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重石被判刑以后，第一个到达的劳改单位是安徽的陈村水库工地。一年后转到“和睦山”开矿。在这里度过了饥饿的“三年自然灾害”，几乎死去。最后被送到普济墟农场，在这里度过了“史无前例”的十年。这一章，不论是劳改故事还是“文化大革命”笑话，都接二连三，层出不穷。由于故事太多，只能做到“点到为止”。浮光掠影，以见一斑。

第一节 劳改第一年
　　出于车上任何一个劳改犯的意料之外，这一次“转监”，不但没在上海郊区，而且连江苏省都不是，竟出了省界，到了安徽省的陈村水库工地。没有用火车运送的原因，是那里根本就不通火车！如果坐火车，中途还是要转汽车，倒不如直接用汽车送，反而既快又方便。
　　只是这样一来，苦只苦了他们这些“带犬犹旁”的人，长途颠簸之外，还要受饥渴寒冷之苦。江南的二月，虽然不至于结冰，但是杨柳还没有发芽，站在没篷的大卡车上，霜风拂面，和小刀子拉差不多。更其要命的是：早晨上车之前，没人说要到哪里去，车子一开，打尖、“放茅”的时间和地点都有一定，因此多喝了两口水的人，可就更惨了……
　　好在在各种动物中，人的适应性是最强的。所以俗话有云：“只有享不尽的福，没有受不尽的罪。”
　　冬春之交，日子还不长。到达陈村水库工地的时候，天色已经快要黑了。车子在一个广场上停住，四面一看，只剩下六辆车子，五辆是装人的，一辆是装铺盖卷儿的。其余车子竟像到了百慕大，神奇地消失了。这是因为大家为避寒风和尘沙，几乎人人都是面朝车后又半眯着眼睛，中途有车拐到了别的地方，根本就没注意的缘故。
　　大家在武装人员的枪口下鱼贯下车，各自在车前排成很不整齐的队伍。这批犯人一共有二百多，大都是青壮年，没有年纪很大的。与此同时，行李车上的铺盖也由专人一个个卸到了地上。一个负责押送的民警把一摞档案材料交给一个面目黧黑的便装中年人，估计是水库工地的队长。他拿着名单用浓重的安徽方音逐个点了名，每点到一人，就出列到行李车前面认领自己的铺盖，另外站队，每十人一组，临时指定了组长，然后由与队长一起来的人发给每人粗瓷饭碗一个，竹筷子一双。
　　全部点名完毕，队长讲话，说明这里是陈村水库工地，他是劳改大队的队长，姓谷。陈村水库是五八年大跃进中开工的防洪、灌溉两用水库。在工地劳动的有民工，也有劳改队。为了争取在59年年底完工，所以增加劳动力。要大家好好儿劳动，改造思想，争取立功减刑。同时宣布纪律：不许越过警戒线，不许与民工有任何接触，不许打架斗殴，不许……等等。
　　最后各人自己扛着行李，进入工棚。工棚离工地不远，是一个很大的用土墙围起来的院子，门口有警卫。里面除队部是砖房之外，一排排都是土墙芦苇顶的工棚，有的还苫着大块的黑色油毛毡。工棚很矮，里面阴暗而潮湿，白天也要开着电灯。给这二百多人住的工棚，看样子是新盖起来的，地面坑洼不平，还有积水，没有住过人的痕迹。每一间工棚，都有面对面的两条土炕，炕上铺着厚厚的干芦苇，每条炕上规定睡三十个人，每人有将近一米的铺位，可见这工棚有多大。
　　刚刚把铺盖打开，外面就吹哨子：有人喊：“开饭啰！”拿着碗筷出门一看，大伙房门口已经排起了好几条长龙。拉住一个“老号儿”一问，原来这里吃饭是“自取制”，不分，也不定量，能吃多少。这可真是天大的喜讯。杜重石自从58年9月30日被捕进入黄浦分局，一直到59年2月底送来陈村水库工地，五个月来没有吃过一顿饱饭，对于“饥饿”两个字究竟是怎样写的，比上小学刚认识这两个字的时候体会深刻多了。以至于今天听见“不定量”三个字，简直比小孩子过年还要高兴，比大人买了彩票中头奖还兴头。他拿着饭碗排上了队，好不容易到了饭桶跟前，盛了满满的一碗，挤出人群仔细一看，这哪里是饭，原来是砸成小颗粒的豆饼和整粒的老玉米混合在一起煮成的东西。──是农民用来喂猪喂马的饲料！
　　“争取到劳改队好吃饱饭”的梦幻彻底破灭了。但是饥肠辘辘，为了活命，不想吃也得吃。所谓的“饭”，坚硬而难嚼，粗粝而难咽，里面还混有草茎、豆梗之类无法下咽的“杂质”，不得不一边吃一边吐。一碗“饭”，足足吃了有半个小时。吃完以后肚子胀得不行，还不知道脆弱的肠胃能不能接受得了。
