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名树嘉，属猴，四川省安岳县人。五四时期重要诗人和评论家，著有诗集《草儿》、《河上集》。
　　北大之名声大振，当然起自五四时代；五四时代的北大学生中，出现了几个特别活跃的领袖人物，来自四川的诗人康白情为其中之一。
　　尚是北大学生时，康白情的诗已享盛名，与早期写“新诗”的胡适，刘半农，沈尹默，周作人等人相比，一个明显的特点是，康白情是诗人写的诗，其它人（大都是康白情的老师辈），都只是在诗这个最困难的体裁中“实验”现代汉语而已，旧体歌谣的痕迹太露。固然《草儿》（1922年亚东图书馆出版，次年再版时改名为《草儿在前》）中117首，全部作于北大学习阶段，以及留学船途中，草率之作过多。但康白情的诗人气质，也十分醒目。诚然，现代汉语诗的真正开端，要等郭沫若的《女神》，但郭沫若自己却说：“我第一次看见的真的白话诗是康白情，”“委实吃了一惊，也唤起了我的胆量”。1922年，胡适见到深宫中的溥仪，看见这位下台小皇帝竟然在读康白情的诗，大为感动，就多方鼓励。后来溥仪也写了几首新诗，学的康白情风格。
　　康白情为《新潮》写的稿，大乎是诗，可以说他是《新潮》诗人，第一位北大诗人，五四时代第一青年诗人。同时，他却是一个社会活动家，在《新潮》上发表了一些政论文章，意气风发，有文采有胆识。
　　自幼聪明玩劣，因不服塾师用“界方”打人而逃学，年仅9岁便混迹于袍哥组织。1917年北大首先创用学生主持“教授会”，四个学生领袖──傅斯年，罗家伦，张国焘和康白情──分别担任四个学院的“主任”。
　　1918年《新潮》创刊，康白情任干事。《新潮》成为全国风起云涌的学生刊物之首。康白情又是“少年中国学会”的中坚分子，更为活跃。
　　1919-5-3日夜，在北大学生千人大会决定第二天游行示威之后，校长蔡元培急召五个学生领袖开会作筹划，这紧要关头的“五大领袖”是傅斯年，罗家伦，许德珩，段锡明，康白情。五四事件得到全国响应之后，康白情率领北京学生代表团赴沪，当选为全国学生联合会主席。
　　1920年，五四青年中的佼佼者纷纷出国。而康白情的出国，更不同凡响──是蔡元培向南洋烟草公司募来的款，亲自选出这届北大毕业生中几个最堪造就的人才，赴美留学。康白情与段锡朋，罗家伦等人的出国一事，被报刊比为晚清朝廷派出考察宪政“五大臣出洋”。
　　在跨太平洋的船程上着诗甚多，情绪激昂，气吞万里，一改《草儿》前期情诗缠绵之风，到美国后为《草儿》写序结集，想必是金盆洗手，不再做诗人，另做一番更伟大的事业。康到美国，入柏克利加州大学，选修“近年社会改造学说”，也曾做打工，翻译等补贴零用钱的常事。
　　但是他念兹在兹的却是中国国内的政治，因此不断与在美的“少年中国”积极份子，如张闻天，袁同礼，方支美等人保持联系，讨论政治。他经过日本与日本共产党联络，到美国又与美国共产党联络，最后却在旧金山另找到一种政治势力：旧金山洪门帮会之盛，使他找到实现政治抱负的机会。他的家庭四川省安岳县为四川袍哥势力中心之一，他11岁即“参加”帮会。到加州后即加入旧金山洪门致公堂，1923年7月拉上加州大学几个中国同学入伙，发起了一个新的政党“新中国党”，此时康才二十八岁，竟然自己出任“党魁”，并立即在西方各地唐代街发展组织，在上海北京等地设党部。并四出拉各国留学生，如刚到法国的李劼人等加入。这个以帮会为基础的“政党”一时气势大盛，康白情以领袖身份回国“指导”，把在加州大学四年学业抛到九霄云外。但是此“政党”既然以华侨为基础，康白情一回国，就此土崩瓦解。
　　留学生活，应当说，是一个人的生涯（不管是不是学术生涯）发展的关键时刻。所谓“镀金”，也即此意。从康白情相当辉煌的大学时期来看，他可以在文学和社会活动二条路中作一选择，因为二者他都做得有声有色。但是中国现代文化界及政治界二者却处于起步阶段，固然为有才干有雄心者创造了脱颖而出的机会，也给某些实际上毫无经验的青年制造了不必读书，不必寻找指导，不必加强修养，就可以包打天下的假相。
　　在北大时，康白情的傲慢已有名。每次上课，照例迟到。他上马叙伦先生的“老庄哲学”课，没有一次不迟到。一日，马叙伦讲得正兴起时，康白情又推门而入全班学生的视线不约而同转向康。这次马叙伦忍不住了，责问康白情何故来迟。诗人答：“住得太远。”马先生生气地说：“你不是住在翠花胡同吗？只隔了一条马路，三五分钟就可走到，何得谓远！”诗人马上说：“先生不是在讲庄子吗？庄子说：'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先生不以为远，而我以为远。”马叙伦那里正在大讲“白马非马”，康白情就以诡辩回报。气得马先生一时无话可说，只好宣布下课。
　　当时留学而属意国内政治，并且团聚志同道合者的，当然不少。例如1923年，在芝加哥大学的清华学生罗隆基，闻一多等，提倡“族国主义”（nalisnalism），组织“大江会”，参加者有浦薛凤，何浩若，吴泽霖等。此类俱乐部，同好会性质的组织甚多，没有一个像康白情这样的气魄雄心。
　　诚然，五四时代不少留学者，回国后投入政治活动，与康同时留学的北大学生领袖，后来几乎全部成为政治人物。康白情却把留学当作政治生涯的开始，而且似乎无所谓主义思想，任何政治力量都可利用一下。这样的例子，似乎只此一人。
　　须知，五四运动不是学生示威出来的政治事件，而是教授们推动出来的文化运动。这些学生一时不知天高地厚，尤其到国外似乎独打天下，回国后却依然要在昔日恩师羽翼下发展：“五大领袖”中，蔡元培帮助留法的许德珩后来参与第三党与民主党派，当时没有出国的张国焘成为李大钊的主要助手，段锡朋一直任国民党政工，罗家伦成为国民党学术官，只有傅斯年虽然属于国民党，但是保持了一定的学者独立性。康白情过于发达的领袖欲，使他失去昔日老师辈人物蔡元培，曾琦，李大钊等的好感，“新中国党”不散也得散。
　　“自己的政党”消失之后，康白情既无法回美国继续学业，又无法投效北伐，只能回到四川老家，投军阀刘湘为幕府，此时染上烟癖，一身做官，经商，弄文学，均一事无成。1940年代未，到广州华南师范大学中文系任教，1958年成为右派份子，退职返乡。船次途中，未进三峡即病死于湖北巴东。
　　大陆知识份子不幸被戴“右派帽子”的，多令人同情，康白情直接因反右派一事而死，却从不见人提起。除了文学史写到早期新诗时，会被人提一笔，有的辞书之类说到康白情，只是说他“归国后思想日趋落伍”，事实并非如此简单。反而是毛泽东本人，可能在北大图书馆内的《新潮》编辑部见到过这位趾高气扬的名诗人，于是一挥手就给康白情奇怪之极的帽子：“在美国参加过三K党”。康白情一生潦倒不堪，最后蒙钦定一个全国唯一的西洋罪名，总算沦落也沦落出了名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