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是向前发展的。历史中的人，并不知道自己在做的事情究竟是对还是错。有人竭其一生为之奋斗而写的悲壮的历史，往往是集九州七十二县铁所铸的一个大错。
　　因此，列宁不知道什么叫共产主义，邓小平不知道什么叫社会主义，毛泽东以为“文化大革命”是推动历史的动力，都是附合历史的发展规律的，都不奇怪。
　　所以，历史必须由后人来评价。这就叫“历史唯物主义”。
　　杜重石是三十年代末入党的党员。四十年代初，他在四川白区做统战工作。统战工作的基础，是宣传共产党的英明与伟大。但是共产党员也是凡胎肉体，并不是神，更不是特殊材料造成的。因此共产党员并不能超越历史，也会犯错误。
　　这样的认识，在今天已经是常识，尽人皆知。但是在三四十年代，由斯大林所崇尚、所推行的“个人迷信”，几乎在全世界盛行。由个人迷信所引发的独断专行与政治陷害，葬送了一大批忠诚的党的干部，把共产主义运动引向了歧途。
　　在那个年代，只要说苏联半个不好、共产党半个不是，即为反苏反共。杜重石既然在白区做统战工作亦即宣传工作，对反苏反共的言论、特别是敌对营垒中人别有用心的造谣中伤，当然是要加以反驳并回击的。当时他手中还没有报刊之类的宣传工具，只能通过袍哥组织发动“新酒”们用“摆龙门阵”的形式来“据理力争”。
　　真理应该是越辩越明的，但是他也和任何凡人一样，不能超越历史。关于“抗战”这个主题，从任何一个方面来说，都是绝对真理，他感到理由充足，据理力争，自然言之凿凿，也能令人信服；而在“反苏反共”这个主题面前，特别是关于斯大林的所作所为，因为超越了他的认识水平，他感到力不从心，因为连他自己也难辨是非，只能人云亦云，反驳得当然也就缺乏力道。

第一节 政治大论战
　　1941年1月，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以《唤醒党魂、发扬党德与巩固党基》为题发表讲话，对“抗战到底”作了明白的解释：即“恢复卢沟桥事变以前的状态”。这等于是蒋介石公开向世界宣告：我已经放弃东三省，而且承认“满洲国”。
　　蒋介石不但违背了“抗战到底”是“收复失地，打到鸭绿江边”的民意，而且在国民党内成立了“防共反共委员会”，制订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同时还大肆宣扬“一个政党、一个政府、一个领袖”的法西斯信条。
　　这时候，蒋介石已经兼任“国民参政会”议长，因此，他的讲话国际上就认为是“代表民意”的，所起的作用，更加恶劣。
　　日本方面的报纸《上海导报》立即发表题为《评论中国官员谈话》的文章，说出了蒋介石没有公开说出来的话：“中国之所以继续抗战，而不能造成远东慕尼黑的前途，完全是由于蒋介石讨共无法解决。如果没有共产党，中国早就接受日本提出的条件而讲和了。”
　　1940年9月，日本首相近卫文[上麻下吕]与德国的希特勒、意大利的墨索里尼签订了《德意日军事同盟》：日本同意德国、意大利在欧洲建立“欧洲新秩序”；德国、意大利同意日本在东亚建立“东亚新秩序”。这等于说：德国和意大利都承认日本侵略中国是“合法”的。
　　1941年1月，蒋介石集中优势兵力，发动了“皖南事变”，围攻新四军，举世震惊；而日本“同盟社”则立即发出新闻评论，大加赞扬：“蒋介石盲目抗战，几年来只做了一件好事：围剿共军。”
　　与此同时，蒋介石在接见爱国华侨的时候，还公开说：“外国有许多值得中国学习的经验。要对外取得胜利，首先要清除国内的反对党。”蒋介石在国共合作联合抗日的时期继续反共的立场，已经昭然若揭了。
　　杜重石的姑妈有个侄子叫谈云章，是重庆市刑警处处长，为人倒是挺讲义气的。为了从他那里多得到一些情报，也为了给自己找一把保护伞，杜重石把他拉到“蜀德社”来当个“大爷”。他是军统局的骨干分子，掌握的“内幕新闻”多，青年人往往喜欢到他那里去摸底。而他有意无意地透露的消息，大家也都比较相信。“皖南事变”发生以后，他说：“共产党宣传在敌后开展游击战，实际上是游而不击，真正的目的，是想借抗战为名，扩大红军的力量，为他日取得政权打基础。抗战一开始，共产党在洛川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以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为作战方针。随后八路军去晋北抗战，毛泽东发密电给彭德怀，提出七分发展、两分应付、一分抗战的行动方针，还要求每天行军不要超过25里，把抗日主战场让给国民党部队，尽量保持自己的实力。毛泽东的这些电报，都被侍从室的密电机关所侦收。蒋介石要消灭共产党，是因为共产党并不真诚合作抗日，是事出有因的。”他的话，很快传遍了重庆、成都。
　　再过三四个月，即1941年4月，苏联又与日本签订了《互不侵犯协定》。而当时全国人民都认为：国际上真正支持、援助中国的，只有苏联；如今苏联竟与日本签订这样的协定，岂不是不再帮助中国了吗？
　　以上的国内外政治动态，在当时的群众中造成了极为混乱的思想。杜重石觉得：不赶紧澄清这些混乱思想，对开展抗日宣传、做好统战工作都是不利的。八九月间，经与杜桴生商量，决定把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油印本发给蜀德社中政治上比较可靠的青年军官和大学生们传阅，并通过他们逐渐扩散到群众中去。同时对他们说：“谁能领导中国人民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取得最后胜利，实行民主政治，还政于民，谁就是中国人民的真正领袖。要实现民主政治，就要遵循中山先生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让中国人民手中有权。”
　　杜重石巧妙地引用孙中山先生的话，又以“拥护蒋委员长团结全国人民抗战到底，争取最后胜利”的口号进行宣传，使得混进蜀德社和合叙同两个袍哥团体内的特务分子、青帮门徒们，既无法从政治上找借口，也无法找茬儿捣乱，从而达到中共提出来的“坚持抗战到底、反对投降妥协、坚持团结进步、反对分裂倒退”的政治主张。
　　中国青年党中央委员、华西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狂飙》月刊主编姜蕴刚，标榜的虽然是“民主党派”，实际上与国民党是一个鼻子眼儿通气的。他经常在自己的刊物上发表“评论国是”的政论性文章，还在上课的时候信口开河地贩卖他的观点：
