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赞法师是我国“现代新佛学”奠基人，是新中国佛教事业的开拓者之一。
　　俗姓潘，名楚桐，法名传戒，后改名巨赞，属猴，江苏省江阴澄江贯庄村人。青年时代曾在上海大夏大学读书，1931年在杭州灵隐寺出家为僧。当时他已经具有大学学历，这在同时代的僧人中是极少的。
　　在政治上，巨赞法师在青年时代，即以爱国为先，把自己潜修的佛教事业，自觉地服从、服务于抗日救国大业，成为身体力行爱国爱教统一的一个典范。
　　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远在厦门闽南佛学院任教的巨赞法师，闻讯后义愤填膺，赋诗痛斥日寇烧杀暴行，呼唤“良将”、“硕儒”奋起抗日，诗曰：九洲沉陆滋蛇豕，绝脰刳肠亿万夫。文物忍看沦敌手，江山默祝复康衢。挥戈反日思良将，袒臂高呼待硕儒。寄语山林深密处，倾危大厦要君扶。
　　1939年初，巨赞法师毅然将讲经弘法的佛堂，变为申讨日寇，动员抗战的讲堂。他在南岳“华严经研究社”讲堂上，曾激奋地说：“佛本慈悲，但当今妖孽横行，日寇逆天道而行残害生灵。佛亦要作狮子吼，降魔灭邪，以正天理！”
　　巨赞法师在华南的抗日言行，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重视与支持。在一位抗日民主人士的引见下，巨赞结识了田汉、冯乃超。又在田汉引见下，与我党在华南的叶剑英同志见了面。此后，在叶剑英同志的指示和帮助下，巨赞法师与抗日进步的其他宗教界人士一起，发起组织了“南岳佛道救难协会”。叶剑英同志在“南岳佛道救难协会”上作了“普度众生，要向艰难的现实敲门”的讲演，使佛道教人士倍受鼓舞。该组织不仅选派了3名僧人参加游击干部训练班，又组织僧道训练班，学习军事常识和抢救护理伤员等技术。
　　随后“南岳佛道救难协会”组织了“佛教青年服务团”和“佛教流动工作团”两个宣传队性质的组织，奔赴长沙、湘潭等地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唤起民众反对侵略、保卫祖国。
　　“佛教青年服务团”和“佛教流动工作团”沿途贴标语、发传单。标语中有“当汉奸的，生受国法，死堕地狱”一类结合佛教教义宣传民族气节的口号。南岳佛道救难协会的声音，传遍域内寰中，如同佛门狮子吼一样振奋着国内外各地的爱国志士，体现了“人间佛教”醒世、悟世、度世之大法力。
　　“佛教青年服务团”和“佛教流动工作团”的活动轰动一时，人民群众称呼他们为“和尚兵”。周恩来为之题词：“上马杀贼，下马学佛。”香港世界语杂志也将协会章程译成世界语全文刊登。
　　郭沫若、邹韬奋、田汉等同志对南岳佛道教界人士的爱国行动给予热情的支持。邹韬奋主编的《全民抗战》及重庆的《新华日报》都纷纷介绍了僧侣们的救亡活动，并把“南岳佛道救难协会”成立宣言和组织大纲，发表在《全民抗战》杂志上。田汉同志在诗中赞道：锦衣不着着绍衣，敢向人间惹是非，独惜潇湘春又暮，花前跌坐竟忘归。
　　巨赞法师言辞激昂的抗日宣传，自然引起国民党特务的仇视。为此，1939年，他曾在湖南常德被捕，并遭毒打。仅仅因为他是出家人，才使国民党特务分子，难于对他骤下毒手。
　　此后，巨赞法师一面修行讲经，一面积极撰写抗日论文。先后用10多个笔名，分别发表于南国、港、台的大公报、广西日报、小春秋、救亡日报等报刊。
　　1940年秋，巨赞法师为抗日形势所迫，由湖南转辗到了桂林。为抗日激情所驱使，立即办了《狮子吼》月刊，中心是宣传抗战和佛教革新。这期间，他常与郭沫若、柳亚子、田汉、关山月等文化界抗日巨子，时有应酬往来。郭沫若五十寿诞时，巨赞曾赋诗志贺，末二句云：“边关末复生民瘁，何惜萧萧两鬃华”。
