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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从云 Liu Congyun (1884~1957-2-12) ⊙源自:《四川文史资料》 陈稻心/补



  刘湘神仙军师刘从云。关于刘从云,应该记录的事实很多,而由于同我参加该道活动和后来组织部队的人们,现已多不存在,无从询问。因此只好仅就个人的经历与见闻,简要记述,提供参考。

一、道的传点法及组织概况
  刘从云原名宗培,道派北河,威远县人。他为人机变诡诈,又好权谋数术,旧书读过许多,封建迷信思想异常浓厚。他长于讲圣谕,也曾教过私塾,经常以卜相、星命、堪舆来骗取钱财,随后发展到搞封建道门的勾当。在清代末民初的政治和社会情况,特别是在民国十年以后川省军阀割据,频年混战的情况下,广大劳苦群众备受蹂躏、压迫和剥削的苦难,又由于千年来积成的思想落后,每每借迷信来求暂时安慰或作斗争挣扎;同时,封建资产反动势力惧怕广大人民的反抗,更要利用宗教迷信来作为它们捍卫剥削利益和麻醉、宰割劳苦大众的工具,因而封建会道门就有了它的社会基础。刘从云的道门就在这样的社会基础上,通过他的各种各样的手法,把许许多多的豪绅、地主、富农引入道门;继后一些军阀、官僚、政客,亦各有企图,彼此利用,争相加入;当然善良人民被愚弄、欺骗入其毂中的也有不少的人。
  刘从云在清代末就参加了威远县刘永宽的所谓“儒教”,又称为“一贯先天大道”。当时刘永宽笼络了不少的信徒,并以禳灾、度亡魂等花样骗取了不少的钱财,从云红了眼,入道后就萌窃取之心。后来永宽被他逼得忧郁而死,从云就大肆宣扬说:“我才是真正的一贯先天大道。我奉玉皇的旨渝,代天宣化,要挽回下元末劫。现在儒、释、道三教合而为一,统由我来执掌,也只有我才能挽回红羊劫难,普渡众生。”他从此就开始搞传道的工作。这大概在1911年左右。
  在开始传道时,其范围在威远、荣县、自贡、富顺、内江、资阳、资中等市县活动,绝大部份是在农村。当每个信徒顶礼时,要向从云呈缴贽见礼或舆马费,富有的多缴,贫乏的少缴,总之一定要缴纳,巨细不遗,这是他骗取钱财的方法之一。还要向所谓的菩萨发一个誓愿,即“雷瘟水火刀”劫,任凭赌一个咒,保证不泄漏,如果违反,发誓报誓。
  道的传点法,下手工夫是:“从两肾中间起,一根红线直透天门,守着一寸三分高注意一颗红珠,由红珠又变为各种各样的玄妙。
  我是在1920年的前几年就参加了该道可是我从未见到过什么红珠红线,我询问其他道友,亦感到虚杳无凭,但又不敢说没有,否则就会以道心不坚、信神不虔受到谴责。
  在1920年前后,从云就在上述一些地区收罗了数千徒众,男的称为乾生,女的称为坤生。与此同时,先后开设了108个坛馆,每个坛馆都有一个菩萨坐镇,并设馆长一人,专司香灯茗供和保卫工作。长期燃点神灯,朝夕还要焚香秉烛,烧钱化帛,三跪九叩,祀典隆重。每月由各馆长召集所属的同人开会两次(即上课);每逢朔望,负责人要回坛朝参菩萨;每逢答萨的寿辰日期要申表文晋祝;如果是祖师、玉皇、诸葛武侯、关圣等寿诞,全体徒众还要斋戒沐浴大办皇坛三日,借资庆祝。
  刘从云为了要加强层层领导,又分别成立了六个通部(又称为总坛),即钧通、安通、宝通、微通、祈通、极通。另外还有一个统领六通的通部叫明通。
