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战争安顿在自己家中
　　斑驳生锈的刀鞘，闪着寒光的刺刀、指挥刀，狰狞丑陋的防毒面具，冰冷坚硬的钢盔，上面还有一个个被洞穿的枪眼，残破褴褛的血衣，成堆成捆的图片、报纸、书籍、传单、布告、战时良民证、选票，质脆且泛黄，还有各种军用器皿：水壶、碗、饭盒、挂盘、望远镜、披帘帽、救护包、徽章、证书、货币，甚至烟盒、烟标、信函、邮票、结婚证、收据、扇子、弹壳、皮带扣、留声机、花瓶、笔筒、陶罐、床帷子、戒指、日本造彩瓷地球仪、协和牌蜡笔……
　　在常人看来，这是只有博物馆才有的景观。
　　但，这不是博物馆，这是一个人的家。
　　它的主人叫樊建川，成都市建川房屋开发公司董事长，转业军人。
　　在一个初夏的傍晚，当我怀着好奇的心情来到他家时，天已经暗了下来，在前面领路的樊建川没有开灯。
　　请等一下，我先给你们看一样东西。他一伸手取下一个黑乎乎的东西，问：
　　看看这是什么？
　　我接过来，却差点落在地上。这是个生铁做成的东西，非常沉，你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这么小体积的东西会有这样的分量。它弯曲的样子很像是农民打水用的辘轳井的摇把。
　　我无知地摇摇头。
　　樊建川把手放在了这个东西的把手上，立刻，屋子里响起了一种奇怪的声音。其实，在这声音响起来的第一秒钟里我就知道这是什么了，但是我却说不出话来。这个声音我从老式的黑白电影上听见过，早已遥远得失真了。但今天我是第一次真正亲耳听见了。起初它仿佛是从别处来的，渐渐地由远及近，由弱渐强，很快就充斥了整个房间，整幢楼房。它是如此狰狞恐怖压抑嚣张，压迫得我喘不过气来。
　　这是一只日本军队的警报器。它是那场血腥战争的序曲，那个声音之后，中国历史上演了最惨痛最惊心动魄的一幕。50多年过去了，它依然顽固地保持着如此良好的性能。这一点，同样令人心惊。
　　然后，灯开了。
　　映入我眼帘的就是那个著名的抗战博物馆。这个国内规模最大的也是唯一的私人收藏抗战文物的博物馆就设在他自己的家里。
　　每一件收藏品背后都有一串串故事，惊心动魄，刀光剑影，血泪交迸。
　　就是在那些不死的灵魂讲述的故事中，樊建川度过了一个又一个难眠的夜晚。

把不死的灵魂安顿在自己心中
　　2000年，樊建川将他数年的收藏结集出版。他谨慎地，然而又是深思熟虑地给自己新著起的名字是：《一个人的抗战》。在首发仪式上，他手指上戴着1945年出品的刻有“同盟胜利”字样的银戒指，一手拿着日本南满铁道株式会社于昭和十七年即1942年8月31日印制的“极密”情报《北支经济调查所藏书目录》，一手拿着一根烟杆上刻有“中华男儿上战场打日寇”字样的当年川军士兵使用过的烟枪，讲到动情处，他突然哽咽，泪流满面，说不下去了。
　　他在这本书的序言中写道：
　　“55年前，抗日战争冲天的狼烟尘埃落定。而今，两军拼死厮杀的战场沧海已变为桑田。战争的亲历者年届高龄，接二连三撒手人寰。这段战争历史正在远离我们的视线，滑入那幽暗的历史隧道，变得越来越抽象和次要。”
　　“我的父亲是在面对面的拼杀中认识‘皇军’的；我们这代人是在《地雷战》、《地道战》、《小兵张嘎》中认识‘皇军’的；而我的女儿已经不认识‘皇军’了，她正享受着日本先进的科技产品带给她的舒适，至于‘日本鬼子’，仿佛只是一个遥远的传说。”
　　在电影《血战台儿庄》中，川军师长王铭章将军中弹负伤，以遍体流血之躯大呼：拼上去，中华民族万岁！之后，轰然倒地，慷慨就义。这一刻惊天地泣鬼神，让年轻的樊建川凛然一惊！他开始有意识地收集川军抗战的资料，不久以后经过整理，一连串的数字令他震惊：20余万川军以低劣的武器装备配以高昂的士气出川抗日，加上历年征集的壮丁，抗战期间先后共有300万川人赴战。但是之后呢？
