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人物 J • 巨赞法师 2006-11-12 | 人物 | |||||||
巨赞法师 Juzan Fashi (1908~1984) ⊙雷康/编 巨赞法师是我国“现代新佛学”奠基人,是新中国佛教事业的开拓者之一。 俗姓潘,名楚桐,法名传戒,后改名巨赞,属猴,江苏省江阴澄江贯庄村人。青年时代曾在上海大夏大学读书,1931年在杭州灵隐寺出家为僧。当时他已经具有大学学历,这在同时代的僧人中是极少的。 在政治上,巨赞法师在青年时代,即以爱国为先,把自己潜修的佛教事业,自觉地服从、服务于抗日救国大业,成为身体力行爱国爱教统一的一个典范。 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远在厦门闽南佛学院任教的巨赞法师,闻讯后义愤填膺,赋诗痛斥日寇烧杀暴行,呼唤“良将”、“硕儒”奋起抗日,诗曰:九洲沉陆滋蛇豕,绝脰刳肠亿万夫。文物忍看沦敌手,江山默祝复康衢。挥戈反日思良将,袒臂高呼待硕儒。寄语山林深密处,倾危大厦要君扶。 1939年初,巨赞法师毅然将讲经弘法的佛堂,变为申讨日寇,动员抗战的讲堂。他在南岳“华严经研究社”讲堂上,曾激奋地说:“佛本慈悲,但当今妖孽横行,日寇逆天道而行残害生灵。佛亦要作狮子吼,降魔灭邪,以正天理!” 巨赞法师在华南的抗日言行,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重视与支持。在一位抗日民主人士的引见下,巨赞结识了田汉、冯乃超。又在田汉引见下,与我党在华南的叶剑英同志见了面。此后,在叶剑英同志的指示和帮助下,巨赞法师与抗日进步的其他宗教界人士一起,发起组织了“南岳佛道救难协会”。叶剑英同志在“南岳佛道救难协会”上作了“普度众生,要向艰难的现实敲门”的讲演,使佛道教人士倍受鼓舞。该组织不仅选派了3名僧人参加游击干部训练班,又组织僧道训练班,学习军事常识和抢救护理伤员等技术。 随后“南岳佛道救难协会”组织了“佛教青年服务团”和“佛教流动工作团”两个宣传队性质的组织,奔赴长沙、湘潭等地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唤起民众反对侵略、保卫祖国。 “佛教青年服务团”和“佛教流动工作团”沿途贴标语、发传单。标语中有“当汉奸的,生受国法,死堕地狱”一类结合佛教教义宣传民族气节的口号。南岳佛道救难协会的声音,传遍域内寰中,如同佛门狮子吼一样振奋着国内外各地的爱国志士,体现了“人间佛教”醒世、悟世、度世之大法力。 “佛教青年服务团”和“佛教流动工作团”的活动轰动一时,人民群众称呼他们为“和尚兵”。周恩来为之题词:“上马杀贼,下马学佛。”香港世界语杂志也将协会章程译成世界语全文刊登。 郭沫若、邹韬奋、田汉等同志对南岳佛道教界人士的爱国行动给予热情的支持。邹韬奋主编的《全民抗战》及重庆的《新华日报》都纷纷介绍了僧侣们的救亡活动,并把“南岳佛道救难协会”成立宣言和组织大纲,发表在《全民抗战》杂志上。田汉同志在诗中赞道:锦衣不着着绍衣,敢向人间惹是非,独惜潇湘春又暮,花前跌坐竟忘归。 巨赞法师言辞激昂的抗日宣传,自然引起国民党特务的仇视。为此,1939年,他曾在湖南常德被捕,并遭毒打。仅仅因为他是出家人,才使国民党特务分子,难于对他骤下毒手。 此后,巨赞法师一面修行讲经,一面积极撰写抗日论文。先后用10多个笔名,分别发表于南国、港、台的大公报、广西日报、小春秋、救亡日报等报刊。 1940年秋,巨赞法师为抗日形势所迫,由湖南转辗到了桂林。为抗日激情所驱使,立即办了《狮子吼》月刊,中心是宣传抗战和佛教革新。这期间,他常与郭沫若、柳亚子、田汉、关山月等文化界抗日巨子,时有应酬往来。郭沫若五十寿诞时,巨赞曾赋诗志贺,末二句云:“边关末复生民瘁,何惜萧萧两鬃华”。 巨赞出家后对旧中国佛教界存在的弊病深有了解,经常思考如何结合时代进行改革的问题。