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6月8日，中共中央为了统一晋绥与陕甘宁两个地区的财政经济，决定组织财经委员会。委员由陕甘宁和晋绥两区的主要负责人和从事财经工作的干部共19人组成，林伯渠任主任，贺龙任副主任。这样，从1942年下半年开始，贺龙即以很大精力参预领导两个区域的财政经济工作，在解决陕甘宁边区的财政经济问题上，出力尤多。
　　由于国民党顽固派的严重封锁，1942年，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十分困难，情况极为严重。毛泽东将此比喻为抗日的暗礁。他说：“什么是抗日航船今后的暗礁呢？就是抗战最后阶段中的物资方面的极端严重的困难。”①为了克服困难，绕过暗礁，毛泽东亲自调查研究，写出了解决抗日根据地财经问题的历史性文献《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提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在毛泽东写作这篇文章的过程中，正值中共中央西北局召开高级干部会议，以整风精神，讨论中共西北党组织历史上的路线争论，总结经验，纠正当前工作中存在的种种偏向，确定边区当前的中心任务和措施。毛泽东委托贺龙将这个文件在会上进行传达，以期展开讨论，听取意见，统一思想，教育干部。12月21日，贺龙将毛泽东写好的前六部分印发给与会人员，并在会上作了传达这一财政经济工作大纲的长篇发言。一个礼拜以后，毛泽东写完了文件的后三部分。29日，贺龙就后三个部分作了第二次传达性发贺龙在传达发言中，着重强调了发展生产对克服财政经济困难的重要性。他说：“毛主席指出的‘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是我们经济工作与财政工作的总方针，它不是单纯从财政收支上解决问题，而是以发展公营经济与私营经济来保障军民供给”。“他把发展生产看成是解决一切问题的中心环节”。“我想，他的这个想法很正确。如果不生产，让天上往下落吗？天上也落不下来。落下来的是雨，而雨有时候也不落；靠我们的国家①？国家一个饷也不发，子弹也不发，什么也不发。那靠什么呢？就靠自己。我们边区政府是穷的，只有靠自己生产。”所以“你要是对生产取消极、轻视、忽视的态度，就是违反抗战与革命的利益。”在发言中，他特地表扬了几位在边区发展生产中作出贡献的知识分子。一个叫沈鸿。贺龙说：“他是个大学生，又是个专门家，他自己在上海有机器、有工厂，抗战以后，马上把机器搬到我们边区来，帮助我们造了全套的造枪机器”。“他不是共产党员，在我们这里非常艰苦，埋头苦干，对我们边区发展工业有很多帮助。”第二个叫钱直道。贺龙说：“他是个工程师，他到边区来把无烟火药制造成功了。他帮助我们抗战，特别对军事工业有很大贡献。”第三个叫林发。贺龙说：“他是研究玻璃的，过去试验造玻璃有人反对他，结果试验成功了，解决了我们很大问题。”第四个叫陈正霞。贺龙说：“他是个技师。我们延安，以前有些破烂机器，后来他把机器修起来了，把工厂支持住了，搞起来了。今天不但没有停产，而且发展了。”还有一个叫华绍真。贺龙说：“他是个科学家，是个工程师。我们印钞票到处买纸，买不到，他利用边区的材料把纸造出来了，再加把力，其他各种纸张也可以造出来。”贺龙在会上大声疾呼：“他①毛泽东：《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①这里指的是由国民党执政的中华民国。
　　们是坚决抗战的。这些人对我们边区有这样大的帮助，自己搬机器来，埋头苦干，什么话也不讲，只要工作，我们应当尊敬他们。”
　　西北局高干会议以后，成立了西北财经办事处，作为财经委员会的办事机构，负责具体管理边区财经工作。贺龙兼任财经办事处主任。
