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重石奉周恩来总理的命令到第一野战军，出任贺龙的政治代表，专门负责与川康地方军政人员联系，并协助做好城市接管工作。
　　在成都东北，杜重石巧遇二十军军长杨汉烈，当即促其率部起义，并从他的口中，得知杨森在逃离四川以前的一些表现。
　　杜重石进入成都以后，通过各种渠道迅速把国民党机关、法团、工矿、企业的档案搜集上来，为成都市的接管工作做出了贡献。贺老总报请总理批准，有意留他在川西行署任民政厅厅长。
　　但是解放初期形而上学猖獗，“进城干部”与“地下党员”之间也有矛盾。少数人或出于政治偏见，或出于别有用心，制造矛盾，扩大矛盾，最终把杜重石挤出了成都，返回北京。

第一节 二十军金堂起义
　　杜重石第三次离开成都，是在处境十分危险下的冒死一搏。刘文辉也确实已经使出了浑身的解数。当时成都的军政大权虽然基本上掌握在邓锡侯和潘文华的手中，但是四川省省主席王陵基是反共老手，成都也驻有蒋介石的行辕，还有无孔不入的大小特务分别把守水陆空进出口。何况特务头目“保密局西南特区主任”徐远举就专门驻在成都单抓杜重石。只要化装得不太好，一旦被特务分子认了出来，他就不用想回北京了。
　　总算各方面都配合得天衣无缝，没有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杜重石终于顺利飞离成都到达香港，再坐海轮于1949年11月下旬平安回到北京。船在天津码头一靠岸，李克农派来迎接他的徐淡庐，已经在码头上等候他多时。只是民革的二次全代会已经开过，赶不上了。
　　12月中旬，周恩来总理设宴招待杜重石。这时候贵阳、重庆都已经解放，成都还在相持之中。宴会上，周恩来总理举杯对杜重石说：“刘、邓、潘的起义通电，中央已经收到。不过现在还不能公布。胡宗南在川西的部队尽管打不过解放军，吃掉刘、邓、潘的力量还是有的。打起来，会影响和平解放大西南的整个计划。你现在去西安，随一野进军成都，负责联络川康部队和协助接受。今天就算给你饯行吧！”
　　当夜，李克农和徐淡庐两人一起到杜重石的住处来，把周恩来总理的话再复述了一遍，又拿出一封由总理签署的给贺龙的介绍信来，要他立即做好去西安的准备。
　　从北京到西安的火车这时候已经恢复全线通车。杜重石到达西安，与一野司令贺龙、政委李井泉见了面。三人商定，由杜重石作为贺龙的政治代表，负责联络川康部队。当即派第十八兵团敌工部部长刘玉衡作为他的随员，同乘一辆吉普车赶到成都前线。
　　12月25日黄昏时分，杜重石和刘玉衡的吉普车开到了成都东北金堂县的赵家渡附近，与一野十八兵团六十三军军长刘忠联系上了。据他说，这里就是最前线。前线敌军是二十军，军长杨汉烈。杜重石说：“杨汉烈是杨森的儿子，我立刻设法与他取得联系，望他审时度势，率部起义。”
　　杜重石与杨汉烈联系上以后，杨汉烈没作犹豫，立即表示愿意起义，并约定当夜到六十三军军部与刘军长面谈。杨汉烈到达，已经是深夜。当时只是匆匆一面，各表诚意而已。刘军长为欢迎他率部起义，投入人民怀抱，祝贺他的正义行动，约定第二天早晨设宴招待后，再具体商谈细节，就送杨汉烈到小客栈安歇。
　　那天正好是圣诞节，在西方国家一定热闹非常，但是杜重石经过一天又半夜的奔波劳碌，已经十分疲乏，本想再与汉烈一叙离情，可是实在太困了，就也草草入睡，只待第二天在宴会上再仔细交谈。
　　第二天，到客栈去请汉烈的通讯员回来说：“杨军长昨夜刚到客栈，他们部队里就有人找上门来。杨军长也没住宿，与来人一起走了。留下话说：有紧急事情要赶回部队，不能共进早餐了，请刘军长原谅。”
　　这一突然变化，颇使大家惊讶，生怕起义事又有变化。急忙派人到二十军继续联系，方才得知一三四师师长萧传伦反对起义，把部队拉到温江，企图经松潘进入西康、云南打游击，所以杨汉烈不得不连夜赶到温江处理这件事情。①好在副军长范埏生已经奉命做好了整编的准备，12月26日，二十军终于宣布光荣起义。
　　12月25日，川康军人起义的通电公布，由王缵绪出面在成都蜀一电影院召开各界各人民团体会议，宣布成都和平解放。
　　12月30日，举行解放军入城式：贺龙将军率领部队进入成都市。刘文辉、邓锡侯、王缵绪、潘文华、黄隐、严啸虎等川康地方领导人都到北门外天回镇欢迎。
　　12月31日，杜重石陪同二十军军长杨汉烈和副军长范埏生向贺龙汇报二十军起义的经过，方才知道杜重石离渝之后杨森及二十军的一些情况。
　　1948年11月下旬，蒋介石电调整编后暂驻鄂西的二十军到津浦线参加淮海战役作战。不料参加淮海战役的国民党部队，一个兵团一个兵团地被解放军吃掉，杨森怕二十军也被歼，向白崇禧报告部队不愿东调。白崇禧正等着蒋介石把老本儿输光，他的桂系好趁机上台，也不同意二十军东调。一直拖到1949年1月2日，二十军才东运南京浦口转蚌埠。
　　1月7日上午，二十军由蚌埠出发前往淮海战场。一三四师师长李介立率部队刚刚走出十几里地，迎面碰见第十二兵团副司令胡琏。他穿着便衣，乘一辆牛车，向蚌埠逃来。他看见李介立，忙问：“你带部队到哪里去？”李介立回答：“参加淮海战役作战。”胡琏说：“赶紧下令停止前进吧！你看我怎么成了这个样子？整个战场都完蛋了！我是换了便衣才跑出来的。”
　　李介立一看情形不对，一面下令部队停止前进，一面派人把情况报告军长杨干才。1月9日，二十军由蚌埠调驻明光（今嘉山县）。
　　不久，杨森奉蒋介石的命令到明光来集合官兵讲话，给二十军将士打气。要“二十军在万不得已时决不投降，要效法杨家先人杨继业碰死李陵碑的榜样”。
　　由于淮海战役的彻底失败，蒋介石宣布下野，退到老家奉化溪口进行幕后指挥，由副总统李宗仁代行总统职权。
　　1949年2月15日，二十军奉命调到安徽芜湖，担任芜湖、鲁港、三山街一线长江南岸的防守任务。
　　4月22日，解放军部队渡过长江，不断登陆，二十军被围，上游安庆、下游江阴都已经被解放军占领。二十军只得撤退。黄昏时分，二十军大部被歼，团长刘润珊中弹毕命，师长李介立、副师长朱泰安、参谋长吴文光被俘。23日，南京解放。
　　杨森命令由芜湖附近逃回的原一三三师师长景嘉谟和由副师长提升为一三四师师长的萧传伦收集残部，在重庆南岸重新成立第二十军，以景嘉谟暂时代行军长职权。