　　“常听自以为进步的人说：国际上真正帮助中国抗战的，只有一个苏联。现在怎么样？苏联竟和日本签订《互不侵犯协定》了；他们的交换条件是：日本政府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苏联政府承认满洲国。这样一来，日本人就可以免除来自北方的威胁，就可以放手侵略中国了。眼前的事，已经彻底撕开了俄国人帮助中国抗日的实质是红色渗透的面具；在历史上，还可以指出俄国人一向是口是心非的伪善者。俄国十月革命以后，列宁曾经向全世界宣布：沙皇时代侵略奴役中国人民的一切不平等条约一律作废；以后又促成了国共合作，孙中山先生制定了联俄、容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创办黄埔军校，希望中国也建成像俄国那样的革命军队。大家都认为：中国有了俄国人的无私援助，从此就会富强起来，不再遭受外人的欺负，这是多么振奋人心的事！那时候，我和同学们一样年轻，天真无邪，只相信口号，不看行动。其实，俄国人说的‘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只不过是哗众取宠的外交辞令，并无实际行动。不仅外兴安岭以南的大片中国领土、苏武牧羊的贝加尔湖一带的大片中国土地，都没有归还中国，而且还在‘民族自决’的幌子下把我国的外蒙古拉进了俄国人的怀抱，成立了所谓的‘蒙古人民共和国’。由此可见，俄国人是从来不讲信义、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中俄之间的一切不平等条约，都是在俄国人甜言蜜语、威逼利诱、软硬兼施的压力下强加给中国人民的。如果炎黄五大民族都打出‘民族自决’的幌子来，那么青海、甘肃、西藏都可以自立为国了。推而广之，连现在日本帝国主义扶植起来的傀儡‘满洲国’，也是合法的‘民族自决’了。实际上，这是新列强喊着愚弄人民、对他们有利的政治口号，来实现他们对中国的重新瓜分。……”
　　由于中国青年党是不执政的第三党，姜蕴刚所谈的问题是全国人民最关心的问题，而且他的所引所据，又都是尽人皆知的事实，经过他这样一引申，一分析，就更加能够被青年们所信服、所接受了。因此，姜蕴刚的政治见解，很能迷惑一些人，影响一些人，特别是年轻人。
　　杨森的九姨太蔡文娜，当时正在华西大学社会学系读书。由于她是贵州省主席、第二十七集团军总司令的如夫人，她在学校中的一言一行，都有比较大的影响。1932年杜重石到二十军当军部秘书的时候，蔡文娜虽然已经成了杨森的姨太太，却只有15岁，还在广安中学读书；如今9年过去，她年龄增长了，思想也成熟了。蔡文娜不但认识杜重石，而且还是她比较信服、比较崇拜的一位。于是杜重石就利用这一重关系，首先做通了蔡文娜的思想工作，然后让她在学校里发表与姜蕴刚针锋相对的政治见解：
　　姜老师在《狂飙》上发表的国是评论，上课的时候又加以引申发挥，结果引起了同学们的思想混乱。姜老师说：“中国版图的地形，是一张秋海棠的叶子。外蒙古被俄国人拉过去成立了所谓的‘蒙古人民共和国’。同学们是热血沸腾的、有良知的爱国青年，能忍心看着这张秋海棠叶子任凭俄国人、日本人撕碎吗？有的人还高喊‘工人无祖国’，要忠实于国际主义，在各地推行苏维埃。汪精卫就是抓住了这些把柄，鱼目混珠地以反苏反共来掩饰他媚日投降的卖国行径。日俄两国都与中国相毗邻，中国受他们的欺凌也最重。”
　　“古话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现在国难当头，同学们关心国家大事是应该的。现在不是国共合作抗日了吗？但是国共两党是怎么合作的，同学们也应该知道一下：中国革命的兴起和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引发，是和中国的知识分子特别是留学国外或者通晓外国政治学说的知识分子有极大关系的。国共两党内部都存在着不同的派系，意见并不统一，弄得怀有一腔热血但又缺少识别能力的爱国青年们眼花缭乱，无所适从。我比同学们略大几岁，经过的事情也多一些，那些娓娓动听、颇能感人的话也听得多一些。所以对那些一贯以说好听的话为职业、而做的往往又是误国误民的坏事的人，可能具有较强的识别力。照我看，抗日救国，只有‘内除国贼、外抗强权’，才能取得胜利。像汪精卫那样卖国媚外、制造内乱的败类要是不除，怎么能够外抗强敌呢？”
　　“现在最时髦的学说，是共产主义、国际主义。这是舶来品，我没有研究过，更谈不上信不信。舶来品不一定都好，也不一定都坏，主要要看是否适合于中国国情。至于三民主义，就是在国民党的显要人物中，真正有研究的人也不多。只有陈立夫的《唯生论》，还有些成果。北伐前后，国共第一次合作，两党内部的上层人物中，意见也有分歧。主张不一，造成了内部磨擦和外部斗争，两党下层党员不明底细，出于爱国，都有参加对方组织的。结果这些下层党员大都莫名其妙地左右挨整，甚至还有丢了性命的。这真是中国党争政治中的一大悲剧。”
　　蔡文娜说完之后，有的同学说：“姜老师说的话，有些还是对的。至少苏联现在不应该同日本签订什么《互不侵犯协定》。”
　　蔡文娜根据杜重石的话进行解释：“苏联和日本签订《互不侵犯协定》，是苏联预见到希特勒有挥师东进的危险。为避免东西两线作战，为防止再次发生吉林省中苏交界处日本挑起的张鼓峰事件，这是稳住日本的暂时性策略。苏联是否对日本宣战，要看形势发展。因为他东线还有希特勒，不能顾此失彼。我们坚持抗战到底，第一要有必胜的信心，第二要把胜利的希望建立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上。抗战要靠自己，不能寄托于外援。就好像我们提倡的妇女解放一样，主要依靠妇女自己站起来，冲破社会强加给妇女的牢笼，不能等待人家来解放。”
　　蔡文娜的话，比较客观地阐述了当时国内外的政治状况，起到了一定的影响。

第二节 蔡文娜之死
　　蔡文娜上的是社会学系，有比较清晰的头脑，对妇女解放运动也有一定的认识。她自己在14岁的时候糊里糊涂地被杨传云老婆送给杨森做姨太太，随着年龄的增长和认识的提高，对自己的婚事当然是很不满意的。她有心要冲破这个牢笼，求得自己的解放。但在那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历史时代，她的生死存亡都在封建军阀杨森的掌握与控制之下，要想通过“请求”的方式向杨森乞求解放，无异于与虎谋皮。结果，她还是死在杨森的屠刀之下，成为封建主义的牺牲品。
　　蔡文娜的故事本来不在本书的叙述范围之内，但是一者这里提到了这个人物，二者蔡文娜之死不但事例典型，故事本身也能说明许多问题，所以这里顺便作一简单介绍。
　　关于蔡文娜的被害经过，一般人的传说和报刊上的报道，是这样的：
　　蔡文娜到华西大学社会学系读书，因为她以前有过“不轨”的行为，杨森当然很注意她，就让五姨太肖邦琼的哥哥、时任二十七集团军驻成都办事处主任兼天府中学校长的肖寿眉派人暗中监视。一连观察了三年，反馈回来的消息，都说她虽然经常与一些外国人往来，参加打网球、听音乐之类的活动，但是恪守杨森的“家训”，从不敢参加舞会。因此杨森对她的监视，也逐渐放松了。
　　在她上四年级的时候，通过打网球认识了医学院口腔系一个姓吕的男同学。那时候，她那个只占有十分之一的老丈夫已经六十多岁，性格暴戾，动辄打骂，缺乏情趣，刚刚二十岁冒头的蔡文娜，眼看着校园中一对对青年情侣，联系自身，不免有红颜白发之叹；而这个学医的小白脸，则风度翩翩，温柔体贴，善解人意。不久，两人就由相怜而相爱了。他们悄悄儿商定，等蔡文娜大学毕业以后，逃离杨森的桎梏，两人一起到美国去生活。