　　当时，财经工作中最重要的问题是人不敷出。贺龙与林伯渠及财办人员商量以后，决定采取一个特殊办法：边区政府拨给各军分区500万元，由各分区包干自行解决各地区的经济问题。这样，暂时摆脱了政府收支不平衡问题，但却加重了军队的负担。贺龙把各分区和各旅的领导人找来，对他们说：“过去，水是顺流的，由上往下；43年要由下往上流。上面向下面要饭吃，因为你们有生产力量，有商店、骡马店、运输队，有基础嘛。”“你军队吃什么，地方干部就吃什么；你穿什么，地方干部就穿什么。地方上没有饭吃，没有衣穿，没有办公纸张就向你要。上面总共补助500万元，其余的要军队来负担。”他下令各分区成立财经委员会，统一领导军队、地方的财经工作，以集中财力，分区包干，渡过困难。这种包干的办法，虽说加重了军队的负担，但也提高了各分区生产的积极性和解决本区财政经济困难的责任感，作为解决入不敷出的应急措施，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然而，从长远来看，这样做只能是权宜之计，根本问题，一是要增加边区政府的收入，二是要发展生产。当时，陕甘宁边区和晋绥根据地最主要的收入来源是向国民党统治区输出食盐和别的土特产，但是，由于没有统一领导，各做各的生意，肥水外流，边区政府得不到应有收益。财办成立后，抓紧时间，建立了边区政府物资局，把陕甘宁和晋绥两个区域的贸易统一管了起来。对食盐和各类外销的土特产实行统销。这样一来，边区政府的收入就有了保证。
　　发展生产是解决边区财经困难的根本出路，而发展生产需要资金。边区银行因为资金有限，所以，在发放农业贷款时规定必须有一定的抵押。没有东西抵押，就不给贷款，这样，大部分资金便到不了某些基层生产单位和农民手里。贺龙认为这种做法虽有道理，却不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银行资金大部分应当用到发展生产上去。钱放在银行里，怎么发展生产？不发展生产，政府不可能增加收入，银行资金也不会充裕。他亲自去找银行行长朱理治，对他说：“今天的问题是要发展生产，你应当把票子投到生产上去，你说对不对？”朱理治说：“没有抵押，资金收不回来就麻烦了。”贺龙说：“你不给他票子，他没有资金扩大生产，那来抵押？你帮他发展了生产，他就有了钱，不就可以还你？何况，生产发展了，政府收入多了，你银行的资金不也多了吗？”经过一番谈话朱理治赞同了贺龙的想法。为了解决金融问题，贺龙又从晋西北调集了数百万元法币，以充实银行的实力。1943年，边区银行对机关、部队的生产投资比1942年增长了38倍，向农民发放的农业贷款增长了10几倍，在发展生产上，发挥了应有的作用。贺龙在1944年总结说：“如果没有这一笔资金投下去，没有这批马兰草的票子①，那我们去年的生产成绩是不会这么大的。”经过一年的努力，到1944年春，边区财政经济情况开始好转。这一年，陕甘宁边区扩大耕地100万亩，增产细粮16万石，运销30万驮②盐和土特产，种棉花15万亩，织布10万匹，工业也有了发展，人①即陕甘宁边区银行发行的钞票，简你边币，是用马兰草为原料制造的纸张印刷的。
　　②指一头骡子所驮重量。
　　民生活得到了改善。
　　但是，大家仍很注意艰苦奋斗、勤俭节约。那时是供给制，伙食费是很少的。中其中央的一些领导人一般也只吃些白菜、土豆、萝卜之类的蔬菜。
　　1944年冬，贺龙因为有病住进了医院。负责管理贺龙生活的警卫排长，看见贺龙几乎天天吃白菜、萝卜，心里很不安，想改善一下伙食。有一次，他买了半斤木耳。谁知，吃饭的时候，贺龙把他叫去了，问他：“我1个月多少钱伙食费？已经吃去了多少？还剩多少？1个月吃上一两次木耳要超支多少钱？你给我算一算。”警卫排长一时算不出来，愣在那儿。贺龙对他说：“前方部队天天在打仗，他们吃的是什么？我们有白菜、萝卜吃就不错了。你买半斤木耳就化了半个月的伙食费，那怎么行？”他又说：“你们总觉得天天白菜、萝卜单调，可以动脑筋想办法花样翻新嘛！萝卜，就可以切成丝炒，也可以切成块、切成丁炒得脆脆的，还可以盐腌着吃，不就不单调了吗？”
　　从此以后，警卫排长再也不敢给贺龙买贵一点的东西吃了。
　　矛盾是普遍存在的，旧的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又会出现。虽然军民动手，丰衣足食了，但是，由于盐和土特产滞销，财政收入减少，出现了亏空，银行由此增发了近10万元边币，结果，金融波动，通货膨胀。1943年10月，财经办事处为制止通货膨胀，曾紧急建议中共中央西北局作出决定：紧缩开支，回笼货币，停止发行钞票。但是，由于财政周转不灵和在财经工作上存在闹独立性的倾向，这个决定在实际工作中未能得到认真贯彻。
