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25年时，有几个朋友打算办报。这时印报的纸张很成问题。四川只有手工制纸，质料非常不好，又极受纸商操纵，不按期交货，偷工减料，随时涨价。一句话说完就是绝不遵守合同。因此，我建议先行集资自己办个机器纸厂。朋友们大为高兴，要我约人。于是我立即写信把在法国格勒诺布尔造纸专门学校刚毕业的王怀仲约回，商量之后我们感到资力不大。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王怀仲和我才把一个在乐山市办蚕丝业成功的陈宛溪老先生说动，由他出头主持办厂，并投资一万元。陈又约股二万元。我们在成都的几个朋友四处奔走，凑了一万元。我们用这四万元办了一个实验性的小厂，用稻草、竹子制浆来造机器纸。这样，这个嘉乐纸厂便在一切条件皆未具备的情况下办了起来。那时，长江在用兵，四川的苛捐杂税很重，嘉乐纸厂造出的纸质极坏，成本又高，出售困难。但是，同洋纸比较起来，到底便宜了一半，前途又好象是有的，只是渺茫一点。资本家对纸厂信心不大，不肯再投资。这一下，却累坏了我这个发起人，几年教书卖文的收入，除了家中省俭用费外，金部拿出去支持了嘉乐纸厂，还欠了几千元钱的债。

　　1930年暑假，成都大学校长张澜，由于思想左倾为当时军阀所扼制，不能安于其位。张澜先生要到重庆去。我不能劝他不走，我自度在张澜先生走后，我也难以对付那些军阀。所以，在张澜先生走以前，我就提出辞职。张澜先生没有同意，我遂借了三百元，在成都我租佃的房子里经营起一个小菜馆，招牌叫“小雅”。我同妻亲自做菜，一是表示决心不回成都大学，一是解决辞职后的生活费用。我离开大学教书职务以后，生活费用成了问题，无法兼顾嘉乐纸厂，不幸陈宛溪老人又去世，这个工厂只好关门。
　　一九三一年冬，我的儿子刚满三岁，竞被一个连长支人绑了票。幸而有人帮忙，经过二十七天，费了无数气力，一共花了一千元才将儿子赎回。这一千元是好友刘星垣慨然相助借给我的。这笔债过了好几年才陆续还清。
　　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三年三月，成都几个中学校找我教书，我答应了，每周上课三十八小时，因而弄起了胃病。
　　一九三三年三月，刘湘在重庆派人秘密到成都来找我说是为了和平统一四川，减少人民受内战疾苦，要请我到阆中市去说田颂尧合作。我觉得这是好事，遂辞了教书职务到重庆去和刘湘面谈。那知到了重庆才知道刘湘的用意，原来是想利用我去拆田颂尧的台。因为刘湘已经派了几次代表去找过田颂尧；田都不相信，指明要一个没有在军政界当过走狗在社会上又略为知名的人去作中间人，以便大家好说真话。不知何人推荐了我，所以刘湘就请了我去。当时我明知此事绝不会有结果，也怕被刘湘利用，况且在“三·三一”惨案之后我对刘湘等人恨之入骨，也不愿为他的私利而奔走。这样，我就提出，为了四川人民起见，我可以到阆中市去，但不受委托，不要分文盘费，只做到把话说通，将来如何，由两方面面商，我不能做中间人，更不能当任何方面的代表。这时，卢作浮正在重庆任私营民生实业公司总经理，他很同意我的意见，就留我到民生公司工作。他提出两个职务由我选择一是民生公司总务经理，一是民生机器修理厂厂长。我觉得后者有意思，因为我感到四川工业太不发达，我打算用民生机器修理厂为基础，以三年工夫充实扩充为一个制造工厂，以便能制造川江行驶的中型轮船，能一次修理两艘大型轮船，能制造小型抽水机和制配木炭汽车。当时，我并没有明显感到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的必然性，只是源脆看出国际局势之不妙，感到长江一有阻碍，一切依赖汉口、上海的机器工业必然无法生存。卢作浮开始非常同意我的见解，甚至我们还共同订出三年完成的计划，连在重庆青草坎建筑船坞的计划都作好了，一总计算需五十万元。为此，我还到汉口聘请了一个总工程师和七、八个高等技工回来，并打捞了一艘沉没的英国商轮，改修成“民权轮”，用以吸取经验之用。不料，公司中十分之九的资方都攻击我，说我有意使公司受损。我同他们争执了半年，还是无效。于是，在一九三五年五月我坚决辞职回到成都，并立志以写作小说为专业。在这以后，我先写了《死水微澜》，得到版税三百多元，足够四个多月生活。接着，我又写了《暴风雨前》和《大波》。
　　这时，社会上需要机器纸，而外国纸甚贵。乐山市一位商人看准了这工业有前途，向嘉乐纸厂投了资，并接办了纸厂。一九三五年秋末，我再次被约请到乐山开会，我被任为纸厂的董事长。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抗日战争爆发，我开始投入爱国的政治运动。一九三九年五月，嘉乐纸厂厂长王怀仲去重庆接收机器，碰上日本飞机轰炸，被炸死。这一来，纸厂的责任当然落到我的肩上。我不懂工程技术。在工作上难于指挥，只得带病（严重的风湿病，几乎半瘫痪）到昆明邀请前工程师梁彬文回来当厂长。梁同意来，但提出了高薪、分红的特别酬报等条件，我为了纸厂，只好答应。回来后，向诸董事报告时，却受到了责难。一九四零年暑假，梁到嘉乐纸厂来不过一周，又匆匆离去，再也请不回来。结果，我累得要死而工厂业务仍不能上轨道。一九四一年四月，纸厂另聘了陈晓岚为厂长。而我哩，董事会通过由我任董事长兼总经理，从一九四一年六月起，我的全副精力就都投入了这个内忧外患的纸厂中来，一九四三年四月，我由重庆赶回乐山开股东会。一些股东说我生意作得不好，该赚的钱不赚，把股东应得的钱照顾了职工生活，种种责难劈头盖脑而来，还有人鼓动，要我辞去总经理职务，一气之下，我当然辞职回到了成都。
