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市文博事业“两中心，六体系”的发展战略，是在2003年3月四川省文物工作会上，成都市人民政府有关成都市的文物工作情况汇报发言中首次提出的。在2004年1月成都市人民政府发出的指导成都市文博事业发展的纲领性文件《关于加快发展我市文博事业的若干意见》中，又正式把“两中心，六体系”构架，作为成都市文博事业工作的发展战略。这一战略是市政府根据专家学者的意见作出的有关成都文化发展的决策，具有科学性和迫切性，对于把成都市的历史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化资本，也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两中心，六体系”的基本内容、构建的目的和意义
　　“两中心，六体系”的构架，是对众多的成都市文博资源加以整合和系统化的结果。
　　“两中心”是指：以都江堰为代表的水文化中心，以武侯祠为代表的三国文化中心。“六体系”是指：以成都平原史前城址群、十二桥商周建筑遗址、商业街船棺墓葬遗址、金沙遗址、望丛祠等为代表的古蜀文化体系；以杜甫草堂、陆游祠、望江楼等为代表的中国诗歌文化体系；以前蜀永陵、后蜀和陵、明蜀王陵群等为代表的帝王陵寝文化体系；以刘氏庄园、陈家桅杆、洛带会馆建筑群等为代表的川西民俗与建筑文化体系；以鹤鸣山、青城山和青羊宫等为代表的道教文化体系；以邛崃苏维埃政府旧址、十二桥烈士墓及纪念碑等为代表的红色革命文化体系。
　　“两中心，六体系”战略构架是对成都历史遗产和文化资源有效的整合。它为传承成都历史文明，创建成都富有特色、内涵丰富、底蕴深厚的现代文明，提升城市精神和城市形象，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成都是全国首批历史文化名城，历史悠久，积淀深厚，资源众多，如珍珠满盒。加上蜀文化善于综融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特性，成都文化资源确实显出丰富多彩的风貌。对这样复杂而多元的成都文化，需要像金线穿珠一样，用成都文化的闪光点──水文化与三国文化作为中心，用六大体系作为金线，穿出成都的文化珠林。
　　“两中心，六体系”的构架是对成都特色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是对成都文化从古到今的历史发展规律与特征的归纳和总结。成都文化的核心是蜀文化，它有4500年以上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历史，有3000年以上蜀文明中心成长和发展的历史，有23lO多年城市建设发展的历史。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它的城址不迁，文化的中心源不迁，留下的特征很多，颇不易归纳。从留存至今的文化载体、文化环境和它的发展趋势而论，以都江堰和锦江为代表的水文化确实处于成都文化的中心地位。成都是因水而生，因水而兴的城市，都江堰和锦江是成都城市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的摇篮。成都文明的代表──奇特的江源文明、泽地文明和如锦如绣的锦江文明就是以都江堰水文化为中心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成都作为今日优秀的人居环境的典型城市，是水润泽孕育的结果。这是从生态文化角度来看的。再从文态发展的历史遗产看，武侯祠为代表的三国蜀汉文化，承袭了三国蜀汉文化和诸葛亮教化的遗产，成都成为民族智慧的化身诸葛亮成长和施展才智的圣地，是成都文化闪光点中最亮的一批星星之一。它上承古蜀文化，下启后来的成都文明，居于成都文化的中心地位。以上“两中心”是成都特色文化传承和发展的中心载体，它们在成都文化史上占着闪光点的地位，是成都文化精神的代表。用“两中心”把“六体系”串起来，正是对成都特色文化最佳展现的载体。
