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太宗征讨辽朝，落得个惨败的结果，又丧失了像杨业这样的勇将，没有勇气再跟辽朝作战。再说，国内局势也很不稳定，特别是川蜀地区接二连三爆发农民起义，弄得宋王朝手忙脚乱，难以应付。
　　川蜀地区在五代时期，先后建立过前蜀、后蜀两个政权，长期没遭战争破坏，因此，后蜀时期，国库积贮得满满的，宋太祖灭了后蜀后，纵容将士在成都抢掠，把后蜀贮积的财富运到东京，激起了百姓的愤恨。到了宋太宗的时候，又在那里设立衙门，垄断买卖。蜀地出产的茶叶、丝帛，都被官府垄断了。一些地主、大商人趁机投机倒把，贱买贵卖。蜀地百姓的日子就更难过了。
　　青城县『今属四川都江堰市西南』有个农民叫王小波，和他妻子的弟弟李顺，都是靠贩卖茶叶谋生的。官府禁止私卖茶叶后，王小波断了生路，决心起义。公元993年，王小波聚集了一百多个茶农和贫民，跟他们说：“如今这个世道，穷人越来越穷，富人越来越富，实在太不公平了。现在，我们一起来消灭这种不平均的现象，你们说怎么样？”
　　这些茶农和贫民平时受够官府、富人的剥削，听了王小波的话，都热烈拥护。消息一传开，各地贫民都来参加王小波的起义军。不出十天，就集中了几万人。
　　王小波有了人马，先打下了青城。接着，又乘胜攻打彭山『今属四川彭山县』。
　　彭山县令齐振元，是个刁钻狠毒的贪官。宋太宗禁止地方官员贪污，有一次，派钦差到蜀地调查。齐振元听到钦差要来，先把贪污得来的财物分散藏在富商家里。钦差到了彭山县，查不出那里官员有贪污行为，回去向朝廷回报，朝廷就下令嘉奖齐振元清白能干。
　　齐振元骗过了朝廷，搜刮得更厉害。王小波知道彭山的百姓对齐振元怨恨最深，就带起义军攻打彭山。在彭山百姓的响应下，起义军很快占领了县城，杀了大贪官齐振元，把他平日从百姓那里搜刮得来的钱财，分给那里的贫苦百姓。王小波又带兵北上，向江原『今属四川崇庆东南』进攻。驻守江原的宋将张玘『音ｑǐ』发兵反击，双方在江原城外展开一场大战。
　　王小波的起义军打得十分英勇顽强，张玘招架不了，就放起冷箭来。王小波没防备，被冷箭射中了前额。王小波不顾满脸鲜血，继续进攻，终于打败宋军，把凶恶的张玘杀了。
　　起义的队伍进占了江原，但是王小波却因为伤势太重死去。
　　王小波一死，起义将士推李顺做首领，继续带领大家反抗官军。
　　在李顺的指挥下，起义军越聚越多，连续攻下许多城池，杀死了一批贪官污吏，最后终于攻取了蜀地的中心成都。成都的文武官员抵挡不住，全都逃跑。
　　公元994年正月，李顺在军民的拥护下，建立大蜀政权。李顺当了大蜀王，一面整顿人马，一面继续派兵四出攻占州县。从北面剑阁到东面的巫峡，到处是起义军的势力。消息传到东京，宋太宗大吃一惊，赶快召集宰相商量，说：“没想到李顺这样厉害。一定要派遣人马，把他讨平。”
　　宋太宗派了宦官王继恩为剑南西川治安使，前往镇压。王继恩分兵两路，派人从东面堵住巫峡的起义军，自己率领大军向剑门进发。
　　剑门是西川通向关中的要道。李顺占领成都之后，也派将领进攻剑门，不幸遭到官军阻击，打了败仗。
　　王继恩顺利地通过了剑门，集合各地宋军，进攻成都。那时候，驻守成都的起义军还有十几万，但是在敌人重兵包围之下，经过英勇激战，战死了三万人，成都城终于被攻破，8名首领被俘遇害。
　　关于李顺的最后结局，历来有以下几种说法：