　　蒋介石不甘心失败，于7月15日由台湾飞到广州，成立“国民党非常委员会”，恢复他的职权。逃到广州的国民政府也作迁渝准备。8月24日，蒋介石到达重庆。杨森立即把市政府办公楼腾出来作为“总统府”。杨森为了表示他效忠于蒋介石，还把他的一个侄女儿杨汉秀也杀了。
　　杨汉秀是杨森二弟杨懋修的女儿。1940年在山西敌后参加八路军。后由朱德批准去延安，改名吴铭，先在八路军总部工作，后参加抗大、鲁艺学习。1946年3月初，中央决定在重庆公开成立四川省委，由吴玉章任书记，王维舟任副书记。王维舟提名杨汉秀到重庆作杨森家族的工作。于是杨汉秀接受党的派遣，与周副主席一同到达重庆。
　　杨汉秀到达重庆以后，以大小姐的身份住在“渝舍”，并以清理财产为名，到渠县开展工作。后来被跟踪她的特务逮捕，在渠县监狱关了一个多月后转成都四川省特委会监狱。这时候，杨森的八姨太汪德芬出任天府中学校长，她以杨森的名义去找四川省省主席王陵基，说四川特委会逮捕杨汉秀是出于敲诈勒索，欺负杨家的孤儿寡母。王陵基也拿不出太多的证据来可以证明杨汉秀有罪，只好同意放人。杨汉秀出狱后，回农村继续发动武装斗争，再次被捕，关在重庆“白公馆”。杨森迫于情面，把她保释出来就医，一直住在“渝舍”。
　　1949年9月2日重庆“九·二大火”以后，杨森一方面为了推卸罪责，一方面也为了表示自己忠于蒋介石，肯于“大义灭亲”，下令刑侦处长张明远等人直接到他的“渝舍”将杨汉秀逮捕，并在11月23日将她枪杀于歌乐山簏金刚坡的一个废弃碉堡中。②
　　1949年11月，杨森被任命为重庆卫戍总司令，以刘雨卿、杨养域为副总司令。基本部队计有内政部第二警察总队队长彭斌所率的9个步兵团，宪兵二十四团，范绍增旧部罗君彤的三六一师，二十军的一三三、一三四和七十九师。又划重庆市及附近巴县、江北、涪陵、长寿、南川、武隆、丰都、合川、璧山、铜梁、永川、江津、荣昌、武胜、广安、綦江、大足、北碚等县为“卫戍区”，每县成立一个常备师，统由杨森指挥。杨森这时候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以卫戍总司令的名义大肆招兵买马，成立“反共保民军”五个军，把各县常备师划归“反共保民军”建制之内。又在“军”之上设“路”，一共五路总指挥。要以重庆为中心，以西南为根据地，完成“反共复国”的大业。
　　这时候，从芜湖等地搜集残部的重新整编的二十军，已经由代军长景嘉谟率领，在川东涪陵集结。杨森命令他的儿子杨汉烈为师长，急速到涪陵把部队拉到重庆。
　　11月14日，蒋介石和蒋经国、毛人凤等人从台湾飞重庆，准备实施破坏、屠杀、潜伏、游击“四大任务”。“爆破专家”杜长城和“东南技术总队”也空运到重庆，目的是破坏兵工厂和水电厂。对拘捕的“政治犯”，则打算斩尽杀绝。
　　11月17日解放军二野三、四兵团从黔北和川东进攻重庆。杨森令罗君彤的第三六一师及彭斌的内务部警察第二总队在南岸一带布防；把二十军的一三三、一三四两个师由南岸调回江北，把二十军的七十九师调到涪陵，计划重点防守长江以北一线。
　　几天之后，解放军攻克彭水，溯江而上，一部进逼南温泉，一部解放江津，围攻永川，截断成渝公路，包围了重庆附近最大的军用机场白市驿机场。蒋介石十分惊恐，只得准备放弃重庆，飞逃成都。
　　这时候，重庆的地下党组织通过杨森的秘书葛覃，了解到杨森对破坏重庆不太积极，估计有争取的可能，就提出三项条件，通过鲜英③给杨森做工作，希望他翻然悔悟，戴罪立功。
　　鲜英打发他的第三个儿子鲜恒到“渝舍”面见杨森，转达了中共重庆地下党组织的四项条件：一，杨森所属部队撤离重庆的时候，保证不破坏山城重庆市区的建筑，不破坏大溪沟电厂，不骚扰抢劫，保证山城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二，尽一切努力营救被关押在“中美合作所”集中营的革命志士；三，杨森不随蒋介石去台湾，率部起义，共产党解放军保证其生命财产安全；四，在可能情况下活捉蒋介石，为新中国立功。
　　杨森的思想斗争十分激烈。他那忽左忽右摇摆不定的特性又一次反复。沉思了好久，这才说：“第一条要求我能办到。我们部队撤离重庆，绝不破坏陪都的市政建设，不骚扰百姓。第二条难于做到。因为中美合作所所关押的政治犯，由西南长官公署二处徐远举直接掌管，实际上是蒋介石亲自过问。我管辖下的稽查处无权干预。第三条，要我率部起义，已经不可能了。要我不去台湾，也不可能。我跟特生不一样。他是民主同盟的发起人之一，与共产党合作有功；而我对共产党有过，共军来了饶不了我。我的部队，两个师已经交给喻孟群、杨汉烈指挥。可以遵照特生的嘱咐，在我去台湾以后起义。第四条，那就更难办到了。我在重庆市区只有一个团，我自己早就在特务监视之下，稍有不慎，就会惹来杀身之祸。”
　　鲜恒回去向父亲转述了杨森的话，鲜英带领另一个儿子鲜继坚一同开车到“渝舍”，打算亲自动员他一下。但是这时候杨森正与他的亲信们谈话，“渝舍”内一片乱糟糟的，无法再与杨森个别交谈机密大事了。
　　11月29日，解放军已经攻到重庆南岸，蒋介石不得不于晚上10点撤离重庆。由于沿途汽车太多，道路堵塞，无法通行，直到午夜方才到达白市驿机场。当夜就住在他的专机“中美号”上。30日一早起飞，上午7时在成都凤凰山机场降落。这时候，解放军离白市驿机场已经只有20华里，蒋介石如果晚走一天，就逃不掉了。
　　11月29日，杨森电令罗君彤师、彭斌的内务部警察第二总队和向文彬的重庆保安警察总队同时向川西撤退；命令二十军一三三师、一三四师撤离江北向川西进发；又电令二十军七十九师师长杨汉烈也立即向川西撤退。命令发布完毕，他带领五个连的卫队巡视重庆一周，长叹一声：“重庆是我的第二故乡，我不能破坏！”
　　11月30日一早，杨森向成都撤退。下午，解放军的先遣部队进入山城重庆。
　　杨森原计划由东大道经永川、荣昌、隆昌、内江到成都的，但是到了璧山以后，永川的电话已经不通，只好改道北路到遂宁。12月8日，杨森经绵阳到广汉。向文彬所率领的保安警察总队和陈亮所率领的重庆自卫队也陆续到达。杨森将这些杂牌队伍整编为二十军独立师，委向文彬为师长，陈亮为副师长。12月10日，二十军代军长景嘉谟率一三三、一三四师相继到达金堂；而七十九师则还在途中。
　　杨森到成都面见蒋介石。蒋介石任命他为西南军政副长官兼代川陕甘边区绥靖主任，并要他与逃到什邡的川鄂边区绥靖主任孙震一起在绵阳设立指挥所，阻挡解放军北上。
　　12月10日下午，蒋介石找了个借口，飞离成都逃到台湾。