　　“两中心，六体系”的战略构架，有利于促进城市文化资源向文化资本的转变。文化资源变文化资本，是城市的一项系统工程。只有当文化资源和文化环境按资源配置的合理要求有效组合起来以后，它才能形成有效的产业链条和有效的产业文化。“两中心，六体系”战略正是这样一项资源变资本的系统文化工程，它为成都文化产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提供了可持续发展的动力，也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展示成都文化和谐发展的有效载体。同时，也为成都文化建设找准了城市个性展示的地方。
　　城市个性化的途径在于系统保存和保护城市的历史痕迹、历史信息和历史遗产，并把它们上升为城市的灵魂，从而在市民的文化认同中形成为城市个性的共识。“两中心，六体系”作为展示载体，有效体现了成都几千年的文化底蕴与城市地域文化(包括现代的城市文化)的结合，成为发展特色城市的最重要的历史文化资源。“两中心，六体系”的产业化，将为城市的发展带来可观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
　　在对“两中心，六体系”资源的研究、保护的基础上，打造一批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旅游品牌，将大大促进文化旅游业的发展。

二、“两中心，六体系”的文化内涵
　　1．以都江堰为代表的古代水文化中心
　　根据地质和考古资料，远古时期的成都平原森林密布，江河纵横，沼泽众多，但水患严重，是成都平原早期危害最大的自然灾害。古蜀早期先民治水的目的主要是排水，整理农田，发展生产。都江堰这一泽及万代的水利工程，就是蜀人治水经验运用和发展的结果。它的主要工程由“鱼嘴分水堤”、“飞沙堰溢洪道”、“离堆引水口”三大部分组成，分别起着排洪、泄洪、飞沙、引水等作用。1981年，都江堰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0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为世界文化遗产，是世界上著名的古代水利工程。
　　都江堰并非是一个孤立的水利工程，它的凿建，是在总结古蜀人和中原地区长期治水经验的基础上，利用特有的地理环境条件而建造的，是我国古代人民科学治水的高度总结，也是我国古代文化和科学技术的宝贵遗产。时至今日，灌溉面积超过66700公倾，仍发挥着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是世界上使用时间最长，对人民造福最久的古代水利工程。都江堰水利工程的建立，彻底改变了成都平原的水环境，基本解决了常年水患，使成都平原沃野千里，成为著名的天府之国，为成都2000多年农耕文化的高度发达奠定了基础。对以都江堰为代表的古代水利文化的研究，在科技史上，尤其是水利发展史上，具有世界性的意义；在成都市历史文化的研究中，具有探源的意义。

　　2．以武侯祠为代表的三国文化中心
　　成都是三国遗迹的聚集地。成都武侯祠位于成都市区，占地面积约180亩，由惠陵和汉昭烈庙、三义庙、园林区三大部分组成。其中，惠陵和汉昭烈庙始建于公元223年。蜀汉时曾设昭烈帝庙令、惠陵园邑令、惠陵校尉长等职。祭祀诸葛武侯的武侯祠始建于南北朝时期的成都“少城”内，公元500年左右迁至惠陵、汉昭烈庙旁。1390年明蜀献王朱椿以“君臣宜一体”为由，将武侯祠与惠陵、昭烈庙合为一体，由此形成君臣共庙的格局。因后世对诸葛亮的推崇，习惯统称为武侯祠。1961年被国务院首批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3年成立成都武侯祠博物馆。