　　第二天的早饭，依旧是这东西，昨夜一顿就吃倒了胃口，第二顿只吃半碗就饱了。
　　早饭后整队出工，第一天干的活儿是用小车推土、推石头。这活儿虽然累，比用肩膀挑还是省力一些。中午饭由伙房送到工地来吃，当然还是豆饼玉米饭。不过由于推了一上午车，身体需要补充热量，吃起来不但比头两顿多，而且也觉得比头两顿香。等到下午收工回工棚吃晚饭，这样的“饭”，居然也能吃上满满的两大碗了。
　　收工回来才发现：大伙房外面、工棚外面，都一摞摞地堆着许多豆饼。不但露天堆着，底下也不垫任何东西。伙房门口，有几个面有菜色的轻病号在用小铁锤把豆饼砸成一粒粒的“骰子块儿”。据说队部的队长、指导员、干事等人，吃的主食也是这种豆饼玉米饭，只不过副食比犯人强些而已。这可真是难为他们了。在劳改队当干部，不但要与犯人一起风吹日头晒，还要吃同样难以下咽的“饲料”，也真不容易。
　　春去秋来，这样的日子过了好几过月，在水库将近完工的时候，工棚前后堆放的豆饼总算吃完了。伙房里传出来好消息：明天要吃“大馒头”了。这又是一个天大的喜讯。连听着、想着都流口水，许多人还为明天的这一顿美味佳肴折腾得夜不成寐，总盼望着早些天亮，连做梦都看见又白又软的大馒头！
　　第二天的早饭，杜重石也不例外地早早就到伙房门口排队。但是打回来的“馒头”，不但不白不软，而是又黑又硬。一问，才知道这种“馒头”不是用面粉做的，而是用麦子磨面以后剩下的麸皮做的。这东西没有凝聚力，拿的时候要用两只手去捧，不能用两个指头捏，不然，稍一用力，就散成粉末了。吃的时候比豆饼玉米饭似乎好下咽一些，但却更难消化。吃下去是什么样子，拉出来还是什么样子。拉的屎经风一吹就散。更难受的是由于麸皮太糙，缺乏润滑性，几乎人人便闭，拉不出屎来，不得不用肥皂头塞进肛门里，才能借肥皂的润滑性把大便拉出来。
　　陈村水库提前完工，杜重石当年即转到“和睦山”矿区去开矿。这里的饭食倒是比水库工地的要好些，至少是“正规些”，不再吃那些不是粮食的粮食了。但是口粮却有定量，是按照各人的体力主要是劳动支出分强、中上、中、中下、弱五个等级定的。杜重石年近“知命”，又是个书生，体力并不太强，只评了个中下。但是矿山上没有轻活儿，几乎人人都超负荷劳动，“中下”体力的人，所付出的劳力，却是“中上”的。于是就产生了一个“热量收支不平衡”的问题。可以说，他自从到达“和睦山”以后，就从来没有吃饱过一顿饭。在拘留所曾经痛恨过、诅咒过的“饿鬼”，又跟定了他，使他躲躲不开，甩甩不掉，只好白天黑夜伴随着他。于是，随之而来的是消瘦、是浮肿、是四肢无力、是头晕眼花。这时候，人们倒又怀念起陈村水库工地那爱吃多少吃多少的豆饼玉米饭来了。不管怎么说，总能把肚子吃饱哇！
　　但是当时劳改队里几乎人人如此，这点儿“小病”，不可能不出工。于是凡有亲人的，大都纷纷写信要求寄邮包，当然是要吃的东西。按照劳改队的规定，犯人家属一般只能寄衣物，食物原则上不收，寄来也要退回去。后来放宽到每次可收一公斤。鉴于犯人吃了自己家里寄来的食物，能够增加体力，能够多干活儿，于是每次可收的食品逐渐由每次一公斤上升到两公斤、三公斤。
　　家里寄来的食品，除了自己解馋、疗饥之外，还有一种极大的用处，那就是用来向“狱医”行贿。
　　狱医也是由犯人担任的。在劳改队里，有两个行当最吃香，一个是大夫，一个是大师傅。犯人当了大夫，可以不干体力劳动，而且不问学历，哪怕是因为“无照行医”抓进来的，到了劳改队，无照行医就合法了。当大师傅的可以混个肚子圆。“劳改经”中所谓的“劳改进伙房，好比上天堂”，就是这个意思。但是狱医属于轻劳动，口粮定量是最低的。在副食油水不足的情况下，狱医也觉得肚子饿，也觉得吃不饱。但是狱医手中有权：有开病假条的权。谁的病是轻是重，能不能出工劳动，全在他的一句话。于是，就有人拿食品去贿赂狱医，用来换取一天两天的休息，或证明不能继续从事强体力劳动，建议调剂一下工种。
　　杜重石其实早就身体顶不住了。从1959年开始，他的消瘦和浮肿越来越厉害。他是很需要休息和调剂工种的。但是“狱医房门朝南开，有病无肉莫进来”，他拿不出肉罐头来贿赂狱医，就拿不到这张巴掌大的小纸片儿！