  荣县有两个通部。一是钧通,设在成佳镇南端约三华里的由太坡,系玄玄上人坐镇;曾介伯任总令,他是一位破落地主老学究,长于中医。一是宝通,设在龙潭镇,系西方佛祖坐镇;刘肇海任总令,他是约有三百石租的一个地主。另外威远城里设有一个通部,由周式禾、袁心微任总令,他们都有小量土地;自贡市竹棚子设有一个通部,由高廷帧任总令,他是清代末的秀才;内江县城设有一个通部,由罗惠夷任总令,他也是一个老学究,一般称他为书囤子;富顺县设有一个通部,由张芹生任总令,他是约有一百石租的地主。以上四个通部坐镇的菩萨,大概是至圣先师、太上道君、武侯军师等。至统领六通部的明通是玉皇大帝坐镇,设在从云家里,由刘肇海、刘启武──从云的大儿子,分别任正、副总令。
  其次,每个通部又辖两个支坛,每个支坛又辖几个分坛馆。以均通为例,就是辖的两个支坛,每个文坛又辖八个分坛馆,共为十六个分坛馆。
  再从人事方面来说,每个通部除设总令一至二人外,还设有参议一人,财政二人,书记二人,文书二、三人,庶务二人,交际二人,传递三、四人;每支坛设参事二人,庶务二人,交际二人,传递二人;每分坛馆设馆长一人,庶务一人,传递二人,交际一人。
  上述的总坛、支坛、分坛馆充任总今、副总令、参议、参事、馆长等职的都是道门的骨干分子,绝大多数是当时当地有钱有势的如豪绅、地主、资本家、富裕农民以及没落的文人;就是担任上述其他职务的,也是城乡较有势头的人,而非一般信徒。所有信徒以地主、豪绅、富农较多,其次为资本家和没落的知识分子,也有工商业者、手工业者和少数贫下中农劳动人民。

二、对徒众的约束和道的扩张
  在上面所述组织形式和人事设置健全之后,刘从云跟即作出第二步措施,即所谓的“调舟结艇”。其具体做法是把各分坛馆的徒众又重新组织起来,成为一个集体,名叫上“渡人舟”。并由原刘永宽时的“体生”李子邦专门闭着眼睛巫婆似地说神说鬼的来指定每舟人数多少和赐道派。至道派有“”、“”两种的区别,例如曾介伯的道派叫“玉祈”,我的道派叫“子灿”。
  在六通部108馆中,都成立了一只舟,共为108只舟。如果说这只舟是72个人,则称为72子,或又称为72地煞;如果是36个人,则称为36子,或又称为36天罡。总共调上了舟的实有3000多人,号称三千徒众子。这是稳固他所谓道的基础,为进一步扩展创造条件。
  在调舟结艇后,从云更制订了一个约束信徒们最有效最毒辣的所谓“三条三件”。大概是:从此遵章永不入外道;不破坏舟船各了一舟;力保恩师,毁家纾难;以及什么鸡叫有信鸡叫到,半夜有事半夜到等等。这样一来,徒众们都不得不俯首贴耳、规规矩矩地听凭摆布了。当然在这些时候每个人还发下了不少的宏誓大愿。
  在这些情况之下,每月每舟都要上课两次。根据每舟的实际情况分班,大约以十数人为一班,每班设劝学一人,专司生活和品德方面的常规教育;设监学一人,专司道功方面的考查工作。每年的阴历年开始和岁尽,还要进行开课封课各一次,由总令或总参等分别到舟上来做动员或总结等工作,并随带有“体生”或“乩生”来说鬼说神,以加深信徒们的信念。
  刘从云认为李子邦这个“体生”是刘永宽时所遗留下来的,恐其不服使唤,致控制信徒的工具运用不灵,乃于1924年前后数年之间,以刘启武为首训练了十八枝乩笔(又称为斗手)。乩笔是用桃枝和檀木制成的,他们装着有神降临的样子,在沙盘上写字,画一些圈圈洞洞,即所谓的“龙蛇字”,据说要慧眼开了的人才认得,竟称为代天宣化出谕文。真的有神在说话吗?当然不是,而是为了传道骗人造作出来的。他们事前找了计多儒书、佛经、道忏的陈辞旧句给乩生读,叫什么“人神结合”,因此这些乩生也就教条式地自欺欺人地装着在沙盘能写能认了。训练成熟后,就把这些人分配到各通部去出谕文。十八乩笔,又称为十八学士登瀛洲。
