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代的成都，各派政治势力纷起办报，一时出现了近二十家报纸。两种新的行业──报贩与访事也应运而生。这两种人都靠报纸生活，但又不属于任何一家报馆。
　　访事亦名访员，专以采访新闻为业，这是1920年代才有的一种特殊职业（三十年代以后各报都有了新闻记者，访员逐渐被淘汰）。访员好像包打听，专门在各处打听消息。如“某家打死丫头”、“某街市虎（即汽车）伤人”、“某人一胎三子”等等。他们把收集来的材料写成新闻稿件，送至报馆，可以一稿数投。报馆采用后，便打定等级，按等计酬。那时，稿酬很低，甲等稿件一吊钱，乙等五百钱，丙等三百钱，丁等二百钱。当时一块银元换28吊钱，一条丁等新闻，尚不足银元一分。
　　那时成都的访员以李碧溪最有名。他常以“尚言”的笔名给各报写新闻稿。他写稿多而及时，也不胡乱编造，多家报纸都肯用他的稿件。不少年轻访员因此登门求教，他也热情介绍采访经验，并宣传新闻道德。因此，他在成都的新闻采访史上是有一定影响的。
　　胡霖生（1940年代任《益报》总编辑）认识李碧溪完全出于偶然，而且很有趣。那时，胡霖生也在向报纸投搞，因为穷，无钱订报，只好到成都惟一的“公共阅报栏”（在今劳动人民文化宫门口）去看“站报”。胡霖生每天早晨到那里看报，总会看见一个矮胖的老头在每张报上找寻着什么。找完一张，就往一个小本子上记。一天，正下着毛毛雨，胡霖生忍不住问道：你老先生天天在找啥？李碧溪顺手指向报纸的一角，那是一条新闻的末尾，有一个括弧，里边是“尚言甲”三个字，他解释说：“这条新闻是我写的，尚言是我的笔名。我每天来看哪张报用了我几条稿子、什么等级、该多少钱？下午我去交今天的稿子，就可以领昨天的钱了。”胡霖生说：“一天几条稿子大概有多少钱？”李说：“有一两角嘛。”胡霖生说：“那几个钱，才懒得跑呢。”他微微怔了一下，问：“请教，你贵姓？”胡霖生指着《国民公报》上面刊登的文章《孔子论仁的研究》说：“这就是我作的，请老先生指教。”李拉起胡的手说：“走，我就在这里乐观茶园楼上住，进去坐一会好吗？”胡同他边走边问：“怎么？茶园楼上还可以住家？”他说：“我独自一人，有什么家啊！这是我们访员协会的会址，我住在这里，省房租省灯油，同仁们来也好接待，真是两得其便。”
　　胡霖生由李碧溪领到乐观茶园楼上，锅里正在冒大气，里面满满一锅芋儿。李碧溪说：“这是北门城隍庙门前香灰土的芋儿，最有名的。昨天卜冠云给我送了十斤来，等他来了我们一起品尝。”
　　这时又进来一人，骨瘦如柴，高度近视。经李碧溪介绍，胡才知道这就是卜冠云，《国民公报》记者。胡霖生说：“你们两位，一位是记者，一位是访员；请问记者与访员有什么区别？”李碧溪说：“记者就是报馆聘请的访员，访员就是没有报馆聘请的记者，是‘打野’的。”卜冠云也说：“记者只是一家报馆的访员，访员则是各家报馆的记者。”胡霖生说：“总之都是采访新闻的嘛。为什么有访员，还要专门设记者？”李碧溪说：“因为访员多，难免滥竽充数，有些消息便不真实。例如东御街夏××打死丫头一事，自从成立了夏案后援会，事情闹大了，有些访员要炫耀自己消息灵通，捕风捉影，说打死丫头的原因，是因为夏太太同勤务兵通奸，被丫头看见，才杀人灭口。我去调查，夏太太已经是六十多岁的人了，夏家也根本没有勤务兵，这岂不是胡编乱造的吗？！报道夏案是应该的，但不能无中生有。所以我的采访原则就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他放下筷子，叹了口气说：我想我们这些人就是太忠厚了，所以才吃芋儿当早饭。孔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