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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宗寺与法尊师 ⊙陈晓东/文


皇家宝刹广宗寺
  在五台山台怀镇北侧,紧挨着灵鹫峰菩萨顶,有一座小小的寺院,说其小,是因为在五台山现存的四十几座寺院中,若论起占地面积、建筑规模来,它只及诸大寺的几分之一乃至十几分之一,确实说得上个小字。
  可是,这座小小寺院又被国务院列为全国重点寺院之一,详情请点击文章,且名列五台山十大寺院之一!
  小寺何以会有那么高的规格和地位?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
  这座寺院的最殊胜之处,就在于它是一所名不虚传的皇家寺院!
  它──就是建于五个世纪前的广宗寺。

两朝皇帝建一刹
  在明代,明孝宗(1470~1505)朱佑樘似可算是较为开明的皇帝之一,在位时斥逐奸妄,起用正直练达之士,且屡禁皇亲国戚侵占民田,故史有“弘治中兴”之称。
  弘治中后期,孝宗上五台山拜佛,有感灵山显迹,很想在高高的东台望海峰上建一所皇家寺院,专用于为民祈福。他恐东台山高风猛,还特颁旨意,大佛殿要用铜瓦铜脊,以保证沉稳坚固,不被山风刮倒。讵料世事无常,此事刚刚起了个头,这位贤君已撒手人寰,年仅三十六岁。
  孝宗卒,其长子朱厚照(1491~1521)继位,是为武宗,年号正德。年轻的朱厚照对父亲的这一遗愿十分看重,登基伊始,就命御马监太监韦敏专司此事,务将先帝在世时就想盖的这所佛殿盖好。
  韦敏领旨而行,先将先帝孝宗指明要用的大批铜瓦铸好,而后再落实下一步具体盖大殿的事宜。韦敏去东台实地勘察后,发觉要在东台上建寺困难重重,不仅在于望海峰上山高风猛,更难在上山的路崎岖艰险,伕役难行,大批物料搬运不便,而且真的将寺院盖起后,今后要找僧人看守都难。为此,他给皇帝上了奏折,婉言陈述,请旨定夺。
  正德二年(1507)七月,明武宗下谕,准韦敏会同当地官员,从长度量,按五台山实际情况,选择相应之地,将铜瓦殿盖起来,以实践先帝为民祈福之愿。他还告诫韦敏,去五台山盖殿,务必约束手下的人,不可扰害百姓,若发生这种事,他要追究责任的!
  该敕谕全文如下:



敕御马监太监韦敏:
  昔先帝在御,尝为海内百姓祈福,许于五台山盖造佛殿,未就而龙驭一宾。今铜瓦佛像已完,尔敏请予五台山东顶盖造安奉。
  朕奉遵先志不敢违,但闻峰顶极高,风势雄猛,尔敏到彼,会同山西镇巡等官,从长度量,相应所处盖造,无致徒为劳费。合用钱粮物料并各色匠役人夫,即行都布按三司从宜分派措用,仍委分巡分守官各一员监督,务令坚宗,以称先帝为民祈福之意。事完,尔即回京,所至必须约束下人,不许因而生事、扰害百姓,如违,责有所归。

故谕。
正德二年七月十五日

  这件敕谕,今日还在,你若去广宗寺,穿过铜瓦殿后,可看到两块并列的石碑,其中一块驮在一只石龟上,敕谕就一字不漏地刻在那上面。背面刻着同年十一月韦敏给皇上的一份上疏。
  韦敏到山西后,会同镇守太监、巡按御史、按三司掌印官、布政按察使、指挥检事、分巡分守官等一大批官员,并各色匠役,一起上东台顶实地考察,斟酌再三,最后决定将铜瓦殿建在菩萨顶下边,于是,遂有了今日所见的这所皇家寺院。
  铜瓦殿刚建成时,全称为铜瓦铜脊文殊宝殿,尚无寺名。继此殿建成后,后来又陆续建造了山门、钟楼、鼓楼、僧房、藏经楼等建筑。正德十年,御马监太监焦宁奏请寺额,武宗亲赐“广宗”两字,意为广弘正宗佛法,这所寺院从此以广宗寺名昭天下。武宗并降敕晓谕附近居民,毋得侵扰该所寺院,违者将以法治之。这件圣旨,刻在铜瓦殿正前左侧的一块石碑上,也为石龟所驮,与大殿后面的那块敕谕石碑相得益彰,都已成为当年那段历史的见证了。

