过。黄怀瑾心中明白，做了个手脚，拖了两个来月，最后以“事出有因，查无实据”，准予保释了事。一件凶杀案，就此再也没人提起。
　　除了特务分子对袍哥组织和川军头目进行监视破坏外，其他帮会分子，或出于妒忌，或出于被收买，也来捣乱。有个叫高洪恩的，在青帮中被尊称为“高老太爷”，在成都的帮会中，也算是个头面人物。此人被军统所收买，派他的门徒混进“蜀德社”和“合叙同”，进行挑拨离间。袍哥俗称“光棍儿”，本意是说袍哥天不怕地不怕，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一切都拿得起，放得下，连生命都无所谓。但是高洪恩的门徒却故意歪曲地解释说：“光棍儿”的“光”，是说袍哥要光明，“棍”是说袍哥要正直；“光明正直”，就是说袍哥兄弟伙儿千万不要被那些思想靠不住、别有用心的小伙子（指大学生“新酒”）所利用。
　　这还不算，还向军统特务机关告密，说这两个袍哥团体内有“异党分子”在搞政治活动。
　　对于青帮分子的这些破坏活动，不久就被彭光汉查明是高洪恩所指派。于是也派徐氏兄弟把高洪恩暗杀了。
　　当时成都布后街一带有若干家扬州妓院。这些妓院，平时都靠青帮中的地痞流氓势力保护，因此各家妓院每月每节都要向青帮头目孝敬“保护费”若干。这些肮脏钱高洪恩大都落了腰包，只有极少数分给他的喽罗们，因此早就引起手下人的不满了。他一死，不但帮外人纷纷传说是他手下人因分赃不匀而引起的谋杀，甚至连帮内的人也互相猜忌，不知道究竟是谁下的手。
　　这件案子当时虽然也向治安机关报了案，但是有川军从中插手，最后依然是不了了之。
　　对于花四姐和高洪恩这两件谋杀案，事前杜重石都知道的。
　　按他的意见，坚决反对使用暗杀的手段，因为这样做不但不能解决实际问题，达不到预期的政治目的，反而影响社会治安。但是在袍哥组织和川军首领中，都对国民党中央插手和特务破坏恨之入骨，因此“以牙还牙”和“杀鸡警猴”的意见终占上风，杜重石等成了少数人意见，也无法阻止。

注释
　　①艳电──指汪精卫1938年12月29日在河内发出的电报。当时发电报通用韵目“一东二冬三江四支……”代表日期，29日的代表韵目是“艳”字，所以称为“艳电”。
　　②《中日关系三原则》──中国与“满洲国”建交；缔结反共条约；实行中日经济合作。
　　③汉流──也作“汉留”，指袍哥界。
　　④徐则林──1948年加入民革川康分会；1950年出任中苏友好协会成都分会总干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