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览中国现代文学史，会发现一个显著的现象：相当多的现代作家，与中国现代史上的革命运动、政治斗争、民族解放战争和国内战争关系密切，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几乎就等同于一部中国现代革命史和现代政治斗争史。有相当一批现代作家，主要不是为了实现“文学梦”，而是为了实现“民族解放梦”、“救国救民梦”、“劳苦大众翻身梦”，而走上了文学创作道路。刘德彬，就是其中一个。

险些被自己人处死
　　刘德彬是四川省垫江县『今属重庆市的垫江县』人，1922年10月出生在一个普通农民家庭。1939年3月，在梁山『今属重庆市的梁平县』县中学读初中时，16岁的刘德彬就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入党时的监誓人，是梁山中学的地下党支部书记王敏（另一个班的学生，后来在重庆渣滓洞看守所殉难）。
　　1941年初，因皖南事变发生，大后方政治形势恶化。国民党独裁政权加强了对“异党”的限制和打击。这时刘德彬正在重庆北碚兼善中学高中二年级读书，同班的地下党小组长唐廷璐向他们几个党员传达了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指示：贯彻“长期埋伏，荫蔽精干，积蓄力量，等待时机”十六字方针，为减少破坏，暂停组织活动，割断横的联系，要求每个党员做到“三勤”（勤学习，勤业务，勤交友），学生就是学好功课，团结同学，每人交好三个朋友。此后，他们几个地下党员就和上级组织断了关系，刘德彬只与唐廷璐保持单线联系。

　　1943年高中毕业后，刘德彬考上了设于重庆近郊磁器口的四川省立教育学院。9月入学前，他到城内管家巷28号育才学校办事处，找到正在那里当主任的王敏，王敏给他看了延安整风文献后，向他提出：“考虑不读书如何？到农村去和农民交朋友，开展工作，如果日本人进川，就在农村打游击。”刘德彬已经从《新华日报》上看到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有志青年到农村去准备打游击的号召，王敏一说，他便慨然应允，立即回教育学院办了保留学籍的休学手续，去到万县『今属重庆市的万州区』乡下观音阁小学教书。次年又应约到万县白羊乡杨家山私立杨氏族立小学作教导主任。杨家山在万县南岸，是离县城百余里的贫穷山区，生活艰苦，他在那里除了伙食外，没有任何报酬，但他毫不在乎，热心办学，开设了小学高年级班，还给无力升初中和读中学时因家贫辍学的青年开办免费初中补习班，除了教文化课外，还向学生们宣传抗日救国道理，与学生和当地农民关系处得很好。
　　直到抗日战争胜利结束，刘德彬才回重庆，到四川省立教育学院复学，这时，他通过在中央大学读书的地下党人黄可，与南方局青委周力行、赖卫民建立了联系，在他们指导下开展学生运动。1946年冬，因学院三青团密告他经常不在校，学院将他“默退”。这时正值他母亲去世，父亲又患重病，家中祖母、弟妹老少五人生活陷入困境。他只好回到家乡，料理家事后，在垫江县县中学、安定中学等校任教。
　　1947-6-1日，国民党当局对文化、教育界人士实行“六一”大逮捕，刘德彬的同乡、同学蓝国农从重庆潜回垫江县后被捕，风声日紧，刘德彬也不能在家乡呆下去了。刚好这时与他单线联系的地下党人唐廷璐（在云阳县云安厂中学任教）来信叫他速去重庆。7月，他到了重庆，住在省立教育学院。学校放暑假后的一天，王敏和唐廷璐一起来找到他，说现在全国形势已经发生变化，党组织正动员一部分同志去农村工作，征求他的意见。他听了很高兴，马上就答应了。过了几天，唐廷璐就带刘德彬进城，在磁器街一家小茶馆里会见了地下党负责人彭咏梧。这时彭咏梧的职业身份是中央信托局职员。
　　彭咏梧一开始就宣布：“你的情况，我们了解，承认你过去的关系。”刘德彬心里一热，知道党组织正式恢复他的关系了。接着，彭咏梧向他介绍了全国形势，主要说明解放军很快就要打入四川，因此要尽快到农村去开展武装暴动，迎接大军入川。他给刘德彬交待了具体任务：到云阳去联系赵唯，赵唯是一个老党员，是彭咏梧以前联系的“一股头”，为隐蔽精干而切断联系很久了，这次派刘德彬去了解情况，如果赵唯确实可靠，组织上就恢复他的关系。彭咏梧还宣布成立汤溪特支，唐廷璐任特支书记，刘德彬是负责云阳地区工作的特支委员。
　　跟彭咏梧分手后，唐廷璐向刘德彬介绍了赵唯的一些情况。赵唯是抗日战争以前的一个老共产党员，为配合红军长征，领导过云阳的武装暴动，以后失掉了组织关系。他家里开了铁厂，做得有生意，在本地很有威望。他住在鱼泉乡里面，离云安厂（即云安镇）还有100多里路。因云安厂中学要开学了，唐廷璐要先走一步。他把去的路线告诉了刘德彬，还特地交待：从这以后，就要跟家里和亲友断绝通信联系了。刘德彬毫不犹豫地回答：“这没得问题！”
　　1947年9月初，刘德彬作为彭咏梧的联络员，离开重庆，经万县到了云阳，然后步行20多里到云安厂，在街上一家糖果铺找一个叫刘子俊的店员接上头，并和唐廷璐会了面，唐又向他交待了些注意事项。两天后，他被带到了鱼泉乡，
　　刘德彬在鱼泉乡街上一家绸缎铺与老板陈汉书接上头，说明自己是“重庆的老朋友”派来联系的。陈汉书再三问他：“重庆的老朋友还带了啥子没得？”刘德彬说：“没得了。我这回来主要是联系，了解情况。”并把全国胜利形势和要在农村开展武装暴动迎接解放军入川等说了一遍。陈汉书没有表示什么，把他安排在店里住宿。
　　两天后，陈汉书叫一个赵唯家的长工把刘德彬送到山上一个叫窄口子的地方，赵唯家就在那里。长工安排刘德彬在客房住下后，说赵唯不在家，出去了，要他等两天。两天后，刘德彬问那个长工，得到的答复是赵唯还没有回来。他只好随处走走看看，了解到赵唯家开有小铁厂，临时和固定的工人有四五十个、另外还有专人烤酒、熬硝。
　　刘德彬一住几天见不到赵唯的面，心中焦急。大约到了第五天，他实在耐不住了，一早起来后，向另一个长工打听赵唯回来没有，那长工说：“在家里呀！”并指给他了赵唯住的房间。刘德彬直接闯了进去，终于见到了赵唯。他把有关形势和组织上的考虑讲了一遍，还说：“你是个老同志，在这个时候应该站出来。我来的目的就是和你联系，商量。”并告诉赵唯，重庆地下党承认他们的组织关系。
　　谁知赵唯听后却十分冷淡地说：“那都是早年的事了，现在早就不干了，年纪也大了……”
　　年轻的刘德彬以为他是因为长期脱党，意志消沉，便再三给他讲形势，作动员，说要他站出来是党的要求，形势的需要……苦口婆心说了半天，赵唯的态度才好了一点，说：“现在搞这个玩意儿，不那么简单，搞得不好，要掉脑袋的。”刘德彬却想得很简单，说只要想法搞到枪，把群众发动起来就行了。以后几天，刘德彬和赵唯又谈过几次，赵唯向他了解重庆和其他县的情况，刘德彬只能谈些学生运动方面的事。
　　住了几天，刘德彬决定回重庆汇报。赵唯派了一个长工带他出山。作为一个学生青年，第一次到山乡里执行这样的任务，刘德彬被蚊叮虫咬，头上长满了脓泡疮。在云安厂与唐廷璐碰头时，唐廷璐劝他休息两天再走，并从学校给他拿了些药膏来。但他急于回去向老彭汇报，擦了点药膏，便匆匆上路了。
　　刘德彬一点没想到，他这次山里行竟差点惹出杀身之祸！
　　后来他才知道，赵唯这个党支部有十多个党员，在皖南事变后，党支部转入地下，当时彭咏梧跟他们约定：今后组织上派来接关系时，除组织介绍外，还要有接头暗号，就是在绸缎铺说：“扯三尺青布。”因事过多年，彭咏梧忘了向刘德彬交待这个暗号。陈汉书便怀疑刘德彬是特务，同赵唯等商量多次，打算把刘德彬干掉，但又怕弄错了。经过严密观察和分析刘德彬的言行，在附近也没有发现可疑人物或异常情况，总算相信了他。刘德彬回重庆汇报后，地下党另派了人去，带去了接头暗号，才把赵唯、陈汉书等地下党员的组织关系接上了。