　　除武侯祠外，成都的三国文化遗存尚有三义庙、桓侯巷、八阵图遗址、赵子龙祠墓等。武侯祠为代表的三国文化中心的构筑和完善，既有利于对三国文化的深入研究，从而扩大中华文化在国际上的影响；也有利于丰富成都的城市文化内涵，提高城市知名度。尤其是在对三国文化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发展以成都武侯祠为核心，形式多样、内容丰富、雅俗共赏的三国专题文化旅游，可以得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共同发挥。

　　3．以金沙遗址、商业街船棺遗址、十二桥商周建筑遗址、成都平原史前城址群及望丛祠等为代表的古蜀文化体系
　　三星堆等系列古蜀文化遗址的发现，是长江上游文明起源的重要实物证据。尤其是成都平原史前城址群的发现和发掘，对长江上游人类文明的起源、成都平原古蜀文明的起源提供了详实的研究资料，并将成都平原的人类文明史提前到了四五千年前。
　　成都平原史前城址群包括宝墩遗址、古城遗址、鱼凫村遗址、芒城遗址、双河遗址及紫竹遗址等，是迄今所知我国西南地区发现年代最早、规模最大、分布最密集的史前遗址群，距今约4500～4000年。城址于20世纪60年代、80年代进行考古调查时被相继发现，有用于防御的高耸城墙、礼仪性大房址、干栏式建筑、木骨或竹骨泥墙房址、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和各类灰坑，出土了大量磨制精细的石器和装饰精美的陶器。它们以新津县龙马乡宝墩古城遗址为代表，命名为宝墩文化。所有遗址建筑技术大体相同，文化性质相同，属于游团与国家起源之间的的酋邦制时期──中心聚落遗址。其中宝墩遗址约60万平方米；古城遗址位于郫县古城镇，总面积约30万平方米；鱼凫村遗址为温江区万春镇，面积约40万平方米；芒城遗址位于都江堰市青城乡，面积11万平方米；双河遗址及紫竹遗址位于崇州市上元乡和燎原乡，面积分别为1l万平方米和20万平方米。成都平原系列史前城址群是四川考古史上一次全新发现和突破，对于建立四川地区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的文化发展序列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
　　金沙遗址位于成都市区西郊二环路与三环路之间的磨底河两岸，因原属金牛区战旗乡金沙村而得名。2001年2月8日，在城市基本建设中揭露出来，至今仍在考古发掘中。金沙遗址分布面积约4平方公里以上，分别为宗教祭祀活动区、居住区与墓葬区等二大区域，遗址堆积形成时间约500年左右。在祭祀活动区，出土了大量的金器、玉器、青铜器、石器等文物和大量的象牙、野猪獠牙、鹿角、美石等祭祀用堆积物。其中，“太阳神鸟金箔”、鱼鸟纹金冠带、金面罩、各形玉琮、玉璋、玉璧、玉戈、青铜小立人、石虎、跪坐石人等文物美仑美奂，内涵丰富，象牙、野猪獠牙等祭牲遗物更是成堆堆积。居住区与墓葬区分布了大量的房基、灰坑、窖穴、陶窑、墓葬等遗存，出土了大量陶器和石器。居住区与墓葬区排列有序、等级明显，具备一定规划，居住区大都使用一段时间废弃后成为墓葬区。这对当时人们的生产及生活方式、社会结构、社会性质等的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经初步研究，金沙遗址为当时古蜀王朝的都邑，面积广大，文化堆积十分丰富，因发掘工作正在进行之中，大量有价值的信息还有待进一步的发掘和研究。
　　十二桥商周建筑遗址位于成都市蜀都大道十二桥路，是十二桥文化的中心聚落遗址，沿故郫江及支流分布面积逾5万平方米。发现有保存较完好的商代大型宫殿式木结构建筑和小型干栏式木结构建筑等遗迹，发掘出大量木桩基础、竹编墙体、大片茅草质屋顶堆积以及大量木结构建筑。在商、西周地层中出土大量的陶器、石器、骨器及卜甲、铜器。十二桥遗址是继成都平原系列史前城址群后的重要古蜀文化遗存，其木结构建筑遗迹的发现为研究古代蜀地的建筑形制、建筑风格、营造技术提供了重要的謇物资料，是对中国建筑史内容的重要补充。