　　12月13日上午，刘文辉、邓锡侯派专人送信到广汉，约杨森、孙震一同起义。如果两人同意，请到彭县云顶场会商一切；若不能亲自参加，也可以派负责的代表前去。当时杨森和孙震都在绵阳，留守广汉的副参谋长向廷瑞接到这样的信，不敢怠慢，立刻派专人专车把信送到绵阳。下午，杨森打电话回来说：他和孙震都不能去彭县，他派喻孟群为代表，孙震派董长安为代表，明天出发去彭县，与刘文辉、邓锡侯会商。
　　12月15日中午，杨森和孙震忽然率领指挥所的人员从绵阳回到广汉。吃过中午饭，杨森和范埏生、鲁伯言、王联奎以及孙震一行人匆匆赶到成都，住在北新街大川银行内。不久，杨森的军需处处长邱峻送来800两黄金，交给杨森，而原西南长官公署长官顾祝同恰在此时打电话通知杨森，说是到台湾的飞机已经准备好。看样子，杨森到达成都，是应顾祝同电召，打算逃往台湾的。
　　12月17日中午，范埏生从成都打电话给广汉的向廷瑞，要他派人到广汉至中江的路上寻找杨汉烈，说是杨森18日要在成都北门外驷马桥看地形，要杨汉烈务必在18日上午9时以前赶到。向廷瑞立即派人去找，但是没找到。18日上午9时杨汉烈回到广汉，得知这个消息，赶紧驱车赶到驷马桥，但是杨森和孙震等人在一个小时以前已经坐飞机逃到台湾去了。
　　当天中午杨汉烈即与范埏生、鲁伯言等人赶回广安，并于下午六时在总部召开副师长以上高级军官会议。会议由喻孟群主持，范埏生取出杨森的“手令”交喻孟群宣读，内容有四点：一，川陕甘边区绥靖公署主任由喻孟群代行，范埏生任参谋长；二，第二十军成立军事委员会，由喻孟群、夏炯、罗君彤、郭大树、范埏生、向廷瑞、向文彬、陈亮、景嘉谟、萧传伦、熊恭岳、鲁伯言为委员，由喻孟群任委员会主席；凡是二十军的重大事情，都应由军事委员会开会协商处理；三，二十军军长由杨汉烈继任；四，总部特务营归杨汉烈指挥。
　　喻孟群读完，范埏生又作口头补充：“由于杨汉烈没能准时赶到，杨森在上飞机之前嘱我转告汉烈：要二十军光荣起义。这是惠公临走之前的最后安排。”
　　12月21日，喻孟群等人赶到金堂，才知道景嘉谟和萧传伦已经把一三三、一三四两师拉走，宣布脱离二十军。至此，杨汉烈的二十军，实际上只有七十九师、新编独立师和特务营这一点儿人马了。
　　12月23日，二十军从金堂开赴赵家渡的途中，遇见四十四军陈春霖部三四九师团长李鼎及通讯营营长李庚所率领的残部数百人。他们已经与军部失去联系，沿途溃逃。杨汉烈即委李鼎为三四九师师长，李庚为团长，暂归二十军指挥。
　　12月25日，杨汉烈正要派人与解放军联系起义的事情，恰巧杜重石赶到，于是一切都简单化、顺利化了。
　　杨汉烈汇报完了杨森的情况和二十军起义的经过之后，杜重石又把夏炯的一封信给贺龙看。信是夏炯让他的经理处处长王星东带来给杜重石的。信中说：他已经知道二十军光荣起义，他现在去温江找恶霸地主报杀兄之仇，等私事了结以后，即到成都向贺龙请教。因为二十军起义的时候他不在金堂，人们都说他已经把部队拉到邛崃山区打游击去了。杜重石不相信此话，如今果然有信送来，所以必须向贺龙汇报。
　　贺龙说：“恶霸地主的仇，共产党会替他报的，叫他速来成都。”
　　杜重石说：“现在是军管时期，他既没有汽车，又没有通行证，怎么来呀！”
　　贺龙说：“你去叫杜桴生给他开一张军管会的通行证嘛！”
　　成都解放后，杜桴生出任成都市军管会秘书长。他给夏炯开了一张汽车通行证，由杜重石交王星东转去。后来夏炯果然到成都来投解放军。不过他的几千人马，都已经作鸟兽散了。

第二节 骄傲自满与阶级偏见
　　1950年元旦，也就是贺龙、杜重石等一野部队入城以后的第三天，杜重石就收到了国民党在成都的法团机关：航空委员会、水上警察局、报刊发行机关以及银行、工厂、仓库……等单位的物资清册清单，检举潜伏特务的姓名、住址，以及追查特务破坏活动的线索等共六十多卷册。以后又陆续收到了一些。这些材料大都是民革地下工作人员会同群众在解放前夕的混乱局面中组织应变委员会或应变小组冒着危险竭力保护下来的，而且都与接管及治安有关，因此杜重石把所有材料全都交给成都军管会秘书长杜桴生，由办公室主任廖家岷会同签收。
　　1月3日，贺龙跟杜重石谈话，表扬说：“进成都才两天，你就收到了这么多的材料，很不容易呀！足见你在成都的工作很有群众基础嘛！等川西行署成立了，你可以搞民政工作。”
　　杜重石说：“一切听从老总安排。”
　　贺龙说：“你是中央派来的。你的工作，我一个人说了不算数，还要请示周恩来总理最后决定。”
　　当时贺老总的意思，是要杜重石出任川西行署民政厅厅长。这事可从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于1986年6月给杜重石的信中得到证明：

　　“支电”即“四日发出的电报”。可证贺老总在1950年1月4日也就是与杜重石谈话后的第二天即致电周恩来总理请示，建议任命杜重石为川西行署民政厅厅长，周恩来总理于1月9日覆电表示同意的。但是不久川西行署成立，李井泉任主任，杜桴生任秘书长，民政厅厅长则是邱翥双。这里面的变化，是怎么回事情呢？根本的原因，固然在于某人的“骄傲与偏见”，而事情的“诱因”，则从杜重石所收到的财产清册所引起。
　　共产党党内有派，派内有别，这并不是什么秘密，毛泽东在讲话中也曾多次提到。五十年代，许多地方、部门，“进城干部”与“地下党员”之间闹不团结，也是老话题了。“进城干部”，大都是野战军部队下来的，他们总觉得“天下是老子一刀一枪打下来的，没有老子的冲锋陷阵，就没有新中国”；“地下党员”呢，有的是从老区根据地派来的，有的是当地培养发展的，不论来自何处，他们的工作环境，极其危险，比炮火连天的前线更加容易牺牲，而他们的工作成效，则为正面战场所绝不能取得。本来，地上与地下，是革命战场的两个方面，应该是相辅相成，互为表里，缺一不可的。可惜的是，当年有相当多的干部特别是进城干部在这个问题上犯了错误，从骄傲与偏见出发，总觉得自己对革命的贡献大，总觉得在枪林弹雨下才是真正的锻炼，在灯红酒绿的白区城市里是锻炼不了人的。更有甚者，则抓住地下党员当年因工作需要而结交的三教九流大做文章，说他们“社会关系复杂”，审查个没完没了，伤了许多同志，特别是出身不大好的同志。今天我们回头来看这些问题，也许有人会觉得可笑，可在当年，这些可都是一时难于解决的老大难问题呢！