　　现在来回顾这一段经历，仍然让人后怕，刘德彬却并未放在心上，从未就此大做文章吹嘘自己。除去在文革中写“交待材料”时对此事经过作了详细回忆外，直到在晚年所著《歌乐山作证》一书中，他才作了比较具体的记叙。他在书中写的是，赵唯手下人曾打算把他推下溶洞处死……
　　当年跟刘德彬一样从青年学生成为地下党人、曾任中共川康特委副书记的马识途，后来写过一个短篇小说《接关系》，写的就是一个地下党员去一处山乡接关系，却被地下党组织怀疑是特务，一天夜里突然把他抓去活埋，他以为是遭到了反动派暗害，埋了半截，便喊口号“共产党万岁”，双方才发现误会了……虽是小说，也绝非凭空编造──刘德彬的经历就是活生生的例证。若那一次刘德彬被推下溶洞或用别的方式“黑整”，根本没有喊口号的机会，岂不就成了冤魂？

和江姐一起被上级出卖
　　刘德彬回到重庆后，在一个同乡同学住地住下，按照彭咏梧交待的联系地址和方法，写了信去。第二天傍晚，一个年轻妇女来找到了他，告诉他：老彭约定次日上午到望龙门附近某茶馆见面。她还自我介绍说：“我姓江，以后你就叫我江姐吧，就说我是你的表姐。”后来刘德彬才知道她就是彭咏梧的助手江竹筠。
　　第二天见到彭咏梧，刘德彬作了详细汇报，谁知老彭听完后，并没有表扬他，却问他：“当地群众中有多少基本骨干力量？上层统战关系有哪些？”刘德彬张口结舌答不上来。彭咏梧批评说：“怎么搞的，一点不深入！”见刘德彬显得尴尬，彭咏梧又把口气缓和下来，告诉他：要在群众里面作好串连工作，要有基本骨干才行；此外，还要注意作好上层人士开明士绅的统战工作，这样武装斗争才能顺利进行。
　　这以后，江竹筠还来找过刘德彬两次，一次是通知他到千厮门水巷子一家茶馆去见老彭和另一位领导人“老杜”（即涂孝文，中共七大代表）。这时，为了更好地领导组织农村暴动，中共川东临时工作委员会和下川东地方工作委员会已经建立起来，涂孝文任川东临委副书记兼下川东地工委书记，彭咏梧任川东临委委员、下川东地工委副书记。那次见面，由刘德彬和卢光特分别汇报了云阳和巫溪的情况。另一次，江姐是通知刘德彬出发去下川东。江姐先带他去一个地方取了一手提箱药品，是要他带到云阳去为武装暴动后的部队备用的。江姐告诉他，为防止路上有人盘问，已经由重庆的药店开了发票、清单，而且是批发价格，如果有人问就说是给云阳一个朋友带的。重庆到万县的船票也由江姐买好了，她给了刘德彬一些路费和零用钱，还给了他一份党内文件，要他看后销毁，不要带走。他当晚在旅馆里看了，是一份用铅笔抄写的文件，内容是讲当前形势和农村武装斗争和抗丁、抗捐、抗粮“三抗”斗争的意义的。按照江姐的嘱咐，他看后烧掉了。
　　短短几次接触，使刘德彬对江姐的细心、稳重、干练、善解人意，有了很深的印象。
　　11月初，刘德彬带着那一箱药品到了云安厂。唐廷璐告诉他，老彭已经下来了，并且和赵唯已经见了面。而刘德彬的任务有变动：到奉节去，作云（阳）、奉（节）、巫（溪）特支委员。刘德彬二话不说，由卢光特带着去了奉节。他这次的任务是住到乡下一个同情中共的开明士绅、袍哥大爷家去，做些宣传、组织、串连、发动群众的工作。
　　彭咏梧在云阳南溪镇领导的暴动，原订于冬月二十八日（即1948年1月8日）打响，但因走漏风声，当局加强了防范，彭咏梧仓促下令提前起事。刘德彬听说暴动消息后，动员了几个青年农民前去参加，但那些农民去后回来说，老彭的队伍已经开走了。原来，因条件并不成熟，对困难估计又不足，面临国民党大军围剿，暴动很快便告失败。彭咏梧决定，自己带游击队主力，吴子见、卢光特带一部分游击队员分头突围。1948-1-19日，彭咏梧在奉节与巫溪交界的鞍子山与国民党军遭遇，他在战斗中不幸牺牲。
　　正在这时，江竹筠从重庆带了四个青年学生满怀斗志回到云阳。江竹筠本来是和老彭一起到川东来参加武装暴动的，老彭考虑到打响以后，农村急需充实有文化的干部，便派她回重庆去向川东临委要人，并负责把要到的人带回来。江竹筠把四个学生带到云阳龙洞乡董家坝老彭的外婆家住下，等待游击队派人来接他们。
　　几天后，突围出来的卢光特到奉节公平乡找到刘德彬，要他马上到云阳龙洞乡去。刘德彬这才听说了游击队失败的消息。江竹筠已预感到情况不妙，但在没有得到确切消息之前，她仍镇静地组织大家学习毛泽东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由她从重庆带来的杨建成逐段背诵大意，背诵一段，大家讨论一段。
　　又过了两天，吴子见来了。他是由彭咏梧和江姐带到下川东来参加暴动的知识分子党员。他避开江姐，把刘德彬和卢光特找到一边，告诉他们，有一个穿黑皮袍的游击队员头被割下来挂在竹园坪场上示众，已经证实那就是老彭。三人反复商量，要不要把这个消息告诉江姐？他们都知道，江姐虽然没有和老彭公开结婚（老彭另有在家乡的妻子谭幺姐，也是地下党员），但因地下工作的需要，江姐由组织决定和老彭假扮夫妻，以后又经组织批准秘密结婚，两人共同生活多年，已经生有一子彭云。在艰险的地下斗争中，他俩相濡以沫，既是夫妻又是战友，现在突然面临这样的打击，江姐承受得了吗？刘德彬和吴子见都很犹豫。最后是卢光特做出决断：还是要告诉江姐。
　　他们一起心情沉重地去见江姐，吴子见讲述了老彭牺牲的情况。听到这个晴天霹雳般的消息，江姐久久没有说话，但也没有掉眼泪。刘德彬亲眼看到这一切，心里难受极了。江姐反而忍住悲痛，镇定地安慰眼前这些年轻人，叫大家不要难过，革命总会有牺牲，要好好总结经验教训，继续完成老彭的遗志。
　　随后，江姐和刘德彬、卢光特等人去云阳云安厂了解情况，去后不久即引起注意，他们只得赶紧离开。乘船去万县途中，刘德彬怕江姐过于伤悲，就找话题与她聊天，转移她的思想。他问起江姐在四川大学学的什么专业，江姐说学农，植保系。刘德彬说自己在川教院学的是农教系，并说：“这个系的同学对农村问题都没有我今天体会得深。”江姐说：“我们是个农业大国，今后解放了，首先要振兴农业……”刘德彬许多年后都还记得当时的情景。
　　江姐回重庆汇报后，地下组织安排她在重庆城里工作，但她主动提出调到老彭牺牲的下川东，继续老彭未竟的事业。她在万县地方法院收费处找到份工作。刘德彬被派到云阳、奉节南岸七曜山区工委书记刘孟伉那里去。刘孟伉派他到云雾山里去发动群众搞“三抗”，主要是组织抗丁队。这一段时间的艰苦经历，成为刘德彬以后写作《云雾山》的素材。1948年5月中旬，风声越来越紧，国民党当局到处清乡抓人，刘德彬只好随七曜山工委组织委员杨建成撤到万县。
　　他们到万县三马路445号──刘德彬中学同学萧的西家开的糖果铺住下，然后找到了江姐。江姐要他们等领导回来后汇报。她见刘德彬还穿着在云雾山时的那身蓝布对襟上衣、直筒宽腿长裤，便说：“你穿这身衣服在城里住不行，要换一下。”刘德彬说没得衣服换，江姐便说给他找点旧衣服来。第二天，江姐就给他找来了一件衬衫和两条长裤。刘德彬又到裁缝店去做了一身学生装。等了几天，杨建成先去重庆了。到6月10日，江姐来通知刘德彬：明天上午10点钟在一马路两层桥附近的悦来茶馆和“老杜”见面。
　　第二天刚好是端午节。上午，刘德彬按时到约定茶馆去见了“老杜”──涂孝文（其对外掩护身份是万县辅成法学院学生），刘德彬汇报了这段时间云阳、奉节南岸的情况。涂孝文给他讲了当时的解放战争形势，并告诉他，重庆出了问题，具体情况还不清楚，但不要麻痹大意，要随时准备断关系，单独作战。分手时，涂孝文还给了刘德彬一个任务，要他在万县住一段时间，找辅臣学院一个学生谈话，准备发展其入党。
　　不料，就在当天午后，涂孝文自己却麻痹大意地跑到杨家街口码头去看划龙船竞赛，被前来抓捕地下党人的叛徒冉益智和特务碰上了。原来，重庆市委书记刘国定和副书记冉益智先后被捕叛变，重庆地下组织遭到大破坏。叛变后的冉益智又带领特务到万县一带抓捕地下党人。涂孝文被捕后，开始还硬挺了两天，以后受刑不过，加上冉益智的劝诱，终于叛变。于是，从14日开始，中共在下川东万县、开县等地的地下组织遭到大破坏。不过，据卢光特多年后所写党史文章说：“涂孝文出卖万、开组织是彻底的，以致一周之内敌人就捕到二十多人。但他没供出暴动地区的组织，何故？一说是他怕说不清，脱不了手，索性一下子推给彭咏梧。……另一说是此人叛变不久又后悔了。”