　　巨赞出家后对旧中国佛教界存在的弊病深有了解，经常思考如何结合时代进行改革的问题。1941年他写了《新佛教概论》，提出今后的佛教改革应遵循“生产化”和“学术化”的两大方针，以发扬“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农禅并重传统，组织寺僧参加日常生产，来革除佛教界存在的追求安逸享受，耽于懒散，脱离民众的弊病；以发扬中国佛教重学术研究的传统，倡导僧人进行佛学研究，来阐释佛教的博大精深的教理，弃伪存真，增进佛教的文化品位，实践大乘菩萨的济世精神。他并且提出改革僧伽制度，改进佛教教育，整顿寺院，积极培养僧才的建议。这与太虚法师提倡的“新佛教运动”是密切呼应的，对推动中国佛教界有识之士重视和认真思考佛教改革，是发挥了重要作用的。
　　在解放战争的最后阶段，巨赞法师受中国共产党有关领导的委托，撰写出新中国佛教的改革方案转前给党组织。在北京解放以后，他又联合佛教界的领袖和有识之士上书毛泽东主席和党中央，对新中国佛教改革提出若干建设性意见，再次提出以“生产化”和“学术化”来树立佛教正信，革除旧佛教中的封建糟粕，改进佛教组织，使佛教适应新中国的社会环境，为建设新中国作出贡献。
　　此后，巨赞法师和赵朴初居士等佛教界的优秀代表，在党和政府的支持下，共同发起和筹备、成立中国佛教协会、中国佛学院和创立《现代佛学》等。
　　巨赞法师一直重视佛教界人才的培养。早在1933年在重庆汉藏教理院学习期间，他就担任了部分教课的工作。1936年，他在厦门南普陀寺的闽南佛学院任教，1938年在湖南沩山佛学社任教。此后不久，南岳福严寺创立华严研究社，聘请巨赞法师担任教师。后来因为日本侵华战争的加剧，局势发生变化，才使教学不得已停顿下来。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巨赞法师回到阔别已久的杭州灵隐寺。他出任浙江省佛教会和杭州佛教会的秘书长。翌年，他创办武林佛学院，担任院长，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重新致力佛教的教育事业。他教学注重开放式和启发式教育，要求学生不仅要勤于读佛书，而且应读文史哲等学科的书，认为只有深入了解“世间法”，才能更深入地了解出世间的佛法。他还要求学生关心国家大事，经常阅读报纸新闻。
　　新中国成立后，他曾参与筹备、成立中国佛学院的工作。中国佛学院成立后，曾任副院长，并亲自授课。文化大革命后，他十分关心中国佛学院的工作，曾表示，应按照“生产化”和“学术化”的目标，设置课程，制定教学计划。他曾提出，佛学院的学生应当具备四个方面的知识和技能：（一）工、农、商、学、医学等各行业的知识和职业技能；（二）寺庙管理和接待业务的知识；（三）文史哲等基础知识；（四）较高的佛学水平。这些见解，在今天看来也没有过时，仍具有值得认真参考的现实意义。
　　巨赞法师在佛学研究方面，具有深厚的学术造诣，可以说是一位优秀的学者。他生前发表了大量的佛学论文，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关于这方面，朱哲居士编集了三大册《巨赞法师文集》，本人想在今后集中地阅读后再作评论。
　　总之，巨赞法师的一生，是爱国爱教的一生，是勤于佛学研究和热心教书育人的一生。他为推进中国佛教适应时代进步，为新中国佛教事业、佛教教育和文化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我相信，巨赞法师光辉的爱国爱教的精神，将永远垂范后世。

主要参考资料
　　朱哲《巨赞法师生平事略》；明真《巨赞法师在南岳》；戒圆《巨赞法师在湖南的抗日活动》；方兴《于狮子吼听法音》，皆载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宗教组编，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出版《名僧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