　　1950年1月5日，当时的成都市市长兼市委统战部部长李宗林来找杜重石，要他把所收材料交统战部处理。杜重石回答他说：“这些材料，主要牵涉到接管财产和深挖潜伏特务，与统战部关系不大。我和杜桴生、廖家岷同住军管会，已经在两天前就把材料都交给他们了。统战部需要了解情况，可以找他们查看嘛！”
　　这话完全在理，李宗林无可奈何。他从衣袋里取出笔记本，一边翻看一边笑嘻嘻地如同打哈哈般说：“你对贺老总讲，红四方面军到川北，杨森叫夏炯跟红军秘密谈判；夏炯还给了红军许多医药用品和军需物资，还有手枪、子弹。老杜，你把反动派说得这样好，该不是替反动派涂脂抹粉来懵共产党吧？”
　　杜重石脾性耿直，生平最讨厌的就是装腔作势说假话。李宗林说话的时候虽然是笑嘻嘻的，其实是借打哈哈说出了他的真正想法。心理有些反感，就正色地回答他说：“与红军谈判这件事情，是我亲身参加的。红军代表是陈昌浩，二十军代表是夏炯，我是夏炯的随员，怎么能说我是替反动派涂脂抹粉来懵共产党？如果我说的是假话，那才叫‘懵’呢！”
　　这话也完全在理，李宗林又一次感到无可奈何。他似乎有些恼了，一改刚才笑嘻嘻的语态，而是绷着脸，一字一顿地诘问：“你把反动派说得这样好，那么杨森为什么要挖朱总司令的祖坟呢？”
　　杜重石说：“1938年我在延安，就当面给朱总提过当时社会上谣传杨森挖了朱德祖坟这件事情。朱总说：‘这是国民党顽固派惯用的造谣挑拨伎俩，谁相信这些鬼话，谁就要上当。’”
　　李宗林见杜重石搬出朱总自己说的话来反驳他，脸上有些挂不住了，怒形于色地大声反问：“你把杨森说得这样好，为什么他不起义，要跑到台湾去给蒋介石当殉葬？”
　　杜重石不是个畏惧权势的人，自己认定不错的事情，依旧据理力争：“这事情我比你清楚得多。刘文辉、邓锡侯和潘文华到达彭县以后，就专门派人送信到广汉，要杨森到彭县商量一同起义的事情。当时杨森身边有胡宗南部队，还有特务盯着，完全没有他的行动自由。他自己去不了彭县，就派他的副手喻孟群到彭县去跟刘、邓、潘三人说明自己的困难处境。直到他上飞机逃到台湾之前，还亲自部署喻孟群、夏炯和范埏生关于二十军起义的事情。当时杨森有三万多人马，喻孟群和夏炯是正副总指挥，范埏生是二十军副军长，后来都遵照杨森的指示起义了。这些情况，你都知道吗？”
　　杜重石的话依旧是在理的，李宗林第三次无可奈何，张口结舌地说不出话来了。半天，这才勉强笑了笑说：“不要一只屁股坐两条板凳，要站稳立场啊，同志！”
　　可是杜重石仍不买他的账，接着说：“你要我站稳立场，就是说我的立场不稳，你的立场很稳。不过我并没有忘记毛主席的教导：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只相信自己的武断绝对正确、认为只有自己才革命别人的立场都不稳的人，更应该多想想毛主席的教导，大有好处。”
　　这一次谈话，双方落一个不欢而散。杜重石算是把李宗林给得罪了。
　　第二天，杜重石把两人的谈话向贺龙汇报，李井泉在旁边插话说：“李宗林同志在政治上是好人。”
　　这句话，引起了杜重石的反感，犟脾气一上来，不管你李井泉是一野的政委、川西行署的主任，也用话噎他说：“李宗林在政治上是好人，我在政治上是什么人？是坏人？”
　　李井泉看了杜重石一眼说：“我没说你政治上是坏人嘛！是你自己在说。”
　　杜重石没和他再争辩。贺龙就说：“同志间有意见，由区委开会解决。”
　　看起来，杜重石在贺龙和李井泉的眼中，至少是属于“桀骜不驯”的那一类人了。
　　当夜七点钟，在统战部临时办公楼（原国民党二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唐式遵的私邸）李宗林的住处开了党组区委会，与会者共五人：区委书记、李宗林、杜重石、杜桴生和徐淡庐 （他当时由李克农派到西藏去工作，路过成都）。
　　区委书记是一野后勤部部长兼的。他说了开场白：同志间有了意见，要在区委会上开诚布公地相见。接着李宗林就抢着发言：“我们要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发扬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精神。现在请老杜先作自我批评，再由大家发表意见。”
　　他这种狂妄自大的话，等于把自己置身事外，喧宾夺主地成了区委会的主持人了。他的这两句话，分明是要杜重石在区委会上承认自己立场不稳，犯有“一只屁股坐两条板凳”的错误。他说话时那种盛气凌人的语态，也很使人反感。杜桴生噘了噘嘴，看了他两眼，却没说话。杜重石就很不客气地说：“摆事实讲道理，凭事实讲真话，是每一个同志所应该具有的党性品德。我和李宗林同志发生不同意见的事实经过，应该先由双方说清楚，再请同志们提意见批评。现在事实经过还没谈，李宗林就命令我作自我批评，”他把“命令”两字加重了语气。“他只凭主观武断，硬是把千真万确的事情说成是我捏造，是我替反动派涂脂抹粉来懵共产党，是为党性所不容的。”
　　李宗林见杜重石不作自我批评，反而据理反驳，不由得跳了起来，声势汹汹地说：“党性不容的是地主出身的剥削分子！顽固坚持错误，是成份不纯的必然反映！”
　　话说到了这个份儿上，这会也就没法儿开下去了。共产党是讲阶级斗争的。共产党的哲学，就是阶级斗争的哲学。但是可悲的是，在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早期和中期，许多讲阶级斗争的人，却居然不知道什么叫“阶级”。他们有的不按占有生产资料的多寡来划分阶级，而按“思想体系”来划分阶级，于是在旧社会奋斗了一辈子仍然当不上资产阶级的人，在新中国只凭一句话就被划到了资产阶级的那一边；有的不相信人的思想认识会随着客观环境的改变而改变，无视革命领袖中毛泽东出身富农、周恩来出身地主、朱德出身旧军队的现实，而是把阶级和阶级烙印看成是永远不变的东西，批评一个非无产阶级出身的人，只要最后一联系阶级出身，就算找到了“阶级根源”，就一切问题都解决了。
　　李宗林祭起“阶级出身”这宗法宝，实际上也反映了他自己的理屈词穷，只好用大帽子压人了。在那个历史年代，形而上学猖獗，认识问题简单化，处理错了许多问题。明明自己错了，还自以为是“立场坚定”的具体表现。其可悲之处，也正在这里。
　　关于杜重石和李宗林的认识之争，一提到了“阶级出身”，问题反倒更加不好解决了。双方振振有词地分说了一通，结果区委会既无结果又不欢而散。临散会的时候，杜重石引用毛主席的话说：“科学的态度是实事求是。好为人师的狂妄态度，是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的。”