　　他肚子饿了一年多，眼看着同监们从家里寄来糕点、罐头，最次的也寄来些炒米粉，适当地减缓了饥饿的威胁，何尝不想也让家人寄些来？但是一想到家里根本就没有积蓄，而妻子的每月62元工资，要付水电房租，要填饱一家四口的肚子，生活水平线已经降到了最低最低，何况从1960年开始，所谓的“自然灾害”也已经袭击了上海，猪肉、豆腐之类的平价物资都要凭本定量，而肉罐头之类的高价商品，则价钱贵得吓人。他有心想让家里寄，也张不开口哇！
　　开始的时候，他以为“吃不饱”的问题只存在于劳改队，社会上的公民，只要有钱，当然是想吃什么就吃什么，要吃多少就可以吃多少。社会上也缺衣少食，而且到了饿死人的地步，却居然还是从劳改干部那里听说的。
　　1958年底，杜重石到了“和睦山”矿区以后，正所谓痛定思痛，经过回顾与展望，脑子里有了两个想法：第一，冤案产生了，不能让它冤沉海底，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必须尽一切努力把冤案翻过来。因此不但不能自杀，而且必须“保命”。只有活着，才有希望奔走翻案；只有活着，翻案才有意义。第二，妻子还不到40岁，尽管已经不是风华正茂的青春少年，至少还不老，在人生的道路上还有一半儿路程没有走完，绝不能让她陪自己受这11年罪，必须尽一切可能与力量动员她离婚，然后走自己的路。只有这样，两人才不会在桅断帆破的同一条危船里，在风雨飘摇中一起沉没，同归于尽。
　　出于这样的心态，他花费了好几个夜晚，洋洋洒洒又恳恳切切地给妻子写了一封长信，以“长痛不如短痛”为理由，动员她与反革命分子杜重石划清界线，提出离婚。
　　信交到队部四天以后，郑干事找他谈话了。
　　“犯人寄出寄进的信件，队部都要经过检查。这你知道吧？”
　　“知道。”
　　“你和家里来往的信件我都看过的。”他从衣袋里摸出杜重石劝妻子离婚的那封信。“从信上看，你们夫妻的感情很深厚的嘛。你爱人看到了这样的信，心里不难过吗？这封信退给你。你再考虑一下是不是寄。”
　　“不用考虑了。我是考虑了好几天以后，才决定这样写的。”
　　“还是考虑一下吧。你进来快两年了，在劳改队里，不大知道外面的情况。劳改队的生活当然艰苦。不过外面的生活也很困难。在这里粮食定量低、劳动强度大，这我们都知道。不过到今天为止，还没有让你们吃‘代食品’。在外面，早就吃上‘代食品’了。告诉你吧，我嫂子和妹妹在乡下，都因为粮食不够吃得浮肿病死了。”他说到这里，眼睛里噙着泪花儿，说话的声音也哽咽了，可见不是假话。
　　“农民公社化以后，不是吃饭不要钱么？怎么还会得浮肿病？”天真的杜重石惊讶了。
　　“公社办食堂，吃饭不要钱，大家可以放开肚子吃饭，当然高兴。还把家里的铁锅、铁壶都送去练了钢。可是公社的粮食产量是虚报的，交了公粮以后，自己仓库里的粮食并没有这样多。库存一吃完，食堂就开张不了了。各人家里都没有粮食，连锅都没了，有什么办法！天灾是一方面，更可怕的是人祸。还有苏联老大哥向我们讨债，不得不把本来就不多的农产品运到苏联去。国家有困难，大家要勒紧裤带共度难关。”
　　郑干事是安徽人，合肥高中毕业后参军，在国民党起义部队吴化文师做文化工作，转业以后分配到劳改队来当干事的。他在劳改干部中比较有文化，对待犯人态度也比较好，从来不大声呵斥，在犯人中威信却很高。
　　杜重石听从了郑干事的劝告，这封信没有发出。
　　到了1960年，矿上开始死人。最先死的，是身体最棒的人。他们往往出工的时候还什么“病”都没有，但是走到半路上，或干着干着活儿，或在收工的时候，突然往地上一倒，就没气儿了。这是因为他们膀大腰圆，干的活儿重，所需要的热量也多，一旦失去平衡，就好像一盏灯似的，油耗尽了，灯也就灭了。大家都知道，这是饿死的。但是每个死人的死亡报告上，又都有大夫的签字，证明他们都是病死的。谁要敢提“饿死”两字，立刻关你的禁闭。这一来，别人是不是饿死姑且不论，你是注定非饿死不可了。因为禁闭室里，一天只喝两碗清汤似的稀粥！