　　尽管两人的行动相当秘密，但是男女相爱，总难免要见面，一见面，也难免要亲热一番。一次两次，也许没人知道，时间一长，就难免会露出蛛丝马迹来。没过多少时候，就被肖寿眉放出的眼线所侦知，并把情况汇报到了杨森那里。
　　杨森姨太太多，最怕的就是戴绿帽子。一听说蔡文娜“老毛病”发作，气得脸都白了。立刻发电报，要文娜在寒假期间回到重庆。
　　蔡文娜回到重庆的那天，正好赶上杨森宴请外宾，即由文娜充任翻译。饭后又一同到戏院看了川剧，没发现杨森有什么反常的脸色。看完戏回家，杨森发现她手上的一枚大钻戒没有了，严辞追问。蔡文娜无法掩饰，干脆来一个破釜沉舟，把实情说了出来，还十分天真地要杨森看在她伺候了他十几年的份儿上，放她一条生路，准许她离婚，成全她与姓吕的婚姻。杨森听了，只是绷着脸，既不答应，也不说不许。当夜两人还在一起歇宿。
　　第二天一整天见不着杨森，蔡文娜心中惴惴不安。她不是不知道七姨太曾桂枝是怎么死的。但她又幻想杨森如今年纪已老，也许会对她网开一面。直到深夜，还不见杨森回到公馆，她只当不会有事儿了，就上床休息。没过多久，房门被推开，她还以为是杨森进房来，抬头一看，却是杨森的侄子杨汉印，而且手里还握着手枪。蔡文娜喊了一声：“汉印，你要做啥？”杨汉印没有答复她，枪声却响了。
　　杨森杀害蔡文娜以后，立刻集合所有的姨太太到蔡文娜的房间里去看。姨太太们一个个吓得浑身发抖。杨森又吩咐马弁把蔡文娜的尸体用被子裹紧，扔进“渝舍”网球场旁边的枯井里。
　　杨森搜检蔡文娜的遗物，发现有吕某用英文写的信，请人翻译出来，当然是卿卿我我的情书。杨森气儿不打一处来，立刻派人去杀。不久杀手回来说：姓吕的已经逃跑，是坐飞机先到印度后转的美国。──不知道是杀手网开一面放他一条生路呢，还是姓吕的听到了风声，果然逃跑了。
　　事后，蔡文娜的姐姐蔡文琪因好久没接到妹妹的信，特地到重庆去看看，在公馆里没找到妹妹，就去问杨森。杨森回答说：“她跑了，跑到英（阴）国去了。”接着又言不由衷地说：“你的丈夫，我准备委他当县长。”
　　蔡文琪发觉杨森的脸色不对，说话也不自然，心知妹妹多半已经被害，就哭着跑到了陈兰亭家里，果然得到了证实。陈兰亭的夫人房芝兰还劝她说：“你赶紧离开这里，当心杨森要斩草除根！”
　　蔡文琪无可奈何，只得立刻离开重庆。

　　以上是一般的传说。但是杜重石先生说：蔡文娜的被杀，完全是一桩冤案，而且是因为政治上的原因被国民党特务借题假手谋害而死的。其经过过程曲折复杂，绝不是传说的那样简单。因为那时候杜先生不但与蔡文娜都在成都，而且与她的关系还比较接近，所有过程，基本上都知道。下面就是杜先生提供的蔡文娜被害经过。
　　1942年夏天，身为贵州省主席、二十七集团军总司令的杨森由贵阳到重庆向国民政府述职，蔡文娜也回重庆“渝舍”与杨森团聚。暑假结束，蔡文娜由重庆到成都返校。同行的有潘文华部师长陈兰亭的夫人人称“房八姐”的房芝兰、国民政府经济部次长刘航琛的夫人外号“黑牡丹”的陈玉英。车子开到离成都六十华里的龙泉驿地方，汽车的发动机出了故障，司机下车修了半天，仍无法启动。时近黄昏，她们三人站在汽车旁边，一副焦急不堪又无可奈何的样子，溢于言表。
　　这时候，有一辆美国空军的吉普车飞驰而来，见道旁停着一辆小轿车，三位美貌的女士伫立一旁，明知是车子抛锚，却故意停车询问停车原因。当即由蔡文娜用英语回答。美国空军就热情地邀请她们三位搭他的吉普到成都。途中，蔡文娜继续用英语和那美国空军交谈，向他表示感谢，并得知他的名字叫史特沫斯，是个空军中尉；蔡文娜也告诉他自己的姓名，现在在成都的华西大学读书，但没告诉他自己是杨森的如夫人。
　　这以后，史特沫斯到华西大学去看过蔡文娜，还给她写过一封信，按照美国人的习惯，抬头写的是 My dear miss tsay，也就是“我亲爱的蔡小姐”。这在外国，本是很普通的事情。
　　成都华西坝，是教会大学集中的地方。除了华西大学之外，还有抗战后内迁的南京金陵女子大学、山东齐鲁大学，都是教会办的学校。
　　由于蔡文娜的身份特殊：既是贵州省主席的如夫人、本身又有封建婚姻的桎梏和封建家庭的处境，四年的大学生活，在进步同学的影响下，她不但成了反封建、争女权的活跃分子，而且在华西坝的女大学生中具有相当大的号召力。
　　解放前的教会学校，学生大都是有钱人的子女，除了家在成都本市的之外，一般都住学生公寓。蔡文娜的条件更好：杨森专门给她在华西坝置一座小洋房，门口挂着“蔡寓”的铜牌，里面卧室、书房、客厅、厨房、车库、卫生设备一应俱全，书房里还有钢琴。不过她的车库里放的不是小轿车，而是一辆“包车”。
　　当时成都的小轿车还不是很多，除了军政高级人员之外，一般的富有商人、有身份的官员、高级的教授、走红的演员等等，坐的都是这种“包车”。所谓“包车”，其实就是人力车，通称“黄包车”。不过“包车”与街上兜揽生意的黄包车可不一样。尽管也是两个轮子一个座，一个人在前面拉，可不论是车是人，突出的一个字是“帅”：先说拉车的车夫，讲究的是请那膀大腰圆、年轻力壮、模样清秀、腿脚麻利又不爱说三道四的老实小伙子。夏天穿一身细白洋布的中式裤褂，扎着裤腿儿，脚登一双布面皮底的圆口鞋，头戴一顶细麦秸编的小草帽，一条雪白的毛巾搭在脖子上；冬天则是一身藏青或深灰色的小棉袄棉裤，戴一顶毡帽。从外表上看就显得干净利落。跑起来不但要快，更要稳，上坡不要人家下来走，下坡能走四川车夫特有的“飞步”，让坐在车上的人有一种腾云驾雾的感觉。有时候前面眼看就要撞人了，要立刻站得住；实在站不住的时候，哪怕自己滚出八丈远，也要保证坐在车上的人不摔下来。没有这几宗本事，就甭想拉包车，拉辆破车街上揽生意去吧！
　　再说车子，当然是崭新的，车篷乌黑，车两边两盏白铜大车灯，擦得锃光瓦亮，车上插一个油光光的大鸡毛掸子，足有二尺多长，车垫子上绣着图案。年轻的太太坐在车上，夏天打一把小伞，冬天膝头盖一块毛毯，嘴里嗑着瓜子，脚底下踩着叮咚作响的车铃，招摇过市，的确是当年成都街头点缀市容的一景。
　　蔡文娜有的是钱，选车夫不是百里挑一，而是千中挑一，从外表模样儿到拉车的技术，全是第一流的。对这个车夫，蔡文娜十分满意。不论上学、上街，坐的都是这辆车。──没有想到的是，她的命，就送在这个人的手上。
　　当年的大学生，功课不像现在这样紧。有些选修课，可以上也可以不去上。只要修满了规定的“学分”，就可以毕业。因此，大学生们聚集在一起聊闲天儿、侃大山的时间也比较多，不一定非得是星期假日。而蔡文娜拥有这样宽敞、豪华的住所，既不受外界的干扰，又有茶点可供，因此她的“蔡寓”中，经常总是高朋满座，胡侃神聊，从生活小节到国家大事，海阔天空，无所不谈，变成了一个家庭沙龙。
　　前面说过，蔡文娜出于自己的人生经历，政治上的基本态度是反封建、求自由的，加上与杜重石等思想进步的人士接触较多，政治倾向越来越明确。而出于她独特的身份，又养成了一种天不怕地不怕的性格，什么犯忌犯禁的话她都敢说。由于她具有比较强的号召力和感染力，她的言论，逐渐成为华西坝女大学生议论时政的舆论中心。
　　国民党的特务组织，是无孔不入的。在大学生中，他们采取威逼利诱的手段，发展了一批特务分子或外围组织。在蔡文娜的座客中，当然也不乏这种“职业学生”混杂其中。
　　根据特务学生的汇报，军统当局对蔡文娜既感到头疼，可又无计可施。因为他们并不能据此通知杨森，让他对自己的妻子多加管束；也不能直接把蔡文娜抓起来关进监狱。于是，就产生了“除之而后快”的念头。