别具一格广宗寺
  今日所存广宗寺,规模虽不大,布局则玲珑雅致,雍容华贵,别具皇家风格。山门与天王殿合为一体,正中设置精致的木制龛阁,供一尊铜铸弥勒佛像,信众一进广宗寺,首先就受到满脸堆笑的大肚弥勒佛的欢迎。
  穿过山门,迎面所见,即是著名的铜瓦殿。这座建于明代的皇家佛殿,近年修葺一新,雍华气势依旧,但略令人遗憾的是,顶上的铜瓦已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当地农民造反派扒下来,称斤论两卖给了废品回收站。被称为明代四大高僧之一的紫柏法师(1543~1604),曾诗咏铜瓦殿:“鳞鳞万瓦五峰中,不用泥烧用铸铜。无奈朔方冰雪甚,住僧无力可支倾。”紫柏法师在万历三十一年因冤狱酷刑而死,恐怕他那时无论如何想不到,铜瓦再坚,冰雪再甚,酷刑再厉,跟几百年后的文化大革命狂飙相比,也实在算不了什么了。所幸的是,当年大殿里的佛像,“文化大革命”的疯狂年代里,却奇迹般地逃过了当时大多数寺院佛像未能幸免的被砸毁的命运,完好无损地留存到今天。
  进大殿,你会看见殿内供着上下两层佛像。下座正中供着阿弥陀佛,左右为观音菩萨、大势至菩萨,这三尊佛像通常也被称为“西方三圣”;上座中间供着释迦牟尼佛,两旁为文殊菩萨与普贤菩萨。后壁两角,供着药师佛和阿弥陀佛。大殿两旁,供着十八尊铁铸罗汉。
  在铜瓦殿后面,是一座藏经楼,藏经楼底楼供着三尊檀香木雕的佛像,正中为释迦牟尼佛,左侧为阿弥陀佛,右侧为药师佛,这并列的三尊佛像亦即人们所说“三世佛”。据传,这三尊佛像皆来自释迦佛的故乡,是由印度高僧仔细装藏后,不远万里运来五台山的,在今日国内,类似这样的大型印度檀香木佛像已不多见。藏经楼上层,供着宗喀巴大师等藏传佛教中的密宗造像,也都很有特色。
  不少来过广宗寺的善男信女们,会觉得这儿的菩萨特别灵,加持力特别大,有时真可称得上是有求必应,所以一旦有机会,有人总想再来广宗寺许个愿……

康熙长叹云作眉
  在铜瓦殿正前内额,高悬着一块清圣祖(1654~1722)康熙皇帝手书“云嵋”两字的御匾。说起这块御匾的来历,当地还流传着一个挺有意思的故事呢。
  康熙皇帝的父亲爱新觉罗·福临(1638~?),法名行痴,又号太和主人、体元斋主人,六岁嗣位,庙号世祖,年号顺治。这位顺治皇帝是个虔诚的三宝弟子,顺治十八年,他写了一首赞僧诗,表露了自己想出家为僧的心迹,限于篇幅,以下摘引的是这首诗的开头与结尾部分:

天下丛林饭似山,钵盂到处任君餐;
黄金白玉非为贵,惟有袈裟披肩难!
朕为大地山河主,忧国忧民事转烦,
百年三万六千日,不及僧家半日闲!
……
黄袍换得紫袈裟,只为当年一念差;
我本西方一纳子,为何生在帝王家?
十八年来不自由,南征北讨几时休?
我今撒手西方去,不管千秋与万秋。