　　之后他们怎么样了？
　　史料中关于这一点，是一段令人惊诧的空白。
　　内心强烈的震撼迫使他决定要为这些早已逝去的人做些什么。
　　他开始收集、考证抗战文物。他的收藏从川军抗战开始扩展到全国范围。
　　在这座耽于安宁的城市里，在好些信息化和高科技培育出来的新新人类的头脑里，这位才华横溢事业斐然出入华庭的堂堂房地产开发商，琢磨这些几十年前的陈谷旧糠，并且津津乐道费尽心机甚至一掷万金，就不止是怪诞和荒唐，更是另类得不可思议了。
　　孤独的樊建川在他那些无数个孤独寂静的日子里，白天或夜晚，放下盛宴的美酒夜光杯或者洗去工地打桩机的尘土，回到他的家，他的灵魂寄宿地。关上门，泡上一杯茶，在苦苦的茶氲中，他一个人默默地注视着这些东西，残旧的或者是尚未完全残旧的东西。许多时候，他多么希望、希望它们能够醒来，走下他的木质博物架，复活、再生，重返杀场。杀场，枪弹迸发，炮声轰鸣，烈焰冲天，他会跃身而入，置身其间，他呐喊，他拼杀，声嘶力竭，血肉横飞，前赴后继，壮怀激烈……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但是没有，一切历史的消失如同它们的到来一样，呼啸而过，却也只留下苍凉的尾音。你当年无从躲避，你现在无处藏身。
　　我跟着他到送仙桥的文物市场，发现通常他得到的东西比别人价格高得多，人人都知道他为了得到久求不遇的一件文物并不会过多地计较价格。我知道，以樊先生的眼力，他并不是不知道这些东西的价位，但他仍然肯千金一掷。关于这一点，我私下里问过他，他诚恳地承认说，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更多更快地发掘文物和促进文物流通。也许应当客观地说，在很大程度上，正是樊建川的努力使越来越多的人懂得，抗战的遗物也是一种文物，而文物是有价值的，这使得越来越少的抗战文物得以越来越多地被发现和保存。
　　他不知道他在无意中走上一条不能回头的路。
　　著名的抗战老将吕正操将军为他所著的《一个人的抗战》题写了“勿忘历史”。年迈的启功先生一气为他题写了八个“旁证”。启功先生并且解释说：“正史出示的证据是主证，这些藏品是在为历史提供旁证。”
　　2001年4月21日，在四川省博物馆，“樊建川抗日文物收藏展”在一声漫长的令人惊心动魄的警报声中正式开展。这些维系历史的残片终于得以走出深院重见天日。
　　那个我在樊总家看到过的沉重且冰冷的警报器，由樊建川和一名老红军共同摇响，久久地盘旋在人头攒动的阔大的广场，盘旋在城市的天空。无数的观众，连同路上行人纷纷停下了匆匆的脚步，他们听见了这遥远但却决不是陌生的声音。
　　在当天晚上的电视新闻里，当一群白鸽从屏幕上飞过时，我分明看到，一颗泪珠迸出了樊建川的眼眶。

把行动写在父亲的目光中
　　现在，我们该回过头来写写他自己的历史了。
　　1957年，樊建川出生在四川宜宾。高中毕业后当了两年知青。
　　1976年冬天一个寒冷的清晨，接兵站的漏风透气的大门口来了个眉眼凝霜的青年，他的手里提着一筐柑桔。因为接兵已经进入尾声，况且接兵的干部对这个戴着眼镜的“毛遂”原本兴趣并不大，就很不经意地随口问道：“你会干啥？”
　　青年想也没想就说：“啥都会。”
　　接下来的大半个上午，这个年轻人充分地表现了他的才华：他写出了几种字体的美术字，他拉二胡曲《江河水》，他朗诵“乱云飞渡仍从容”，他吹笛子学小鸟叫，最后他又拉着手风琴唱《毛主席的书我最爱读》、《社员都是向阳花》……直到大喜过望的干部连连叫好，当场允诺破例收下他，他才余兴未尽地停止了即席表演。