　　商业街大型船棺遗址位于成都市区商业街，为古蜀国晚期(战国早期)蜀王家族墓葬，墓坑长30.5米，宽20.3米，同一墓坑内安置大小棺木30多具，其中最长船棺18.8米，直径1.5米，为树龄上千年的楠木刳制而成，该墓葬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大规模的船棺葬。所谓船棺为整木雕造成独木船形作为葬具，死者与随葬品一同装殓其中，为四川、重庆地区古代巴人和蜀人一种特有葬俗，一般为竖穴土坑葬。商业街大型船棺葬遗址出土大量陶器、漆木器、竹编器，其中漆器包括编钟、编磬等古乐器架和鼓、竽等乐器，及几、案、盒、豆、梳、篾、席等生活用具，风格古朴典雅，装饰图案仿中原铜器。
　　郫县望丛祠位于郫县城南，是纪念古蜀国望帝杜宇和丛帝开明的祀祠。原为丛帝庙，南北朝齐建武年间，益州刺使刘季连将原灌县的望帝祠(在今二王庙处)迁至郫县为望丛祠，距今已有1500余年。望丛祠历代均有损毁和修葺，祠内有望帝和丛帝陵冢，古柏百余株，现占地已达100余亩，主要为清代建筑。望丛祠虽不是古蜀国文化遗址，但作为对古蜀王朝两大蜀王(杜宇和蚕丛)的祭祀圣地，是古蜀文化传承和历史延续的见证。
　　成都平原上的古蜀文明史体系的建立，有着重要的价值：
　　一是在中国文明史上有重要的地位。中国古文明是多源并起的，黄河文明与长江文明是两支主体文明，它们都是中国文明的摇篮。成都平原上的古蜀文明史系列的建立，弥补了长江上游古文明性质和特色系统认识的不足，把它同中游楚文化、下游越文化联系起来，则完整而清晰地构成了长江文化龙的完美画卷。而成都平原的古蜀文明体系则为这一完美画卷增添了一个重要内容。
　　二是从三星堆到金沙遗址、十二桥遗址，再到商业街战国船棺墓葬遗址，恰好构成南北纵贯的蜀文明发展中轴线。这条中轴线正是成都城市文明发展的基础，也是成都城市人居环境历代发展的建筑基准线。这条中轴线正好同都江堰扇形水系的龙脊高地走向相一致，是成都水文化发展的结果。对这条中轴线传承的文脉格局和历史信息，今天需要保护和弘扬，它是今天人文成都有形的历史遗产。
　　三是利用旅游环线展现古蜀文明的完整面貌，本体系的建立有特殊的价值。现在，只有三星堆博物馆供游人参观，其它遗址均未开放。即使都开放，也要组织成为观览体系，方能使游客观赏和领悟古蜀文明的特殊面貌和主要特色，而这正是成都旅游发展的优势和强项所在。把古蜀文明遗址从成都平原宝墩文化诸遗址到三星堆、金沙遗址和商业街船棺遗址串连成为旅游线路，还有利于捆绑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这些古蜀文明遗址串连起来，自成体系，自成系列，构成蜀文明发展的完整链条，成为独具特色、可以震惊世界的特色文明，比分散的遗址作为分散的景点有价值得多。

　　4．以杜甫草堂、陆游祠和罨画池、升庵祠和桂湖为代表的中国古典诗歌文化体系
　　杜甫草堂位于成都市西郊浣花溪畔，总占地面积200余亩，为唐代大诗人杜甫流寓成都，在浣花溪筑茅屋而居的故宅旧址。原建筑在中唐后已不复存在。北宋元丰年间重建，立祠宇。元、明、清改建和修葺。明及清嘉庆十六年(1811年)的两次修建，大体形成了草堂现有的格局和规模。现主要建筑有大廨、诗史堂、柴门、工部祠。2001年，在杜甫草堂园区内，发现唐代遗址，发掘出唐人生活遗迹和大量生活用品，印证了杜诗中对唐代川西平原居住环境和生活情景的描写，进一步丰富了杜甫草堂的历史文化内涵。
　　陆游祠位于崇州市崇阳镇大东街南罨画池内。2001年公布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罨画池，是以古典园林罨画池为主，集园林、祠庙为一体的古建筑群。包括罨画池、文庙、陆游祠等三个部分。现存清代各个时期的建筑5945.85平方米。其中，陆游祠主体建筑采用四川民居四合院布局，自明代建成以来，便是西南地区纪念陆游的惟一专祠。