　　这时候，杜重石明显地感到自己不行了。小腿已经浮肿得和大腿一样粗，一按一个坑，亮晶晶的，好像一掐就能掐出水来。胸口的肉却一天比一天少，一根根肋骨，像搓板似的。每天收工回来，劳累加饥饿，一躺倒就像死人一样，困倦得动也动不了。全身上下没有一处地方不酸疼，特别是腰和腿，简直不像是自己的一样。一早起来，最大的愿望就是赶紧天黑。天黑了可以躺着睡觉，可以在梦中与妻女相会，可以解脱肉体与精神上的折磨。他明白，如果再拖下去，他非交待在这里不可。在这样的前提下，他只得老老脸皮，写信向家里要肉罐头了。
　　也不知道家里人怎么勒紧了裤带，或者是变卖了什么最后的家当，因为罐头确实寄到了，而且有好几个之多。他手里捧着肉罐头，眼睛里噙着泪水，向狱医室走去。到了狱医室门口，急忙擦干了眼泪，然后装出一副乐不可支的神态来，告诉狱医家里寄邮包来了，没得说，当然是分而享之。
　　这种“化学反应”是非常快的。第二次杜重石到狱医室看病，用不着他开口，狱医就以十分关切的口气说：“你的身体已经很糟糕，不能再在矿上干活儿了。我立刻向队部反映，给你调剂一下工种。”
　　感谢肉罐头的效用，不久杜重石就被调到了工程指挥部蔬菜生产大队去了。这里伙食虽然并不比矿上好，劳动却比矿上轻得多。
　　蔬菜队一共有两百多人，大都是身体比较差的弱劳力。尽管种菜的劳动比开矿要轻得多，但是经不住肚子里缺食，大家的身体都是越来越虚弱。这时候，身体最棒的第一批死人高峰已经过去，第二批死亡高峰接着到来。这一批死的，是身体最差的老病号。他们本来就是风中残烛，勉强苟延残喘而已，一遇见较大的风，烛火就灭了。到了1961年，原来二百多人的蔬菜队，几乎死了一半儿，只剩下一百多人了。
　　荒年中最能拖的是像杜重石这样身体不棒但也不是最弱的人。他们不要大量的热量支出，而稍许有一点儿热量就能维持生命的火花儿继续燃烧。不过这个“拖”字，也有一定的时间性。短时间的拖，也许还能拖过去；如果长久地拖，只怕也没有挣扎着活下来的本事了。

第二节 一线生机
　　1961年夏初的一天，杜重石又遇见了开矿生产队的郑干事，他问起蔬菜队的劳动情况，杜重石告诉他：蔬菜队原来有二百多人，后来减员一半儿，现在只剩下四十多个人了。再这样下去，恐怕这四十几个人也剩不下。郑干事沉吟半天，透露了一个消息：“不久你们可能要调到普济墟农场去了。听说那里的生活条件还比较好的。”
　　果然，不久之后教导员就召开大会作动员报告，说是为了大家将来重新做人能够自食其力，领导决定调大家到普济墟农场去学习农业生产技术。又说那里粮食丰收，鱼虾满塘，生活条件比这里好得多。大家听了都很高兴，都说这是好消息。
　　1961年仲夏，杜重石到了普济墟农场。这里以前是军垦农场，有相当大的规模，总场为团级，设场长、政委，分场是营级，设分场长和教导员；中队是连级，设队长和指导员。全场共有五个分场。每个中队下面又分大田、菜园、饲养、副业等生产组。杜重石被分配在二分场五中队的菜园组劳动。这里离总场比较近，住的工棚也比以前住过的好。虽然依旧是二三十人住一间大房间，但不是睡通铺，而是每两人睡一张小土炕，炕与炕之间有一米宽的空间，可以放一些衣服包裹日用杂物。炕头还有专门放鞋子的“鞋洞”。起床之后，出工之前，要求把环境打扫得干干净净，把被子叠得四棱四方。所有这一切，可能都是军队留下来的传统好习惯。就是称呼，也和以前不一样，不叫“劳改人员”，而称“服刑人员”。
　　1962年正在秋收中，由于台湾国民党想趁大陆三年“自然灾害”和苏联“逼债”的内外交困期间之机发起反攻大陆，农场奉上级命令采取“应变措施”，把犯人中原国民党科长以上的文官、营长以上的军官都集中到五分场七中队，称为“从严队”。杜重石是国民党少将，当然在其中。
　　有道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杜重石被“从严看管”以后，反倒更加轻松了。当时忙于秋收，其他各队犯人大都天不亮就起床，直到天黑才收工，一天要劳动十二个小时以上。“从严队”从严管教，规定上午八点出工，下午四点收工，生怕这些国民党的残渣余孽会趁早晚天黑逃出去配合蒋介石攻大陆。
