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尊法师俗姓温名庚公，河北省深县（今深州市）人，属虎，1902年12月14日酉时生，1980年12月14日13时45分于北京广济寺示寂，刚好78岁。
　　他为求人生解脱，于1920年春到五台山玉皇庙（今普化寺）投普瑞（法名觉详）出家，赐法名妙贵字法尊。
　　1921年秋，他随朝五台山的大勇法师到北京听太虚法师讲经，于当年冬在法源寺道阶法师（寂禅──八指头陀）处受三坛大戒。太虚、道阶两位法师是影响至今的两位高僧，他们对法尊法师具有重要的影响。
　　1922年冬，他作为第一届学员，就读于太虚法师在武汉创办的“武昌佛学院”。
　　1924年夏于武昌佛学院毕业后，又回北京进入藏文学院学习藏文。
　　1925年初夏与藏文学院全体同学一道进藏求学佛法，先后经武汉、宜昌、重庆，至嘉定（今乐山市）停留，住乌尤寺学习律学和征集藏文资料。是年冬起身，经雅安，越大相岭到康定县的安却寺学习藏文。
　　1962年春，随大勇法师、郎禅法师上跑马山亲近慈愿大师，学习藏文文法和《芘刍学处》、《菩萨戒品释》、《菩提道次第略论》等义理。
　　1927年春，搭商人拉噶仓骡帮进藏，抵达甘孜时，因西藏政府阻止，即留住甘孜札噶寺学经。先后学了《因明入门》、《现观庄严论》、《辨了义不了义论》等。在这个时期开始了他一生的译著事业，首先翻译了宗喀巴大师的《缘起赞》并略加解释，又摘译了《宗喀巴大师传》和《阿底峡尊者传》，后俱发表在《海潮音》上。
　　1930年春到昌都亲近安东格西，听受他传的金刚缦论法，夏季学习了声明知识，秋后随安东格西进藏，于冬季抵达拉萨。
　　1931年后，依止安东格西，学习了《菩提道次第广论》、《密宗道次第广论》、《密宗道建立》、《五次第论》、《入中论》等，并开始译《菩提道次第广论》。
　　1932年太虚法师在重庆创办汉藏教理院后，多次写信催促他回去教学，因而才结束了于西藏的学业。
　　1933年冬初，离开拉萨取道印度，途径尼泊尔、缅甸、菲律宾、新加坡、香港，于1934年6月抵达上海后，即到浙江宁波阿育王寺、雪窦寺谒见太虚法师，汇报了多年来的学法情况。然后又到上海、南京小住，安钦大师为南京信众传吉祥天女法，请他做翻译。次到北京，回俗家探望。夏季安钦大师在北京密藏院为佛教界传法，法师又为其翻译。仲秋经武汉到重庆教理院上任，负责教学工作兼管理院务，同时继续翻译《菩提道次第广论》，并为同学讲授。又译《芘刍学处》、《菩萨戒品释》等。
　　1935年夏，为了迎请安东格西了内地弘法，以便进一步向他求教，应阿旺堪布之邀，赴成都讲经和筹集款项。先为阿旺堪布讲经翻译，后自讲颇章喀大师所造《发愿文》，以及宗喀巴大师的《缘起赞论》。在这次活动中，筹集到了迎请安东格西的路费。因此，于秋季再度进藏，冬季到达拉萨，但因缘不具，不久安东格西圆寂，数年的计划只好作罢。至此，他并未匆匆返回内地，而是假机进一步求学和收集藏传佛教典籍。
　　1936年，依止绛则法王学法，听讲《芘刍戒》（德光论师的律经）、《俱舍论·随眠品》等。是年，于拉萨翻译出了《辨了义不了义论》及《释》，《菩提道次第广论》与《密宗道略论》，在武昌出版。秋后仍绕道印度由海路回国，并用筹得的迎请安东格西到内地弘法的路费，请回《藏文大藏经》和宗喀巴大师的师徒的大量著作。这次回汉藏教理院后，太虚法师将院长一职交付给了他。这个时期，他除了继续作翻译与教学工作外，翻译出了《现观庄严论》并加以略解。

　　1937年夏，准备到北京参加安钦大师传法的法会，已行至武汉，因“七·七事变”未果。秋后请太虚法师同往重庆，在汉藏教理院讲学。是时承太虚法师所嘱，遂译出了《密宗道次第广论》，后由北京菩提学会印行。
　　1938-2-4日，公开发表了《致各地同学书》，号召武昌佛学院同学和佛教界致力于“护国卫教”的大计。于《书》中，他坚信侵略者“在不久的期间一定是灭亡的！”而“国族决定会复兴起来。”另外，他对战后的政治变化和佛教命运作出了准确地预料，甚至提出了如何建立“适应今后世界人类需求的佛教？”这一提法，不但是对“人间佛教”思想的发展，而且也是佛教今后的永久发展目标。
　　于抗日战争期间，法师除在汉藏教理院讲学和操持院务外，还翻译出了《入中论善显密薏疏》，因受东本格西嘱托，着手将汉文佛典《大毗婆沙论》二百卷译成藏文。为了增强藏文化和历史教育的需要，除编写了《藏文文法》、《藏文读本》、《西藏民族政教史》外，还代“国民政府教育部”编写了《藏文课本》八册，《常识课本》六册，但未能出版。
　　1948年暑假后，即将汉藏教理院全权交给正果法师和开一法师，遂到成都讲经与加紧翻译《大毗婆沙论》，并在1949年夏译完，旋将译稿运往康定交给格桑悦协保管。