　　李宗林无法反驳，白了杜重石一眼，鼻子里“哼”了两声。
　　尽管开了区委会，可矛盾没有解决，反而加深了。

第三节 四川的另一个民革组织
　　上一章已经说过：民革川康分会，是杜重石于1948年夏季接受民革中央主席李济深的派遣，专程到成都与刘文辉、黄瑾怀、李宗煌、王白与、吴梦三……等人一起策划筹备成立的。当时还是地下组织。1949年底成都解放后，竟又出来一个自称“民革”的组织，负责对外联络的，是川军内战期间颇有名气的外号人称“邱师爷”的邱翥双。经了解，才知道是国民党前四川成茂师管区司令周从化接受民联中央负责人之一杨杰的命令所成立的民联成都分会。1949年初，改称“民革”。1949年8月，周从化在成都被国民党特务逮捕，杀害于重庆“白公馆”，会务由邱翥双、曹四勿④负责。
　　周从化的这个“民革川康分会”组织究竟是在怎样的情况下成立起来的呢？这里有必要插叙一笔。而且要从周从化说起。
　　周从化，字继金，四川新都县新繁镇人，1895年6月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只读过短期的私塾。1911年辛亥革命后，即弃耕从军，投入川军刘禹九部队当兵。十几年中，参加过讨袁护国战役，从士兵逐步升为管辖两个团、相当于旅长的支队长。
　　1928年，刘禹九在四川军阀混战中下台，周从化将所属两个团完整无损地交出，自动辞职。1931年，到刘湘的二十一军军部任上校参谋；后调该军第三师第二十四团任团长。1935年，刘湘保送他入南京陆军大学特别班第二期受训。
　　1937年，蒋介石任命刘湘为第七战区司令长官，出川抗日。刘湘任命周从化为长官部少将参谋处长，由南京返川，组调部队，随刘湘出川，并兼任二十三集团军总部参谋长职务，去皖南协助总司令唐式遵、副总司令潘文华指挥作战。
　　1938年1月，因刘湘病死武汉，周从化返川治丧后，出任川康绥靖公署参谋处长。1941年，由川康绥靖公署推荐，出任成茂（成都、茂县）师管区司令。
　　1942年，中国驻苏联大使杨杰解任回国。他当过陆军大学教务长，而且著有《国防新论》一书。同年秋，应在成都地区陆大同学的邀请，到成都讲学，就住在周从化的家里。十多天中，师生二人经常彻夜长谈。杨杰介绍了许多苏联的情况，分析了中国的政治形势，认为只有加强民主，才能团结全国民众和各方面的力量，取得抗战的最后胜利。通过这一次会见，周从化不但与杨杰的关系进一步密切，而且对国内外的政治形势也更加了解了。
　　这期间，周从化从成茂师管区调剑（阁）平（武）师管区，又调（梓）潼蓬（溪）师管区。这几个师管区，都属川康绥靖公署管辖。他取得了潘文华的同意，计划就阆中和江油、松潘所辖部队驻地，与剑阁、三台联成一线，集聚川北地方力量，逐步形成反蒋抗日的基地。
　　周从化在川康中上层军政界人士中间频繁活动，又参加潘文华发起的只限于少数高级将领参加的每周聚餐会，经常往返于剑阁、三台、成都等地。特务分子据此密报，国民党政府以“办事不力”为理由将他撤职查办。可又查不出个所以然来，最后只好给他在兵役署挂了一个中将兵役专员的名义，却无工薪可领了。
　　周从化被撤职以后，仍孜孜不倦于团结川康中高级军政人员团结反蒋的工作，很得潘文华、刘文辉、邓锡侯的赏识。经潘文华推荐，由张澜介绍，秘密地参加了中国民主同盟。后来通过民盟盟员中的共产党员，与地下党也逐渐有了来往。
　　1947年秋，刘湘的侍从室副官主任曾伟澜带着李济深的亲笔信从香港到成都、雅安，策动潘文华、刘文辉相机起义，配合解放军解放大西南。曾伟澜与周从化在刘湘主持四川军政府时代就是好朋友，两人见面，曾伟澜向周从化介绍了中国国民党民主派在香港的活动情况，主要是几个民主爱国派别正在酝酿成立联合组织，共同反对蒋介石坚持内战、强化独裁的政策。周从化接受曾伟澜的建议，在川康成立联络小组，并担任组长。──这是周从化与民革中央负责人联系的开端。
　　1947年冬，周从化到重庆与杨杰会晤，汇报了自己在川康军政界上层人士中策动反蒋、自己参加民盟活动以及李济深派人来联络等情况。杨杰与刘文辉、潘文华、邓锡侯虽然早就有接触，但是缺乏深交，希望周从化继续与他们三人保持密切联系，并指定他为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西南执行部军事策反的主要负责人。──这是周从化接受杨杰以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名义任命的开端。
　　周从化回到成都，与民盟中的地下党员王文鼎等人传达了与杨杰会谈的经过。不久，王文鼎通知周从化：中共川康特委负责人要与他见面。1948年春，周从化在家中与中共川康特委兼川北工委书记华健会见，汇报了几年来在川康军政界上层人士中所做的工作。华健对他的工作表示钦佩，并与王文鼎一起介绍他加入中国共产党，任务就是加强与刘、潘、邓、杨的联系，以民盟和民联的身份，相机策动倾向民主、倾向革命的川康军政界中较有号召力的人士，准备起义。在适当的时机，配合解放军解放四川。──这一来，周从化就是身兼民盟、国民党和共产党三个政党的成员了。
　　1948年6月中旬，杨杰约周从化密谈，告知民盟盟员张松涛从香港来重庆，带来了李济深致杨杰和刘文辉的信。信中说：民革已经在香港成立，希望杨杰领导西南地区的民革工作，刘文辉负责组建川康民革，伺机配合解放西南，等等。据此，杨杰请周从化回成都筹建川康民革组织，重点放在策反潘文华、邓锡侯等四川军政界上层人物，并与刘文辉保持秘密联系。──这是周从化正式受命筹建民革川康分会的开端。
　　周从化从渝返蓉，路过内江，遇见几个国民党编余回乡但仍有号召力的将级军官，经过交谈发动，两天后即成立了民革内江地下组织。回到成都后，召集王文鼎、曹四勿等人传达此次去渝与杨杰会谈的经过，积极布置活动。几天后，王文鼎转告：中共川康特委同意由周从化筹建川康民革分会。──这样，李济深希望由刘文辉出面筹建民革川康分会的意见，经杨杰建议，最后由中共川康特委同意，变成由周从化筹建了。这一情况，住在雅安的刘文辉可能是不知道的，远在香港的李济深，很可能也是不知道的。