　　第二天，新兵队伍就出发了，长长队伍中唯一有一个“眼镜”没有穿新军装，他就是樊建川。在这之前，快满20岁的他刚刚因为视力不好被另外一支部队退了回来。
　　当兵的地方在内蒙古边关一个兔子都不拉屎的地方。在这之后漫长的两年多时间里，樊建川再没有那天即兴表演的轻松和快乐。新兵连里他拼命练习打靶，因为怕再被送回去，近视眼的他居然练成了特等射手。然后是打坑道，两年。
　　中年以后的樊建川非常怀念他在内蒙古当兵的日子。
　　1979年夏的一天，樊建川从劳动工地上被叫回，连长通知他参加军校考试。你去考，连长说，你一定能行。
　　这一天，离正式考试还有20天。
　　他把能够找到的书都放在床头（他没有桌子）。20天里，他睡觉没有脱过衣服。
　　这一年9月，他考入西安政治学院。又两年，他毕业了，到重庆三医大任教。1988年转业。
　　转业后的樊建川，可以说是事事顺遂。他从秘书做起，而后是科长、副市长、常务副市长、市长人选。正当他的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他戛然而止，辞职“下海”。而后，他又把手中的钱大把大把地交给了文物市场。
　　认准了的道就走下去，决不回头。这就是樊建川。因为他固执地认为，总要有人为这个国家和社会做事。你是国家和社会的一员，你必须要做点什么。必须。
　　他还说，这是父亲给他的最大遗产。
　　在樊建川偌大的琳琅满目的办公室里，有两幅醒目的黑白照片，一张是内蒙古当兵时的樊建川，一张就是他的父亲。两幅照片一左一右，相向而对。
　　他的父亲叫樊忠义，一个极具中国特色的名字。老人有着一张我们再熟悉不过的中国农民式的脸，多皱，粗糙。因是逆光，他的面部看上去不很明亮。
　　1940年，14岁的樊忠义跟着阎锡山的队伍跑了几个月，被八路军俘虏。八路军给了他两块大洋做路费，让他回家，路上却被阎匪当官的又抢走了一块。于是樊忠义义无反顾地一转身投奔了八路军。15岁，樊忠义入了党。此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直到新中国解放，参加开国大典，抗美援朝。之后，因战伤发作，他转业回家。
　　樊忠义一生正直坦荡，嫉恶如仇，性情刚强，并且将自己──一个农民式军人的最朴素的宝贵品质用一种奇特的方式不折不扣地灌输在了儿子身上。他教育儿子作为男人要出去闯荡，要吃苦，要上进，要为国献身，并且在儿子当兵出门的那一天，为他打好了整整齐齐的背包。
　　父亲没有去送他。
　　樊忠义1982年因肝癌去世。这位刚硬的老军人在与儿子无言地面对面抽完一盒烟之后，深夜，悄悄地自己拔去输液器、输氧气的针头、导管，静静地离去。
　　在采访间隙，看着干练地处理着公司纷繁事务的樊建川，看着他身后的照片，我记起了初次见他的情景。
　　在那个细雨霏霏的下午，我坐在出租车上绕过大半个城市朝那个记在一张白纸片上的地址走近时，一向不认路的我在感觉到将要抵达时迷失了方向，在一个似是而非的地方转了好几个圈子之后，只好停下来，试探性地拨打了那个陌生的电话。
　　我报了姓名和所在位置后说，我不知道走错没有……
　　电话里一个低沉的声音干脆利落地说：好的。站在那里别动！
　　这是一句让人感到踏实的话。
　　一堆人围着他，人人都举着相机捏着本子在采访。他左张右顾地一一照应着，不偏不倚。站在人群外观望了一分钟，我抽了个话语间隙说：樊总，您是哪一年的兵？
　　他忽地转过脸，镜片后面敏锐的目光一闪：你怎么知道我当过兵？
　　我眨眨眼睛，学着他的口气：站在那里别动。