　　要杀蔡文娜，也不是那么容易的，明杀暗杀都不行。最理想的办法，就是让杨森自己下手。杨森小老婆多，而他最怕的就是戴绿帽子。他的七姨太是怎么死的，特务头子们都很清楚。那么，干脆投其所好，让他来一个醋海兴波，让她在醋海中灭顶。
　　本来，军统特务打算利用美国空军中尉史特沫斯给蔡文娜写信这件事情来大做文章，但是这样做一者会引起中美外交上的麻烦，二者也还难于制造一两种能让杨森相信的物证，仅凭一封写有 My dear miss tscy 的英文信，是不能让杨森动杀机的。
　　于是军统局的特务分子们处心积虑地想办法制造一件事端，专门用来刺激杨森。这一任务，就交给了毛人凤的老婆向心影。这时候，毛人凤和向心影都借住在杨森的“渝舍”内。
　　1943年冬，杨森循例到重庆去向蒋介石述职，而蔡文娜也值寒假到重庆与杨森欢聚。其间适逢美国空军节，宋庆龄在嘉陵宾馆举办盛大的中美联欢舞会，杨森也带了蔡文娜去参加。
　　杨森有很严的“家规”，绝不许姨太太和女儿们参加任何舞会。因为他的七姨太曾桂枝，就是在舞场上认识了“野男人”而勾搭成奸的。尽管蔡文娜从来不进舞场跳舞，可今天是孙夫人办招待，又有丈夫在身边，这条家规，似乎也有了“圆通”的余地。说巧也真叫巧：恰恰在舞会上又遇见了美国空军中尉史特沫斯，他一者不知道蔡文娜是杨森的如夫人，二者即便知道她名花有主，绝不会知道她家有不许跳舞的规矩，于是一而再，再而三地邀请蔡文娜共舞。杨森并不知道史特沫斯半年前就认识蔡文娜，见他们俩不但跳得起劲儿，谈得也很亲热。而他们用英语交谈，杨森又一句听不懂。特别美国人的性格比中国人奔放，杨森在旁边怎么看怎么不对劲儿，不由得脸上露出了不悦的神色。蔡文娜与他相处十几年，当然知道他爱吃醋的毛病，三场跳下来，见杨森的脸色越来越难看，就说：“咱们提前走吧！这里是舞会，总会有人邀我共舞的。”
　　杨森却又很犹豫：“今天是孙夫人主持的联欢会，他也很注意我，咱们这样早就走，是对她的不礼貌、不尊敬。还是再坐一会儿吧！”
　　这时候，由向心影挑选并安排的一个军统小特务，西服笔挺，风度翩翩，彬彬有礼地过来请蔡文娜跳舞。在这种场合，即便不想跳，也不能过拒，只好勉强应付一曲。小特务是向心影关照过的，跳到某一个角落，突然把蔡文娜搂得很紧，脸挨着脸，两人的嘴唇几乎就要贴在一起了。就在这一刹那间，躲在一旁的向心影的情人周伟成偷偷儿迅速抢拍下这一镜头。
　　下面的戏，就都由向心影和周伟成导演了。
　　寒假期满，蔡文娜返回华西大学不久，肖寿眉突然接到一封署名“华大同学”的匿名信。信中说：蔡文娜即将与情人私奔。肖寿眉不敢隐匿，把匿名信转给了杨森。杨森密嘱肖寿眉不要声张，暗地里派人监视蔡文娜的行动以及与她来往的可疑人物。肖寿眉用钱收买了她的几个同学和拉车的车夫。
　　蔡文娜的车夫，按例送她到学校以后，就回到住处兼任“门官”，等到了说定的时间，再拉车到学校去接。有一天，蔡文娜已经上学去了，突然来一个衣冠楚楚、文质彬彬的青年，上门来拜访“蔡夫人”。车夫说：“太太上学去了。请教尊姓大名，等太太回来了，我好回话。”来客说：“不用了，我下次再来吧。”说完，就匆匆地走了。
　　从那以后，这个年轻人又来过两三次，每次都是太太上学去了，总也见不着。最后一次，他自言自语地说：“怎么这样不凑巧，来了几次，都见不到你家主人。这样吧：等蔡夫人回来，请你把这封信交给她。”
　　车夫觉得这事情蹊跷，根据肖寿眉的嘱咐，没把信交给太太，而是交给了肖寿眉。
　　信封里不但有一封热情洋溢的情书，而且还有一张蔡文娜与一青年男子几乎脸颊相贴的亲热照片。
　　照片正是向心影的姘夫周伟成所偷拍。至于那个青年，也就是舞会上邀请蔡文娜共舞的那个小特务。至于情书，反正是男方写给女方的，怎么造都可以。
　　肖寿眉以为抓到了证据，立刻把这封信连同照片一起转给了杨森。肖寿眉的妹妹肖邦琼是杨森的五姨太，不论是出于替妹妹争宠，还是为自己邀功，他都不会把这封昧起来的。
　　杨森看见了这封情书和两人如此亲热的合影，怒不可遏，就起了杀蔡文娜的心。
　　这根套在蔡文娜脖子上的绞索越拉越紧了，而她却仍被蒙在鼓里，毫无所觉。
　　不久，杨森以述职为由到了重庆，并电召蔡文娜来渝相会。夜间，杨森诘问蔡文娜可有私情，蔡文娜说绝对没有。两人为此争吵起来，蔡文娜觉得受了委屈，气愤之下，跑到邻室去过夜，不与杨森同房。这对杨森来说，无异于火上加油，追到邻室，拿出合影的照片来质问：“照片上的这个人是谁？他到华西坝去看望过你多次，别以为我不知道！”
　　蔡文娜瞠目结舌，不知所对。杨森拂袖而去，蔡文娜嚎啕大哭。杨森在火头上，不辨真假，下令叫杨汉印枪毙蔡文娜。杨汉印说：“夜间人静，枪声一响，会惊动何（应钦）总长。”杨森说：“不管你用什么法子，只要把她整死就行。”结果杨汉印把蔡文娜勒死，把尸体扔进了渝舍的废井里。
　　蔡文娜死后三日，肖寿眉对杜重石说：“惠公蔡夫人与人私奔，现在还隐藏在成都，伺机外逃。老弟是袍哥大爷，地面上人头熟，消息灵通，请你找袍哥弟兄探听一下隐藏的地方。”
　　肖寿眉放出这样的烟幕，目的当然是为了掩饰蔡文娜的真正死因。其实杜重石心里很明白，又一个冤鬼作为封建婚姻的牺牲品离开了人世，哪儿也找不到她了。
　　蔡文娜的姐姐蔡文琪，在民生轮船公司当会计，好久不见妹妹，去问杨森，杨森也说：“你妹妹有了情人，现在藏在成都，打算外逃。我正在找她。”
　　蔡文琪明知是谎言，但在杨森炙手可热的权势威胁之下，也无可奈何。

第三节 引导高层次会见
　　1941年6月，希特勒果然撕毁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向苏联西部广阔的边境线发动全面的闪电袭击，苏联猝不及防，全线溃退。苏德战争爆发，苏联人民从此陷入艰难困苦的境地。
　　这是蒋介石盼望已久的“好事”。因为苏联自顾不暇，就没有力量来支援中国共产党，蒋介石消灭共产党的野心，也就能够如愿得逞了。
　　1941年10月，国民参政会部分参政员组成“民主政团同盟”，发表了对时局主张的十条纲领：坚持团结抗战，反对分裂投降，争取政治民主……等。受到了全国人民的支持和赞扬。11月，中国共产党首先响应，在解放区普遍实行了国共两党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各占三分之一的“三三制”政权。关于解放区的消息，国统区的报刊上当然是不会发表的。杜重石通过杜桴生拿到了这些材料以后，立即传递到邓锡侯、潘文华、刘文辉的手里，同时结合川康地方权益，激发他们的爱国救亡民族正气，又引导他们去见当时对川康政治导向有巨大影响的革命前辈张澜。他们不但一再表示赞扬、拥护民主政团同盟对时局的政治主张和解放区的“三三制”政权，而且对蒋介石的专横独裁政权表示不满。这一次会见，是邓、潘、刘三人政治态度的正式亮相，也是他们倾向共产党、走向进步的开始。
　　1941年12月8日，日军偷袭珍珠港成功，太平洋战争爆发，国际形势又发生了强烈的变化，世界大战的局面已经形成。1942年1月，中、美、英、苏……等20几个国家的首脑在华盛顿开会，签订了具有历史意义的《联合国宣言》，中共中央随即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太平洋战争宣言》，表示拥护。
