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名李家祥，笔名老懒、抄公、菱窠等，属兔，四川省成都市人。17岁考入四川高等学堂分设中学、中学期间亲历保路同志会运动。22岁于《晨钟报》发表处女作《游园会》。23岁后任泸县、雅安县政府教育科科长，《四川群报》主笔、编辑，《川报》社长兼总编辑，少年中国学会成都分会书记，《少年中国》编译员，《星期日》周刊主编。1919年赴法国留学，在巴黎通讯社和《华工旬刊》任编辑。1924年9月返国，受聘为成都大学教授、预科文科主任，主编《新川报》副刊。1933年，受聘为卢作孚民生公司机械厂厂长。抗战期间曾任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都分会常务理事。

　　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成都文艺工作者协会常务理事、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川西人民公署委员、川西区文联筹委会副主席、成都市人民政府副主席、全国人大代表、成都市副市长、中国文联全国委员会委员、四川省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四川分会副主席等职。一生主要从事文学创作、法国文学作品翻译、报刊编辑、文学教学等工作。
　　50年文学生涯中，发表各种著译作品近600万字。主要代表著作有《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和《大波》，3部小说以四川为背景，描写了从甲午战争到辛亥革命前后20年的广阔社会画面。此外还有小说《天魔舞》、《同情》及译作《人心》、《小物件》、《马丹滠娃利》、《萨朗波》、《单身姑娘》等。
　　从1935年起写了三个连续性的长篇《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和《大波》（第一部），描写辛亥革命前的社会生活。这三部小说都以作者的故乡四川为背景。
　　《死水微澜》故事的时间为1908年到1911年12月这几年，地点集中于四川省，尤其集中于成都市，主要描写辛亥革命前后四川城乡各阶层的分化，动荡，变革。《死水微澜》故事围绕成都北郊天回镇上邓幺姑（蔡大嫂）、罗歪嘴、顾天成（教民）等一群“市井小民”展开。袍哥首领罗歪嘴貌似豪侠仗义，实则过着设赌场、玩娼妓、霸占人妻的糜烂生活。罗、顾二人争夺蔡大嫂，最后顾胜罗败，实即殖民势力击败封建势力。小说以此为主线，对当时地方上的民俗风情、市民阶层的心理状态和生活方式作了维妙维肖的刻划，充分展现了一潭死水似的现实黑暗面；欧美物质文明侵入后，教民和袍哥两股势力的相互激荡和消长，则在“死水”上激起“微澜”，点染出帝国主义入侵中国、清政府对外屈辱投降的历史气氛。

　　《暴风雨前》故事发生在成都，情节围绕中产阶层郝家兄弟及他们各自联系的上下层人物展开，在辛亥革命暴风雨前笼统追求进步的知识分子已出现分化。有人成为革命志士，有人成为保皇党人，有人成为“东瓜党”（中间动摇派），还有人荷戈彷徨，不知归依。《大波》正面描写保路运动这一场革命暴风雨。不能忍耐清代末“倒死不活日子”的人们汇成了一股反清革命的洪流。然而在“洪流汇成为路上除了光明与希望，还有泥沙俱下的黑暗与野蛮”，作品极生动地警示出：“革命绝不仅仅有神圣的力量”。
　　《暴风雨前》主要反映辛丑条约后民智渐开的社会变化。作者的笔墨开始由小乡镇转向成都。红灯教的扑城，资产阶级维新派和革命派的活动，立宪党人点滴的社会改革，这一切革命风暴来临前的动荡，冲激着这个“天府之国”里的大城市。较之《死水微澜》，作品的题材范围有所扩大，情节也较为错综复杂，但艺术描写却不如《死水微澜》细腻和生动。

　　《大波》（第一部）写直接引起武昌起义的辛亥年四川争路事件，人物活动的幅度较前两部更为开阔，但作者的生活认识和艺术表现跟不上作品因题材扩大而产生的要求，因而作品对波澜壮阔的群众运动，尚缺乏足够的艺术概括。广博的社会知识，善于描绘风土人情的本领，使这几部作品具有相当浓郁的时代气氛和地方色彩。对左拉、莫泊桑创作的借鉴有助于李劼人形成上述的艺术特色，但同时也带来了一些细节敏琐、铺写不当的自然主义的缺陷。
　　先生于1962年12月24日上午8点5分去世，我于7天后诞生。