　　一圈人都莫名其妙，独我们两个人笑了起来。
　　这时的他，开心得像个大孩子。

　　在四川乃至全国的媒体中，樊建川这个名字一点儿也不陌生。从副市长职位弃官从商并很快成为资产雄厚的民营企业家；投入巨资收藏抗战文物和文革时期瓷器精品，由一个普通收藏爱好者成长为知名爱国收藏家；所著《文革瓷器图鉴》奠定了其在文革时期瓷器研究的学术权威地位；所创办的成都建川房屋开发有限公司跻身全省房地产经济效益十强；专著《一个人的抗战》畅销全国并正式入围第13届中国图书奖……樊建川的人气指数飚升。

　　2002-11-27日，在樊建川那宽阔庞大、四周环壁而立的收藏柜里摆满抗战和文化大革命藏品的办公室兼博物馆里，坐在记者面前的樊建川却是以一名党员和基层党务工作者的身份接受采访。他十分郑重地对记者说：一个人一生中会承担多种角色和拥有多种身份，我最珍视和自豪的就是──我是一名共产党员。
　　我们的谈话始于新近闭幕的党的十六大会议。谈到新党章中对有关论述做出重大修改，其中将“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定义中增加“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樊建川认为这个“中国人民”的概念中涵盖了民营企业家等各阶层。同时，在本次十六大报告中，江泽民强调必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不能把这两者对立起来。这两个“毫不动摇”让身为民营企业家的樊建川激动不已。在了解了樊建川的经历和他内心的“情结”以后，我知道他的激动不是没有来由。
　　军人家庭出身的樊建川早在1978年就入了党，那时还是北京军区守备一师一团一营三连的一名战士。“那一年，我还荣立了三等功和被评为部队学雷锋先进战士，呵呵，三喜临门。”或许与家庭的教育和环境的熏陶有关，20多年来，不论身在何处，不管身份有怎样的变化，樊建川始终牢记自己是一个共产党员，这一信念不仅贯穿着他全部的思想和行为，也是他自己的企业成长壮大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元素。
　　在经历了上山下乡、当兵、上大学、做教员、当干部，后来成为当时宜宾市政府最年轻的副市长、市委常委，樊建川可谓事业、仕途一帆风顺。直到1993年6月他毅然弃官从商，怀揣200元钱独自来到成都下海打拼时，最让他牵挂的不是商场的险恶和创业的艰难，而是“我属于哪个党支部？我应该在哪里交纳党费？”那时下海经商的党员中，很多人实际上是脱离了组织关系的，常年不交党费和不过组织生活使他们甚而几乎忘记了自己还是一个党员。而樊建川来到成都的第一件事就是把组织关系转到了自己所在的锦江区，参加区委办公室的党组织生活。至于交纳党费嘛，“当时对我这种情况，谁也不知道我该交多少，说干脆就按区委书记的标准交吧。”办好了组织关系，樊建川就像孩子找到了家，心里一下子就踏实了。

　　后来，随着自己亲手创建的企业的迅速发展壮大，成都建川房屋开发有限公司里党员员工不断增多，樊建川愈发迫切地希望在自己的公司里成立一个党支部，这竟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成为他心中的一个“结”。“江泽民同志关于三个代表的理论很明确：共产党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就我个人而言，没有党的改革开放政策就没有我作为私营企业者的今天，同时我也是一名共产党员。