　　在这样的国际形势和政治气候下，中国共产党要积极团结、争取川康军人，川康军人也面临着何去何从的历史性抉择。于是通过杜重石和杜桴生的联系，安排刘文辉在重庆和成银行总经理室与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秘密地见了面。──和成银行总经理吴晋航是个民主人士，以前是刘文辉的部属。
　　这次会面，周恩来对刘文辉说：太平洋战争一爆发，形成了两个统一战线：一个是以《联合国宣言》为基础的、反法西斯战争的国际统一战线；一个是以《国共合作共赴国难宣言》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现在中国的抗日战争，已经不仅仅是中日两国之间的问题，而是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给蒋介石出了一道难题。他要继续反苏反共，破坏团结，与日本妥协单独媾和，是违反《联合国宣言》的。估计他还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采此下策。国际形势的这一变化，正是川康地方大有作为的好时机。
　　刘文辉回到成都，把周恩来的话向邓锡侯、潘文华作了传达。邓、潘二人都同意周恩来的意见，准备积极行动起来，巩固三省联防，继续反蒋。
　　刘、邓、潘这三个川康军人领袖，因与蒋介石的个人恩怨有所不同，在反蒋的态度上也有程度不同之分：刘文辉表现得最积极，而邓锡侯则较温和。但是他们三人对蒋介石的专制独裁、歧视川康地方势力、吞并排斥异己等等做法，都是不满意的。而川康滇三省联防，进可以攻，退可以守，是反对蒋介石、保卫大西南最有力的措施，绝不能轻易放弃。尽管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影响到国内政治关系，蒋介石对刘文辉的态度也逐渐由排斥、孤立、打击变为“安抚”，但是刘文辉心里非常明白：蒋介石通过张群对他的“安抚”，实际上就是控制他，伺机消灭他。邓、潘二人当然也深知唇亡齿寒的相互关系。因此，即便三人反蒋的决心有强有弱，行动有紧有缓，他们对三省联防共同反蒋的认识则是一致的，不变的。
　　这以后，最积极的刘文辉，特地在雅安建立了一座与中共中央直接联系的秘密电台，由中共地下党员外号“王二先生”的王少春负责。王少春的妻子秦惠芳，就是这座秘密电台的报务员。周恩来则派当时在南方局工作的张友渔常驻成都，当川康军人不挂名的政治指导员，随时向他们介绍国际形势和中共中央对时局的主张。后来又派朱蕴山、邓初民到成都向刘文辉专门介绍重庆各界民主人士反专制独裁、争民主自由的政治活动情况。而张澜与加拿大籍民主人士、华西大学教授文幼章，则经常向潘文华提供张群的政治活动情况。因为张群与张澜、文幼章等民主人士交往，是打着国民党“开明派”的旗号出现的，有些对外保密的事情，对张澜和文幼章并不保密。
　　因此，周恩来与刘文辉谈话以后，对川康军人的政治影响作用很大。也可以说，这是刘、邓、潘走向进步的具体行动表现。

第四节 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
　　1942年12月，杜重石以二十军驻成都办事处少将处长的身份，到重庆去参加杨森的女儿杨郁文与蒋介石的外甥竺培丰的婚礼。
　　杨郁文是杨森的管家四姨太田蘅秋所生的女儿。关于竺、杨联姻的介绍人，有的书上说是毛人凤的妻子向心影。国民政府西迁重庆以后，当时杨森任贵州省省主席，不经常来重庆，所以何应钦和特务头子毛人凤两家，都住在重庆中二路杨森的公馆“渝舍”内。杨森的管家姨太太田蘅秋也住在重庆，她对这两人的家属曲意奉承，招待得非常周到，因此交情很深。过了一段时间，就由毛人凤的妻子向心影出面介绍，把她的女儿杨郁文嫁给了竺培丰。
　　据杜重石先生回忆，把杨郁文介绍给竺培丰的，是蒋介石的秘书宁波人汪日章和杨森的顾问广安人邱怀瑾。他们两人是勤工俭学留法时期的好朋友。竺、杨两家在重庆嘉陵宾馆举行婚礼的时候，汪、邱二人即以“月老”的身份出席。证婚人则是当时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居正。
　　不过，当时“名人子女”的婚姻关系，真正的介绍人与婚礼上的介绍人，往往是两回事儿，因此不妨把这两种说法都记在这里，何者为是，姑且存疑吧。
　　竺培丰是蒋介石妹妹蒋瑞莲的长子。蒋瑞莲的丈夫竺芝珊，本来是浙江省奉化县溪口镇“玉泰”号的店员。蒋介石发迹以后，依靠裙带关系，当过苏州税务局局长、中国农民银行常务董事、津浦铁路车务总段段长等肥缺。蒋培丰在宁波商校毕业以后，蒋介石保送他到日本学习空军，很得蒋介石的喜爱。杨竺两家的联姻，一家要笼络，一家想巴结，当然是建筑在利害关系上的政治性婚姻，只是以新郎、新娘为联系的纽带罢了。
　　婚礼在重庆嘉陵宾馆举行。男女双方都是豪门，其场面的盛大、隆重、欢快、热烈，自不待言。贺客之多，虽非绝后，也是空前。婚礼之后，接着举办舞会。杜重石参加这样的集会，当然不是为了图热闹、更不是来看场面的。他作为一名地下党员，身负重任，到这里来，是他的工作，是另一种形式的战斗。因此，他没有那种兴趣找舞伴下舞池，而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看有什么适当的人选可以交谈的没有。
　　在舞厅里面转了一圈儿，正好迎面碰上了谈云章。前面说过，他是杜重石姑妈的侄子，两人也算是远房的表兄弟。他在刘文辉的部队中从连营长一直当到团长，后来参加军统，成了骨干，顺着这条线当上了重庆市警察局刑警处处长。说起来，也算是行伍出身。此人性格倒还爽直，只是有意无意间总要显示自己在军统中的地位，显示自己比别人知道的内幕消息多。正因为如此，所以杜重石在筹办“蜀德社”的时候，也把他拉进社里来当个“大爷”，一方面拿他当保护色，一方面就近探听消息。今天无意中在这里相遇，当然要跟他谈谈，就把他拉到了一边儿。
　　谈云章从刑警处派一批刑警到新近成立的中美合作所受训，谈到了这是美国人对中国的援助，也是对军统局的信任；杜重石反将他一句说：“现在美国人好像相信你们有些本事了，这才跟你们‘戴老板’联合成立什么‘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可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前，美国人是看不起你们的，根本就不相信你们‘戴老板’手下会有什么能人。”
　　谈云章面有愧色地点点头说：“老弟说的，还真是那么回事儿。你是不知道：早在珍珠港事件发生前的一个星期，委员长就把侍从室机要组破译出来的日本企图偷袭珍珠港密电急转中国驻美大使馆武官萧勃①交美国海军情报署。可是他们不相信中国有能破译日本密电码的能人②，还以为是中国人害怕美、日关系趋向缓和，故意制造日本人要偷袭珍珠港的情报来挑拨美、日关系。后来美国人吃了大亏，才相信中国人的情报可靠。现在成立的这个‘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就是专门研究情报的③，由我们戴老板当所长，美国海军情报署署长梅乐斯当副所长。梅乐斯就是一个破译密电码的专家。”