  刘从云认为后方诸事既已布置妥当,必须向外发展,才能罗致大“灵根”,于己有帮助。乃于1926年到成都把昌尔大、黄时英等拉来顶了礼。昌尔大号介人,是地主,成都市没落的品质最坏的文人;黄时英号石子,营山人,四川讲武堂学生,当时在邓锡侯部陆军第三十师第五十九旅杨秀春部第118团团长。吕、黄等入道之后,成立了静德馆,同时成立了一只舟,共72人。在重庆方面,由于第二十一军机关枪司令刘佛澄的介绍,把刘湘也罗致来顶了礼。刘佛澄与刘湘同学,他在很早就加入了道门。余如第二十一军的参谋长郭文钦、政务处长李公度等在此之前也都入了道。当时川省军队无论在物质和精神方面,都已无法维系,统驭上很感困难;川省各军又尔诈我虞、此争彼夺,团结上亦成问题;刘湘参加道门,是企图利用宗教迷信来加强对部队的约束力,加强对川军各部的控制,以利于他对部队的统驭和川政的统一。他和刘从云是各有企图,互相利用的。刘湘要耍“神仙”,“神仙”要耍刘湘,秘密就在这里。刘湘入道后,重庆成立了事圆馆,也成立了一只舟,计人数108人,称为百八子,又称为一百单八将。后来刘从云到武汉各地,又把贺国光之流也拉入道门,贺同刘湘在四川速成学堂同学,又是国民政府的军政要员,刘湘、贺国光都入了道,首先在军政界是“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入道的人更多了。其时从云尝告后方诸弟子说:“从此英雄入毂了”。当从云回到后方整顿六通时,坐的是重庆特制的大纱轿,扈从甚众,名片上印着川湘鄂滇黔等省高等顾问头衔,威威赫赫,颇自炫耀。
  刘从云传道得势之后,竟然妄想实现他“问鼎中原”的迷梦。表现在:他时常对诸信徒说:“我道是孔子的先天大道,先修身,后齐家,最后要治国平天下。”1925年冬季的一个夜里,我在曾介伯家,他对我说:“从云老师是刘备下凡,因为刘备在三国时,没有统一全国,遗恨滋深,这次玉帝派他下凡,借从云的身来传道,徐图大事,保卫汉室江山的继续。”从云自己也说过:“当此中原逐鹿,乱世出英豪的时候,挽狂澜于既倒,作中流之砥柱,合我其谁。
  刘从云既有上面所说的狂妄想法,所以他妙想天开,极端荒谬地发出号召,要在1928年阴历九月九日前叫各通部以及各舟的负责人,齐集到重庆的南岸真武庙内大办皇坛三天,叫做“移星转斗会”。就是你这个人是什么灵根下凡,要求上天把你原有灵性转移到你身上来,你才能够豁然开朗,运用你的智慧来共劻大事。彼时刘湘等也朝夕相从,跪跪拜拜地闹了几天。坛事毕后,刘湘对凡参加这次法会的道友们每人送了牙筷一双和面巾—张,以作纪念。刘湘是借此拉拢所有道门的信徒,他看中了这些信徒是最可利用的资本。

三、组织武装
  刘从云认为前后方徒众业已转移星斗,脱胎换骨了,正好把他们编制起来,组成武装力量;他这一企图,甚合刘湘的心理,哪里去找能够由“神仙”统带住的一队真正子弟兵呢?在刘湘完全支持并怂恿下,于是他在1929年夏季,饬令各通大筹其款,准备购买枪支,成立部队,即所谓的毁家纾难,在此一举。在这次筹款中,主要是依靠一些富有财力的豪绅、地主、富农和资本家,他们很多是道门的骨干分子,认为出了款有机会可以取偿,又感到购买枪械成立队伍,能够花钱买得官当,正合于自己的愿望,所以向他们筹款,丝毫没有什么问题。但其他信徒,即使是舀水不上灶的,仍然不能幸免,如果不出款的话,那就会发誓报誓。因此,有的小私有者和佃农,或出售土地、典当房屋,或退佃、变卖牲畜,有的劳动人民也借高利贷、卖破旧,勉强来凑缴指派的数目。总之,河海不择细流,每个信徒无论贫富都要尽到自己的一分力量。当时我家因为弟兄叔侄几人都参加了这个道,大家也东拉西凑地筹缴了一千元的生大洋。的确刘从云有他的一些魔力,在很短时期内,六个通部竟筹缴了二十三万多元的生大洋。在当时农村经济破产的情况下,这是一个不小的数字,分别交由自贡市的道友张介眉的银号和内江县的道友曾述舆的字号汇渝去讫。接着从云就指派蒋尚朴和刘晓岚出川购买械弹。蒋、刘二人是从云的忠实信徒,原是刘湘同学,现在正任刘湘部队的军官,这次出川,从表面上看是由从云指派,实际上正是刘湘派遣的。从云企图利用刘湘来组织、掌握武装力量,刘湘却蓄谋利用从云扩大了自己的兵力。