　　“从严队”以学习为主，劳动为辅。学习什么呢？一曰“交心运动”，向政府“交出红心”，也就是各人把自己的罪恶翻出来再叙述一遍、认识一遍，写一份“忏悔书”。二曰“一封信运动”，在认罪的基础上，每人给家里写一封“忏悔信”，写自己的罪恶给家庭、给社会带来了多少危害、不幸和痛苦。
　　这两件事情，对杜重石来说，倒真是痛苦之极：他本来就没有罪恶，是冤假错案给他和他的一家带来了危害和不幸。现在愣要他倒过来说，不说还不行。如果在平常日子，按他的犟脾气，倒真可能来一个“不认罪就是不认罪”，但当时一者是在蒋介石反攻大陆的非常时期，不要顶风上，白让人家抓了“配合蒋介石”的典型，那更冤枉；二者在“从严队”里呆着挺舒服的，别“放着自在不自在自找不自在”。因此，也只能违心地按照判决书上所定的几项罪名再“提高一下认识”，然后给家里写封信，什么“我现在是鬼，你是人，阴阳各路，要划清人鬼界线”等等。他把这样的“忏悔书”和“忏悔信”交了上去，居然也过关了。
　　这时候，社会上由于五八年虚报产量的浮夸风所引起的大饥饿，有了教训，发热的脑子开始降温，不再说“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之类的胡话了。但在劳改农场，这股风却还方兴未艾，依然很有市场。“从严队”就种有一丘小株密植的“示范田”，队长扬言要亩产万斤以上，放一个“大卫星”，以此来显示队长的领导有方。
　　丰产田亩产万斤上报以后，上级派人来检查，队长从大田组召集一帮小伙子，连夜把别处田里长得最好的稻子连根带土铲下，移栽到“示范田”里。上级来检查的时候，还特地抱了个孩子来坐在稻穗上面拍照，以显示其“真实性”。可惜的是检查组只来一天，而且只是站在田外看了看，不明真相。检查组一走，移栽过来的壮稻就全部趴下，刚刚灌浆的稻穗也无法再成熟，全浪费了。
　　其实，这种弄虚作假的事情，五八年“大跃进”年代不知道发生过多少次了。这里之所以“还当新闻来写”，是因为别处都已经收敛了，而劳改队里居然还正在学！
　　与杜重石同一个组的犯人卢翰才，在国民党时期当过县长。他和杜重石还比较谈得来，所以两人之间还能说几句真心话。他说：“检查组对亩产万斤的丰产示范田弄虚作假，不可能不知道吧？即便从来没干过农活儿，是生长的还是临时移栽的，都能一眼看穿，怎么那么多人来检查，就没有一个人指出呢？原因就在于人们都学乖了，都不愿意当杨修自取杀身之祸。下级报上来，他原样往上报，反正大家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来了’。”这位县太爷叹了一口气：“他们不单要骗别人，也需要欺骗自己呢！”
　　那个年代，是说假话升官，说真话倒楣的年代。彭德怀根据他在湖南农村亲眼所见的实情，给毛泽东写了一封反映“大跃进”饿死人的信，在庐山会议上被打成了“右倾翻案风”，挨了批斗；张闻天说几句公道话，也受到了批评。从此“三面红旗”、“大跃进”成了老虎屁股，谁也摸不得，不但“小小百姓芝麻官儿”噤若寒蝉，连党中央层次的大干部也视为禁区，像杜重石这样的劳改犯，谁还去捅破这层窗户纸？一个国家，到了整个社会人人说瞎话的地步，难道还不危险么？这就好像一锅水明明已经开了，你拿锅盖盖上，好像它就不开了。但是“三年自然灾害”的盖子，又何尝能够把“大跃进”的毛病统统盖住呢？
　　到了1963年的秋收季节，蒋介石反攻大陆的“神经战”烟消云散，“从严队”也奉命结束。杜重石和卢翰才一起被调到三分场六中队菜园组继续种菜。
　　这时候“三年自然灾害”基本上已经过去，粮食紧张也略有好转。像杜重石这样的劳动力，不但每月也有30斤口粮定量了，中队里每半个月还宰一头猪，有时候还在墟塘里捞一些野鱼来给犯人改善伙食。此外，每月还发给两元“假定工资”，不是现钞，而是场里自印的“代价券”，凭券可以到场内开的“百货供应站”买东西。每月还由干部带领“管大账”的犯人推着小车到附近的村镇去购买日用品。
　　这期间农民们还没有从“灾荒”中解脱出来。每天杜重石他们收工以后，都有农民家的妻女到菜园里来拣那扔掉的老菜、坏菜。她们拣回家去，不是用来喂猪，而是做菜吃。据她们说：母鸡下几个蛋，村干部也不许她们拿到市集上去卖，认为那是“资本主义尾巴”，必须割掉，只许拿到收购站按低价收购。她们中间还真有人愿意到劳改农场来干活儿的。可是劳改农场不能收公民，她们想来还来不了！