　　毫不知情的刘德彬，14日上午同萧的西一起到万县西山公园附近一家裁缝店去取做好的学生装，两人一路说说笑笑回到糖果铺，店员对刘德彬说：“刘先生，刚才有两个同乡找你。”刘德彬有些纳闷，店员往他身后一指：“那不是？他们来了。”刘德彬转身看见两个陌生人走过来，一个走近他低声说：“老杜找你。”他以为又是通知他去见涂孝文，但马上就发觉不对──两个人一左一右把他夹住了，并把他往马路上逼。他停住脚步说：“啥子事吗？”两个特务就露出了本相，厉声说：“走警察局去说。”他被推到街心时，回头向萧的西喊了一声：“我的衣服……”让萧的西知道他被捕了。
　　在他之前，警察局已经关进了两个人（后来知道是地下党人李承林、唐慕陶），不一会儿，他吃惊地看到江姐也被押进来了。此后又陆续抓来了雷震、李青林、黄玉清、陈继贤、李明辉等一大批地下党员，这些人除江姐外他都不认识，没有横的关系。吃晚饭时，萧的西托警察局的一个巡官（也是刘德彬的中学同学）给刘德彬送来了一包衣服，里面还有信封信纸和一截铅笔。刘德彬赶紧写了几个字向已回重庆的杨建成报警，托那位巡官把信寄走了──这是重庆地下党人得知下川东组织遭到破坏的第一个信息。
　　特务连夜审讯，刘德彬是最后一个受审的，他一口咬定自己叫刘浩然，是失学青年，来万县找工作的，没有参加共产党。他听警察说，那几个女的真是硬得很，整死不开口，他知道一定是江姐她们受了刑。
　　次日凌晨，特务将他们捆绑好押着搭乘民权轮去重庆，因刘德彬在被捆时顶撞了特务，被故意五花大绑捆得很紧。走到码头边时，刘德彬已大汗淋漓，几乎昏厥。他求押解的警察帮他松一点，却遭到喝斥。走在一旁的江姐见状，对警察说：“何必这样子嘛，把人捆死了，你们也脱不了手的，帮他松一下！”并摸出身上仅有的一块银元塞给那个警察。刘德彬这才被松了绑，缓过气来。

渣滓洞看守所死里逃生
　　16日下午到重庆后，他们被关进了郊外歌乐山下的重庆行辕第二看守所，即俗称的渣滓洞监狱。刘德彬与下川东被捕的地下党员雷震、黄绍辉、李明辉、李承林、唐慕陶、唐虚谷等一起关在楼五室，他的狱号是192。晚上在院坝里打水洗脸时，江姐借擦肩而过的机会，轻声对他说：“小刘，坚持住！涂坏了，不要承认。”他回答：“晓得！我在万县警察局已经给老杨报了信。”江姐听了，放心地深深吐了一口气。
　　国民党当局十分害怕四川境内出现武装暴动，影响后方稳定，因此对下川东一案严加审讯，想从“匪首彭咏梧”之妻江竹筠身上突破，对她多次刑讯逼供，没想到这个文弱女子竟如此坚强，死不招供。江姐的英勇表现，传遍了各个牢房，难友们无不对她充满敬意。1949-1-19日，是彭咏梧牺牲周年纪念日。关在渣滓洞看守所中的原下川东地下党人发起，建议全体难友停止娱乐，写信给江姐表示慰问。刘德彬所在的楼五室还专门组织了座谈会，由刘德彬向大家讲述彭咏梧的英雄事迹，以及江姐听到不幸消息时的情形。这些在国民党特务酷刑下都没有流过眼泪的汉子，有的竟感动得流下了热泪。
　　当年从渣滓洞大屠杀中脱险的难友傅伯雍，后来在《幸存者的发言》一文中回忆：“德彬关在渣滓洞楼五室，这间牢房曾囚禁过许建业、唐虚谷、陈以文、成善谋、胡作霖、李明辉、黄绍辉等同志，这些被敌人当作‘要犯’的共产党员与刘德彬同关一间囚室，这间牢房被难友们称为狱中政治活动的‘心脏’、‘首脑’地，狱中各种对敌斗争，上述诸人均为领导骨干，被捕前，他们是地下党工运、农运、学运的先进分子，德彬与他们朝夕相处一年半，在后来写小说时，塑造典型人物从以上诸烈士身上吸取不少素材。何况在江竹筠受刑时，发起全室写‘慰问信’，他带头起草；1949年1月19日，彭咏梧牺牲一周年，狱中拟定学习老彭献身精神的提纲和给江姐写慰问信，也是他和唐虚谷共同起草的。”
　　在渣滓洞狱中，刘德彬与罗广斌相识了。罗广斌比刘德彬晚三个月关进渣滓洞，他是被刘国定和冉益智出卖后，在成都家中被捕的。他关在楼一室。刘德彬听说他是军阀罗广文的弟弟，“公子哥儿”，但又得知他是江姐发展入党的，是江姐相信的人，刘德彬自然也就对他倍增好感。刘德彬同罗广斌正式结识于一场狱中篮球赛。那是狱中难友们为了庆祝辽沈、淮海两大战役的胜利而举行的一场篮球赛，两支球队分别由楼上和楼下的难友组成，楼下队是清一色的赤膊、短裤；楼上队是周显焘、胡作霖、唐慕陶、罗广斌和刘德彬，他们取名“自由队”，一出场，就赢来满场喝彩──他们居然穿了统一的“队服”，白衬衫左胸前用红线绣着英文liberty（自由）。这是罗广斌想出来并由他用染了红药水的线亲手绣成的。当罗广斌把衬衫发给刘德彬时，刘德彬对这位能干的“公子哥儿”更是另眼相看了。不久，罗广斌被转押去了白公馆，那边多是关押案情重大、较有地位或有上层关系的犯人。
　　不久，难友们又举行了有名的狱中新春联欢会。凡是读过小说《红岩》或看过电影《烈火中永生》的人，都会记得这个特殊的联欢会。在小说中对联欢会有这样一段描述：当报幕员宣布表演开始后，“只见铁门哗啦一开，一连串的人影，打着空心筋斗，翻了出来，搏得同志们齐声喝彩。接着，几个人聚集拢来，站成一个圆圈，又有几个人爬上去站在他们肩上，又有人再爬上去……一层、两层、三层……他们在叠罗汉。最上边站着一个人，满脸兴奋的微笑，站得比集中营的高墙、电网更高，手里拿着一面鲜艳的红旗，遥望着远处的云山。”
　　这个节目就是楼五室难友演出的，名叫“马戏团”，那个手擎红旗站在最上一层的难友，就是刘德彬。他不仅是在表演节目，而且是在按照难友们事先的计划，借“叠罗汉”之机探望狱墙外的地形，为将来越狱做准备。为了表演好这个节目，他们练习了一个月，刘德彬还经过几番摔打。
　　1949年秋，国民党当局从重庆溃逃之前，按照蒋介石和毛人凤的命令，开始对关押在渣滓洞、白公馆等看守所中的政治犯（包括国民党保密局的违纪犯在内）一批批进行大屠杀。
　　11月14日上午，特务把江姐、李青林等从女牢提出来了，江姐扶着被酷刑折断了一条腿的李青林，走过男牢房时，向大家点头致意。刘德彬使劲把头伸出牢门，看到她们渐渐远去，他的心仿佛被撕扯了一般，泪水止不住地流淌下来。接着，他又挥泪告别了同牢的“老大哥”唐虚谷和陈以文、石文均、尹慎福等几位曾朝夕相处的难友。忽然，他看见楼七室的老同学王敏，他当年的入党监誓人，也被押出来了，王敏跛着被捕时逃跑跌伤的腿走过，刘德彬赶紧把头拼命伸出去，向王敏告别。王敏含笑对他说：“小刘，再见了！”……
　　大屠杀在11月27日达到高潮。“11·27”之夜，特务先从渣滓洞提出了几批人押走了。到下半夜两三点钟时，特务把楼上八间牢房和两间女牢房的人全都叫起来，集中到楼下的八间牢房里，说是准备“办理移交”。刘德彬和楼五室、楼六室的难友们集中到了楼下五室，共有二三十人。200余人全部集中到楼下后，特务把每个牢房用两把锁锁上。过了一会儿，随着一声口笛，枪声大作，大屠杀开始了！特务们用卡宾枪和冲锋枪向每间牢房内扫射。胡作霖等挤在门口的难友马上就被打死了。枪响时，刘德彬正和陈作仪等坐在牢房左边第一间下铺床上，听到枪声，人们纷纷往墙角和床下躲。刘德彬先是把身体紧靠墙壁，但又觉得在床上不安全，趁扫射的间隙，他滚下床，躲到了地上。这时又一阵枪弹扫射过来，刘德彬右上臂中了一枪，他伸手一摸，一手的血。躲在他旁边的黄绍辉见了忙说：“小刘，躺倒不要出声！”话音刚落，黄绍辉也中弹了。刘德彬感到伤口直流血，头也有些昏了。
　　一会儿，特务打开牢门逐室补枪。刘德彬还能清醒地听到特务是依次从一、二、三、四、八、七、六、五室搜索过来的。刘德彬所在的这间楼下五室是最后补枪的，大约特务们到最后因急于逃走而松懈了，或是见刘德彬满身是血，以为已经死了，就没再往他身上补枪。补完枪，特务们又把牢门锁上，然后把事先准备好的干柴堆在走廊上，浇上汽油，放起火来。火烧起来后，特务们就开始撤走。
　　牢房转眼就被火烟包围，火药味和浓烟使刘德彬感到了窒息。他爬起来，拉了拉身边的黄绍辉，但黄绍辉眼睛中了弹，已不能说话，只用手示意刘德彬快跑。刘德彬到门口往外看，外面没有什么动静。但牢门是锁着的。他看到木板门的下方靠石头门坎处有缝隙，就伸手去用力扳，这时另外几个幸存的难友也来帮忙，他们就把木板门从中间扳断了，终于破门而出。刘德彬和杨培基、林涛（钟林）、周仁极一起逃出牢房，经过走廊，从围墙的缺口跑了出去，其他牢房的幸存难友也纷纷往这里冲。当时在看守所外的炭坪上还有少许特务，看到火光中有人影在往外跑，就向他们开枪，刘德彬顺着夜色笼罩的溪沟拼命跑，终于逃出了渣滓洞的警戒范围。