　　杜重石挖苦他说：“美国人大批地到中国来，你们警察局就有事情可干，也有大财可发了。你们把中国妓女送到医院里去检查，消了毒，再送给美军寻欢作乐，大把的美钞，不就进了你们的腰包了吗？”
　　当时重庆、成都的警察局，的确设有专门机构和人员负责这件事情，所以杜重石说的，并不是玩笑。
　　谈云章神秘地笑笑说：“老弟，你扯到哪里去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要取得胜利，情报的及时和正确是十分重要的。成立中美合作所，目的在于加强中美情报合作，帮中国培训情报人员。合作所帮我们训练刑警，所有的教材和器械设备，都是美国赠送的。美国教官的全部费用，目前暂时由我们垫付，以后再由美国分期归还。你说的妓女检疫，那是没有办法的办法，警察局想不管也得管。妓女既然客观存在，让她们去检查一下，总比带着梅毒到处传播要好些吧？……”
　　两人正在聊天，突然一个三十来岁的女人迎面走来。谈云章给杜重石介绍：这是毛人凤的夫人向心影，如今两口子都借住在杨森的公馆“渝舍”内。毛人凤是军统局地位仅次于戴笠的特务头子，这是尽人皆知的。他的夫人，杜重石却不认识。没想到向心影听了谈云章的介绍之后，歪着脑袋端详了一阵杜重石，笑着说：“原来是杜家阿弟呀？十几年不见，小伙子不但有了出息，人也越长越漂亮了嘛！”
　　向心影一笑，露出腮边两个小小的酒涡，风韵相当迷人。杜重石这才想起来，原来这个向心影，就是以前的老邻居向绍英！
　　谈云章惊讶地问：“你们本来认识？”
　　向心影哈哈大笑：“认识你以前，我们就是老相识了。岂止是相识，我们还在一起住过呢！”
　　“怎么？你们……”谈云章有些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
　　“不许胡思乱想！”向心影卖弄风情地白了谈云章一眼。
　　“人家可是个正经人，不像你……”
　　说笑了一阵，向心影别处应酬去了。谈云章还有些不信地问杜重石：“你们当真同居过？”
　　杜重石也笑了起来：“我可没那胆子偷吃这样的禁果！1931年，我在上海读书，暑假期间我没回广安，在打浦桥租了一处石库门④房子住。为了省房租，是和一个万县人叫向友楠的合租的。我和向友楠住前楼，他的一个侄女儿住后楼。这个侄女儿，当时叫向绍英，就是今天的向心影。我们俩同年，不过她比我大几个月，所以混熟了以后，就叫我‘杜家阿弟’。那时候，她刚满十八岁，豆蔻年华，的确长得漂亮，鹅蛋型的脸面如桃花，整齐的刘海下面，两条柳叶似的眉毛，一双水汪汪的双眼皮儿大眼睛，明亮清澈，高矮适中，身材窈窕，常穿一件乔其纱的旗袍，一笑露出两个小酒涡，真是温文尔雅，聪明伶俐，妩媚动人……”
　　“听你那么一说，简直把她描写成西施再世了。看她的今天，尽管风韵犹存，却不像你说的那么美。别是‘情人眼里出西施’吧？”
　　“看她的今天，一方面固然年龄已经增长了十一岁，对一个女人来说，‘青春’阶段已经过去，更主要的，是生活的经历把她少女时代的天真烂漫、纯真无邪统统消磨光了。当年她的眼光是热烈、聪敏、温柔、坚毅的，令人生爱；今天她的眼光是深沉、冷凝、狡黠、闪烁的，看了令人生厌，甚至恐惧，的确是前后判若两人。《麻衣神相》上说的‘相随心变’，是有道理的，绝不是迷信。当年她在上海，如果不是早已经名花有主，我是会喜欢她的。今天重逢，我却有些怕她了。”
　　“你说的当时她已经名花有主，是不是指的殷汝耕？”
　　“不错。我和她认识不久，就知道她原来是殷汝耕的情妇。殷汝耕是浙江平阳人，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的留学生，1927年当过中国政府驻日代表。当时在外交部东亚司工作，已经四十五六岁，时常到她住的后楼来幽会。暑假期满后，我回到学校，接着‘九·一八’事起，我们忙于救亡，从此就没有再见过她。”
　　“那么她后来的情况你是一无所知啰？”
　　“至少她怎么会嫁给毛人凤，我是一点儿也不知道。”
　　“‘九·一八’事变以后，殷汝耕参加过签订《淞沪停战协定》和《塘沽协定》。1935年，日本人制造冀东事变，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殷汝耕出任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委员长，投靠日本当了汉奸。向心影的叔叔向友楠，本来就是我们的人，这时候出任四川省会警察局侦缉大队大队长。他向我们老板详细介绍了向心影以前跟殷汝耕的关系，建议利用她与殷汝耕的旧情作为掩护，派她去刺杀殷汝耕。我们老板接受了他的建议，亲自跟向心影谈了话，鼓励她以国家、民族的大利、大义为重，割断儿女私情，果敢行动。向心影当时倒也答应得很干脆。可是一到河北，见到了殷汝耕，发现殷汝耕还是那么爱她，为情所困，不忍下手，就劝他不要做为人唾弃、遗臭万年的事。殷汝耕听出她话中的意思，醒悟到她不是为续旧情而来，一再盘问，软硬兼施，她终于说出了戴老板派她来刺杀的实情。殷汝耕感动之极，再三保证在他权力所及的范围之内，绝不会伤害她，保证安全送她回到南京。刺杀任务没有完成，戴老板很光火，责令毛人凤审查她未完成任务的原因。审查期间，毛人凤被向心影那双勾魂摄魄的眼睛所征服，给她做的结论是‘年轻无知，悔悟认真，恕其初次，留观后效’。──这一留，就留给他自己了。要是别人，处分起来可不轻呢！”
　　向心影参加军统以后，心肠变得十分冷酷。她与毛人凤之间并无感情，而是有她自己的所欢周伟成。两人经常合作设计害人。他们陷害杨森的九夫人蔡文娜，已如前述。
　　1943年1月11日，杜重石参加《新华日报》创刊五周年纪念活动，见到了吴玉章同志，把谈云章所说的“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的情况向吴老作了汇报。吴老说：“从现有迹象观察，蒋介石成立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恐怕不仅仅是为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在中国战场交换情报的需要。很有可能这是美蒋特务机关互相勾结、迫害中国人民的先兆。”
　　以后的事实，证明吴老的预见是完全正确的。
　　杨家的婚事忙完了以后，杨森抽工夫在渝舍和杜重石谈谈去延安的见闻和成都办事处的工作，范埏生也在座。杜重石从延安回来以后，杨森从湖南撤到贵州，两人还没有机会见面细谈呢！
　　谈完了工作，杜重石特地又问起1939年6月12日发生的“平江惨案”。当年的6月27日，重庆《新华日报》发过报道：说是二十七集团军派人包围新四军设在湖南平江嘉义的通讯处，惨杀了新四军参议涂正坤、八路军少校副官罗梓铭等六人。为此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延安各界还举行集会并通电全国强烈抗议。杜重石觉得事情有些蹊跷，曾写信给杨森询问事件真相。也许杨森有难言之隐，没有答复，所以今天顺便一问。