　　劳改队的生活超过了农民的生活，杜重石不由得想起了自己的妻女。她们四个人靠妻子每月62元的工资，怎么生活呢？他妻子是个自尊心极强的人，在那以阶级斗争为纲、大义灭亲、六亲不认、人情冷淡、世态炎凉的时代，她是决不会去求“嗟来之食”自招白眼的。可自己是个没收入的犯人，到六九年刑满释放还有六年时间。想来想去，忽然想起1948年朱蕴山老先生还借过姨妹夫姚振华港币六百这笔陈年老账来，就抱着“姑妄一试”的心情，给他发了一封信。信是寄他秘书潘幸生转的。信中大意说：自从被判刑之后，妻女生活窘迫，甚于涸辙之鱼；1948年朱老在香港借姚振华港币六百，早已代还；如有回信，请寄沈阳有色金属加工厂杜先清处等。
　　朱蕴山到底是聪明人，收到了这封信，立刻懂得了“弦外之音”。两个月之后，杜重石收到胞妹来信说：收到朱蕴山汇款三百元；兑上海二百元；余一百元按月寄农场补助生活。──当时的一元港元，只相当于人民币五角左右，所以六百港元折合人民币六百元。
　　在那个“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年代，朱蕴老敢于不避界线不清的非议，重视政治道义，雪里送炭，古道热肠之心，也十分不容易了。

第三节 劳改队"文化大革命"见闻
　　转眼间到了1966年。天灾人祸带给中国百姓的苦难刚刚结束，人们刚刚吃了几年饱饭，人民生活刚刚开始安定些，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鼓又擂响了。
　　十年动乱，从此开始。
　　“文化大革命”中的事情，可写的实在太多了。按照青岛出版社编者定下的“宜粗不宜细”原则。略去了批斗会、红宝书、大跳“忠字舞”、推行早请示晚汇报的宗教仪式……等等尽人皆知的雷同故事，这里只说与杜重石有关的几件事。
　　第一，八月间毛泽东的大字报《炮打司令部》见报之后，指出了“赫鲁晓夫就睡在我们身边”。于是国家主席刘少奇和一批创建共和国的开国元勋们，就陆续被打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刘少奇是“中国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中国的赫鲁晓夫，是隐藏在党内的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是罪恶累累的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忠实走狗”；
　　邓小平是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他借反对个人迷信为名，疯狂攻击毛主席，在国际上则是苏修忠实的辩护士，是苏修“和平共处”、“和平过渡”、“和平竞赛”的热烈鼓吹者，在国内，只要能够增加生产，包产到户、单干都可以，“不管白猫黑猫，只要能抓住耗子就是好猫”；
　　贺龙是“大土匪、大军阀、大野心家”……
　　原以为“文化大革命”只是在文化领域批批《海瑞罢官》和《三家村夜话》的杜重石，突然想起了当年军统特务谈云章说的斯大林为了稳坐“唯我独尊”的宝座，阴谋陷害基洛夫、布哈林等一大批老布尔什维克的事情来了。当时他只以为那是谈云章出于他的职业本性故意诬蔑斯大林的反苏反共言论，如今看来，他的话也许倒是真的了。有人说：历史不会重演，但是历史上重演的故事，有多多少少？周幽王不就是亦步亦趋地完全重演了殷纣王的故事么？
　　对刘少奇和邓小平，杜重石没有直接交往，可以说并不认识；但是对贺龙，从1949年12月到1950年2月，杜重石基本上和他在一起工作，深知他胸襟坦荡，为人诚挚，忠于革命，忠于毛泽东。如今毛泽东要清洗他，就说他是“大土匪”。即便真是“绿林”出身，又有何妨，何况还是莫须有？1928年，毛泽东自己不就在井冈山上联合了两个真正的土匪袁文才和王佐，让他们当团长，自己当军长，在井冈山开辟了革命根据地么？贺子珍不就是在袁文才的主持下“公开”了与他的夫妻关系么？而那时候，杨开慧还被关在长沙监狱里，直到1930年，才被反动派杀害的。这又怎么解释呢？