一、淳化五年成都陷落后被杀
　　据《宋史》记载：“五月丁已，西川行营破贼十万余，斩首三万级，复成都，获贼李顺。”“丙子，磔李顺党八人于凤翔市”。

二、宋仁宗景佑中『1035年至1036年间』在广州被捕遇难
　　北宋著名科学家、政治家沈括在名著《梦溪笔谈》卷二十五记述说：“至景佑中，有人告李顺尚在广州，巡检使臣陈文琏捕得之，乃真李顺也，年已七十余，推验明白，囚赴阙，复按皆实。”

三、兵败逃匿，下落不明
　　据南宋陆游所撰《老学庵笔记》云：“王师薄城，且城破矣，李顺忽饭僧数千人，又度其童子亦数千人，皆就府治削发衣僧衣，晡后，分东西两门出，出尽，顺亦不知所在，盖自髡而遁矣。明日，王师入城，捕得一髯士，状貌类顺。遂诛之，而实非也。”

　　以上三说何言为实，何言为虚，使人难以定论。
　　《宋史》虽为正史，但由于成书时间较晚，距李顺义军失败约近300年，且多有脱漏，所以不可全信。从其“复成都，获贼李顺”句看，应是抓住了李顺。但从“磔李顺党八人于凤翔市”句看，却含混其词。不知8人中是包含李顺，还是指李顺部下8名首领？若与沈括《笔谈》之“及败，人尚怀之，故顺得脱去三十余年始就戮”句相联系，莫非李顺于成都被俘后，在群众掩护下又设法逃脱，辗转岭南，30余年后才在广州被捕遇害？若从沈括语：“朝廷以平蜀将士功赏已行，不欲暴其事，但斩顺，赏文琏二官，閤门祗候”句推论，也说明朝廷为不失尊严，对此事极力遮掩，不愿泄露几十年后才得以杀掉真李顺这件事。另外，陆游在《老学庵笔记》中也说成都城破，王师抓了一个假李顺处斩后，有一名叫张舜卿的官员向朝廷密报说：“‘臣闻顺已逸去，所献首盖非也’。太宗以为害诸将之功，叱出，将斩之，已而贷之，亦坐免官。”也可说明北宋朝廷确有遮掩之事。这不能不使人对李顺在淳化五年被杀产生满腹疑团。南宋人杨仲良在《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十三“李顺之变”中，有成都陷落，“顺就义”之说。但杨氏此书，是根据南宋史学家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所改编。李焘系四川人，曾在四川任地方官多年，后任朝官又主持修史多年，他熟悉当代典故，其著作对保存北宋史实有较大贡献，为何李氏《长编》不载其事？这说明杨氏之说也使人难以置信。
　　沈括治学较严谨，所处年代又与李顺史实较近，沈氏之说本应可信。但亦有人提出沈氏在《笔谈》中既然说：“文琏予尚识之”，还说“文琏家有《李顺案款》本末甚详”。但不知捕杀“真李顺”事，是沈氏风闻他言，还是听文琏亲自面语告知？《李顺案款》本末甚详，是自己亲自过目，还是捕风捉影？这些重要情节均未尽详。所以沈氏之说虽然可成一家之言，但还是难以使人确信。陆游留蜀甚久，《笔记》中记蜀中遗闻轶事颇多，尤其是记成都江渎庙壁李顺画像多条等，保存了北宋一些重要史实，如果记述属实，那么，同时之蜀人李焘书中为何不载？这正如清朝康熙时毕沅在《续资治通鉴》中发问说：“李焘以蜀人记蜀事，何以不载？”因此，在疑似之间，陆氏之说也使人产生疑义。可能由于以上原因，所以现代著名学者及有关论著对李顺之结局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辞源》、《辞海》等工具书，也只好同时录用两种以上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