　　杨森说：“杀害新四军通讯处的人员，是何学植干的。他是暗藏在集团军内部不露身份的军统特务。薛岳命令我抓捕新四军通讯处的全部人员，还特别指名派何学植去执行。我的命令是叫他到那里抓人，他到了那里，却自作主张把人打死了，事后说是奉的薛岳的密令。他对我是阳奉阴违，对薛岳是唯命是从。这件事情发生以后，我的处境就像从前有人说我挖了朱玉阶的祖坟一样，我能声明与我无关吗？我是二十七集团军的总司令，杀人的是二十七集团军的何营长。我只有替别人‘背黑锅’的份儿。”
　　杜重石性子一上来，又振振有词地说：“这分明是有人故意在军座与共产党之间制造矛盾嘛！看人论事，不能只是以事论人，还要以人论事；以人所处环境、地位的特殊性，来说明社会关系和人际关系的复杂性。只看事物的发生，不看事物发生的特殊环境和社会关系、人际关系的复杂性，自然就会引起误解了。”
　　范埏生在一旁笑着说：“你又来了！你是不知道，惠公接到你谈论平江事件的那封信，连二十军里都有人向惠公进谗言，说你在‘教训’他。惠公当时只说了一句：‘小孩子嘛，难免自以为是。这是年轻人好胜心强的表现。’你都二十六七岁的人了，还挂着少将衔儿呢，惠公说你是个‘小孩子’，进谗的人也就没话可说了。”
　　这一番话，说得杜重石也哈哈大笑起来。。

第五节 骂斯大林和捧张国焘
　　1943年5月22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斯大林宣布了《解散共产国际的决议》。中共中央随后发表了《关于共产国际主席团提出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这两个文件都在《新华日报》上刊出以后，青年人中间议论纷纷。有的说：“共产主义的宗旨，是全人类得到解放以后，无产阶级才能得到最终的彻底解放。共产国际负有解放全人类的职责，现在斯大林把它解散了，就是放弃了最终解放无产阶级。‘工人无祖国’的口号，从此也不适用了。”有的说：“中共同意斯大林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是向国民党表示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的诚意。”
　　为此“蜀德社”召开社务会，本想统一一下思想，好向社内外的青年们做宣传。不料谈云章以他掌握内部秘密消息为本钱，在会上说：“你们知道斯大林为什么要解散共产国际吗？这是因为德国军队快要打到莫斯科，斯大林顶不住了，要求罗斯福、邱吉尔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分散德国的兵力，以减轻莫斯科的压力，全力支持斯大林格勒保卫战。斯大林还耍无赖威胁罗斯福和邱吉尔说：‘你们不开辟第二战场，我就和德国单独媾和。’邱吉尔对罗斯福说：‘不要理睬斯大林的讹诈，他不敢违背《联合国宣言》，与德国单独媾和的。要咱们开辟第二战场，以解斯大林格勒的围，也可以。但要斯大林解散在世界各地进行捣乱、颠覆别国政府的共产国际作为条件。斯大林坚持了一阵子，坚持不住了，为了斯大林格勒，只好忍痛牺牲，把共产国际解散了。其实，这也不过是名义上的解散而已，一切活动，依旧可以在换一个名义甚至什么名义也不用照常进行。”
　　这种国际政治上的讨价还价，在现在看来是很平常的事情。搞军事的人可以“兵不厌诈”，搞政治的人也绝不可能怀有一颗水晶玻璃般透明的心，不然，准让政敌给吃掉。但在当时的地下党组织看来，谁敢说斯大林的坏话，就是彻头彻尾的反苏反共的谣言，必须加以澄清。不过杜重石这个地下共产党员，身份是不公开的，在“蜀德社”中，最多也只能以“思想激进的国民党少将”的面目出现，因此不便公然打断他的话，更不能与他辩论，只能听他继续说下去：
　　“‘大太子’⑤是留学苏联回来的。他在苏联一呆就是十几年，是个正牌儿的共产党，对共产党内部的勾心斗角、互相残杀，比谁都清楚。只为他不佩服斯大林的为人，差点儿也被斯大林杀了。他常对戴老板说：‘斯大林是红色帝国的独裁暴君，他和希特勒签订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实际上是个瓜分欧洲势力范围的分赃条约。斯大林把波兰送给希特勒，希特勒把波罗的海三国划给斯大林，所以斯大林才能操纵爱沙尼亚的共产党组织亲苏内阁，使非共产党员的议员在内阁选举中全部落选，使原本独立爱沙尼亚变成苏联的附庸，残酷镇压爱国者，把成千上万坚持独立的爱沙尼亚人放逐到荒无人烟的西伯利亚去。对立陶宛和拉脱维亚，也是这样吞并的。’斯大林还专会做‘移祸于曹’的事：今年4月13日，我们收到了柏林的广播：‘在莫斯科西南斯摩棱斯克附近的森林里，发现一处埋有近万名波兰人尸骨的荒坟，据查，是被俄国人杀害的波兰军官。’消息播出后不久，斯大林就发表讲话，说这是希特勒捏造的谎言。这些军官，是在苏联红军退出波兰以后，落入德军手中，被德军杀害的。我们收到这两条截然不同的广播以后，戴老板还以此来测验我们对国际问题的理解和分析能力，要我们作出谁是谁非的判断。当时流亡国外的波兰人都认定是斯大林干的。据此我也认定是斯大林干的。因为如果没有实据，波兰人绝不会袒护侵略他们国家的敌人。”
　　会后，谈云章还借坐茶馆“摆龙门阵”的机会，一方面大骂斯大林，一方面大捧张国焘。凡是说到斯大林，他总是以“‘大太子’对‘戴老板’说”开头，然后说：“1934年苏共举行的十七大会议上，政治局委员、列宁格勒市委第一书记基洛夫在中央委员会的选举中，所得的选票比斯大林多。可是不久，声望比斯大林高的基洛夫在列宁格勒被人暗杀了。斯大林借追查暗杀基洛夫的阴谋者为由，在党内开展清洗运动达三年之久。到了1937年，一百多名中央委员中居然有八十多人被捕或被杀。出席1934年苏共十七大的一千九百多名代表中，竟然有一千一百多名被逮捕，有的被杀，有的长期监禁，有的送到芬兰劳改营，有的被放逐到西伯利亚。杀人的最高潮，是公开审判政治局委员格里戈里·加米涅夫、列夫·加米列夫和尼古拉·布哈林。斯大林把他们仨人说成是谋害基洛夫的策划者，都惨遭枪决。斯大林用这些卑鄙的手段残害列宁时期的老布尔什维克，他才能放心地坐上‘唯我独尊’的宝座。‘大太子’仅仅因为在苏联用了‘尼古拉’这个与布哈林相同的名字，也遭到王明的进谗，受到了斯大林的迫害。斯大林当政的苏联，热衷于以‘肃反’为名搞报复，搞陷害，是俄国历史上最黑暗、最悲惨的时代。斯大林的做法，已经远远地背离列宁主义原则了。正因为‘大太子’对斯大林所推行的那一套十分厌恶、十分反感，所以他抛弃了共产主义信仰……”
　　现在我们都知道了：苏联在斯大林统治时代，所推行的个人崇拜，导致了他个人权力的恶性膨胀，犯了许多大错误，给共产主义运动带来了无可挽回的巨大损失。凡是知道苏联当时内幕的人，除了斯大林的崇拜者、追随者之外，不是对共产主义失去了信心，就是失去了信任。斯大林的做法，还影响了许多国家的共产党领导人，也模仿、学习他的做法，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整个共产主义运动的进程。在当时，连谈云章这样的小特务都能够振振有词地指责斯大林“违背列宁主义原则”。他的这条“进步尾巴”，当然是为了迷惑蜀德社的“新酒”们。这话在今天看来，基本上仍无大错，但在四十年代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正在鼎盛时期，则是彻头彻尾的诬蔑，是典型的反苏反共的反动言论。而像杜重石这样对党忠心耿耿的党员，在事实面前竟也无法反驳，不能不说是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悲剧。