  是年中秋节前后,从云又急如星火的地通知各通要遴选一百个忠实信徒和较高文化的青壮年到渝待命,我也是其中的一个。从云既已筹款购枪于前,又复调集青壮信徒于后,他究竟是什么企图,是大家意识得到的。一些有钱有势的的道徒,兴致勃勃地整装赴渝。他们感到通过受训即可当官,将有利于巩固剥削地位和维护既得利益,也不枉自己出了了捐款。我到重庆后,得知从云住在江家巷内一座西式公馆,并有卫兵守卫着。从云面告大家即到重庆市约十五华里的长江右岸的大佛寺集结。于九月九日入二十一军警卫旅旅长何克修所办的军事教导队正式受训。队内管教人员有谢作孚、李孔升、王玉光、周义彬等。每天照例施以军事训练。从云认为这一百人是他的军事骨于,因而又称为百子,实际不止一百人。
  是年的腊初,从云又来了一个不可想象的所谓“大练武场、传授国技”。因为顾虑泄密,乃在该校的后花园举行。事前曾派妥员赴渝定制了一些木质和铁质的兵器,有双刀、单刀、大刀、鞭、锏、剑、党扒、棍、弓箭之类的东西,每天焚香秉烛叩请诸天菩萨莅临传授。当时的“体生”有刘从云的三兄第从湘和阮奎光、郝汉超等三人轮流担任,居然时而有关公来传授拖刀计哟!老黄忠来传授百步穿杨哟!如此等等。闹了一个多月一无所获。这究竟是一回什么事呢?原因是从湘在辛亥革命时参加过同志会,对各种刀类的用法和步法却知道一些,因此他尚能跳一下子、比一下子。可是阮、郝两人根本是外行,连走路也走不稳,偏偏倒倒象醉汉似地乱舞乱跳—会了事。大家有兴开始,无兴而终。
  这些信徒既正式受了军训,从云认为有了一百人作军事骨干,乃于1930年阴历的二月,又发出了紧急指示,饬令各通的负责人,把后方的信徒限期于三月三日以前赶赴重庆的西端约二十华里的马王庙集结待命。这样广泛地调集徒众,大家都明了为的准备兵员,成立部队,他们的心情就和前次调集青壮信徒大大不同了。特别是一些富有的道徒平日过着安富尊荣、骄奢淫逸的的生活,说着去当官都喜形于色,说着去当兵都视为畏途。但是想到道规的约束和发下的誓言,又谁敢不遵,谁敢不来呢?因而有的独子单丁也来了,有的父子一齐都来了,有的退了佃,有的收了生意,有的合伙经商拆了伙。临行之时,妻送夫,母送子,儿送父,哭哭啼咏,真有“爷娘妻子走相送”、“哭声直上干云霄”的景况。
  到了规定的限期,确实有三千多人到达指定的地点。三月三日正式编成了队伍,年老的当炊事兵和杂差兵,年少的当司号和勤务兵或看护兵。部队番号为21军第一师新兵大队,共编为五个大队,每个大队辖五个中队,共为25个中队。大队长有吴善堂、董云宾、蒋尚朴、刘晓岚等,中分队长大多数由百子充任,刘启武则任第一大队的队附,刘启文(从云第二子)则任第一中队长。驻营地就在马王庙附近的花乡坪、黄金庵、九龟庙、双山等地。估占了不少的民房,霸填了不少的良田熟地。军民混住,人民不堪其扰。从此这数千徒众就被骗入暗无天日的军营中了。
  这个部队自成立之日起,是由刘湘按照该军的正规部队薪饷标准发放的。二等兵每月薪饷五元九角多,除了伙食外,约可剩三元左右,而从云仅发津贴一元,称为正兵,实际克扣了两元左右。少尉每月仅支12元,上尉仅支24元(当时该部没有中尉级),少校仅支40元。枝尉按21军规定却支一半,或者还更少些。至中队部大队部一律不发给办公费,仅由从云每月发一点办公用的笔墨纸张和灯油了事。估计当时从云克扣的军饷和一切办公费,至少每月也有一万五千元,直到1933年薪饷才略有增加。