中国究竟有没有大师 ⊙源自：刘再复
　　诺贝尔奖的第一个世纪，中国作家完全缺席。亚洲国家获奖者虽然少，但印度毕竟有一个席位（泰戈尔）；日本毕竟有两个席位（川端康成、大江健三郎），而中国却一席也没有。
　　一百年来，特别是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的新文学运动一浪接一浪，文学改良，文学革命，文学走向世界，热情很高，到了世纪末，回顾过去，却觉得自己被某些眼光包括被诺贝尔文学奖所冷淡，于是，心理难免不平衡。伟大的作家自然不在乎身外之物，不在乎他人包括诺贝尔文学奖的肯定与评语，但是，作为一种现象，即中国的作家作品为什么不能在更广阔的国际文学批评范畴内得到肯定，却是文学研究者应当想想的，自然也是关心中国文学的人不免要问问为什么的。中国人向来自我感觉很好，作家自以为是的也居多。
　　具有自大心理的人甚至传出谣言，说瑞典文学院就问过鲁迅愿意不愿意接受诺贝尔奖，而鲁迅不愿意接受。事实上，作为中国现代文学最卓越的伟大作家鲁迅，尽管他有足够的文学成就与许多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媲美，但他却自己认为“不配”，对本世纪中国现代文学的最初二三十年，他有一个非常清醒的认识。这一认识在他给台静农先生的一封信中表现得格外清楚。1927年，瑞典考古探险家到中国考察研究时，曾与刘半农商量，拟提名鲁迅为诺贝尔奖候选人，由刘半农托台静农写信探询鲁迅意见。这年9月25日，鲁迅便郑重地给台静农回了一封信。这封信涉及到诺贝尔文学奖的文字如下：

　　鲁迅这封信，写得极好。他是中国作家对待诺贝尔奖的一种最理性、最正确的态度。他既没有着意轻蔑诺贝尔奖的矫情，也没有刻意抬高诺贝尔奖的心思。当时他已完成了里程碑式的《呐喊》、《彷徨》、《野草》等作品，但他却清醒地觉得自己还“不配”、“还欠努力”。此信写于五四运动后十年，中国文坛上已出现了郭沫若、郁达夫、周作人、叶圣陶、冰心、茅盾等，但他觉得一个也不配，希望瑞典最好是不理我们。
　　这封信之后的20年，又出现了三四十年代一群作家：茅盾、巴金、老舍、曹禺、沈从文、李劼人、张恨水、丁玲、张爱玲、路翎等，这群作家写作相当努力，正是继鲁迅之后而代表中国新文学的希望，但是，其中一部分作家受时代政治风气的影响太深，使自己的作品过于意识形态化从而削弱了文学价值，如茅盾，当然无法进入诺贝尔文学奖的视野。而巴金、老舍、曹禺等，则在创作生命最成熟的年月，进入了本世纪的下半叶，结果他们整整三十年把才华浪费在一些无价值的写作上，有的甚至用阶级斗争的简陋观念修改和践踏自己的作品（例如曹禺），令人惊心动魄。待到八十年代，巴金二度进入真正的写作状态，已是八十高龄了，尽管《真话集》朴实动人，让人感到宝刀不老，但在日新月异的国际文坛上，毕竟难以使批评家们读后衷心激赏了。在三四十年代有三位十分努力而且政治色彩较淡的作家──李劼人、沈从文、张爱玲，本来应是进入诺贝尔文学家族最合适的人选，可惜因为阴错阴差，也未能顺应人愿。
　　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如果说《阿Ｑ正传》、《边城》、《金锁记》、《生死场》是最精彩的中篇的话，那么，李劼人的《死水微澜》应当是最精致、最完美的长篇了。也许以后的时间会证明，《死水微澜》的文学总价值完全超过《子夜》、《骆驼祥子》、《家》等。这部小说的女主人公邓幺姑就是中国包法利夫人，她的性格蕴含着中国新旧时代变迁过程中的全部生动内涵。其语言的精致、成熟和非欧化倾向也是个奇观。1988年，在国内“重写文学史”的议论中，我曾说过，倘若让我设计中国现代小说史的框架，那么，我将把李劼人的《死水微澜》和《大波》作为最重要的一章。很奇怪，李劼人的成就一直未能得到充分的评价，国内的小说史教科书相互因袭，复制性很强，思维点老停留在一些“鲁郭茅、巴老曹”的名字之上，而对李劼人则轻描淡写，完全没有充分认识到他的价值。而更不幸的是李劼人在1949年之后也老是按照新的尺度来修改自己的作品以迎合“时代的需要”。从此，更没有人认真地推荐李劼人了。
　　沈从文是一个特例。他的特别有两个方面，一是在三四十年代作家们都热心于政治并使自己作品的意识形态色彩愈来愈浓的时候，他却逃避政治，逃避政权的干预，仰仗自然神灵的力量，专注于人性的研究与描写，正如朱光潜先生所说的，沈从文的文学庙堂里供奉的仅仅是人性，这种选择使他的作品显得冷静并具有永恒的价值，他的创作路向类似日本的川端康成；第二是1949年之后，当其他作家紧跟政治而创作讴歌文学时，他却严格地选择了“沉默”，而且一直沉默到死。也就是说，1949年之前他献给世界的是文学的人性美，1949年之后他献予的则是作家的沉默美。沉默，使他从未糟蹋过自己的良心和作品。直到八十年代，这位把自己深深埋在“中国古代服装史”的故垒之中的作家，才重新被人们所发现，而有心的马悦然教授也及时把他的小说集翻译成瑞典文。瑞典文学院的院士们也很快地把他放在自己的第一视野之内。到了1988年，他的条件已完全成熟，据说，瑞典文学院已初步决定把该年的文学奖授予他了。可惜，他却在这一年的5月10日去世。按照文学奖章程的规定，死者是不可以作为获奖者的。就这样，阴错阳差，中国失去了一个机会。听到沈从文去世的消息时，马悦然很着急，立即打电话去问中国驻瑞典的使馆，询问死讯是否真确，但使馆回答说：我们不认识沈从文这个人。对于使馆的这一回答，马悦然一直困惑不解，耿耿于怀，对我说了好多回。
　　下半叶国内产生一群新的作家，但由于文学生态环境不好，作家创作陷入“敌与我”、“好与坏”、“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革命与反革命”、“先进与落后”等两极对立的统一模式中，因此在五六七十年代，虽然出现一些努力写作的作家，但其努力均成效不大。这群作家自然无法进入世界性的文学批评视野。直到八十年代，中国文学才出现新的生机，一群新起的作家，特别是中、青年作家，创作力非常旺盛，很快就显示出创作实绩，也很快地被国际文学批评的眼睛所注视，然而，他们创作的时间毕竟不长，成就毕竟有限。诺贝尔文学奖不管授予哪一个人，都有些勉强，都会使人想到是否“因为黄色脸皮人，格外优待从宽”的问题。但是，我又觉得，这群作家的杰出者在十多年的奋发努力中，已走向世界文学的队列，他们很有前途，21世纪是属于他们的。