  就在这一年,二十三岁的顺治皇帝果真抛弃帝尊之位,跑来五台山来出家了。清朝的正史上说他这一年生病而死,也许是要掩饰朝廷的某种尴尬吧。反正,清世祖不当皇帝了,皇位也不能空着,于是世祖的第三子爱新觉罗·玄烨(1654~1722)继承了他的位置,庙号圣祖,年号康熙,继位时年仅八岁。
  康熙皇帝长大成人后,十分牵挂父亲的下落,很想找到他,至少也要再见上一面。康熙十六年(1677),他初上五台山寻找父亲,曾到过广宗寺,还留下了一块御碑,此碑今日还竖在广宗寺里。康熙二十二年(1683),一年之内,他先后两次登五台寻父,第二次是九月上的山,当他走进广宗寺时,只见一个身穿旧纳衣的老和尚正在打扫院子,就上前询问:“请问师父,您上下怎么称呼呀?”老和尚冷冷地说了句:“八叉。”继续低头扫地。康熙皇帝想,这个法号倒是挺少见的,也没再细想,就进大殿拜佛去了。当他朝佛像叩拜的时候,脑子里忽然灵光一闪,呀,哪有叫八叉的,上八下叉,不就是个父字么?赶紧跑出大殿去寻自己的老子,可哪里还有那老和尚的影子!此时,天空中忽然出现两朵长云,状若愁眉,康熙皇帝一见,长叹一声,嘱拿笔来,当即写下云嵋两字,表达了他此时愁眉不解的心绪。

当代玄奘法尊师
  在广宗寺内东北角,立着一座庄严肃穆的白色墓塔,上面嵌刻着赵朴初的题词:“翻经沙门法尊法师灵骨塔”。
  说起佛经的翻译,佛法的渊薮来于天竺(即古印度也),在中国这块广袤的土地上,佛法的深入传播,自然离不开佛教经典论著的翻译。
  将佛教经典论著由古梵语译成汉语者,古往今来,圣贤迭出,而举世公认鸠摩罗什(342~413)、真谛(499~569)、不空(705~774)和玄奘(602~664)为贡献最大的四大翻译家。
  这四大翻译家中,前三位皆来自天竺,带有从佛陀故国来华夏传法的意味;唯玄奘是走出中华国门历游天竺十七年,将大量佛经取回国内。
  值得注意的是,自公元七世纪莲花生大师将佛教由印度传往西藏,在雪域高原上开创了别具特色的藏传佛教,虽从本旨上说藏传佛教与汉传佛教并无根本不同,但其教法多以密宗(又称密乘)为特点而跟汉地显宗有别,藏地浩瀚的《丹珠尔》、《甘珠尔》中收录的大量密教典籍,在汉传佛教中多未传译。
  千百年来,时有藏地高僧来汉地传法,有的且被朝廷委以高位,如元代帝师八思巴(1235~1280),明代大国师释迦也协(1352~1435),清代国师章迦活佛(1890~1957)等,但将藏文佛教经典译成汉语者,却鲜有人,即便偶有所译,数量亦较为有限。
  民国时期,出现了一批有志赴藏求学密法的汉人,翻译藏文经典一时慰成风气,有大勇法师、能海法师、观空法师、汤乡铭居士、郭和卿居士等积极投入,成绩斐然,其最有成就者,则当推精通汉藏的法尊法师。
  法尊法师(1902~1980)入藏十年,深得藏密精髓,穷毕生之力,将藏传佛教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大师(1357~1419)的重要著作《菩提道次第广论》、《密宗道次第广论》等译成汉文,还翻译了《现观庄严论略释》、《辨法法性论》等藏文典籍,并将二百卷《大毗婆沙论》由汉文译成了藏文,堪称是沟通汉藏的一座桥梁,其功德实可比肩唐代西行取经的玄奘大师。菩萨点化去五台
  法尊法师,俗姓温,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十二月十四日生于河北深县(今深州市)辰时乡南周堡村。父温宗周,母赵氏。法尊兄弟三人,其排行为二,名庚公,长兄温庚谦,弟温庚柱。
  法尊法师自幼聪颖好学,但因家境困难,只读了小学三年就被迫辍学,在家务农;十八岁时,经乡亲介绍,到保定城里学做皮鞋,老板年纪不大,没兄弟,对他还算不错,但他干活时常出神,有时会忽然萌生出家学佛的念头。十九岁时,家里为他订了婚,他害怕受到世俗婚姻的约束,出家修行的念头反而更坚定了。那年早春季节,他跟鞋铺老板告了假,就走了出去。
  行走一日,夜色将临,人疲肚饥,他见路边有家小客栈,就住了下来,并叮嘱客栈老板第二天早早叫醒他。睡梦中,听见有人唤他起来赶路,起床后,才知此时不过午夜时分,老板忙店里的活计,还没睡下呢。他赶路心切,不肯再寐,背上简单的行囊,就上路了。天越走越黑,伸手不见五指,脚下什么都看不见,只听到耳旁有哗哗的流水声。他正犯愁,该怎么过河呀?迎面来了个六十多岁的老者,指点他说,你只管往前走,前面有路,说完就不见了。他就径直往前走,耳旁只闻水声哗哗,似乎是在过河,但身上、脚上居然一点水珠都没沾上!
  又走了几天,这一日来到山西五台山脚下,只见苍茫的暮色中,山势陡峭,难以攀援。他又犯愁了,天快黑了,我该怎么上山呀?这时,不知打哪来了个骑毛驴的老者,对他说,你别担心,朝前走吧,有人正等着你呢。他朝前走去,果然遇到四个穿藏僧服的喇嘛,说是等他多时了,把他领进一个小庙,庙里的当家师将他安顿下来。他想拜当家师为师父,当家师对他说,这四个喇嘛中的一个,才是你真正的师父呢!
  在喇嘛指引下,他顺利地登上五台山,在山上的一座小庙里出了家,法名妙贵,字法尊。据山西《忻州地区宗教志》记载,法尊法师剃度出家的这所寺院,即五台山广宗寺。
  多年后,法尊法师回老家探视老母,曾对乡里的侄辈唠起当年这段上五台山出家的经历,他说,这完全是佛菩萨对他的点化啊!