　　当然，这样的思想，在当时是十分反动也是十分危险的，只要一说出来，他也许就活不到今天了。
　　第二，杜重石所在的三分场六中队，队长兼指导员叫周忠，尽管他胸前挂着七八个毛主席像章，像个马戏团老板，但却是个既没有文化又自以为是的人，私心杂念还特别重，整起人来心狠手又辣。
　　有一次，他给犯人读文件，读到“纲举目张”这个成语的时候，他把“纲”理解成“钢”，于是自作聪明地解释说：“纲是很重的，要把纲举起来，必须先闭目运气，等到把纲举起来了，才能把眼睛张开。”他还两眼紧闭，双手上举，表演了一下“举纲”的形象。
　　犯人中不乏有文化的人。真聪明的人，心里暗笑一下，也就算了。独有卢翰才这个假聪明，在会后振振有词地给别的犯人说：“‘纲举目张’是《论语》上的话，纲是网上的大绳子，目是网眼。‘纲举目张’，是把纲绳提起来，网眼就会张开的意思。怎么会是纲很重，要闭着眼睛才能举起来呢？”
　　他的话被汇报到了队部，周忠说他是宣扬孔老二的腐朽思想，把他揪出来恨恨地批斗了一场。那个批斗会上的笑话，那就更其可笑了。
　　每个中队，都有大伙房、小伙房之分。大伙房是犯人食堂，每半个月吃一次肉；小伙房是干警食堂，天天有肉。大小伙房的炊事员，则都是犯人。能被挑选进小伙房去给干部做饭菜的，不仅手艺要高，脑子更其要灵。每次大伙房宰猪，或者从鸡鸭棚拿来淘汰的鸡鸭，干部或家属总要来“买”一些。除了指什么给什么之外，在份量上还要特别足，买一斤肉至少要给一斤半。这样，队长一喜欢，就有希望调进小伙房去天天吃肉了。
　　有一个小伙子叫汪翰卿，本是个厨师，所以劳改后让他在大伙房做饭。他不但炒菜手艺好，人也年轻漂亮，干净利落，特别在周忠买鸡鸭鱼肉的时候，一声“记在账上”，以后给不给钱，给多给少，就全凭周忠的喜欢了。为此讨得了周忠的欢心，把他调到小伙房去给干部炒菜做饭。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不久，有一天晚上，周忠忽然叫人把汪翰卿从小伙房里拖出来，吊在队部门口的一棵大树上，亲自动手用木棍子狠打。一边打一边问：“你说，你是不是强奸？”打得汪翰卿吱哇乱叫，一叠连声地供认：“是我强奸，是我强奸了周小姐。队长饶命吧！”可是周忠依旧不住手地打，直打得汪翰卿奄奄一息，快要没气儿了。
　　这时候围在队部门口看热闹的犯人越聚越多，杜重石也跑去看。见是队长在吊打犯人，而且是往死里打，看了有些气不忿，就喊了起来：“劳改犯也是人，犯了法可以送法院，按法律办事，怎么可以私刑吊打？”
　　一个人开了头，起哄的人就越来越多了。有人说：“劳改犯就是色胆包天，也不敢强奸队长的小姐呀！”有的说：“什么强奸，是自己送上门来的。”有的说：“强奸一次就怀孕，好枪法呀！”
　　昏暗的灯光下，谁也不知道说话的是谁。热闹的声音，把中队部管教队长孙敦智招了来，一看是这样的场面，就对周忠说：“不要再打了，强奸案可以送法院处理，打死人可就是人命案子了。”
　　周忠不吭声，不过不再打了。孙队长叫人把汪翰卿解下来，已经是遍体鳞伤，不会说话了。周忠还说他“装死”，嘴里不干不净地骂骂咧咧。还是孙队长派人把汪翰卿送到医院去抢救，才算保住了一条命。不然，任凭周忠再飞扬跋扈，也难逃这一场人命官司。
　　事后打听，才知道是周忠时常叫女儿到小伙房去买饭买菜，汪翰卿拿大伙儿的钱送人情，不但给得特别多，有时候还给一毛钱饭票找她五毛。时间一长，两人有了感情，而汪翰卿又是一个人住在小伙房旁边的一间单人房间内。找个机会让周小姐到他房间去拿油拿肉，一来二往的，就勾搭成奸了。从此周小姐常常半夜里溜到汪翰卿房里过夜。日子一长，小姐怀孕了，吃到油腻东西就要吐。她母亲只以为她得了胃病，就送她到医院去看。一检查，原来是怀孕了。周忠是个粗人，不懂得“家丑不可外扬”，更不懂得“暗处理”，反而把汪翰卿抓来大打出手。于是“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没两天工夫，整个农场都知道这件桃色新闻了。