　　天亮以后，他来到嘉陵江边，然后按照已经牺牲的难友雷震的交待，到重庆大学去找到了雷震的亲戚。在那里躲了两天，迎来了重庆的解放。

应运而生的三人创作组
　　1949年12月初，刘德彬到临江门介中公寓“脱险同志联络处”报到，他一去，就见到了同样从渣滓洞大屠杀中脱险生还的难友萧中鼎，萧中鼎见到刘德彬，十分高兴，介绍他认识了正在帮着给大家登记的一位大姐陈联诗，她是在1930年代初领导过华蓥山武装暴动、会打双枪的老地下党员（后来小说《红岩》中“双枪老太婆”的原型）。
　　随后，刘德彬又在这里与罗广斌重逢了。两人分别谈起了渣滓洞、白公馆大屠杀的情况和有关难友的下落。12月中旬，刘德彬和罗广斌、凌春波（重庆大学地下党员，曾被关押于石灰市监狱）被组织指派到设于城内新民街3号的“重庆市各界追悼杨虎城将军暨被难烈士追悼会”组织部协助工作，参加整理烈士传略，提供给烈士资格审查委员会评审烈士时参考。因时间紧（要求一月内拿出烈士资料），他们在二楼会议室集中了萧中鼎、傅伯雍、盛国玉、孙重、任可风、杜文博、郭德贤、曾紫霞等脱险同志一起讨论，提供烈士生平及狱中表现等资料，罗广斌与刘德彬、凌春波记录整理，由罗广斌一人去向评审会议汇报并回答询问。
　　在这期间，他们读到了署名“杨祖之”的文章《我从集中营出来》。他们得知作者就是杨益言，杨益言当时是个进步青年，1948年7月因四处寄发同学“通讯”引起特务邮检组的怀疑而被捕，在渣滓洞看守所里他关在楼二室，因他与中共地下组织及民盟、民革组织均无关系，只是一般嫌疑犯，于1949年初经家人花钱活动后保释出狱。重庆解放后，杨益言在他哥哥杨本泉（重庆《国民公报》副刊编辑）帮助下，于12月5日至16日以“杨祖之”之名在《国民公报》连载发表了《我从集中营出来──磁器口集中营生活回忆》。虽然当时发表的有关监狱生活回忆不止这一篇，有的还是在大屠杀之夜脱险生还的难友写的血泪文字，但杨益言这篇有个与众不同之处：按照当时政治上向苏联“一边倒”，“反美、仇美、蔑美”宣传的口径，第一次把渣滓洞看守所同抗日战争时期中美两大盟国建立的对日作战军事情报合作机构、抗战胜利后已经撤销的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联系在一起，从此，“中美合作所”被宣传成了关押、屠杀政治犯的“法西斯集中营”。
　　虽然都在渣滓洞看守所关过，但罗广斌以前同杨益言并不相识。刘德彬与杨益言的哥哥杨本泉是兼善中学同学，又曾是杨本泉任社长的“突兀文艺社”（从学校墙报组织发展为文学青年社会团体）的成员。他便向罗广斌介绍了杨益言。1950年1月中旬，烈士追悼会结束后，他们在西南军区和《人民战士报》的干部领导下，把有关材料集中汇编为大会特刊，根据自身回忆和搜集到的材料，罗广斌写了其中《血染白公馆》一节，刘德彬写了《火烧渣滓洞》一节。交《国民公报》印刷时。因人手不够，他们就把杨益言找来帮忙校对文稿（杨益言本已准备回家乡武胜县谋职）。为宣传需要，大会特刊定名为《如此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蒋美特务重庆大屠杀之血录》（以后随着反美宣传的升级，“蒋美特务”的提法又演变成为“美蒋特务”）。
　　1950年4月，刘德彬调任青年团重庆市市中区委少年委员，不久调任团市委常委、少年儿童部副部长（后任部长）。烈士追悼会筹委会工作结束后，经罗广斌、刘德彬、凌春波三位原地下党员向重庆市委组织部书面介绍，杨益言作为进步青年被安排到青年团重庆市委机关正式参加工作。罗广斌这时也已经是青年团干部。从此，罗、刘、杨三人开始在一起进行对青少年的宣传教育工作。
　　1950-7-1日，重庆《大众文艺》一卷三期发表了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三人署名的《圣洁的血花──献给九十七个永生的共产党员》，这是根据罗广斌所写《血染白公馆》和刘德彬所写《火烧渣滓洞》两文改写的。这是他们第一次以三人名义发表作品。
　　1952年底，刘德彬和团市委另一位同志一起介绍杨益言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54年5月，刘德彬调任重庆市小学教师联合会主席、重庆市总工会教育工会副主席。一天，他去找住在青年路体育馆的罗广斌，约罗广斌一起去看望那位会打双枪的老地下党员、十年内战时期华蓥山游击队的负责人陈联诗，罗广斌很感兴趣，跟他去到附近的新民街3号市文联。他们去时，陈联诗正在作画，满屋都挂着她画的中国画。罗广斌问起其中一幅《姜太公稳坐钓鱼台》的意思，陈联诗便给他们讲了当年一些惊险经历。她讲的有些细节，有些语言，后来被用到了小说《红岩》中。
　　为配合镇反、抗美援朝、肃反等运动，罗、刘、杨三人陆续到许多学校、工厂、党政机关去讲渣滓洞、白公馆烈士的事迹，并配合当时反美宣传的需要，控诉“中美合作所”“美蒋特务”的罪行。据后来担任团市委负责人的廖伯康回忆：“其中罗广斌作的报告最受欢迎，其次是刘德彬，再其次是杨益言。这些，都为他们以后写作《在烈火中得到永生》、《禁锢的世界》、《红岩》奠下了基础。”
　　那时他们只是为了教育青少年而进行政治性的宣传鼓动，不是作严肃的历史研究，加上当时强调的是文艺、教育都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因此他们在这些宣传讲演中，并未拘泥于历史细节的真实，想的只是为青少年讲“革命故事”。罗广斌在西南联大附中时就是有名的“故事大王”，讲起来更善于作艺术性的加工、渲染。这样，他们在讲演中就陆续加进了一些虚构的、夸张的内容，后来刘德彬在一份回忆材料中坦诚写道：“事实上，烈士的一些英雄事迹也是被夸大了的。如江姐受刑本来是（夹）竹筷子，把它改成了（钉）竹签子；全文背诵《新民主主义论》，实际上是提纲和要点；江竹筠并未见到她丈夫的人头，而把她说成见到了。”
　　这些带有艺术虚构内容的宣传讲演，实际上已经是后来小说《红岩》的雏形。《红岩》的创作是一个系统工程，他们在50年代初期所进行的那些宣传讲演，就是前期的集体口头创作。“钉竹签子”、“江姐看到丈夫的人头”这些虚构内容，后来都成了小说《红岩》不可割舍的重要情节。
　　而刘德彬所回忆和讲述的有关彭咏梧领导武装暴动、江姐突然面临丈夫牺牲的巨大痛苦而坚持斗争、江姐被捕后遭受酷刑折磨而坚强不屈、狱中难友慰问江姐等等情节，则成为小说《红岩》的核心内容，成为“江姐”这个既是历史的又是艺术的人物形象感染和震动亿万人心的关键。
　　1956年秋罗、刘、杨三人联名向重庆市委书记处写报告，请示给创作假，将歌颂烈士的宣传讲演写出来，让更多的青少年能够受到教育。市委准假三个月。三人便住到重庆近郊南温泉公园开始了紧张的创作。创作中三人分工：罗广斌写陈然、“小萝卜头”，刘德彬写江姐、老大哥、云雾山、“黑牢诗人”蔡梦慰、流浪儿蒲小路，杨益言写龙光章和“水的斗争”，分头写好后再讨论，互相补充，进行修改。其间，杨益言的哥哥杨本泉也在南温泉创作另外的作品，因为他长期从事编辑工作，又写过不少诗文，便被他们请来做指导。这年冬，周扬、老舍、王任叔、叶君健等在参加一个外国作家会议后回国途经重庆，重庆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张文澄陪同他们游南温泉时，向他们介绍了正在那里集体创作长篇小说的罗、刘、杨。周扬和老作家们对三位作者进行了鼓励。