  上面叙述了这三千多子弟兵的来源,当然他们的家乡观念特别浓厚,又遭受到各种各样虐待,痛苦万分,兼之从云每次来向部队官兵讲话总是气势汹汹的一咒二骂三斥责,别无一句安慰兵心的话。因此兵士经常忿恨,啧有烦言。他们说:“我们跟随刘老师多年,吃了不少的苦头,耗去了不少的钱财,甚而至于倾家破产,今天买得了一个兵来当,还要挨打受气;他倒有洋房子可住,大轿子可乘,妻室儿女团团圆圆,而且儿子也都当了宫;我们呢?有的有家归不得,有的无家可归,真是活天冤枉。”他们常常是叫苦不绝。还有的兵士随时接到后方来信,家里的人活不下去了,有的逼债,有的逼迁,有的妻子出嫁,有的父母相继死亡,因此怨气沸腾时有逃亡,从云常派出心腹,拦路将逃亡的人杀死,然后又宣传这是赌的誓发了,所以遭到天谴,因此一般信徒也就不敢轻于逃亡。他又派人到中途去抓,抓回来的也都严受惩罚,因此不少的兵士日夜忧思,朝夕苦闷,死于军营中的不可胜计。如我的嫡堂兄周品三、姐丈董寿堂就是这样断送了他们的宝贵生命。花乡坪、黄金庵、九龟庙和双山,庙前宅后,荒地山隈,兵坟累累,尸骨重重,荒烟蔓草,野火流萤,触景凄凉,官兵啜泣。
  是年夏,蒋尚朴、刘晓岚等已在省外购回德式步枪三千枝,手枪二百枝,子弹不详。从云又把新兵大队改编为模范队,计九个营另一个手枪大队。营长大多由原任大队长充任和在百子中遴选部分升充,手枪大队长则由刘启武升任。为了进一步培养军事骨干,从云于1931年夏至1932年秋在浮图关开办了军事教导队和军官传习所,调军士和初级军官轮流受训,教官有刚由日本军校回来的任季辉和黄埔军校毕业回来的张清澄等。
  有的信徒宣传说:刘老师有预见,能够前知。真的吗?只看下述事实,就充分的揭穿了这是不折不扣的自欺欺人的谎话。1931年春夏之交的一个夜里,风雨交加,竟把花乡坪新建的营房吹倒了一幢,压死压伤官兵数十人,从云的行营司令部竟变成了停尸房,尸体横陈,草率掩埋,官兵非常抱怨。是年冬,花乡坪武器库存储的加快手枪有三支不翼而飞,后来从云勒令有关军官买来赔偿,当时有人这样说:“神仙失算,我们赔钱。
  1931年刘拥又把模范队改编为模范师,师长由刘湘兼,实际完全由从云主持。团长有蒋尚朴、吴善堂、刘晓岚等,原有的手枪大队则归师部直辖,仍由刘启武充任大队长,第二旅由何克修部改隶,第三旅由廖泽部改隶。从云以为兵权在握,更为骄傲,坐的是大纱轿,起码有四个大班八个弁兵以及许多传令兵伴随着。

四、策划内战和进行反人民战争
  1932年秋,川军刘文辉、田颂尧等在省城发生巷战时,从云为刘湘策划出兵直攻成都。据他说:要将政治中心地区抓在手里,才有利于统一全川。他们称这次战争为“绥靖之役”。
  当时有的信徒宣传说从云知兵,能指挥大兵团作战,再看下述事实,就知道他是怎样一个“知兵”的角色了。彼时模范师第一旅全部驻在花乡坪一带,在阴历八月的一个深夜里,突然军号大奏,哨音齐鸣,官兵紧急集合待命,当由各团团长把队伍带到营房的周围绕了一个圈子。后来才知道是从云预卜的佳期,要这样做,尔后部队才能很顾利的一举而直破成都。
  到了部队正式出发,廖泽旅打先头,在江津之役,因为刘文辉部的兵力比较薄弱,很快就攻下了江律。可是到了泸县,城内仅有刘文辉的田钟毅、杨尚周两个旅,兵力不过七、八团,而从云则拥有模范师全师和陈兰亭、穆瀛洲等部,兵力至少有十八团之众,还配合所谓的“海空军”。在从云的指挥下,白天打,夜里攻,齐攻,总攻,闹了好几昼夜,竟末攻进泸县,而泸城的杨尚周部倒反把模范师第一旅第三团第九营的士兵俘虏去了几十名。后来刘湘由隆昌亲赴前线指挥,乃令廖泽和陈兰亭抢渡胡市,封锁了龙透关,阻击了由况场来援的高育琮旅,田、杨等在弹尽援绝的情况下,才竖起了白旗。有人这样说:“海陆空神,打不进泸城,恼了刘湘,羞煞从云。
  在到达荣、威线时,模范师一旅一、二两团在荣县赖河坝之战打得来溃不成军,营长陈秉灵阵亡;廖泽部在老君台之战的一个夜里,官兵伤亡一千余人。与此同时,刘文辉令川康第二师王元虎所部的罗文楷团轻装出击,直到了荣县城,模范师第一旅部留守人员在文昌宫,所有的军用物资悉被劫去;当留守的营长李安民与罗团发生争夺战时,亦在东门城楼上身负重伤。后来在荣、威线上成了拉锯战,双方议和才停止了战争。