　　这以后，周从化即通过各种渠道，积极发展民革成员。当时川康军队在成都的部队，刘文辉只有一个营驻在武候祠；潘文华部队被蒋介石调到了酉阳，成都也只有少量的警卫部队；邓锡侯则有一个军留在四川。邓部驻成都的师长谢德堪，是邱翥双的同学，两人私交比较好，经邱翥双以民革川康分会发起人的身份出面联系，也把他发展到民革中来。
　　周从化又几次到重庆与杨杰面谈，决定利用四川民间的帮会武装成立民革的地下武装“人民自卫军”。并初步拟定民革川康分会的主要负责人：请谢德堪出任人民自卫军总司令，田冠五任副总司令，刘刚甫任财务部长，周从化任执委会秘书长兼组织部长，邱翥双任宣传部长。暂不设主委，由秘书长全权负责。但在征求他们本人意见的时候，谢德堪因是现役军人，担任地下职务，活动反而不便。但保证他所属部队听民革组织调用，还资助黄金二两，作为民革活动经费。田冠五也有顾虑：他曾任某集团军副总司令，抗战中任师长时，曾奉命进攻过新四军，怕共产党算老账，不谅解；又因他是云南人，在四川没有号召力，因此不愿担任副总司令，只同意担任执委。
　　到了1949年初，蒋介石在淮海战役中惨败，四川局势紧张起来，中共地下川康特委和四川地下军委的领导人先后被捕，王文鼎不久也被捕。好在这些共产党员都是硬骨头，并没有出卖组织，民革川康分会，没有受到损失。
　　经过周密的筹备，于1949年2月2日（农历正月初五）在成都西珠市巷90号周从化家集会，宣布民革川康分会正式成立。会上一致推举周从化任秘书长兼组织部长和自卫军总司令，邱翥双任宣传部长和自卫军副总司令兼参谋长，曹四勿任政委，刘刚甫任财务部长。其余田冠五、黄秋侠、刘志坚、郭长寰、籁西夔、杨永思、宋元期等人为执委。此后党务发展，还比较顺利。
　　1949年8月，大家认为蒋介石大势已去，在此形势下，新任四川省省主席王陵基也许有转舵的希望。如能争取到王陵基转向共产党，则四川很有可能免于战祸。8月17日，周从化自告奋勇，到四川省政府，慷慨激昂地向王陵基指陈利害，历数蒋介石祸国殃民的事实，又指出冯玉祥、李济深、程潜、傅作义等人本都是蒋介石的知交或爱将，如今都已经弃蒋起义投向人民，这是顺乎民心，合乎正义的壮举。现在蒋介石败局已定，要王陵基悬崖勒马，与川康力量团结一致，谋求自身和川康人民的出路。如果王陵基确有诚意，他可以代为向刘伯承、邓小平转达。等等。
　　当时王陵基只是笑笑，不作正面答复，却请周从化自己选择一个专区，出任专员。周从化还以为王陵基审时度势，已经被自己说动。回来以后，当晚还约曹四勿、邱翥双商谈，认为王陵基既然要委任自己出任专员，就说明他已经采纳忠告，真打算选一个专区去赴任，以便安插一些民革的同志。当即商定过几天召集一次执委会，讨论此事。
　　三天以后，还没等执委会开会，王陵基就先下手了：8月20日深夜，他派警备司令部稽查处长周迅予带领特务包围了周宅，21日拂晓，几名特务闯进内室，对周从化说：“周司令官，对不起，奉上峰命令，请你到警备部谈话。”不由分说，就把周从化推上汽车，押到了玉带桥稽查处。
　　22日周夫人带领子女前去探监，泣不成声，周从化严肃地对子女们说：“有什么好哭的，听妈妈的话，好好儿读书。”又对夫人说：“你不要担心我，要好好儿教育孩子，也不要到处托人救我，我是救不了的。”
　　23日，特务就把他用专机押送到重庆，关押在白公馆集中营。11月27日重庆解放前夕，被杀害于白公馆松林坡。
　　周从化被捕以后，会务由邱翥双和曹四勿负责，主要是组织自卫军，配合四川解放。
　　周从化的民革川康分会，在新中国建国前成立了“川康人民自卫军”共21个纵队，以武装力量配合人民解放军解放四川和西康。情况怎么样呢？我这里举其中第十纵队司令李国焕为例。因为他是我的好友、北京市劲松五中副校长李泰伦的父亲，情况我比较了解。
　　李国焕，字蕴山，四川峨嵋县人，清代末毕业于成都陆军速成学校，与杨森同学，本是熊克武的得意门生，后来在吴佩孚手下干了多年，“防区”时代任成都独立旅旅长。1936年，其长女李素云（岫中）去延安，是中共党员，后牺牲于河南抗日前线。解放前夕，在川军邓锡侯部下任少将参军。
　　1949年3月，李国焕经周从化部王菩、何梁的介绍，加入民革。7月，在成都青羊宫面见曹四勿，接受了由李济深签署的任命状，出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西南行动小组组长兼川康人民自卫军第十纵队司令。他本人是帮会的舵把子，通过帮会关系，在温江地区组织了一支武装，任务是配合人民解放军解放成都。12月23日，李国焕指挥所部在温江县刘家壕堵截国民党军校残部，取得战绩。12月28日，与解放军同时进入成都。
　　成都解放以后，所有的“友军”和起义投诚部队，都接受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整编，他这支“第十纵队”，也不例外。他将所有缴获枪弹、军用物资及人员清册点交清楚以后，本人则于1952年3月被峨嵋县人民法院以“反革命”罪判处死刑，直到34年后的1986年1月10日，峨嵋县人民法院才以（86）刑复字第1号刑事判决书撤销1952年3月的原判，宣告李国焕无罪。
　　我之所以要在这里再插一笔叙述李国焕的情况，无非说明一个问题：解放大业，建国大业，都是通过许多人的力量甚至献身方才完成的。许多人没有从中得到任何好处，就与世长辞了。许多人还遭受了不白之冤，是被“自己人”“误杀”的。有幸活下来继续工作的人，绝不应该以此为谋求个人利益的本钱，更不应该以此作为向党向人民讨价还价的本钱。
　　遗憾的是：这样的人，共产党内部有，民革内部也有。
　　除了带有政治偏见的人之外，大概人人都承认：新中国的诞生，不仅有在战场上拼杀者的功劳，也有出生入死在白区做地下工作者的功劳，还有从多方面配合的各民主党派的功劳，其中也包括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李济深当年为发展民革组织，与各省各地区的联系，很可能采取的是撒网政策，只要有机会，就派出使者和代表。由于组织系统不同，联系渠道的不同，四川解放前存在两个民革组织，是历史事实，而且两个民革组织都为川康的解放、为新中国的成立做出过贡献。解放后，这两个组织如何合并，如果不从个人名利出发，应该说是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但是，确实就有这样的人。

第四节 为图乌纱帽，巧施连环计