　　升庵祠在新都桂湖内。新都是杨升庵的家乡，桂湖是明代状元杨升庵的故居。
　　望江楼又名崇丽阁，在成都市东锦江南岸，为清代纪念唐代著名女诗人薜涛而建。其中的濯锦楼、吟诗楼、五云仙馆、浣笺亭、薜涛井等，传说为薜涛濯锦、吟诗、取水制薜涛笺的遗迹。
　　把杜甫草堂、陆游祠及罨画池、望江楼等名胜组合成为中国诗歌文化的展示体系，有着特殊的意义，是成都文化史上又一闪光点：
　　第一，成都是中国诗赋发展的一个中心。汉大赋的奠基者汉代司马相如、严君平、杨雄、王褒是“文章冠天下”的蜀中四大文学家。“情节家之心，苞括宇宙，总搅人物，斯可得于内，不可得而传”，正点出了成都作为汉赋故里那包容天下的胸襟和放眼世界的气度。
　　第二，成都在中国诗歌史上自古以来有三大特征：一是“自古诗人例到蜀”。蜀中的江山形胜和山水奇构，是孕育诗人灵气，陶冶诗人性灵的绝妙环境，故从汉唐以来，名诗人都要到蜀一游。从魏晋时期的张载、鲍照，到初唐四杰、杜甫、张九龄、岑参、张籍、刘禹锡、李商隐，前蜀韦庄，宋代陆游、范成大，到清代吴伟业、何绍基等，均在成都留下了游历足迹和吟颂诗篇。其中，杜甫和陆游宦游四川，不仅留下了华丽的诗篇，而且蜀中山水还成了杜甫、陆游成长为诗圣、词圣的沃土佳壤。
　　二是“巴蜀自古出文宗”。汉代的司马相如、杨雄，唐代的陈子昂、李白，宋代的三苏，明代的杨升庵，清代的张问陶、李调元，近代的郭沫若、巴金，都是出生在成都或受成都文化熏陶而成的文化巨人。他们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雄踞“文宗”地位，是秀冠华夏的大文豪、大诗人。
　　三是“蜀女自古多才”。女诗人的代表是薜涛和花蕊夫人。花蕊夫人的“宫词”用清新隽永的诗歌语言描写其亲历、亲见、亲感的宫中生活，达到宫中女性写宫中事的高峰。
　　因此，把大邑文君井与文君公园、杜甫草堂、陆游祠、望江楼等为代表的组织成为古典诗歌文化体系，具有深厚的内涵，又有非常华美的观赏性。尤其是借助草堂和罨画池，打造成为中国诗歌原创的展示地，进一步开展中国诗歌节和国际诗歌节活动，使成都通过中国古典诗歌文化体系的构建，传承成都作为中国诗歌圣地的传统，进一步成为中国诗歌游的胜地。

　　5．以前蜀永陵、后蜀和陵、明十陵历史文化风景区等为代表的帝王陵寝文化体系
　　永陵位于成都市西三洞桥，系五代前蜀皇帝王建陵寝。于1942～1943年发掘。墓呈圆形，封土高15米，直径80余米。墓室由14道石券构成，分前、中、后三室，全长23.4米。须弥座式石棺床，两侧透雕12力士像托棺像，东、西、南三面浮雕24伎乐演奏琵琶、笙、笛、鼓等。石室御床置王建真容石刻坐像。墓内出土有玉大带、哀册、谥册、银器等珍贵文物，高度反映了前蜀经济、文化的繁荣。其中，棺床上雕刻精美的24伎乐浮雕完整展现了唐五代时期宫廷的乐队组合，反映了中西音乐文化的大融合，在中国音乐史上占有极高的地位。
　　孟知祥墓，史称“和陵”，是五代十国时期后蜀皇帝孟知祥与其妻福庆长公主的合葬陵墓。陵墓位于成都市北郊约7公里的磨盘山南麓，占地约5亩，于1971年发掘。由于早年被盗，出土器物有残哀册、谥册、福庆长公主墓志、玉花、青瓷碗、碟、铜镜等物。陵墓分墓道和墓室两部分，青石砌面，墓门为牌楼式仿木建筑，彩枋四柱刻浮雕，两侧内壁彩绘人物。墓室型制独特，为分左、中、右三室并列的穹窿顶。主室居中陈放棺椁，两侧为耳室放随葬品，三室有门互通，墓冢封土下部四周中为青石砌的石墙，周长77.4米。该墓为一座工程浩大、反映和体现了北方游牧民族沙陀部(蒙古族前身)文化背景的独特陵墓。