1941年他写了《新佛教概论》,提出今后的佛教改革应遵循“生产化”和“学术化”的两大方针,以发扬“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农禅并重传统,组织寺僧参加日常生产,来革除佛教界存在的追求安逸享受,耽于懒散,脱离民众的弊病;以发扬中国佛教重学术研究的传统,倡导僧人进行佛学研究,来阐释佛教的博大精深的教理,弃伪存真,增进佛教的文化品位,实践大乘菩萨的济世精神。他并且提出改革僧伽制度,改进佛教教育,整顿寺院,积极培养僧才的建议。这与太虚法师提倡的“新佛教运动”是密切呼应的,对推动中国佛教界有识之士重视和认真思考佛教改革,是发挥了重要作用的。 在解放战争的最后阶段,巨赞法师受中国共产党有关领导的委托,撰写出新中国佛教的改革方案转前给党组织。在北京解放以后,他又联合佛教界的领袖和有识之士上书毛泽东主席和党中央,对新中国佛教改革提出若干建设性意见,再次提出以“生产化”和“学术化”来树立佛教正信,革除旧佛教中的封建糟粕,改进佛教组织,使佛教适应新中国的社会环境,为建设新中国作出贡献。 此后,巨赞法师和赵朴初居士等佛教界的优秀代表,在党和政府的支持下,共同发起和筹备、成立中国佛教协会、中国佛学院和创立《现代佛学》等。 巨赞法师一直重视佛教界人才的培养。早在1933年在重庆汉藏教理院学习期间,他就担任了部分教课的工作。1936年,他在厦门南普陀寺的闽南佛学院任教,1938年在湖南沩山佛学社任教。此后不久,南岳福严寺创立华严研究社,聘请巨赞法师担任教师。后来因为日本侵华战争的加剧,局势发生变化,才使教学不得已停顿下来。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巨赞法师回到阔别已久的杭州灵隐寺。他出任浙江省佛教会和杭州佛教会的秘书长。翌年,他创办武林佛学院,担任院长,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重新致力佛教的教育事业。他教学注重开放式和启发式教育,要求学生不仅要勤于读佛书,而且应读文史哲等学科的书,认为只有深入了解“世间法”,才能更深入地了解出世间的佛法。他还要求学生关心国家大事,经常阅读报纸新闻。 新中国成立后,他曾参与筹备、成立中国佛学院的工作。中国佛学院成立后,曾任副院长,并亲自授课。文化大革命后,他十分关心中国佛学院的工作,曾表示,应按照“生产化”和“学术化”的目标,设置课程,制定教学计划。他曾提出,佛学院的学生应当具备四个方面的知识和技能:(一)工、农、商、学、医学等各行业的知识和职业技能;(二)寺庙管理和接待业务的知识;(三)文史哲等基础知识;(四)较高的佛学水平。这些见解,在今天看来也没有过时,仍具有值得认真参考的现实意义。 巨赞法师在佛学研究方面,具有深厚的学术造诣,可以说是一位优秀的学者。他生前发表了大量的佛学论文,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关于这方面,朱哲居士编集了三大册《巨赞法师文集》,本人想在今后集中地阅读后再作评论。 总之,巨赞法师的一生,是爱国爱教的一生,是勤于佛学研究和热心教书育人的一生。他为推进中国佛教适应时代进步,为新中国佛教事业、佛教教育和文化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我相信,巨赞法师光辉的爱国爱教的精神,将永远垂范后世。 主要参考资料 朱哲《巨赞法师生平事略》;明真《巨赞法师在南岳》;戒圆《巨赞法师在湖南的抗日活动》;方兴《于狮子吼听法音》,皆载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宗教组编,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出版《名僧录》。 至诚顶礼巨赞法师
| ||||||||
|
最佳浏览:IE 7.0,1024x768 | 维护日期:2008-04-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