　　1944年初，财经委员会和财经办事处决心解决这一问题。贺龙及其他财办领导人，召开座谈会，摸清情况，听取意见，研究对策。贺龙多次找银行、物资局、财政厅等单位领导人个别交谈，分析情况，统一思想。在作了充分准备之后，财委把这一问题提到中共中央西北局于3月4日召开的以讨论财政金融问题为主要内容的高级干部会上，请大家畅所欲言，想办法、出主意。
　　3月27日，贺龙根据会议的讨论情况作了总结报告。贺龙分析了这次边区金融波动的原因。他说，首先是“有些同志对边区经济特点认识不清，不尽大的努力去发展边区的自给工业，而是单纯依靠贸易解决问题，以为物资局一成立，万事大吉，天下太平，有了点土特产，什么问题都解决了”。“第二，在思想上有严重的主观主义，不了解具体情况，以笼统的估计代替确实的调查”。“第三，在工作作风上有官僚主义倾向，有的土产公司做生意有什么‘三不买九不作’之类”。“第四，在组织上有闹独立性的错误，各自为政，使党的政策不能贯彻”。对此，他以一个共产党员勇于负责的精神承担责任。
　　他检讨说：财经工作中的这些问题，“我要负总的责任，因为我是办事处主任。虽然过去对财政厅、物资局、银行都有批评。但总的责任我要负。他们在工作中政策执行得不好，票子发得多，闹独立性，主观主义、官僚主义，这些都因我们领导上有缺点，这些错误我们一定深刻认识”。“去年，毛主席写了一个财政经济的报告，写了1个月，是很费脑子的事。我们做的结果怎样了呢？结果金融波动，物价波动，对外贸易做得不好，管理得不好，一直到今天这些东西还没有完全克服。我们花了一些代价，取得了这些经验教训”。对于今后边区的财经工作，他在报告中提出了以生产节约，开源节流，稳定金融，巩固边币为中心的五点建议，并指出：“财经部门的干部要执行政策、执行法令，又走群众路线，照顾群众，这样才算有党性。”
　　贺龙的这一报告，集中了大家的意见，符合边区财经工作实际，得到了赞同。中共中央西北局对此作出了相应的决议。此时，陈云被任命为西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协助贺龙加强对边区财政金融的领导。
　　在晋西北，贺龙是生产运动有名的倡导者，来到延安以后，又兼任财委副主任，组织全边区的生产成为他分内之事。他尤其重视军队的生产运动。
　　到延安不久，他就同王震到南泥湾去看望在那里屯田的三五九旅七一八团。
　　团长陈宗尧向他汇报说：“1941年来到南泥湾，1年内就开荒播种1.22万亩，收成不错。”他请贺龙、王震去看看他们团种的庄稼，养的猪，请他们同战士们一起吃一顿饭。
　　贺龙和王震在部队开饭的时候，从一个连走到另一个连，检查他们的伙食情况。贺龙揭开一个又一个用白布盖着的菜桶，高兴地喊起来：“啊，这红烧肉烧得好！”“豆腐煎得两面黄，炊事员同志真是费了工夫了。”王震说：“陈宗尧这里可有几个好炊事员。”陈宗尧在一旁得意地笑着。贺龙看了另一个连队的伙食，笑着说：“唷，碗碗都是辣子。这是南方菜嘛！这是哪个连？”陈宗尧回答：“十一连。”贺龙说：“我就在这里吃饭了”，说着，拿起一个馒头嚼了起来。
　　一边吃一边说：“馒头蒸得好。我带几个回延安去。”吃完饭，贺龙对王震和陈宗尧说：“生产方面你们已经打下了坚固的基础，全团有近千头猪，但还要好好生产，让每个战士吃得胖胖的，脸色红黑红黑。你们也要把屯田的经验好好总结一番。”王震、陈宗尧点头称是。
　　1942年12月，贺龙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就毛泽东的《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作传达性发言时曾详细介绍了三五九旅从事农业生产的成绩和经验，并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提出：到1942年，边区大多数部队应该完成自己所需粮食和被服的百分之八十，一部分军队如三五九旅应该完成百分之百。之后，贺龙一面深入部队检查督促，一面在边区报刊上发表文章，在各种会议上讲话，根据生产情况，在不同阶段提出不同的要求，以推动部队的生产运动。1943年3月，他提出了开展生产大竞赛的建议；4月，他号召部队要做到自给自足，而且，要有多余的粮食送给政府机关；1944年，他又提出，为了减轻人民负担，节约政府财政开支，部队要为完成10万石细粮而斗争。这些建议，都是在总结了前一阶段生产情况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既能鼓舞群众，又有完成的实际可能，因此，成为各个阶段推动边区部队生产运动的动力。