　　明十陵历史文化风景区是以明代宗室亲王蜀藩王家族陵墓群为文化主题的文化风景区，地处成都东部原十陵镇，内包括蜀王第三代朱友埔陵、第六代怀王朱申支陵、第七代惠王朱申凿陵、第八代昭王朱宾瀚陵、第九代成王朱让栩陵、僖王原配赵妃墓、继妃墓、僖王胞兄黔江悼怀王墓、成王次妃墓、一无名藩王墓及经发掘后异地保护迁于此的定王次妃墓和双楠的太监墓群。其中明蜀僖王陵在1978年发掘清理，1996年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墓通长31.7米、宽8.96米。其地宫为仿宫室的三进四合院建筑，分大门、前庭、二大门、正庭、正殿、中庭和后殿七部分。三庭左右均建有硬山式厢房。其庭、殿、厢房均为琉璃建筑。墓内刻绘有莲荷、牡丹等精美的朱彩图案纹饰，在建筑艺术上极富特色。该墓早年被盗，所出随葬品主要有各类釉陶俑、釉陶器、瓷器和乐器、明器、武器明器等500多件。
　　构筑成都帝王陵寝体系，主要是为展示成都帝王陵寝文化的特色。中国帝王陵寝分为中央王朝陵寝和地方王陵两类。两类各有其特点和价值，构成源远流长的、丰富多彩的陵寝制度和陵寝文化。以永陵为代表的成都帝王陵寝文化体系(包含前后蜀的永陵、和陵、明代十余座藩王陵及众多的王府宦官陵)，是地方王陵文化的典型代表。把地方王陵加以体系化并集中展示，可以集中地反映当时的文明程度，反映社会生活的发展高度，特别是永陵24伎乐石刻，集中代表了唐代由雅乐向宴乐转型，由清乐向龟兹乐发展的汉民族音乐发展的盛况和高度，是唐代成都作为古代东方世界音乐之都的实证，具有很高的艺术再生价值。因此，成都帝王陵寝制度展示体系的构建，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6、以刘氏庄园、陈家桅杆、湖广会馆、广东会馆、川北会馆等为代表的川西建筑与民俗文化体系
　　刘氏庄园在成都市大邑县城东南14公里的安仁镇，原系大地主刘文彩及其5兄弟的公馆，始建于清代中叶。1920～1940年代间，随着刘氏家族的“暴发”，此处形成了一组总面积达6万平方米以上的庄园建筑群，其建筑规模宏大，富丽堂皇。老公馆布局较为零乱，是刘文彩于30年代陆续修建；新公馆布局规整，事前规划颇有西欧哥特式建筑风格。塑于老公馆内的泥塑群像《收租院》，为1965年集体创作，其艺术价值蜚声海内外。除该组庄园外，整个安仁镇上还有20余处建于民国时期的公馆建筑群，整体保存较为完好。刘氏庄园及安仁镇公馆建筑群是中国近代民居由传统建筑向近代建筑转型的集中反映，是川西平原绅士公馆建筑与民居建筑同西方建筑技术相结合的典型代表。
　　陈家桅杆位于成都市温江区寿安乡天鹅村，始建于清同治三年(1864年)，为翰林院学士陈宗典所建，是一所集住宅、宗祠、园林三位一体的庭院，占地约10亩。整个建筑大小12院，布局大方典雅，因门前竖有双斗桅杆，故称为“陈家桅杆”。院内正面壁有石刻主人真像和陈氏宗谱，两端石砌牌坊大门，中有戏台，四周为万年台、走马转阁楼。院西有亭阁水榭、鱼池石山，疏密有致，浑然一体，竹树掩映，清雅绝尘。
　　湖广会馆、广东会馆、川北会馆均位于成都市东龙泉驿区洛带镇，前二者始建于清乾隆年间，清末民初重修；后者始建于清同治年间，1996年由市区卧龙桥街迁建于此。其中，湖广会馆又名禹王宫，原为三殿四院，现无前殿，但厢房尚存，为木结构单檐悬山式，一楼一底，中殿卷棚式筒瓦勾头滴水房盖，抬梁式梁架，通高8米。后殿硬山式小青瓦滴水房盖，通高8.50米。后院厢房与中殿和后殿连通为走廊，两侧有左右侧院。广东会馆现存一殿两院及厢房，占地902平方米。前殿卷棚式绿色玻璃筒瓦房盖，通檐用二柱，一楼一底，通高16米。川北会馆现存有大殿、乐楼。大殿高lO.74米，采用抬梁式屋架，单檐硬山式屋顶。乐楼位于大殿正面，高12.4米，屋顶为正方形重檐歇山式，复以筒瓦，为我市惟一保存较好的乐楼。这批会馆为外埠人在成都从事商业活动和娱乐聚会的场所，多为同乡之间集资兴建，是成都旧时商业经济发展的重要见证，也是研究清代戏剧等文化生活的实物例证。除此之外，成都城内还有2l座市级文物保护的传统民居建筑。
　　由刘氏庄园及安仁公馆建筑群、洛带会馆建筑、温江陈家桅杆以及传统民居组合而成的成都建筑特色体系，为我们展示了一幅近代成都社会生活的历史画面，是研究民国时期成都城乡经济和坊镇商业经济的重要史料。