深入藏地求密法
  一九二一年冬,法尊法师前往北京法源寺道阶法师座前受大戒,在京时礼谒了当代佛界大德太虚法师;次年,往武昌入太虚法师办的佛学院学习;两年后,武昌佛学院毕业,即赴北京参加大勇法师办的藏文学院进学藏文。
  一九二五年夏秋,在大勇法师率领下,法尊法师随藏文学院同仁一起踏上了赴藏求法的行程。由四川嘉定至雅安,由雅安再翻越二朗山至康定,沿途要经过好几个土匪区域,一路山高险阻,曾遇见剿匪的兵士挑着几颗人头在走,十分骇人。在康定安却寺过了冬后,继续进藏,至跑马山,在慈愿大师座前修学了一年,头一次见到宗喀巴大师的不朽著作《菩提道次第论》,对西藏的密法,产生了从未有过的坚实信仰。离跑马山后,搭甘孜商人的骡帮,来到甘孜,住札迦寺四年,相继依止札迦大师和俄让巴、格陀诸古等师父,系统地修学了《现观庄严论》、《辩了不了义论》等藏密经论。后又进往昌都、拉萨求学,数年间先后依止安东大师、达朴大师、格登坩巴大师、绛则法王、颇章喀大师等藏地高僧,接受了大威德、胜乐金刚、空行母等数十部密法的灌顶、传承和教授。
  一九三三年,法尊法师应太虚法师之邀,回汉地协办汉藏教理院。一年后再度进藏。其两次进藏,在雪域高原上共度过整整十年时光。
  藏地的生活条件,对汉人来说,是相当艰苦的,高原缺氧,环境荒凉,房屋简陋,冬季严寒,这些自不待言,一年四季就靠吃青稞粉和一点酥油揉成的糌粑坨坨维持生存,基本上没有蔬菜和米面可食。当初藏文学院一同进藏的几十人,除大勇法师和智三师、朗禅师等同仁长眠在那里外,后来陆陆续续都回去了,象法尊法师这样头一次进藏就呆上八九年的汉人,最后仅剩他一人而已!但他丝毫不以藏地生活之苦为苦,每天起早睡晚学书诵经,精神上极为充实。他曾在自己著的《现代西藏》一书中描述过那时的情形“用一个大瓦壶,满注上一壶冷水,在夜晚临睡的时候,把它安在一个牛粪充满的瓦缸子上,再给它蒙上一些御寒的破烂毡布之类,由那瓦缸内的牛烟粪子,把它渐渐熏热,乃至腾沸。到了第二天早上,起来先倒出一点洗洗脸,余者之中,放上一把粗茶半把蛮盐,这就叫做蛮茶,我在床上将早课诵毕,把它搬到床前,拿出一个木碗,半小口袋糌粑,一块酥油,几片生萝卜,用来早餐。饭后便往师处候课听讲。中午回来,再喝几杯剩茶,揉上一碗糌粑吃,下午又上课去了。晚上随随便便地吃些东西,就算去了一天的时光。第二天还是原方抓药,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也是这一着棋。生活虽然窘迫,精神非常快乐,甚至有时候看书写书,快乐的忘了睡觉……