　　年底，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共同创作的长篇（约四五十万字）《锢禁的世界》（后又名《禁锢的世界》）初稿完成，打印分送有关部门征求意见。重庆市委宣传部文艺处审查研究组组长高缨读后认为：题材重大，人物丰富，故事感人，同时尚需在艺术上进一步加工。当时他们都不是作家，既无文学创作的经验和素养，也不是为文学、为艺术而创作，他们是作为共青团干部，为了从政治思想上教育青少年而写作（绝非后来有人谎称的只是写出一堆材料提供给作家参考），因此，他们对这个长篇作品的体裁形式并没有明确的认识和界定，实际上它既非完全真实的回忆录，也非纯粹的小说，应该类似于今天所说的纪实文学。
　　1957-2-19日，青年团重庆市委《重庆团讯》第三期开始连载由刘德彬执笔的《江竹筠》（署名为刘德彬、罗广斌、杨益言），，编者按说明：“选自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三同志即将完成的，反映中美合作所集中营里革命烈士英勇斗争史实的，题为《锢禁的世界》中的几章”。2月28日，《重庆日报》开始连载刘德彬执笔的《云雾山》（署名为刘德彬、罗广斌、杨益言），编者按中说明：“发表在这里的《云雾山》，是作者所写的长篇《锢禁的世界》中的两个章”。同日 杨益言执笔以罗、刘、杨三人名义写信将《锢禁的世界》初稿中的18章寄中国青年出版社投稿。4月4日，《重庆日报》开始连载《江竹筠》。4月25日，《中国青年报》发表《小萝卜头》，署名罗、刘、杨。并加编者按说明选自“他们合写的长篇小说《禁锢的世界》（暂名）”。7月1日，《中国青年报》发表《江姐在狱中》，署名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编者按说明“选自他们的长篇小说《锢禁的世界》”……
　　1958年2月，中国青年出版社专门发表革命回忆录的丛书《红旗飘飘》第六辑，发表了署名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的《在烈火中得到永生》。这篇作品以罗广斌和刘德彬1956年在青年团江津地委所作报告为基础整理成文，同时也跟他们正在创作的长篇小说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罗广斌在1962-5-14日致中国青年出版社编辑王维玲、张羽的信中就说：《在烈火中得到永生》“实际上是一篇讲稿，也是《红岩》的第一稿的摘要”。
　　在这篇文章发表前，编辑张羽就向他们提出约稿：进一步增补内容，另出单行本。他们三人联名回信答应了。此后经出版社几次去信催稿，11月6日，罗、刘、杨向中国青年出版社寄去《在烈火中得到永生》的增写稿，改名为《圣洁的光辉》，后又改名为《在烈火中永生》。1959年2月，中国青年出版社作为重点书出版了《在烈火中永生》。
　　三个作者在这些成功的鼓舞下，以更大的热情投入到创作中，准备向建国十周年大庆献礼。1959年2月18日，《重庆日报》报道：本市掀起迎接十周年国庆向党献礼的文艺创作热潮，称“已经写出初稿和正在加工修改中的……有罗广斌等三人集体创作的反映本市解放前地下党在‘中美合作所’展开对敌斗争的长篇小说”。

“罗、刘、杨”怎样变成了“罗、杨、刘”
　　不料，就在这时，刘德彬却遭到一场意想不到的打击，陷入了政治困境。
　　在1957年“反右”运动中，刘德彬响应党中央号召，并按照组织安排，动员小学教师“鸣放”；在市总工会召开的全市产业工会负责人会议上，他又在发言中谈到用群众运动方式搞“肃反”导致的一些问题，建议今后以组织上的“审干”代替群众运动的“肃反”……这些，都成了他的“严重错误”，再加上他在教育工会中执行了省、市总工会的一些指示，如关心小学教师，为教师办招待所、俱乐部，暑期为教师办休养营、疗养院等，这些都被批判为“错误政策”。虽然没有把他划为“右派分子”，但仍然进行了批判。1958年，他自请下放长寿湖农场劳动改造并请求处分，但当时党组研究不给处分。1959年1月，他被总工会机关党组从农场召回，宣布市委指示要对他重新处理，他被迫在机关党员大会上重新检讨后，支部大会通过决定，以“工团主义分子”、“严重右倾”、“攻击肃反扩大化”等三条“严重错误”，将他划为“中右”，给予留党察看一年，撤销行政职务处分。
　　正当刘德彬受到错误处理的时候，中国青年出版社二编室（负责小说编辑）主任江晓天从中国作家协会为建国十周年献礼文学作品出版规划领导小组的一份简报中，看到了四川报来的材料中有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合作创作的长篇《锢禁的世界》，立即叫二编室副主任吴小武（即萧也牧）写信向三位作者问明：是长篇小说还是长篇革命回忆录（因回忆录属五编室负责）。得悉是创作小说后，他们便将其列入了二编室的献礼规划中──由此可见，三位作者这时已经把《禁锢的世界》作为小说在写了。
　　7月22日，吴小武执笔代表中国青年出版社向罗、刘、杨发出正式约稿信。
　　这年秋，中国青年出版社社长兼总编朱语今带编辑王维玲去四川，行前，江晓天请朱语今为重庆罗、刘、杨三位作者请创作假，以使他们能集中精力对长篇小说进行修改。10月，朱语今在成都拜访老作家沙汀时，沙汀怀着极大热情，把重庆市文联刚寄来的庆祝建国十周年计划拿出来，指着计划中提到的由罗、刘、杨三人写的反映狱中斗争的长篇小说，说：这是个大题材，你们抓，我也抓。
　　1959年初，沙汀为了支持罗、刘、杨把长篇小说《禁锢的世界》继续改好，专程到重庆，要同罗、刘、杨谈他对修改小说的意见。他由市委宣传部文艺处林彦、市文联向晓和留守团市委的杨益言陪同去到长寿湖农场，因湖上起大风，未能通知到刘德彬出湖，罗广斌也是两天后才出来。沙汀同他们就整个作品的立意、布局、结构、人物塑造等各方面详细谈了修改意见。回到重庆后，沙汀向市委组织部作了汇报，并希望市委把罗、刘调回重庆，让他们集中精力把《禁锢的世界》改好，向国庆十周年献礼。但因刘德彬刚受了处分，重庆市委没有同意让刘德彬参加书稿的修改工作。
　　从此，刘德彬被剥夺了继续参加写作和修改后来更名为《红岩》的这部小说的权利。
　　1959年6月，刘德彬被调回重庆市总工会。这时罗广斌和杨益言住在化龙桥四川省美协继续修改长篇小说《锢禁的世界》。刘德彬有时也抽时间去和他们一起讨论、研究稿子，特别是对江姐的形象塑造提供了不少修改意见。虽然他这时已经被排斥在修改小说之外，但他并不因此就认为这件事已经与己无关，仍然一心想的是对青少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仍然毫无保留地提供自己的意见和素材。
　　年底，中国青年出版社出资2000元，由重庆印出了作者署名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的长篇小说《禁锢的世界》征求意见本（第二稿），分送有关人士征求意见。
　　1960年，刘德彬被派到二钢厂跟班劳动一年。随后回市总工会宣传部工作。这年5月中旬，罗广斌、杨益言到中国青年出版社改稿。当时正因所谓“右倾”问题受到批判的二编室主任江晓天向他们详谈了六七次修改意见，当他谈到小说众多人物中江姐这个人物写得较好时，罗广斌告诉他，关于江姐、华蓥山斗争的部分，是老刘写的。
　　1961年，罗广斌、杨益言修改完成的《禁锢的世界》书稿即将出版，罗广斌向重庆市委请示了两个问题：书名怎么定？作者是否仍署罗、刘、杨三人？市委书记任白戈指示：书名可定为《红岩》；市委书记处书记李唐彬指示：“刘德彬暂不署名，以免被动。”
　　──从这时起，《禁锢的世界》正式更名为《红岩》。后来有人公然否认史实，说《禁锢的世界》不是小说，“只是一些零散的原始材料”，那么，《红岩》岂不是一夜之间从天上掉下来的怪胎了？
　　就在这一年，重庆市总工会机关支部大会决定撤销对刘德彬的处分。
　　这年底，长篇小说《红岩》出版，很快便引起轰动。
　　无论是评论界还是读者都一致公认，在小说《红岩》中，艺术形象最丰满，最有人情味，最富感染力的人物是江姐。而江姐形象的塑造，正得力于刘德彬的亲身经历、真挚感情和写作初稿时奠定的文字基础──就连《红岩》中有关江姐的具体叙述文字，也有数千字整段整节地取自当年刘德彬执笔写成的《江竹筠》。