　　这一建筑文化体系的构建，还为成都地域建筑特色风貌的展示，落实了观赏性很强的载体。川西平原传统建筑总体色调为复合灰色，其总体风貌是木穿斗结构，小青瓦屋顶，灰空斗砖墙，白竹编泥壁，沿街联排店居鳞次栉比，高低错落，巷内四合院有大小变化，布局中规中矩，相互关系协调。清代末民初以后，中西或完全西化的建筑样式和建筑技法逐渐融入成都传统建筑文化。蜀派传统建筑的轻巧通透，雅致含蓄，造型多变和飘逸浪漫的神韵及其建筑元素，均可在上述建筑文化体系欣赏到它。从旅游角度讲，将上述民居建筑构筑为展示体系，也大大有利于成都平原建筑特色的有机整合，还有利于城市的地域建筑文化的传承与创新的高度结合，成为都市场镇旅游的新亮点。

　　7．以大邑鹤鸣山、青羊宫、青城山等为代表的道教文化体系
　　成都是道教的起源地，大邑鹤鸣山是道源的发生地，都江堰青城山是张陵最早传教的道坊，青羊宫本名青羊肆，是老子会关令尹喜传授道书的最早的地方，而彭州阳平治则是张陵建立的24治教区中最早的第一教区。
　　道教起源于鹤鸣山中。《后汉书·刘焉传》：“张鲁，字公旗。初，祖父陵，顺帝时客蜀，学道鹤鸣山中，造作符书，以惑百姓。受其道者，辄出五斗米，故谓之米贼。陵传衡，衡传于鲁。”又《魏书·释老志》载：“张陵受道鹄鸣(今大邑鹤鸣山)，因传《天官章本》千有二百，弟子相授，其事大行。……其书多有禁秘，非其徒也，不得辄观。至于化金销玉，行符敕水，奇方妙术，万等千条。上云羽化飞天，次称销灾祸……”《华阳国志·卷二》：“汉末，沛国张陵学道鹤鸣山，造作道书，自称‘太清玄元’，以惑百姓。陵死，子衡传其业。衡死，子鲁传其业。”在道教中，以张道陵为“天师”，张衡为“嗣师”，张鲁为“系师”，是为道教“三师”。鹤鸣山既是道教祖师张陵修道之所，又是昆仑仙宗的发源地。至今，在大邑鹤鸣山中，尚有部分古代道教宫观的遗址和遗迹。
　　都江堰青城山为道教最早的传道道场，是天师道的祖山，为道教“十大洞天的第五洞天”，山上宫、观林立，有常道观(天师洞)、上清宫、建福宫、圆明宫等著名道教建筑。常道观建于隋大业年间，唐代改名常道观，其后的天师洞传说为张天师的修道之所，孙思邈、杜光庭等著名道教名家曾在此修持。在天师洞皇殿内，至今仍保存着唐玄宗为解决青城山佛道之争而下的御笔诏书石碑。碑高1.4米，宽O.7米，厚O.1米，为研究唐代佛道教关系的重要文物遗存。唐开元时，玄宗因青城山佛道相争，特敕书“观还道家，寺依山外旧所”。早在西晋时，有著名道士范长生隐居青城。五代时，蜀国国师杜光庭在青城山修道了30余年，圆融各派教义，被誉为“一代宗师”。南宋以后，天师道即“正一盟威之道”兴盛于青城山。到清康熙年间，遂为龙门派道士陈清觉所创建的“全真道龙门派丹台碧洞宗”所代替，青城山遂成为天师符录派与全真内丹派的圆融之所。青城山的道士·张孔山所谱道教音乐古琴曲《流水》，1977年被美国“旅行者二号”宇宙飞船带入太空，成为传递人类信息的第一曲。青城天下幽的自然风光和悠久的历史文化，已成为宝贵的世界文化遗产。联合国首席专家莱斯·莫洛伊博士考察青城山时，曾盛赞“青城山是东方最美妙的地方之一”。
　　成都的青羊宫，本名青羊肆，相传为道教始祖老子化身降临讲经度上古真人关令尹喜成仙的地方，唐末僖宗皇帝敕命于其地修建青羊宫。前、后蜀时期蜀国君主皆崇尚道教，前蜀后主王衍、后蜀后主孟昶皆亲受道禄。由于青羊宫传为老子讲经处，至宋代遂成香火鼎盛的海内道教名观，至今香火不衰。青羊宫现占地面积44662平方米，有灵祖楼、混元殿、八卦亭、三清殿、玉皇阁(斗姥殿)、降生台、唐王殿、说法台等清代建筑。
　　儒、释、道三教合一的纯阳观位于成都市新津县城西顺江乡平岗村。纯阳观建于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部分建筑续建于1919年，为川西一处重要的近代建筑遗存。现有吕祖三丰殿等道教建筑。纯阳观建筑规模宏大，装饰雕刻精美，艺术价值甚高。
　　将上述道观及遗迹串连起来，可构建为有成都特色的道教仙游文化展现体系。成都是道源的发祥地，是昆仑仙宗的发源地，它与东部的蓬莱仙宗是两个不同的系统。这正是成都道教的特点所在。构建成都特色道教文化体系，就是为了突出西蜀道家文化的特征，引起人们对“成都仙游”的兴趣，“仙游”正是成都城市游的魅力所在，宜于构筑为道教旅游文化体系。