　　1949年冬四川解放后，法师非常思念家乡亲人。因为多年的战火连绵，尤其是法师的家乡又是日寇扫荡区，一直未与家人互通音讯不知是否尚有人在，所以决定回去看看。腊月初离开成都，途径重庆、汉口、石家庄，于腊月底顺利到家，法师见老母尚健在，全家也粗安，令他不胜喜慰。
　　1950年春，法师由家乡起身到北京，住在北海永安寺内，参加了菩提学会翻译组，为民委翻译来往西藏的有关文件。因时事变迁汉藏教理院已难以为继，正果法师将其维持到是年暑季，使最后一届学生毕业后，于初冬到北京找法尊法师商议善后事宜，最后决定将汉藏教理院移交给西南文教处。虑及时局变化，即留正果法师于菩提学会工作。
　　1950年至1954年间，为中央人民政府将《论人民民主专政》、《新民主主义论》、《社会发展史》、《革命干部读本》等译成藏文。1945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应中央人民政府之请，主笔将会议文件译作藏文，是年达赖喇嘛到北京，又请法师担任翻译。周恩来总理对他的工作甚感满意，特赠金印一枚以示嘉奖。达赖喇嘛很高兴，以瑞士金表、金笔相赠表示谢意。在此四年中，还将却扎编的《藏文辞典》和《五次第论》，以及宁玛派的《七宝论》译成汉文。
　　1953-6-3日中国佛教协会成立，法师作为重要的发起人之一，参加会议并当选为理事。
　　1955年，为佛教百科全书撰稿十余篇，并辞去了民族出版社的工作。
　　1956年秋，中国佛学院成立后，法师任副院长和院务委员会副主任。除讲授佛教课程外，还译出了《 四百论颂》、《入中论略解》、《俱舍颂略解》等。
　　1961年1～2月，政府有关部门和院方针对“左”的路线干扰下日益混乱的中国佛学院现状，前后召开了“十次座谈会”（另有说十二次），法师对佛学院的宗旨和教学方法等提出了衷恳的意见，对制止混乱与稳定局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965年春，菩提学会被撤消，法师从永安寺中逐出后移住法源寺。他在离开永安寺前到大殿中与佛拜别，因预知此后的局势会更加恶劣，只将个人简单的物品带出。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法师又从居住的法源寺迁到广济寺集中管制，被扣上“黑帮分子”的帽子。据“中国佛教协会文化大革命小组”的“斗争黑帮分子法尊的情况简报”中说：“九月九日，佛教协会、佛学院人员、广济寺僧众及部分革命小将联合召开大会，对黑帮分子法尊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966～1972年的管制时期，除了参加体力劳动外，每天的言行都有人秘密记录。在此艰难的时期，他与正果法师、明真法师等相互团结与配合，向“左”的势力作斗争。
　　1968-3-4日，“中国佛教协会、佛学院革命职工大联合小组”决定，对法尊法师等人继续发高薪，不利于他们的思想改造。因此，将法师的160元工资降至20元临时生活费。3月16日“大联合小组”又将他银行的存款冻结。
　　1972年在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影响下，法师“黑帮分子”的帽子被解除，恢复了人身自由。
　　1973年后，法师患心脏病修养治疗。
　　“文化大革命”后他又拿起了译笔。
　　1978年8月，译出阿底峡尊者造《菩提道灯论》。同月23日，他又开始翻译法称法师所造《释量论》四卷，及僧成大师《释量论释》九卷，至1980-2-19日译出。
　　1980-3-9日至7-24日，最后译出了陈那菩萨所造《集量论》六卷，后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1980年中国佛学院恢复，法师出任中国佛学院院长。同年12月中旬，中国佛教协会第四届全国代表大会在京召开，14日上午有很多参加会议的师友来看他，来自河南的净严法师（武昌佛学院同学）问他身后之志，他说：“我哪里都不去，生生世世来人间，广度众生齐成佛道！”当日下午1时45分，法师于伏案笔耕时示寂。作为法师生前多有情宜的第十世班禅大师，亲自为法师主持法会以表哀思和崇敬之情。
　　法尊法师于示寂前，将多年积蓄的人民币一万元交给中国佛教协会，以用出版《释量论》。该论已于1981年以中国佛教协会名义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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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年同月同日生：书法家·刘东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