　　那时，我在成都已经有了一个固定的、自己的住处，这就是成都外东沙河堡美角堰的茅草房“菱家”。这个房子是一九三九年春日本开始轰炸成都时赶修的所谓“疏散房子”。开始时，几间茅草房比较简陋，但在我李家来说却是破天荒的一件事。因为自我八世祖从湖北入川定居以来，从未有过自己的房子，搬一次家，东西失散不少，特别是书籍。我有了房子后，可以不再担心我在数十年来置备的几千本中国书籍（现已达二万多册）和积存的报纸、杂志的散失了。沙河堡的房子面临美角堰，为了信件投递方便，我在门据上自题“菱巢”二字，意指此菱角堰之察巢也。
　　我忙累了几年，一旦回到“菱巢”乡居，身心为之一爽。于是，我又开始搞起翻译工作来了。这一年，我翻译了法国维克托·马格利特的《单身姑娘》。这本书的内容是讽刺法国一些发国难财的一人和美国大富翁的，全书不甚佳，只有一些段落可取，但却曾在法国引起过风波。此书在成都一个书局发行，印数很少。此外，我还重新改译了三部小说，即莫泊桑的《人心》、都德的《小东西》（原译《小物件》）和佛洛贝尔的《马丹波娃剂》。这三部翻译小说都应重庆作家书屋姚莲子要求，交他出版。三本书在重庆发行三年多，作家书屋只付过我贬值法币一万元的稿费。此后消息香然，甚至连样本都没有给我一册。
　　我虽然离开了乐山市，但却仍然摆脱不了嘉乐纸厂事务的纠缠。从纸厂内部来说，有人想吞掉纸厂，排挤厂长兼工程师的陈晓岚。这一点，全厂工人、职员，甚至股东都不同意。因为陈是技术骨干，工厂若无技术骨干，就有垮台的可能。再从外部条件来看，当时，重庆、宜宾都设立了机器造纸厂，都是官僚买办资本，实力雄厚，设备也好，嘉乐纸厂是竞争不过的。但有一点却是嘉乐纸厂的长处，就是稻草造纸成本低，经营多年，技术上有一些经验，产量也比较多。在这种情况下，如把技术骨干弄走，工厂也是立不住脚的。因此，一些股东派代表来找我，要我回去任总经理，把陈留下。此时，我对工厂内部纷争已感到厌烦，但为了工厂能存在下去，只好答应。不过，我到底不是生意人，做起生意来感到很苦。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胜利，可是美援物资大量倾销，许多工厂倒闭，影响之下，嘉乐纸厂也就根本动摇了。加之这时陈晓岚又回到他原来所在的工厂，我不得不又挑起工厂这副担子，当时国民党腐败透顶，经济一片混乱，法币日益贬值，为了不使工厂倒闭，我真不知伤了多少脑筋。但是，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的文艺活动也没有停止过。我首先改译了佛洛贝尔的《萨朗波》，接着又写了一部未完成的长篇小说《天宽舞》（已写出二十五万字）。这部小说是描写国民党时期买办资本家的腐朽和特务们的横行，写得并不精练，在成都《新民报》连载发表，准备以后有空重新写过。我还担任了旧文协成都分会主席。由于我有时化名写一些文章在报上发表，批评蒋介石的叛乱行为，因而得罪了蒋家王朝的特务，我的行动受到了监视。

　　一九四九年，我家受到特务迫害，嘉乐纸厂停工几月濒临绝境。这是一段天快亮以前的最黑暗的时间。我为排忧，查考了成都一些史料，写了约十五万字的近似地方志的一篇东西，叫《说成都》。我在这篇东西的上半部中写了说大城、说皇城、说满城，全是考证。下半部拟写说沟渠、河流、说街市、说名胜古迹、说特产。本想写完再作修改，后来一直没有时间把它续完。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成都解放了！我感到由衷的高兴。我家不再受特务的迫害和监视了，我和子女可以大摇大摆地上街了，我又当选为成都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和成都市第二副市长，在共产党领导下，参加了成都市的建设工作。同时，嘉乐纸厂原来堆积如山、卖不出的纸也被《川西日报》一口气买光，工厂立刻复活了。一九五二年嘉乐纸厂被批准公私合营，从此，我才完全摆脱了这个工作。
　　一九五四年春，被推荐参加了中国作家协会。同年，我放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同年秋，在北京出席全国人大第一届第一次会议时，应作家出版社之约，重新修改《死水微澜》、《暴风雨前》。一九五五年九月开始，重写《大波》，现正在写作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