　　到了九十年代，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终于解体，平心静气地想一想，如果斯大林当年不搞个人主义膨胀，不搞领袖终身制，而是遵照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学说办事，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一步一个脚印地开展共产主义运动，国内政局团结，人民生活幸福，在国际上真正地为无产阶级革命树立一个样板，又何至于会有解体的一天呢？
　　话说到这里，联系到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人们不能不佩服毛泽东的伟大：他没有拜倒在斯大林的脚下，没有完全按照斯大林的指示办事，不肯划长江为界，像德国、朝鲜那样，也搞出南北两个中国来。在欧洲的社会主义国家纷纷解体、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出现危机的今天，中国共产党的政权没有丝毫动摇，难道不是中国不听斯大林的话的结果吗？
　　斯大林解散共产国际一年之后，盟军在法国诺曼底登陆，开辟了欧洲第二战场，又似乎恰恰是给谈云章的小道儿消息做了注解的一般。
　　事情还不仅止于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之一张国焘，由于与毛泽东等人的政见不一，主动脱离了中国共产党。一个人，在某一个政治组织中，如果因为意见不一而主动退出，应该说是正常的，也是应该的。但是最低的要求，则是不应该投降这个组织的敌对一方，给原来的敌人做事。张国焘脱离中国共产党以后，不但投降了国民党，还投靠了特务机关，替军统局训练骨干。谈云章，就是听过张国焘讲课的军统局骨干分子之一。由于张国焘对整个共产主义运动了如指掌，他的叛变投敌，对当时的中国革命是起了很大的破坏作用的。
　　谈云章说：“张国焘给我们讲课，课题《谈谈苏联问题》，就十分引人注意。他讲了几个小时的课，没有一句反苏反共的话。他说：抗战五年来，中国的牺牲是惨重的，损失是巨大的。好在我们国家穷，没有什么建设，被敌人轰炸扫荡，除了人命之外，就是一大堆废铜烂铁。抗战胜利了，重新建设，也比较容易。但是希特勒侵略苏联，就不能与日本侵略中国相提并论了。苏联在十月革命胜利以后，二十多年来，经济建设已经取得了伟大的成就，特别是重工业和国防工业，钢铁、石油、煤炭、机器制造、飞机、坦克、军舰等等，从无到有，数量质量每年直线上升。进入第三个五年计划以后，已经赶上了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在军工方面，甚至已经超过了帝国主义国家。苏联是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榜样，全世界的共产党，都公认苏联共产党为领袖。可是今天竟被希特勒的铁蹄纵横苏联的疆土，经过轰炸焚烧之后，变成一片废墟。今天的苏联，也像中国一样，变成了穷光蛋。在今后三十年的国际舞台上，再也抬不起头来了。……”
　　按照张国焘的推理，苏联一垮，其他各国的共产党，必定是“树倒猢狲散”，成不了什么气候了。尽管张国焘对国际共运了如指掌，但在这个问题上，他的预测却是错误的。战后的苏联，只用了几年时间，就基本上恢复了战争创伤，而战后新出现的社会主义国家，至少在当时也都是由共产党领导的。
　　张国焘在他后来侨居美国所出版的英文本长篇回忆录中，提出了一个“著名论点”：任何一个政党，对党员的最高处分，只能是开除党籍，而不能处以极刑。斯大林不但在苏联残杀了大批“持不同政见者”，还派王明等人回国来杀了大量党内的的“托派”。这个问题，从理论上说，似乎是成立的，但是任何一个图取政权的政党都做不到。因为凡是“造反”的政党，都有军队和政权，判处“持不同政见者”死刑，不是以“党纪”执行，而是以“军法”或“国法”执行的。再说，这些“持不同政见者”一旦跑到了敌人的一方，必然比原来的敌人更厉害、更可怕。这就是太平天国降清将领杀起太平军来比清军更厉害的原因之一。最慎重的做法，只能是有言论的，开除；有行动的，镇压。但是在言论与行动之间要划出一条界线来，也不容易对于军统特务谈云章所散布的反苏反共言论，当时杜重石他们因手头缺少根据，只能发动知名袍哥界人士及他们所控制的报刊以分析国际政局为名，进行正面的宣传，强调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中国抗战已经成为世界反法西斯的重要战场之一；破坏中国抗日力量的团结，就是削弱反法西斯战争的力量。同时发动袍哥中的“新酒”们在他们足迹所能到达的地方，以“摆龙门阵”的形式随时宣扬以上观点，以作配合。当然，这种力量比较薄弱，所起的作用，并不是那么大的。

注释
　　①萧勃──军统局驻美国站站长。公开的身份是中国驻美大使馆武官。
　　②破译出日本计划偷袭珍珠港密电的能人，是从日本返回中国参加抗战的爱国青年池步洲。他在蒋介石侍从室机要组下属的“军委会特种技术研究室”专门从事破译日方密电。军委会特种技术研究室成立之初，虽然既有中统分子也有军统分子，但却既不属于中统也不属于军统，而是军委会下面一个为抗战服务的情报咨询机关。“军技室”成立不久，由于中统、军统争权，所有军统分子都被赶出了“军技室”。池步洲本人也没有参加过中统或军统。珍珠港事件以后，戴笠贪天之功为己功，到处宣扬有关偷袭珍珠港的密电为军统人员所破译，所以才有失实的传闻流传。请参看拙著《蒋介石的绝密王牌》一书，青岛出版社1995年12月出版。
　　③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借研究情报为名，实际上干的却是迫害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的勾当。所以池步洲等一批对日本密电码有研究的专家，也与“研究情报”的中美合作所无关。
　　④石库门房子──清代末年至民国初年上海标准的“弄堂房子”，是两层或三层的木结构建筑，为当时的中产阶级民居。每幢房子以一家一户为单元，一般都开有前后二门。前面的大门朝南，用细洁的条石做门框，黑漆双扇厚木门。“石库门”之名即由此而来。进门经一小天井即是客厅。客厅的后面是上楼的楼梯。楼梯的后面是厨房，有一扇小门通弄堂。客厅楼上为前楼，即正室，厨房的楼上为后楼，也叫“亭子间”。亭子间上面，一般是阳台。
　　⑤大太子──指蒋介石的长子蒋经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