  上面叙述刘从云的一次策划内战。另一次在1933年夏。当刘文辉部向邓锡侯部发动了昆河战争时,从云又为刘湘献策再度出兵力打上成都。他曾经亲赴乐至县约邓锡侯会谈,邓是他的入门弟子,意在要邓固守昆河,牵制刘文辉部,使刘湘能够联合其他川军一齐进攻。据闻这次会谈,从云还支援了邓部饷款若干,步弹20万发,由此所谓“安川之役”的战争又掀起了。刘文辉在大兵攻击之下,又兼内部起了分化,终于放弃了岷江,向西康方面撤退。
  这次策划内战,从云认为大功告成。模范师部进驻省政府,21军部进驻将军衙门。为了从云的私人住宅,刘湘花了二万八千多元购买三槐树街33号的一所中式大屋,又重新美化,总共花去了三万多元,请从云进住。从此登门拜见夤缘馈赠者争先恐后,络绎不断,刘湘亦不时晋谒。
  在这两次内战中,大军进出,拉夫扰民,死伤健儿,盈千累万,究竟为谁而战,为谁而死?从云却自鸣得意,归功于己。
  川省内战局面刚告结束,从云又不遗余力的为刘湘策划川军“剿共”,进行反人民的战争。徐向前司令员所领导的红军深入到通江、南江、巴中等县时,从云向刘湘建议,纠合川军的所谓六路大军即:第一路邓锡侯、第二路田颂尧、第三路杨森、第四路李家钰、第五路王陵基、第六路刘存厚等部向红军发动进攻。当时模范师抽调了一、四、七团合编为一个旅由何克修指挥,在万源罗文坝等地参加战斗。
  彼时从云以为六路大军同时出动,定能一战击败红军,而事实恰恰相反,他们都被红军如摧枯拉朽一样打得来节节败退;何克修部也东逃西避地怕受到红军的有力回击;特别是王陵基部更为惨败,使得两开(开江、开县)吃紧,东川震动,从云疑心王陵基在同他捣鬼不听指挥,又怂恿刘湘以开会为名,令王返省,将其软扣,遗职以唐式遵升任。
  为了提高自己威望和企图重振旗鼓,从云又要挟刘湘等拥护他任“四川剿匪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得逞之后,乃令其次子刘启文带领手枪两个中队同他一道赶赴南充部署军事,从云又以为他的指挥权力大大加强,这次必可击退红军,树立威信,气焰嚣张,目空一切。岂料他几次下令总攻均告失败,而红军反声势浩大地渡过了嘉陵江。惨败之讯频传,军情紧急,从云手足忙乱,惶恐万分;同时,川军哗然,主张严惩从云,他惭窘交并,潜回省垣,在警备司令廖泽的掩护下,跟即通电辞职。

五、从云匿迹销声和后期活动
  这次反人民战争的失败,也是刘从云道门的虚假性和反动性的一次大暴露,不但进步人士恨之甚深,就是一些反动军队、甚至如刘湘所部的二层将领,也有感到受了从云的欺骗,欲杀之而后快的;至于为其愚弄的一些道徒也逐渐有清醒的认识而啧有烦言了。继后,模范师师长一职由刘湘委派教导师第三旅旅长郭勋祺升充,郭又把该旅全部带到模范师来,改编为模范师第一旅,而把原模范师第一旅则改编为教导师第三旅,旅长仍由蒋尚朴充任。因此原模范师第一旅官兵的思想异常混乱,认为大势已去;至后方道徒亦意冷心灰,对从云深怀不满,众叛亲离。由于这些情况,从云就从此东避西藏的成为惊弓之鸟而匿迹销声了。
  这个道门头子虽然匿迹销声,但不是暗中毫无活动的。在此期间,他秘密支使刘启武等回到威远大大地买田置宅,如威远县仅有两个最大最漂亮的“大夫第”,均为从云所买得;并且在该县买了三百余石租的田地,还在新津县用其他的名义买了不知道多少亩的坝田。当然三槐树衔32号的公馆,他仍然踞为己有。另外又在成都提督西街开了一个元记五金商号;至他家还存放着不少的金银,那更不用说了。有人慨叹说:田连阡陌,公馆巍峨,人民血汗,兵士骨头!