撕掉标签（创作谈） ⊙源自：刘心武
　　……我出生在四川并在那里度过童年，虽说八岁就到了北京并定居至今，可是我一直和家族中人说四川话，因之，对我影响最深的，是一位四川籍作家李劼人，他的《死水微澜》我至少精读过五遍……

老书重读也痴迷 ⊙源自：袁永庆
　　李劼人先生毕生呕其心血创制的“三部曲”（《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大波》），无疑长期受到了不公待遇。可以说，“五四”以降，中国文坛还没有任何一部小说，堪与此书描绘的波澜壮阔的社会场景以及所涵盖的人物群体的多层面媲美。也许，正是李先生摒弃了先入为主的种种“主义”之制约，他笔下的人物才更近原生态，更“和蔼可亲”令人难忘。当然，也许又正是缺少了“门派”的依附，在政治偏见与门第意识的双重挤压下，这部煌煌巨著才被当代文学史过多地省略了篇幅。
　　当然，平心而论，这部小说的地域局限与文本体系不免也伤害了它。翻开地图，泱泱中华，蜀中仅仄处其西南一隅，斯时斯地演绎出的一切，既难执中国时代发展之牛耳，便不易为国人所共识首肯。设若我蜀中乃“首善之区”，又当如何？这部作品怕早被主流文学史涂抹得大红大紫了。
　　如果此言不谬，那么，我们不妨顺势来一个承认事实的重读，就以地域之心去读此地域之书，庶几又能品咂出几分新鲜意趣来。比如，书中所描绘的青羊宫赶花会，东大街耍龙灯，武侯祠“看乌龟吃茶”，今天的成都人，不也会觉得十分粘连十分亲切么？，但如果起亡灵于地下，罗歪嘴、顾大嫂、楚用……他们陡然面对今日生活，就会大惊失色。这就是距离与飞跃。小说中的时代距今正好百年，不必用“比较文学”作横的排列，而用“时空比较”这种纵的眼光，去填补这百年差距中的空前的沧桑剧变，那种阅读心态一定就很特别、很有情致。你就好像从源头被延长了生命，去回溯、沉浸在你并不曾经历过的“往事”中去。种种爱恨情仇，个人的、家国的，卑微的、伟大的；种种时代风烟，政治的、伦理的、宗教的、军事的，都在一瞬的辉煌耀目后，塌缩成了永恒的的寂灭，空留下一处又一处实有之地供你去凭吊却似是而非，一段又一段时间的跨越任你体悟而难以言说；空留下一个写书人的真实和一个读书人的痴迷。此刻，你就成了半个哲人。
　　对蜀都人来讲，不读一读“三部曲”，似乎便不能真正认识成都，它包含了实在太丰富的人文地域，民情民风内容。李先生从斑斓丰实的生活中汲取了最动人的精华，又引导我们去体验他所发现的美。当然，我们在阅读中尤其应该得到的一点启悟当是：不必像教书先生那样，去分析它“说明了”“暴露了”或“表现了”“展示了”什么什么，而是问它满足了我们什么，又让我们联想到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