双柏精舍/缙云山/雷康 摄
双柏精舍,是过去的方丈室,但今墙上两边依然挂着“……缙云山派出所”和“森林防火指挥部”的牌子,希望我下次再来时,不再看到这两个牌子了,愿双柏精舍早日回归佛门。阶前那两株柏树,颇是苍翠。门柱刻有一幅对联,细看,貌是平实白话,却深有微言大义:“你可知此身不能久在何苦急急忙忙干些歹事,我却晓前生皆以注定只得清清白白做个好人。
地点缙云寺·缙云山·北碚区·重庆
时间2006-7-12 12:47:10

培养佛门众僧伽
  1930年8月,中国佛学会主席太虚法师首次由沪入川讲法,与统治四川的刘湘(时为二十一军军长,后任四川省政府主席)见面时,提议在川办一所藏文学院,刘湘采纳了这一建议,委托何北衡(川江管理处处长兼重庆市公安局局长)具体筹办。
  1932年秋,四川第一所高等佛学教育学府──世界佛学苑汉藏教理院正式开学,院址在重庆市北碚缙云山原缙云寺太虚法师任院长,刘湘任名誉院长,刘文辉(二十四军军长,后任西康建省委员会委员长)任名誉董事长,何北衡任院护,潘文华、潘昌猷、王赞绪等数十人任院董。教师大都是来自全国知名大专院校毕业的僧侣或居士,遍能法师后任教务长。学生由全川各寺院遴选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青年僧人送来,也有少数在家三宝弟子。在开学典礼上,太虚法师当场赋诗两首,以记其盛:温泉辟幽径,斜上缙云山。

岩谷喧飞瀑,松杉展笑颜。
汉经融藏典,教理叩禅关。
佛地无余障,人天任往还。
九峰开佛刹,双柏閟灵宫。
蟒塔传殊古,狮峰势独雄。
海螺飞翠蔼,莲髻耸晴空。
无尽江山胜,都归一览中。

  汉藏教理院办起来后,太虚法师数次延请法尊法师来主持教务。一九三三年,法尊法师由藏地回来,担任代理院长兼训育主任,除处理日常院务,每天还教学生三小时藏文与佛学,晚上则忙于译经。如此干了两学期后,又进藏一次,一年后复返缙云山,再次挑起主持汉藏教理院的重担。
  汉藏教理院的学制分普通科与专修科两种,普通科四年,又分甲乙两班,专修科两年,一个班,普通科毕业后再入专修科进修。课程以藏文和佛学为主,兼授历史、地理、法律、农业、伦理、卫生等科。教理院保留了平常寺院的若干规矩,全体教师和学员每天都要参加朝暮课诵,每逢朔望,还要诵戒上供。上课时间安排得很紧凑,每天正课七小时,并有劳动课一小时,用于劈柴修路打扫卫生等等。
  汉藏教理院创办近二十年,至一九五0年奉命停办。因招生及教学条件较严格,前后招生四百多人,学成毕业的还不到二百。不过,学员人数虽不多,素质却是相当优秀的,不少学员毕业后陆续成为寺院、佛学院、佛教组织的中坚力量,即在今日重庆一地,慈云寺等三大寺的方丈皆由当年汉藏教理院的学员担任,更有数人先后担当中国佛教协会和中国佛学院的领导职务。
  当时,不少社会贤达和党政要人对这所亦僧亦学的教理院十分重视,重庆成抗战陪都后,冯玉祥将军参观汉藏教理院后特地题词“要想着收咱失地,别忘了还我河山。蒋介石也曾游览过缙云山和汉藏教理院,跟太虚法师和法尊法师等唔谈佛理。财政部长孔祥熙、经济学家马寅初、哲学家暨教育家梁漱溟、文学家·老舍、赵清阁、郭沫若等都曾造访过汉藏教理院,且一一留下了各人的手迹。
  一九五六年,在北京法源寺内创办了中国佛学院,首任院长为曾到汉藏教理院讲过学的喜绕嘉措法师,法尊法师被聘为副院长。继喜绕嘉措法师之后的第二任院长,即为法尊法师。
  从汉藏教理院到中国佛学院,法尊法师不辞辛劳,教书育人,培养僧迦,在佛学教育史上写下了灿烂的篇章。