我应该把我的所得回报社会，贡献给党的事业。”我相信这番话绝对是樊建川的肺腑之言。在2000年他的公司终于被允许建立党支部以后，身为公司董事长、党支部书记的樊建川立即带领他的党支部8名党员，开展了一系列党的活动──经常组织全体党员和要求入党的积极分子学习党的有关文件精神。除了在公司专门设立布置了一间党员活动室以外，公司的每一位党员每年还拥有500元的资金用来购买党的学习资料和相关书籍；定时开展党的组织生活。不管公司业务多么繁忙，人事多么紧张，每年党的生日，全体党员都要外出开展支部活动，2001年的“七一”是赴广州农民讲习所参观学习，今年7月1日的党支部活动则是在上海“一大”会址纪念馆。记得7月1日那天上海正下着大雨，前往“一大”纪念馆参观的人群黑压压一眼望不到边，他们排了一个多小时队都还没能进入纪念馆。有一个党员想打退堂鼓，被支部书记樊建川狠狠批评了一通。“初步确定，明年的‘七一’，我们支部到延安革命老区，接受革命传统教育。”樊建川告诉记者。
　　樊建川的公司里，三位董事全部是共产党员、退伍军人，公司的管理人员中党员也总是被安排在重要的岗位，承担重要的工作。作为公司董事长，樊建川在工作中最信任和依赖的也是共产党员。“因为只有共产党员最能吃苦，最没有私心，最能识大体、顾大局。”按照党章规定和上级党组织的部署，目前，公司的党员发展工作也在按部就班地进行，在众多积极要求入党的员工中，已经有4名业务骨干正在接受党组织的考验和培训，有两人已经被吸收为预备期党员，即将成为公司党支部的新鲜血液。
　　在记者手中有一份今年7月建川公司的“对口帮助锦江区特困职工子女结对名单”，名单上有12个双下岗的孩子，每个孩子的资助费用是承担三年的学费共2001元。樊建川的名下有5个孩子，公司另外的9位党员也全部参与了对口帮助活动。类似这样的帮扶和捐助活动，樊建川公司党支部的全体党员总是十分热心地参加，像支援灾区、捐助希望小学、扶持贫困乡村等。去年，樊建川十分高兴地荣获成都市先进思想工作者称号。
　　说到物质与精神这个话题，樊建川侃侃而谈：人的需求不仅有物质上的，精神上的更为重要。换句话说，生命有限，如何使自己的生命更有价值，这不是仅靠提高物质待遇就能达到的。作为一名民营企业的创业者，除了挣钱，樊建川认为还要干出一番事业，这才是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情怀。而共产党员是要讲贡献的。“我造出的房子很美，我的公司多年来没有任何纠纷和投诉，被消费者誉为‘厚道的产品’，我一年向国家上缴2000多万元税费，我的企业安置500多人就业，这都是我对国家、对社会的贡献。我是一名共产党员，我更应该无愧于这一称号，同时也无愧于自己的内心。”党支部书记樊建川有一个计划：明年以支部名义联系一个贫困村，结成对子，用5年到8年的时间，在文化、资金、技术等方面帮助扶持这个村脱贫奔小康。目前这一计划已经在公司党支部大会上通过，下一步准备走访有关部门确定和落实这件事。“如果我们每年帮助一个村，那么5年后，就有5个村在我们的帮助下走上脱贫致富之路。”樊建川信心百倍。

　　收藏家樊建川的数千件抗战文物中有14件被国家文物局评定为一级文物，这些藏品价值连城。而樊建川早就写好遗嘱：若有意外，所有的藏品全部交给国家；没有意外，建设好建川博物馆也全是社会的，民族的。他以这样的行动表达了一个共产党员的素质和情怀。
　　“共产党员是钢铁做的！”在樊建川40多年的人生体会里，这句话绝不是一句轻飘飘的台词，它的分量真的是太重太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