　　8．邛崃石塔寺区苏维埃政府旧址、十二桥烈士墓及纪念碑等为代表的红色革命文化体系
　　成都也是有着长期革命斗争历史和红色文化孕育的地方。早在1935年11月，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之30军、31军所属25师、88师进入邛崃县境内，转战高何、天台、三和等十余个乡镇后，在高何乡石塔寺建立了区苏维埃政府。在区苏维埃政府领导下，成立了游击队、少先队、妇女会等组织，打土豪、分田地，发动群众运粮支前，参加红军。红军在苏维埃政府和群众的支持下，先后打了一系列胜仗。后因战略转移，红军于1936年2月下旬撤离邛崃县境，前后共驻留了117天，为我们留下了成都景区内唯一的红军苏维埃政府旧址，该旧址内现有红军在邛崃期间镌刻于各处的石刻标语口号42块，现辟为红军碑林，供游人参观、凭吊和纪念。
　　位于成都市文化公园内的十二桥烈士墓，墓园平面呈正方形，占地178平方米，石级石栏，苍松翠柏，庄严肃穆。1949年12月7日深夜，国民党反动派将关押在城西将军衙门政治监狱中的36位中共党员、进步人士和爱国学生，秘密用汽车运到十二桥畔杀害。1949年后，人民政府将烈士遗骨火化后，于1950年安葬于十二桥烈士墓，后搬迁至文化公园内。
　　在我国现代革命史上，从北郊磨盘山的“二·一六”革命烈士墓到邛崃苏维埃政府旧址；从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川西特委军委委员车耀先、四川特委书记罗世文在“努力餐”艰苦工作与慷慨就义的英雄事迹，到十二桥烈士的事迹，为我们展示了近代中国第一、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及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成都人民参加革命的完整历程，形成为完整的中国革命文物成都教育的链条，为我们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提供了丰富的实景实物资料，为“红色之旅”提供了有价值的观赏性甚高的旅游文化资源。
　　由上述分析，我们可看到：“两中心，六体系”的战略构架，是对成都市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的高度概括和总结，同时“两中心，六体系”所涵盖的历史文化内涵，是成都城市文化的重要渊源。一个城市的特色和性格是由城市理念系统、城市形象系统和城市行为系统的特色总和构成的。其中，历史文脉的传承和历史记忆的重建和保留，是一个城市的深厚积淀，正是它构成了一个城市特殊的面貌。成都“两中心，六体系”的文化战略，既是成都城市形象特色系统的生动展现，又是城市理念特色系统生动的载体。同时，这一战略体系的明确构筑，也有利于城市行为特色系统的实践，有利于提高全体市民的文化素质和科学素质。成都“两中心，六体系”的文化战略，还有利于将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化资本，转化的途径就是发展以文化创意为龙头的文化产业。“两中心，六体系”为创意产业提供了基本的思路，同时也是产业的系统化、整体化、特色化的一种思维方式和实践方式。这一战略构架最大的优势是：它突出了成都城市的性格和特色；突出了成都文化史上的亮点，使之容易成为展示特色的载体；突出了这一展示体系的实践性和可操作性，同时因其内部的逻辑联系而具有很大的学术价值。沿着这一总体思路发展下去，有助于促进成都特色文化的现代化进程。

注释
　　郝康理，中共成都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尹建华，成都市文化局副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