译著佛典建伟绩
  法尊法师最大的功绩,是他有史以来第一次将藏传佛教的显密理论,尤其是格鲁派(俗称黄教)创始人宗喀巴大师的重要著述,比较系统地翻译介绍到汉地来。
  据藏传佛教有关经典史籍记载,释迦牟尼经多年苦修,在菩提树下入定四十九日证道成佛后,在四十多年时间里,顺应众生不同的根机,讲述了种种不同的修行方法。相对而言,他对下根及中根者宣讲的内容,以阐述佛法道理为主,主要见于小乘及部分大乘经典的记载中;他对上根者(这主要是直接跟他学法修法的出家弟子们)宣讲的内容,更多的是授以具体的修持方法,且更强调师承关系,带有一定的密教性质,故它的传播亦受到一定的限制。因传输渠道及时机的不同,藏传佛教较汉传佛教更多地得到释迦佛密法的传承与教授,故又被称为密宗。佛法从根本上说不是一种抽象的理论和信仰,而是一门实修实证的科学,因之,按密宗的传承和教授去修行,当世就较易得到实证的成就,那也完全是题中应有之义。
  在藏传佛教中,因着师承与法脉的分别,又划为宁玛派萨迦派、噶当派、噶举派觉囊派格鲁派等不同的派别。这里面,格鲁派的历史最短,格鲁派的创始人,便是被藏地称“第二佛陀”的宗喀巴大师。其实,格鲁派与其它诸派的差异,最主要的,既不在教义上,也不在修持方法上,而在于宗喀巴高举起的那面整饰戒律、宗教改革的大旗!
  在宗喀巴出生的时代,藏地僧人酗酒、娶妻、敛财、斗殴等腐化现象屡见不鲜,佛教戒律的松弛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据传由大智文殊菩萨化身入世的宗喀巴,青海湟中人,出生时即有种种瑞相,三岁时便依噶玛噶举派的一位活佛受了近事戒,七岁受沙弥戒出家,不到三十岁已享有很高声望。他戴上有象征意义的黄色僧帽,下决心要重振戒律,并撰写了《菩提道次第广论》等一系列著作,建立了宗教改革的理论基础。公元1409年,他在拉萨发起了一个声势空前的传召大法会,是年并开始筹建甘丹寺,由此标志了格鲁派的正式创立。宗喀巴的宗教改革,对扭转当时藏传佛教的颓势起了巨大作用。而宗喀巴精湛的佛学理论,对藏密各派教法兼容并备,也堪称是藏传佛教的集大成者。
  法尊法师所处民国时期,佛教界的状况亦很令正信人士忧虑,某种程度上就如他发表在《海潮音》上的一篇文章中所说:“在此世道浇薄,烦恼日盛,寺产封建,僧侣愚鄙,正法隐隐西沉之际,任谁欲想出而整顿改革,大非易易!”也许,正是汉地这种正法不行的状况,激发起他去藏地求法的热诚,并对宗喀巴大师的宗教改革及一系列著述情有独钟。
  宗喀巴大师一生著述一百六十种,法尊法师所译,计有《菩提道次第广论》、《密宗道次第广论》、《菩提道次第略论》、《入中论善显密意疏》、《辩了不了义善说藏论》、《胜集密教王五次第教授善显炬论》、《苾刍学处》、《菩萨戒品释》、《密宗道次第论》等,大致上体现了格鲁派一代宗师理论胜谛的精华。
  他还翻译了《地道建立》、《现观庄严论略释》、《供养上师与大印合修》、《修菩提心七义论》、《七十空性论》、《精研经释》、《缘起赞释》、《五次第论》、《七宝论》、《四百论颂》、《入中论略解》、《俱舍论略解》、《释量论》、《释量论略解》、《集量论》等,都是藏传佛教中较有代表性的显密理论。
  他还撰有《宗喀巴大师传》、《阿底侠尊者传》、《西藏民族政教史》、《西藏佛教概要》、《我去过的西藏》、《现代西藏》、《评藏密问答》、《答威远佛学社驳文》、《从西藏佛教兴衰的演变说到中国佛教之建设》等译著,对汉地读者了解西藏大有裨益。
  同时,法尊法师还将唐代玄奘法师所译《小乘要典》中的《大毗婆沙论》由汉文译成了藏文,该经论长达二百卷,积四年之功方毕,此举为弥补藏文大藏经中的某些空阙立了大功。灵塔光照后来人
  1980-12-14日,法尊法师在北京广济寺圆寂,世寿七十九,腊龄五十九。
  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居士主持法尊法师追悼会,并发表了情感深切的悼词。赵朴老追述了法尊法师五十余年翻译大量藏文要典的功绩,提到了法尊法师示寂之晨犹手不停书为法忘身的感人事迹。悼词念及凄悲处,泣涕咽咽,难以自己。赵朴老最后挥泪述赞,以志哀思:

象教东流,译业为先,名德出世,贤哲比肩。
赵宋而后,响绝五天,雪岭继兴,法炬复燃。
欤欹法师,挺生季世,抗心希古,游学藏卫。
译述等身,老而弥励,法称伟作,翻传功济。
法师之德,桂馥兰芳;法师之行,如桂如璋;
法师之功,山高水长。典型百代,释宗之光。
四害既除,法教日昌,方冀哲匠,长寿康强。
盛会伊始,痛失栋梁,缅怀功德,哀思不忘!

  次年,根据法尊法师遗愿,将他的灵骨送至五台山广宗寺建塔安置。塔为藏式,青砖砌成,外敷白色,方型基座上为覆钵,覆钵上建七级浮图和塔刹。塔正中央璇洞内嵌石碑,镌有赵朴初撰写的塔铭:“佛历二千五百二十五年岁次辛酉仲夏之月 翻经沙门法尊法师灵骨塔 赵朴初敬题”。
  就在法尊法师灵骨塔落成于广宗寺的这一年,有个来自天府之国的求道者在广宗寺里出了家,该寺方丈清海法师赐其法名演明。法尊法师忘躯求法沟通汉藏的高风卓行,给这位年轻的求道者上了步入沙门的第一课,亦使他由此跟藏传佛教结下了不解的因缘。时光如梭,十二年后,经清海法师推荐和当地政府、佛教协会委派,已任知客多年的演明当上了广宗寺的主持。当家伊始,他立在法尊法师灵骨塔前默默祈愿,日后只要有机会,就一定要将您老人家的光辉事迹发扬光大!八年后,终于出现了一个很好的机缘:将当年法尊法师的生前友好、忘年弟子请到五台山来,衷肠一副,清茶一杯,缅怀先贤,激励后人,共同办个法尊法师示寂二十周年纪念会!会后,还要在法尊法师灵塔旁建个法尊法师纪念馆!建馆选址业已确定,奠基在即。消息传出,各方回应热切,九十三岁高龄的隆莲法师听到这一消息,连连说:举办这么一个活动,是正缘,很好,希望吉祥圆满……出家人本不易动情,可说着说着,她老人家眼角渗出两行热泪,眼睛变得湿润了……
  辛巳年农历四月,五台山将迎来又一个山花吐艳阳光明媚的春天,也将在广宗寺迎接在法尊法师英灵感召下汇聚到一起来的各路朋友们!

2001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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