　　《红岩》出版后，虽然作者未署刘德彬的名字，但罗广斌仍把刘德彬视为未署名的作者，他主持将稿费的一部分由三人均分，当时担任市委办公厅副主任兼共青团市委书记的廖伯康回忆：“《红岩》一书出版后，《红岩》的稿费也是他们三人共同处理的，如资助一些烈士遗属，以及将相当大笔稿费以他们三人名义交作党费，所余稿费由他们三人共同开支，买的生活用品都是一式三份，他们常常是同吃、同住、同用，我曾经和他们开玩笑说：‘你们现在已经在过共产主义生活了。’”因为他们买了同样的大衣，当年与罗广斌一起从白公馆脱险的郭德贤大姐见了，曾戏称他们是“三个穿灰大衣的人”（当时有一部苏联小说书名叫《三个穿灰大衣的人》）。
　　1962年秋，罗广斌、杨益言去北京听取中宣部、全国文联、团中央有关领导及一些著名作家对《红岩》的意见。10月7日，罗广斌在写给妻子胡蜀兴的信中说：“中宣部对刘德彬很关心。据谈，周扬同志曾说，刘德彬以生命参加了斗争，为革命流过血，又参加过《红岩》的写作劳动，组织上对他应有个全面的估计才对。中宣部的同志很同意并且鼓励我们同老刘长期合作，搞集体创作，还谈到苏联有三个同志曾长期集体创作，迄未分开，搞了一辈子，是值得我们效法的。”
　　中宣部领导所提到的三个苏联人，是指苏联的著名画家库克雷尼克塞，这是三个画家共用的笔名，三人一起创作了不少很有影响的美术作品。50年代时中国的美术爱好者大都熟知库克雷尼克塞这个笔名，但却很少有人知道他们三人各自的名字是什么，甚至以为“库克雷尼克塞”是一个人。
　　按照中宣部意见，考虑到刘德彬在《红岩》创作中的作用和对这个三人创作集体的扶持，1962年12月，刘德彬被调到重庆市文联任专职创作员，接受的任务是同罗广斌、杨益言一起创作《红岩》的“前续”。从这时起，他走上了专业文学创作道路。
　　不过，因为他有过“犯错误”的历史，以后他们这个三人创作集体发表作品时，他这个革命资历和党龄都最长的人，在署名中的排名却仅仅因为“政治原因”而被移到了由他在1952年介绍入党的杨益言的后边。50年代人所共知的三人创作集体“罗、刘、杨”，就这样变成了60年代的“罗、杨、刘”。
　　但刘德彬对此毫不计较。他完全把文学创作看作是党交给的任务，真正是在写“遵命文学”。此后，他和罗广斌、杨益言一起到广安、渠县、垫江县、万县、达县等地，访问老地下党员、老红军，搜集创作素材。
　　1963年，北京电影制片厂第一创作集体将小说《红岩》改编为电影，邀请罗广斌、杨益言、刘德彬到北京讨论改编剧本，提供素材。摄制组主要根据刘德彬介绍的情况整理打印出参考资料《江竹筠烈士事略》。据参加剧本改编的主演于蓝（电影《烈火中永生》江姐扮演者）回忆，在这期间，罗、杨曾多次对她说过：《红岩》中有关江姐的部分都是刘德彬写的，只是刘因反“右倾”被整，所以小说出版时没有署名，他们很不安。于蓝主要是从刘德彬介绍的江竹筠的事迹和形象、性格来塑造影片中人物江姐的。以后，她同刘德彬保持了长久的友谊。
　　这时，中国青年出版社准备再版《在烈火中永生》，请刘德彬参加再版前的校订工作。刘德彬从尊重历史出发，向编辑提出，删去了初版中的两个纯属艺术虚构的情节：一处是陈然在被特务审讯时写《我的“自白书”》，一处是江姐在奉节县城门口看到被国民党当局悬挂示众的彭咏梧的人头。细心的读者在1964年9月第二版的《在烈火中永生》书中，会发现这两个曾经脍炙人口的情节没有了。
　　1965年，刘德彬与罗广斌、杨益言一起完成了根据江青所谈意见修改的电影《红岩》剧本，刘德彬亲手把稿子寄走。他们又写出了创作小说《红岩》“前续”的提纲。11月29日，罗广斌、杨益言、刘德彬联名向重庆市文联党组并市委宣传部写出1966—1968年创作计划书面报告，他们的创作计划是：先写《红岩》“前续”，再改小说《红岩》，争取1966年底排出“前续”送审稿；1967年将小说《红岩》修改稿送审。1968年修改两部稿子，两部长篇小说均安排在1969年建国二十周年前完成。在此期间，还要同时完成市委布置的川剧《江姐》和江青交代的重新改编电影《红岩》的任务。
　　正当他们满腔热情投入新的创作时，“文化大革命”爆发了。

在“史无前例”的日子里
　　当文化大革命风暴袭来，全国许多作家被当作“文艺黑线”人物或“走资派”、“反党分子”批判、打倒时，小说《红岩》的作者却成了造反派。这里边有些特殊的历史原因。长期以来，重庆市某些领导人对罗广斌在“11·27”大屠杀之夜从白公馆脱险的经历存有疑问，罗广斌因此在文化大革命前一直受到审查和怀疑，即使小说《红岩》引起轰动后也未能改变这样的处境；再加上罗广斌、杨益言在参与改编电影《红岩》时，提前介入了“批判文艺黑线斗争”……虽然因为小说《红岩》在当时如日中天的革命声望，他们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没有被划入“黑帮”、“黑线”之列，但仍感到一些无形的压力。特别是在他们创作小说中起了重要指导、帮助作用的马识途和沙汀，竟被打成了四川的“三家村黑帮”！这不能不使他们有唇亡齿寒、危机将临之感。当1966年10月中央号召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各地掀起群众性造反浪潮时，他们便积极投入其中，为首建立了重庆市文联第一个造反派群众组织“文联红卫兵”，并在文联夺权建立了“文联文革小组”。作为三人创作组成员的刘德彬，自然也跟着参加了这些活动。只是因为善良忠厚的性格和有过“犯错误”经历的顾虑，他在这些活动中从不张扬，显得低调。
　　因为小说《红岩》曾被广大青少年当作“革命人生教科书”，所以《红岩》作者的造反，对青少年学生的影响，对重庆文化大革命的影响，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在造反派因1967年1月夺权分裂为两大派后，罗广斌成为“砸派”（后称“反到底”）的旗帜，也成为另一派“八一五”重点攻击的目标，“砸派”建立的联络站被“八一五”讥称为“廉罗栈”（廉指工人造反军负责人黄廉，罗指罗广斌），“八一五”还写出大批传单、大字报攻击罗广斌是“叛徒”、“政治扒手”、“造反派中的定时炸弹”……
　　1967年2月5日，罗广斌被“八一五”派从文联家中绑架。刘德彬闻讯后立即写了大字报《罗广斌是个好同志》，次日，为澄清罗广斌备受攻击的“历史问题”，刘德彬与文联机关同一派的几个同事分头出去调查。刘德彬去涪陵找专区副专员杨其昌（当年与罗广斌一起从白公馆脱险的难友），取得杨其昌的证明材料后，他于9日回到重庆，听说文联机关已被另一派抄砸，他去了“砸派”设于市总工会的工人造反军总部。当晚造反军总部又被包围砸抄，刘德彬逃出，到火车站买票到了贵阳。从这时起，他又过起了像当年从事地下工作时一样居无定所、颠沛流离的生活。
　　2月10日晚，他到了贵阳市委韩子栋家──韩子栋曾在国民党狱中有过一段传奇经历，曾启发了他们在《红岩》中塑造出华子良这个人物。在韩家，刘德彬与先期到达的杨益言和北京大学侯均初、中央美术学院附中余刚勇等会合了，杨益言他们是开了一辆吉普车逃离重庆的。刘德彬得知，杨益言他们已在着手整理重庆“两条路线斗争”和罗广斌在文化大革命中“坚持斗争大方向”的材料，准备找中央文革小组汇报，为罗广斌鸣冤。
　　但他们都没想到，就在刘德彬到达韩家这天，罗广斌在重庆关押地不幸坠楼身亡，“八一五”说是自杀，“砸派”说是被谋杀。有关消息迅速传遍各地。当刘德彬在贵阳得知噩耗时，他立即与北大学生侯均初一起，由韩子栋的秘书带领，去贵阳市委机关向中央文革打了长途电话报告。随后，他们就去北京告状。
　　到北京后，他们先住在中央美术学院附中，3月底搬到支持重庆“砸派”的北京地质学院（当时由“东方红公社”掌权）。杨益言则由张羽接去住到了中国青年出版社。他们首先到公安部接待站、中央文化大革命接待站去汇报了罗广斌被重庆“走资派”“谋害”的情况。然后向中央领导人送交了杨益言和刘德彬联名写的报告。给江青的报告是送到中南海侧门收发室递交的。同时还由杨益言通过新华社当时的负责人王唯真向周恩来和中央文革报送了材料。