　　第三，当时“毛主席语录”是一切行动的指针，办任何一件事情，都要先读《毛主席语录》，事后用语录检查。因此，当时的人，不论大人孩子，几乎人人都会背若干条“毛主席语录”。劳改农场，也号召犯人背诵“毛主席语录”，还开展竞赛，声称谁背诵得最多，谁就“最忠于毛主席”，可以得到表扬，并得到减刑。杜重石信以为真，早晚诵读，结果一本260多页的《毛主席语录》，从第一页“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开始到最后一页“党委领导”章为止，共一百零几页都能背，中队还特地测试过，夸他是“最忠于毛主席的奇才”。但是他并没有因此得到减刑一天的奖励。其毛病，大概就因为他是个“奇才”上。
　　第四，1968年暑假，咪咪和茜茜姊妹俩到劳改农场看望父亲。这时候姐姐18岁，妹妹16岁，都已经长成大人或“准大人”了。她们在学校里读书，因为是反革命子女，被划为“黑五类”，不但不许参加“红卫兵”，平时也低人一等，抬不起头来，稍有不慎，就会招徕批斗甚至殴打，日子当然很不好过。通过女儿的叙述，杜重石才知道妻子工作单位的造反派曾经带领红卫兵到家里来抄家两次，第一次是翻箱倒笼，把看得上眼的东西和整套红木家具都搬走了，理由是“反革命分子剥削人民所得的东西应该归还人民”。第二次强迫他妻子穿上解放前留下的旗袍和高跟鞋，脖子上挂着“反革命分子杜重石家属”的牌子，被头戴柳条帽、手拿“哭丧棒”的造反派推推搡搡地押着她在住区附近游街，还要她手提铜锣，自敲自喊：“我是反革命家属。”造反派则口出秽言，恣意辱骂。他妻子本是个自尊心极强的人，受到这样的侮辱，痛不欲生，曾经两次自杀：一次跳楼，一次去摸电门，都被家人救下，自杀未遂。现在卧病在床，由母亲照顾着。可又担心丈夫在农场受到更大的冲击，很不放心，所以特地打发两个孩子来看看。
　　听了姊妹俩一字一泪的叙述，父女三人抱成一团，哭成了一堆，悲痛之声，溢出于接见室之外。正好管教队长孙敦智从这里路过，进来一看，见父女三人如此伤心哭泣，解劝说：“你们父女多年不见了，今天相会，应该高兴些才是。”又带他们到犯人理发员住的一间小房间，说：“我叫他们把房间腾出来，暂时给你们三个人住。劳改队里的刑事犯，什么人都有，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夜里你和她们一起住在这里，比较安全些。你到小伙房买点儿饭票，让她们在小伙房吃饭。”
　　当晚孩子们到小伙房买饭菜，她们特别老实，自己能吃多少就买多少。炊事员悄悄儿对她们说：“以后你们可以多买一些，自己吃不了，可以留给爸爸吃嘛。大伙房半个月才吃一次荤菜，小伙房天天有荤菜，还有鸡、鸭。”
　　从那以后，姊妹俩买饭菜就尽量多买一些荤菜，拿回来给爸爸吃。
　　第二天，孙队长特别来通知：让杜重石休息一天，不出工，在房间里陪女儿多聊聊家常。以后晚上小组内的学习时间，也可以不参加，和女儿们一起多谈谈。
　　那时候，杜重石因为肚子里油水不足，对红烧肉特别感兴趣，更爱吃大肥肉。有一次，姊妹俩到小伙房买了两大盘荤菜，鸡、鸭、红烧肉都有，还买了六张葱油饼。正好孙队长也到食堂来买饭，看见姊妹俩买了这么多的饭菜，笑着说：“你们姊妹俩，胃口不错嘛！”
　　姊妹俩当然不知道劳改农场的“规矩”，也不懂得说谎，天真地回答说：“我们吃不了这么多，是带给爸爸吃的。”
　　不料孙队长却笑笑说：“小孩子对父亲应该有孝心。”
　　孩子回来跟爸爸一说，杜重石大有感触：在劳改队里，虽然大多数干部都是面孔铁板，甚至言语粗鲁，态度蛮横，但也有一些干部，像这里的孙队长，以前在“和睦山”的郑干事等，是很通情达理的，是很有人情味儿的。他们首先拿劳改犯看作“人”，而不是“兽”，做的是“感化人”的工作，而不是“驯兽”。从效果上来看，他们的成效更其好。周忠打人，要不是孙队长出来劝止，汪翰卿可能就死在木棍子底下了。可惜，像这样的干部，在劳改单位不但数量很小，地位大都也很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