  原模范师第一旅经过刘湘几次缩编队伍后,在成都聚集的官兵,有的无家可归,有的有家归不得,甚而有不愿回家的,真不知有多少人。愿意回家的,如荣县的曹午堃(作过营长),就在该乡──双市乡作伪乡长和中统特务,成为解放前荣县反动派四大金刚之一;又如威远县梧桐乡的曹伦(作过排长),就在该乡作乡队附,解放后,他带着队丁与农民协会为放。不愿回家的,如监超(作过副官),就在品香茶馆大讲青帮,贩卖鸦片、枪支;又加杨慎修、罗伯良等(作过排长),天天也在中山公园买卖烟、枪和黄金、白银。无家可归的兵士,如威远县的黄荣书等流浪无依,想作个豆芽生意而没有本钱。至东校场、南台寺、净居寺、武侯祠原来作过营房的附近周围,不知遗弃了多少的家属,而僻静的小街小巷,靠烟馆、吃赌饭的兵士,亦不可胜数,甚有沦为乞丐沿街讨饭的。追溯这些士兵,都是遭受刘从云的欺骗,才走上各种各样的悲惨的道路。
  至刘从云辞职以后,刘湘表面上和他断绝了关系,而实际上是藕断丝连的,刘湘经常仍派蒋尚朴、任绍虞和他联系,尤其是在蒋介石的势力深入到川省后,表现得更为突出。1936年冬,蒋尚朴派人持刘湘的的手令来到三槐树街32号公馆,限令住于该院人家立即迁出,不得有违。过了几日从云竟迁移回来,刘湘亦不时亲自走访,来往甚密。从云利用这个机会,又派妥人四处通知,重新把道门敞起来。当时在省的信徒们说:“刘恩师落了难两三年,现在又东山再起,重振旗鼓了。”从云又利用“元记”作为接洽信徒们的基地。负责人安海龙、黄绶章等,在暑袜北三街又有林树勋(作过连长)开了一个石印铺作幌子,借以收罗道徒。与此同时,荣县的钧通罗甫臣、赵集成、陈继彬等又在约会作基金,极力地拉拢旧道友定期开会。其他各地主要信徒梦想死灰复燃的也不乏其人。不仅存抗战时期,就是解放前后,还有他们的残余活动。例如,在成都解放前夕,“元记”经常有张竭诚、杨国祯──作过师长的在那里进出活动,至林树勋等的活动就更为频繁了。又如1952年我由西南军大高研班转业还乡时,还亲眼看见陈继彬在用朱笔写表乞求所谓的“神天默佑”。
  抗战前夕,刘湘提出的“国是主张”是先攘外而后安内,攘外即是安内,攘外而内自然安,好像决心抗日,但实际上不是表里如一的。抗日军兴,刘湘被任命为七战区司令长官,要从云给他预卜出师的一个良辰吉日,在预卜的良辰吉日未到以前刘湘就不出发,他们到这时还在勾勾扯扯。
  在抗日末期,川军将领大多数被蒋介石编余回川,他们也没有过问从云了,除从云仍在暗中继续进行其道门活动外,他另外又来了一套所谓“著书立说”的作法,就是把《易经》翻写成白话文,同他搞的有安海龙、陈度之、黄绶章等等,他们用木板雕刻,印成了成百上千部的书,认为可送的信徒就送上一部,还在进行欺骗活动,企图死灰复燃。

本文选自《四川文史资料》第十二辑

补注陈稻心
  1955年12月,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罪判处刘从云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后因病保外就医,1957-2-12日病死于成都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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