　　因要求平反冤案而到京上访的原中共重庆市委办公厅副主任兼共青团重庆市委书记廖伯康，这时也住在北京地质学院，他多年后回忆：“记得1967年杨益言住在北京地质学院时，我曾向他提出，刘德彬由于受了‘左’的错误的影响，未能在《红岩》出书时把他的名字署上，这个问题今后还得解决一下。杨益言对我说，这件事情好办，以后再版时，把刘德彬的名字署上，然后在后记中把刘德彬的名字未能在《红岩》初版时署名的原因加以说明即可。这次谈话给我印象很深，因为杨益言所提的办法简易可行，可使一件长期不合理的事情得到比较好的解决。”
　　从3月25日开始，首都红代会中支持重庆“砸派”的一派组织，在一些大专院校和团中央机关及其直属单位，以及七机部“九一六”、天津南开大学等单位举行造反派群众集会，控诉重庆的“资本主义复辟”和“走资派阴谋杀害”了罗广斌，杨益言奔走于各处会场作控诉发言。小说《红岩》的责任编辑张羽，不顾《红岩》已被一派群众组织批判为“大毒草”，毫无畏惧地以“《红岩》责任编辑”的身份陪同杨益言到各处大会上去讲演，为捍卫《红岩》的革命声誉大声疾呼（那时没有谁跳出来否认他是《红岩》责任编辑）。刘德彬则还是像当年建议以组织上的“审干”代替群众运动的“肃反”那样，认为罗广斌的问题应该由党组织进行审查处理，不宜到群众中去造舆论。但他又怕被批评是“右倾”，因此也不敢公开表示异议。只是从不到大会上去发言，也很少参加那些控诉、批判大会，
　　在此期间，罗广斌的遗孀胡蜀兴来到北京与他们会合了。于是，杨益言、胡蜀兴和刘德彬联名写信给江青，请求得到接见以汇报罗广斌问题。江青批示给戚本禹，戚本禹派了两个秘书到北京地质学院听取杨益言和胡蜀兴的汇报，参加这次汇报会议的还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地质学院、重庆西南师范学院的红卫兵十余人。
　　1967年4月初开始，按毛泽东指示，周恩来连续主持召开了解决四川问题和重庆问题的会议，中央指定重庆造反派两大派各推选十名代表出席会议，杨益言是“砸派”十名代表之一。
　　5月16日，中央解决重庆问题的会议结束，周恩来宣布了经毛泽东批准的《中共中央关于处理重庆问题的意见》，《意见》批评了重庆驻军对造反派支持一方，压制另一方，支持公安部门把一批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的错误，要求作好平反工作。《意见》回避了对重庆夺权后建立的革联会的表态（实际上等于是没有承认革联会），而提出另行组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这些都使反革联会的“砸派”（即“反到底”派）深受鼓舞。罗广斌的冤案似乎有了平反之望。
　　因北京清理外来人员，10月2日，杨益言、刘德彬离京到了成都。先住到设于四川省地质局内的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驻蓉联络站，一个多月后迁住四川大学（当时由支持重庆“反到底”的“八二六”掌权）。这时，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罗广斌问题调查组奉令结束，将调查工作转交重庆“反到底”派西南师范学院“八三一”继续进行。为配合西师同学的继续调查，杨益言、刘德彬翻印了有关罗广斌的历史调查材料，并重写了罗广斌历史问题调查报告。
　　1968年3月上旬，成都《军工井冈山》报编辑部决定出版为罗广斌翻案的小报专版，该报负责人黄世学与杨益言、刘德彬商量，并请示了支持重庆“反到底”的四川省革筹组政工组宣传组，商定写出四篇“评山城罗广斌之死”的长篇评论，联系建国以来“两条路线斗争史”，把罗广斌之死作为“李（井泉）、任（白戈）死党”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罪行来批判。“一评”由四川省文联陈朝红执笔，“二评”、“四评”由杨益言执笔，“三评”由刘德彬执笔。
　　正当他们的“四评”印成小报准备出版时，3月15日，在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接见四川省革筹、成都军区和50军、54军领导人的会议上，江青在讲话中突然明确表态：“罗广斌是罗广文的弟弟，有人替他翻案，我们根本不理他。”
　　文化大革命“旗手”一言九鼎。“三一五”讲话传达下来后，谁也不敢再为罗广斌翻案。住在四川大学第二招待所的杨益言，也从“八二六”的“座上宾”变成“阶下囚”，被翻脸不认人的四川大学革委会关押审查，不久又被转送重庆交市革委关进干部集训队。刘德彬在成都因痔疮住医院开刀治疗两月后，到广汉乡下一个西师同学家暂住。11月，他回到重庆，因局势动乱，不敢回文联家中，而去了垫江县老家乡下。但“清理阶级队伍”风暴很快便横扫全国，哪里也不能久留外来人员。1969年3月27日，刘德彬回到重庆市文联，次日即被关进“清理阶级队伍”学习班审查。
　　在“清理阶级队伍”中，刘德彬遭到了反复逼供，硬要查出他的所谓“历史问题”。当时罗广斌已被认定是“叛徒”；杨益言因当年被国民党逮捕坐牢时既不是共产党员也不是共产党外围组织成员，所以不存在“叛徒”问题；刘德彬虽然是从渣滓洞看守所大屠杀中脱险的，被称为“活着的烈士”，但他却从不自吹，还一直老老实实地说自己被捕后没有受过刑，自然就要引起一些人的怀疑。而在文化大革命那样的狂热年代，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更要被放大若干倍来分析上纲。于是，在“新生红色政权”的逼供下，刘德彬写了如下交待：
　　特务对我为什么不用刑？当时特务是何想法，打算，我不清楚。根据我的接触和我的认识，提供以下情况，供领导上审查和分析：
　　1、叛徒涂孝文在出卖我时，并未出卖我在云阳、奉节赵唯、刘孟伉那里工作过。我的主要依据，一是特务在审问我时，根本未提到我在农村的关系；二是黄绍辉在狱中讲过，冉益智对涂孝文劝降时曾说：“只要不交农村的关系，问题就不大。”据我了解，下川东的武装斗争主要是彭咏梧负责，重点是云阳、奉节、巫溪等地。上述几个地区的地下党，如赵唯、卢光特、王葵、刘孟伉、刘本德、杨健成等均未逮捕，当地群众在六、七月份也未遭到逮捕。
　　2、特务当时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江竹筠。估计叛徒涂孝文把农村武装斗争的情况全部推给彭咏梧，而彭已死，因此把注意力集中在江的身上。事实上江竹筠确也知道云阳、奉节的情况，为输送干部下乡，充当联络等。
　　3、特务当时对我并不重视。几次审问时间都很短，而在同案中，我是最后一个。相反，如果特务知道我和云阳、奉节农村的关系，肯定不会轻易放过的。在渣滓洞被捕的政治犯中，如果特务知道是搞武装暴起义的，大多是作为“要犯”来处决的。
　　4、未受刑的不只我一人。在我同牢房的人中，未受刑的有胡作霖、周鸿钧、曹作康、高精益、李明辉、唐慕陶等。在和我同案中，在万县被捕的涂孝文、雷震等十一人，在万县受过刑的有涂孝文、雷震、黄绍辉、江竹筠、李青林等，黄玉清、陈继贤、李承林是否在万县受过刑，如前交待，还不能肯定。在万县被捕的十一人好些是分头关的。我只和李承林、李明辉、唐慕陶关在一起（即6月14日在万县警察局），我们四人，从我到警察局后均未受刑。到了渣滓洞以后几次审讯，除江竹筠、李青林外，我们同案人多数未受刑。
　　当时进行的所谓“革命大批判”，曾经经历过的人们如今大多已经淡忘，没有经历过的人们则根本无法理解和想象。那种“革命大批判”荒谬到什么程度？从刘德彬的以下遭遇可略见一斑。