　　杜重石找邱翥双谈了“民联”、“民促”和国民党内其他民主人士在香港联合组成民革以及民革川康分会的筹建经过，提出在一个地方有两个民革的组织对社会影响不好，主张应该统一。邱翥双说：“民革唱《双包案》，确实不好。”杜重石说：“把两个民革组织比作《双包案》也不妥当。那样提法给人有‘真老包、假老包’的感觉。双方都是民革在四川的组织，要解决的是如何统一起来。”邱翥双说：“统一当然应该，不过究竟怎么个统一法，等我与曹四勿商量以后再说。”
　　第二次见面，两个“民革四川分会”的人都到了。邱翥双先定了一个调子：统一组织，先要决定以哪一方为主。他说他们的委员会有杨永思、锺汝为⑤、赖西夔⑥等二十多个人，应该以委员人数多的为主。另一方的吴梦三、徐则林则说：邱方的组织，是1949年春才由民联改为民革的，民革中央根本就不知道。因此应该以1948年奉民革中央命令成立的民革川康分会为主。双方意见不一，没有达成协议。
　　不久，统战部将召开人民政协成都市委员会，由各民主党派提出政协委员名单交统战部。而这时候“两个民革”的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过了几天，成都社会上特别是茶馆里的“龙门阵”上，到处都在传说：邱翥双和贺龙是换帖的兄弟；邱方的民革，创建人周从化是被国民党杀害的烈士，周从化的女婿赖西夔还是共产党员，都是拥护共产党的，杜重石和黄瑾怀搞的民革，份子复杂，有帮会头子、袍哥、特务，还有包庇烟赌的袍哥流氓。等等。
　　在这样的时候出现这样的流言，很明显是邱师爷方面的人故意在社会上制造的舆论，目的是要让他们来左右、独揽民革方面的事务，在当时则是提出政协委员名单。
　　“龙门阵”越摆越邪，不久又传出刘文辉的哥哥刘文彩在担任四川省烟酒公卖局局长期间，侵吞公款，用来购买枪支，仗着弟弟的势力，私设公堂，对老百姓非刑吊打，收租放债，大斗进小斗出，残酷欺压剥削农民，成了大邑县出名的恶霸地主和袍哥总舵把子。等等。
　　在大邑县解放期间，刘文彩已经在混乱中被农民打死。他是刘文辉的胞兄，是大邑县有名的大地主，还是著名的“武力舵把子”，这是尽人皆知的事实。他家里藏有枪支弹药，对农民残酷盘剥，也都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但是故意把他的罪行扩大化，则是从邱翥双开始⑦。他不敢公开诋毁民革川康分会主任委员刘文辉，因为刘文辉不但是起义将领，对和平解放大西南有极大的贡献，就是在川军中的地位和声望，也比邱翥双一伙儿高得多。于是他们就采取迂回战术，从攻击刘文彩来中伤刘文辉：一方面在茶楼酒肆大造舆论，一方面把这些“舆论”搜集起来向李宗林汇报，而且很容易地就取得了李宗林的信任。──这是邱师爷运用“以真掩假，使假变真”手法，博得愚蠢而又自以为是的官僚的相信，从而达到他所希冀的目的。
　　杜重石把社会上出现这些流言蜚语的情况向刘文辉反映了。刘文辉说：“邱翥双是川军打内战时期一下子倒东一下子倒西以‘打烂条’出名的邱师爷，李宗林可能对他不了解。四川有两个民革需要统一的事，以我目前的处境，最好不要把我卷进去，免得把事情弄得更复杂。还是报告中央，请示一个解决的办法吧。”
　　没毛的凤凰不如鸡。川康将领起义以后，失去了兵权，剩下的只是一个姓名和一张嘴巴，不但处处仰人鼻息，要看别人眼色行事，而且还动辄得咎。特别是刘文辉，他哥哥刘文彩死后，所有的账都要算在他的身上，日子并不好过。因此抱着息事宁人的态度，总想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杜重石体会到他处境的困难，就给李济深发了一电，简略说明情况，并请示解决办法。
　　事后，杜重石对李宗林说：“关于四川有两个民革需要统一的事情，我已经打电报给民革中央请示解决办法了。”
　　不料李宗林听了，反而很不高兴地说：“地方上可以解决的事情，何必闹到北京去？”
　　与此同时，还有一件事情，邱师爷也借以大作文章：
　　二十军起义以后，部队当然很快就整编了，但对于杨汉烈等将领的善后事宜，则一时间还不得要领。杜重石为此事专门找了一趟十八兵团司令周仕第同志。谈完了正事以后闲聊，周仕第说：“听说川剧很好，唱词也很文雅。可惜我没看过。”
　　杜重石说：“我是四川人，应尽东道之谊。我请你看川剧，你把剧目点出来。”
　　周仕第说：“我对川剧是外行，具体的戏码我可说不出。戏目还是你定吧，只要有唱功、做功和武打的就行。”
　　于是杜重石就去通知成都大剧院的经理刘绍成，要他拿出既有唱功又有做功的武打戏来。刘绍成也是个袍哥大爷，跟杜重石本来就熟识，听说是招待十八兵团首长的专场，满口答应，立刻贴出特演剧目的海报，武打戏是《铁公鸡》。
　　那天晚上来看戏的，都是十八兵团军师级首长。开演之前，兵团政治部主任说：“《铁公鸡》京剧里也有，是真刀真枪的武打戏，演的是太平天国张嘉祥的故事。不过这戏是把太平天国革命人物作反面形象丑化的……”
　　他话音没落，杜重石就说：“通知后台，改演别的武打戏。”
　　正好刘绍成就在旁边，接口说：“那就改演《三叉口》吧。”
　　第二天中午，邱翥双明知道昨夜看戏的都是十八兵团的高干，却故意跑去对李宗林说：“你离开家乡多年，昨晚成都大戏院都是名角演的拿手好戏，你看了一定过瘾吧？”
　　李宗林说：“不知道有好戏呀，没去看。”
　　邱翥双故作惊讶地说：“怎么？杜重石请高级干部看戏，没有请你？听说昨夜晚杜重石点的戏，还有政治问题呢！”
　　他说的有政治问题的戏，指的是海报贴出的《铁公鸡》，却不知道临时已经改演《三叉口》了。
　　李宗林与杜重石之间意见相左，加上邱翥双等人的挑拨离间，就产生了要整杜重石的念头。在一些市级领导人开会的场合，李宗林不止一次地说过，要“纯洁布尔什维克队伍”，指的就是要整杜重石。以至于杜桴生很感慨地对杜重石说：“你在成都搞不好的，还是回北京去吧！咱们两个姓杜的在一起，也不知道是谁连累谁呢！”
　　杜桴生也是“地下党员”，他在军管会和川西行署当秘书长，日子也不好过。
　　1950年2月初，李宗林来和杜重石商量：“老杜，两个民革闹个不休，我想由统战部出面，邀请双方来开个座谈会，商量统一组织的办法，你看怎么样？”
　　杜重石说：“很好嘛！由统战部出面协调，最好不过的了。”
　　李宗林说：“一切从团结出发，顾全大局，不要争‘正统’，问题就容易解决。”