　　1943年春，国民党掀起了第三次反共高潮。守备部队的备战活动紧张起来。在这种情况下，生产还搞不搞？有人说，一搞农业，就要影响战备工作，主张暂时放弃生产。贺龙分析了反顽斗争总的形势，认为仗不一定打得起来，但是，不能放松打仗的准备，有备无患嘛！生产呢？也不能放弃。他提出了“一手拿枪，一手拿锄”的口号，并且向守备部队建议：战斗与生产来个“分兵把口”，在前面挖好工事，筑好碉堡，加强守备，在碉堡与工事后面开荒种地，搞好生产。他的这一主张得到了部队的拥护，都照着办了。结果，守备部队既保卫了边区，又发展了生产。贺龙后来风趣地对大家说：“我们在紧张的时候筑碉堡，在碉堡后面开荒种地，并且喂了猪鸭鸡兔。这些东西得到得不到呢？得到了。猪鸭鸡兔，我们都吃了，但是，在碉堡那边的顽军，连我们的一根鸡毛也没吃上。”
　　在贺龙领导下，边区部队的生产运动搞得轰轰烈烈。1943年开荒20余万亩，占了全边区开垦荒地总数的三分之一，共收细粮3万石，三五九旅做到了粮食自给。三五八旅、独一旅等其他边区部队做到了粮食大部自给，蔬菜全部自给。边区部队共养猪1万余头，羊1.5万只，每人每月可吃到3斤肉。边区部队建立了11个纺织厂，年产布40万匹，还织了许多毛毯、毛巾，做到了丰衣足食，兵强马壮。这是古今中外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事。
　　贺龙来到延安不久，由于感情不合，与骞先任离婚了。延安的一些热心人就忙着为贺龙当起红娘来。西北局组织部长陈正人把中共延安县委组织部长薛明介绍给贺龙。
　　薛明是河北霸县人。抗战开始后，一直从事抗日群众工作。她带了一支青年妇女抗日队伍，从北平辗转到长江以南，宣传抗日。1938年，经新四军江西办事处介绍，她来到延安，先后在中共中央党校、妇女大学学习，后来去清涧工作，成绩突出，曾被选为县参议员，后调任中共延安县委任组织部长，是西北局着意培养的妇女干部。
　　1942年春的一天，西北局书记高岗陪贺龙来到延安县委。县委书记和薛明接待他们。高岗对贺龙说：“这就是薛明同志。”贺龙同薛明握了握手。
　　谈话中，他问薛明：“你认识叶群？”薛明说：“认识。”贺龙说：“今天是星期天，同高书记到这儿来转转，问点情况。我知道你同叶群是朋友。叶群在马列学院把林彪同志的信给同学们看，这很不好。谈恋爱嘛，你要不同意，就算了。为什么把林彪同志的信给别人看呢？你俩很熟悉，你是不是可以告诉她，不要这样做。”叶群是同薛明一道从江西来延安的，彼此是很熟悉的朋友。薛明感到，叶群这样做确实不对。贺龙的态度很诚恳，是对同志的关心，所以点头说：“可以。”贺龙高兴了：“那很好。朋友嘛，就要这个样子。你认为怎么样？”薛明回答说：“我同意贺老总的意见，这件事我可以办。”贺龙点头说：“那好，我要说的就这么多。我知道，你在请涧工作做得很不错。”临走时，贺龙问薛明：“听说你是天津人？”薛明回答：“离天津很近，霸县人。”贺龙说：“我有个厨师，会做天津包子，你可以去尝尝，看像不像。以后有空到我那儿去玩。”说完，也不管薛明怎样回答，甩开大步走了。
　　这次见面给彼此的印象都不错，从此，两人开始了交往。
　　1942年8月1日，贺龙与薛明结婚了。这一天，贺龙住的窑洞里，高朋满座，任弼时、林伯渠来了，高岗、陈正人、张邦英等西北局的领导人来了，贺龙的老部下王震、李井泉也都来了。林老举着一杯酒指着陈正人说：“你这个红娘做得不错呀！他们俩同意结婚，我就来喝喜酒。老贺，祝贺你，我先敬你一杯。”薛明知道贺龙有胃病，不宜喝酒，那是贺龙的部下告诉她的。她马上接过林老手中的酒杯，一饮而尽，于是，大家就冲着薛明开起玩笑来。窑洞里充满了洋洋喜气。
　　没过几天，一二○师战斗篮球队在贺龙的窑洞里接受毛泽东的接见。贺龙陪着毛泽东来了。这是薛明第一次同毛泽东见面。毛泽东向薛明拱拱手，笑着说：“薛明同志，好呀！恭喜恭喜！”贺龙在一旁微笑着。他能不高兴吗？在延安，他有了一位伴随终生的伴侣。延安的岁月，贺龙是难以忘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