　　刘德彬是在渣滓洞大屠杀之夜死里逃生的。在“清队”学习班里，被“文化大革命”提高了“路线斗争觉悟”的人们把他脱险一事放到“路线斗争”的高度重新分析，居然发现他在脱险时犯有严重错误。什么错误呢？说他在特务进牢房补枪时，有的难友临死前高呼“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的口号，而他没被打死却装死，为了怕被补枪，没有起来高呼口号，没有表现一个共产党人的不屈意志，因此他是中了刘少奇“活命哲学”的毒……
　　在这样“高屋建瓴”、“义正辞严”的“革命大批判”中，在当时那种“红色恐怖”的大气候下，有着30年党龄的忠实共产党员刘德彬，几乎被逼得精神崩溃。请看他写于1969-11-17日的《我最近的思想情况和有关被捕审讯问题的交待》中的一段：
　　最近组织上一再给我帮助教育，指出我有重大问题，隐瞒了二十年，要我坦白交待。我感到很紧张，思想上产生了矛盾，我自己反省没有重大问题隐瞒。11月14日晚，我把自己的思想情况向机关值班的××、×××同志汇报，他们对我进行了诚恳的帮助，特别是×××同志给我指出，说我的问题是严重的，从领导上重视的程度可以看得出来，现在主要矛盾在我这边。我听了老×的谈话很感动，带着问题学了毛主席有关语录，首先肯定矛盾主要方面在自己，并批判主观唯心论，认为自己历史上“没有问题”的关门思想，从自己被捕开始，逐段过细回忆，寻找自己的罪过。到15日半夜，当回忆到1948年6月14日晚在万县伪警察局被审讯情况时，回忆到审讯结束时，特务问我：到万县来干什么？我说：失业很久了，家庭经济困难，到万县来托同学找职业的。
　　这时我思想上就出现了，“政府可以帮你介绍嘛，比如一个小学教员”，于是我就肯定特务曾对我说：“职业可以找我们政府嘛，我们政府可以帮你介绍，比如一个小学教员啦！”我回想，特务是这样对我讲的话，根据我当时的思想准备，不暴露身份，不暴露组织，以一个失业青年身份出现的话，那我肯定是这样回答：如果政府能帮我介绍，那当然好啊。
　　……我就感到这个问题的性质严重，埋怨自己为什么把它忽略了。如果真是这样的话，组织上查出来，自己又未交待，那就危险了。因此16日一早，我就向××、×××同志要求，在天天读的时间，让我交待这一两天我思考的问题。我向他们谈了以后，×××同志鼓励我，感到自己问题严重，说明有进步，但还要继续考虑。下午我就写出了自己的《检查》和《在万县被审情况回忆交待》两份材料，交给了×××同志。
　　交了材料以后，我继续回忆，我在万县的审讯是不是就这样完了呢？我头脑里就出现了特务旁边的记录是用十行纸在记的，似乎特务就截了一小指宽的纸条，我回想，这时特务是不是要我签字呢？既然你同意政府帮你介绍职业，那你就签个字吧！于是我想很有可能我在那纸条上面签了个名字，说不定还加了上同意政府帮我介绍职业。
　　晚饭后机关同志放假回到学习班，晚上我就交待这两天考虑的问题，我把上述情况谈了，同志们听了以后，提出了很多问题，到底签了什么字？白纸条上签个名字说明什么问题？这些问题，我都不能回答，我思想上又狐疑了。
　　这份交待材料十分真实地反映出，在当时那种“史无前例”的环境里，一个曾经在国民党监狱度过了17个月黑牢生活而毫不屈服的老共产党员，在“文化大革命”这种以革命的名义进行的政治迫害运动中，人性、人格会被异化、扭曲到何等地步！

歌乐山作证
　　浩劫终于过去，当文学艺术的春天再次来临时，刘德彬已年届花甲，他被正式安排到文学岗位上以来，最宝贵的年华已大量消耗在了写检查，写交待，写申诉，以及为战友罗广斌写上访、汇报材料之中……
　　刘德彬于1986年离休。1989年9月，他荣获重庆为建国四十周年颁发的重庆文学奖。1995年11月，他受聘为重庆市作家协会顾问。
　　1996年夏，刘德彬应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之邀，以重病之身开始了长篇纪实文学《歌乐山作证》的写作。这时他已年愈古稀，又刚患过脑溢血重病，他仍不顾困难，只身前往北京，借住在友人熊开云家里，整整三个多月，从早到晚不知疲倦地写作。其间，他得到中国青年出版社老编辑，原小说《红岩》责任编辑张羽的大力帮助，张羽这时也重病缠身，仍抱病仔细研读了刘德彬带到北京的全部文稿，提出了十分中肯的修改意见。熊家离张羽家20多公里远，途中要换两次车。刘德彬在写作中，为了得到张羽的指导，不顾年老体弱，十多次往返乘车去张羽家登门求教。经大改三次，小改不计其数，终于完成了他被时代推上文学岗位以来的最后的创作。
　　写完回到重庆两个月后，他就病倒了，很快被确诊为肺癌。面对病魔和死亡的威胁，他坦然说：“在渣滓洞我已死过一回了，现在又多活了几十年，有什么了不起？”
　　1997年12月，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了《歌乐山作证》，这是对少年儿童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岁月》丛书之一。这本书与小说《红岩》有着血肉关系，《红岩》中的许多重要人物，都可以在《歌乐山作证》中找到历史上的真实原型，如彭松涛──彭咏梧，江雪琴──江竹筠，“老大哥”──唐虚谷，李青竹──李青林……此外，《歌乐山作证》还生动描写了《红岩》中没有写过的一批各具特色的政治犯：“黑牢诗人”蔡梦慰，狱中“医官”刘石仁，“特殊囚犯”胡春浦，“县参议员”盛超群，“流浪奇童”蒲小路，被捕后脱逃又再次被捕的王敏，以及“军阀之弟”罗广斌等等。这本书还有一个与《红岩》不同之处是，当年创作《红岩》时，作者们还不敢真实反映历史上重庆及川东地下党遭到全局性大破坏的重要原因：地下党主要领导人的叛变，而是虚构了一个导致大破坏的“沙磁区委委员”甫志高这样的小叛徒；这样写既不合情理，又冲淡了众多共产党人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惨痛历史教训。而刘德彬在《歌乐山作证》中，就真实记叙了当时地下党组织遭到的大破坏是如何由重庆市委书记刘国定、副书记冉益智、川东临委副书记兼下川东地工委书记涂孝文等身居领导职位的干部叛变造成的……
　　《歌乐山作证》一出版即引起极大反响，各方好评如潮。重庆为此书的出版举行了首发式，当年参加川东地下党革命活动的部分老同志和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市文联、市作协、市妇联的有关领导人出席了座谈会。几位“11·27”大屠杀脱险的幸存者还联名写了热情洋溢的推荐文章。对《歌乐山作证》，作家高缨评价说，刘德彬是含着泪写的，他也含着泪读了两遍；这本书还有一个特点，就像刘德彬平素的作风一样，在近20万文字中，丝毫没有自我炫耀和夸张。写自己，仅仅是为了有一条贯穿烈士事迹的叙述线索。
　　1998-10-19日，原共青团重庆市委学校少年部和原重庆市小学教师联合会的老同事们，在枇杷山公园红楼聚会，共贺刘德彬新著《歌乐山作证》出版并76岁生日。会场上写着的八个大字：“正写的书，正气的人”，代表了老友们对刘德彬和他的新著的一致评价。
　　刘德彬这时已身患绝症，同病魔进行着最后的斗争。
　　2001-6-8日上午，刘德彬在医院病房里平静地告别了人世。享年79岁。
　　刘德彬生前留下遗嘱：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不开追悼会，不保留骨灰。家属按照刘德彬的遗愿，也没有向组织提出任何要求。
　　重庆市有关领导研究后郑重决定，将刘德彬的骨灰安放到歌乐山革命烈士陵园。
　　为刘德彬的骨灰安放仪式，曾任重庆市委宣传部文艺处处长的林彦，献上了一首小诗《请审视吧，审视》，诗人想到，从此，刘德彬又会和他往日生死与共的战友们在一起了。诗人仿佛听到刘德彬的声音在向战友们述说：
　　……
　　现在，我又将和你们在一起
　　请审视吧，我往日的战友们啊
　　审视，请用最严厉的目光审视
　　我的余生愧不愧是从渣滓洞出来的人

注释
　　本文原标题为：“被时代推上文学岗位的作家刘德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