　　座谈会按期召开了，会议由李宗林主持。双方成员代表谈了各自的意见，都认为应该统一组织。最后由李宗林代表统战部作总结发言的时候，可就不是如他前两天所说的那样“从团结出发，顾全大局”了。他先冠冕堂皇地说了几句希望两个组织尽快统一起来之类的话头，接着就把邱翥双在会上含沙射影地攻击杜重石的话重复了一遍：“刚才邱翥双同志的发言说得很好：民革成员多数是国民党军政人员，这是历史形成的。这没关系。只要今后加强学习，提高思想认识，改造好世界观，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好主观世界，这就很好嘛！”然后话锋一转：“但是，对于过去包庇烟赌的袍哥流氓以及特务之类的坏分子，绝不容许混进革命队伍里来。还有：被国民党逮捕过而又轻巧地跑出监狱的人，是不是出卖过组织才被释放的？希望双方对各自的成员都要把这些事情搞清楚。这是统一组织的基础，是民主党派纯洁组织的大事。就是共产党，为了纯洁组织，这样的坏分子混进了党内，一旦发觉，也要清洗出党的。”
　　说完了这些话，他忽然从衣袋里取出杜重石打给李济深请示如何统一两个民革组织的那封电报的报底原文来，对大家扬了扬说：“杜重石发往北京的电报，事先也不跟我说一下。地方上可以解决的事情，何必闹到中央去？”
　　这个座谈会结果竟开成了批评杜重石的斗争会，除了李宗林和邱翥双之外，是谁也没有想到的。李宗林在会上出示的电报报底，是杜重石的亲笔，当然是李宗林动用权力特地从电信局取回来的。当众一扬，无非暗示“尽你有七十二般变化，也逃不出我手心”的意思。
　　在李宗林看来，杜重石不但不够一个共产党员的资格，甚至连一个民革成员的资格也不够，非得把他开除出共产党和民革不可。很明显，这个会，事先是有所准备的。暗地里作小动作的当然是邱翥双：他把当年军统特务诬陷杜重石“包庇烟赌”的《扫荡报》送去给李宗林当作整人的材料，而官僚、主观的李宗林居然也会信以为真。他们两个，一个是为图乌纱帽可以不择手段，本性难移地惯于玩弄权术，编造伪情报以迎合“上心”；一个是长期习惯于小农经济生活，心地狭隘而自私，一切以自我利益为中心，谁伤了他的“面子”，就伺机报复打击。于是两人一拍即合，一唱一和。尽管这种人在党内党外都是少数，但是影响所及，起的反作用却很大。这两种人，前者是“旧貌变新颜”，后者是“新貌成旧颜”，然而却都能讨得“左眼看人”者的欢心，认为“在政治上是好人”。
　　不久，川西行署成立，宣布邱翥双为民政厅厅长。事后杜桴生说出了当时讨论人选的情形：
　　贺龙说：“杜重石同志是中央派来的，我请示过周恩来总理，中央回电同意安排他任民政工作。”李宗林立刻反对说：“很多人反映老杜是帮会头子，国民党警察局又以他是包庇烟赌的袍哥大爷拘捕过他。这样的人在人民政府做厅长，给群众的影响不好，会影响人民政府的形象。这些情况中央不知道，可以向中央汇报。邱翥双各方面的表现都很好，政协已经安排他任常委。用一位民主人士任民政厅厅长，更能体现出民主党派和共产党联合参政的精神。”李井泉表示同意李宗林的意见，贺龙也不便说什么。邱翥双出任民政厅厅长的事，就这样决定了。
　　贺龙不再留杜重石在成都工作，杜重石当然只能回北京去。杜桴生说：“事实真情在成都弄不清，回北京总能弄清楚的。”杜重石说：“周恩来总理命我随贺老总到成都，是负责与川康部队的联络工作和协助接收，不是来和邱翥双争乌纱帽。现在我的工作任务完成了，当然应该回北京的。我与李宗林之争，是争实事求是的正气，不是争意气。”
　　但是当时在成都的首长们大都并不了解杜、李之争的实质。他们偏听了李宗林不少中伤杜重石的话。所以在杜重石离川向贺龙辞行的时候，贺老总会说：“你来成都，做了不少工作，很好地完成了周恩来总理给你的任务。回北京很好嘛，可不要背思想包袱噢。思想包袱背不得的呀！”而一野参谋长张经武也说：“老杜，一只脚踩两只船，是站不牢的。”他这话，与李宗林说的“一只屁股坐两条板凳”，其实是一个意思，实际上也是听了李宗林的汇报以后才说出来的话。
　　当然，李宗林的一个巴掌，并不能遮住太阳，冷眼旁观的明眼人也还是有的。抗战时期就在成都做地下工作的胡春浦，三十年代初在上海持志大学读书，就和杜重石认识了的，两人算是多年的老相识了。他说：“重石兄，你怎么不明白？在老解放区长期工作的人，脑子里装满了小农经济意识，狭隘、偏私，总在脑子里作怪。他们进了城，对在白区做地下工作的同志总是横挑鼻子竖挑眼，总要在脑子里打上几个问号。这些人只在农村搞过土地革命，再不然就是抗日战争的革命根据地经验。他们的工作容易做，敌我界线也划得很清楚。哪里知道咱们在白区做地下工作的人，有复杂的人际关系和社会关系要处理。”
　　杜重石回答他说：“我和李宗林出身不同，社会经历不同，对事物有不一样的看法，并不奇怪。但绝没有想到他要我牺牲党性原则做他的驯服工具的目的没有达到，竟能作出设圈套、耍阴谋，打击报复，为党性所不容的事来。……”。

注释
　　①杨汉烈赶到温江，萧传伦已经拉部队去西康，在途中被我解放军消灭，萧传伦被击毙。
　　②杨汉秀牺牲后，因为“出身”问题，长期得不到烈士的称号。一直到打倒“四人帮”以后，才正式承认她为烈士，并在她的故乡广安县成立了纪念馆。
　　③鲜英──字特生，民主同盟重要成员之一，是杨森在四川陆军速成学堂的同班同学，与杨森私交颇深。
　　④曹四勿，字任远，川大教授，是国民党元老谢持的女婿。
　　⑤锺汝为──解放前四川省会警察局社会科科长。
　　⑥赖西夔──解放前成茂师管区营长，周从化的女婿，共产党员。
　　⑦关于恶霸地主刘文彩的罪恶，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终于被扩大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除了重利盘剥农民之外，还设有水牢，用来关押交不上地租的佃农；建有“逍遥楼”，专门用来取得佃户结婚时新娘子的“初夜权”，等等。当时办有大型泥塑《收租院》在全国各地巡回展出，同时播放被侮辱妇女的血泪控诉录音，弄得颇像真事儿似的。打倒“四人帮”以后，经过深入细致的调查，已经证明这些所谓的罪恶，都是被故意扩大了的：水牢根本就没有，有的是一个刘文彩用来藏鸦片的地窖，后来进水了，废弃不用；“逍遥楼”也根本没有，所谓被侮辱妇女的控诉，完全是在“好心人”的教唆下导演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