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桂年，号莅冰，属蛇，出生在四川省江津县『今属重庆市的江津区』德感坝人。
　　1945年，成都市进行首届“参议会”选举。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市井小民刘丹五，竟然被选作“参议会议员”，在众多军政财霸地神恶爷觊觎垂涎的拼抢中，进而又令人难以置信地登上了位高名尊的“议长”宝座。

被逼出来的“议长”
　　抗日战争胜利后，亿万民众期盼着和平民主自由的新中国的诞生。
　　然而，蒋介石反动集团，仍恣意孤行其独裁、内战的行径。是年下半年，以促进“民主建国”、“还政于民”为幌子，谕令国统区各省市县成立所谓能代表人民意愿的“参议会”。
　　四川省会成都，闻风而动，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民主”竞选活动。
　　东城地段的哥老会，异想天开地认为升官发财的大好时机来了，蠢蠢欲动，打算推举本堂口的“掌旗袍哥”范大爷出来作代表参加竞选。殊不知，弟兄伙多方奔走打听的结果是难以符合代表资格。
　　无奈之际，就想到了本地段的遗老刘丹五来顶替。
　　他们又何以想到了刘丹五呢？其时，刘丹五已年过半百，赋闲在家。
　　袍哥上的眼睛多，看见有些要人常来刘宅走动，就连市长陈离也曾驱车拜望，想必此人定有些来头，就认定他最合适。范大爷亲自登门劝说，并希早点“扯回销”。
　　其实，不只是这帮人在活动竞选，就连当时的地下党也在争取这方面的人选。
　　正在刘丹五犹豫再三之时，有位“老同乡”，也登门劝说。并明确向他表示，不但要参选，只要有可能还要利用各种势力争取选上。既然本地袍哥竭力劝选，何不如就利用他们这股力量去参加竞选。
　　刘丹五心里吃了定心丸，很快就向袍哥上扯了回销，答应竞选。
　　既然刘丹五答应了，范大爷这方面，就装起势起劲干了起来。弟兄伙倾巢出动，跑东窜西，又吓又哄，请吃请喝，找朋友，托关系，哥兄老表舅子联襟，确还活动了不少的人。
　　但，更多的还是本地段的哥们爷们男女老少们。平日里，刘丹五为人诚恳，和蔼可亲，又常支助一些贫困人家或解人之难，很受邻里尊敬。大选之日，大家不约而同都投了他的票，不用说就当选成为“议员”。紧接着议员们选举议长。
　　“市党部”强行确定孙震为国民党方面的代表作“议长候选人”。地方实力派则坚决抵制合力反对。各派又推荐了十多名候选人以相抗衡，这就使议长的选举，久争不下。
　　后经各方协商只得采取一个折衷方案，推举一名不偏不倚的人作候选人。成都市市长陈离极力推荐刘丹五，还介绍了刘丹五的简要情况。既然如此，各派势力也无二话可说，正式选举时，得票数遥遥领先。这样，刘丹五就以社会贤达的身份，当选为成都“参议会议长”。
　　一听说这个消息，那个范大爷及弟兄们欢喜若狂，蜂拥而至到刘家贺喜，这伙人哪会料想到政治斗争的复杂内幕，还以为是他们的功劳。面对这群人，刘丹五啼笑皆非，紧绷着脸说：“我是被逼出来的议长哟！”
　　“四川省主席”张群也甚感诧异，询问成都市长陈离：“刘丹五何许人？”
　　答曰：“江津人矣！”

辛亥革命从军
　　江津人刘丹五，名桂年，号莅冰，1893年出生在江津县德感坝。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受革命新思潮的吸引，他背着家人，邀约几个同学，到重庆参加了由吴玉章等人组织领导的蜀军学生革命军。革命政府成立，又相继进入重庆蜀军将弁学堂、四川军官学校学习，与刘伯承为同窗学友。
　　1914年，毕业分配到杨森部一师炮兵团，后逐级晋升为排、连、营长，1920年任川北边防军炮兵团团长。1925年任邓锡侯部江防军第二师师长。1926年初，川军统编为国民革命军，该师改编为二十八军第七混成旅，任旅长。
　　刘丹五受大革命思潮的影响，思想逐步倾向革命。在他的部队里，中共地下党员特多，对刘丹五革命思想影响较大的有两位中共地下党员。
　　一个是邝继勋，生于1895年，贵州思南人。在该旅任团长，他把许多革命理论和革命书籍，直接传授给刘丹五，并请刘安排掩护了许多地下党员。其中有任四川省委书记的罗世文同志，作“兵运”工作，改姓埋名安排为旅部参谋，月薪110块银元。
　　另一位地下党员王文鼎，生于1894年，四川江津县金紫乡人，任旅部军医、旅部秘书，与党中央特派的曾留法勤工俭学的地下党员秦泾川一起，在该旅积极隐蔽地开展组织活动。
　　刘丹五也想尽一切办法，掩护地下党的组织。在其主张下，该旅成立了政治部，并在各连、营中设立政治指导员，借此安排了大批共产党员，就连其中三个团的指导员也是地下党员。
　　1929年春，刘因病去成都治疗，由地下党员邝继勋代理旅长。军长邓锡侯及江防总司令黄隐，得知密报，决心要铲除该旅中共地下党组织，多次下令要邝率部队由彭县到成都整编，邝总是找理由加以推却。邓、黄则命令刘速回部队整编。
　　为此，黄隐还特意在其成都公馆内设宴犒请刘丹五，参宴的有邓锡侯、赖心辉等人。
　　席间，黄隐露出狰狞面目。恶狠狠地对刘说：“你部队中共产党活动猖獗，扰乱军心，瓦解部队斗志，削弱部队战斗力，你身为一旅之长，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现在你必须撤掉邝继勋，清除全部共党分子，此事由你回部队整编，负责处理。只要你回去完成此项任务，给你十万银元、二千两黄金、八百条好枪，还可以继续当旅长……”邓、黄逼刘表态。
　　刘丹五深知其险恶用心，只得假意说回去制订一个整编方案，即日回复，才得以脱身。

出逃及“遂宁起义”
　　刘丹五回家后，于次日凌晨三点多钟，换上一身便衣，带上几个亲信随从，趁朦胧夜色，急行到东门水巷子乘船逃离了成都。
　　刘丹五离开以后，邓锡侯、黄隐怒不可遏，立即全部停发了第七混成旅的军晌。部队处境极端困难，决定提前起义。邝继勋派人来江津，请刘回部队共同指挥起义，并告知起义的具体行动计划。
　　刘丹五深知川内军事形势，认为起义条件尚未成熟，轻举妄动，可能导致前功尽弃无谓牺牲。但，现在形势紧急，剑拔弩张，地下党方面也支持起义，他也表示服从安排，只因返家后，身患痼疾，久治不愈，难以起程。
　　1929年6月29日，邝继勋率部宣告起义，在遂宁的大石桥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四川第一路军总指挥部”邝继勋任前敌委员会总指挥，罗世文任党代表。部队攻占蓬溪县，转战渠县、营山县，渡过渠河，到达梁平县、达县、大竹县一带。部队经长途征战，在攻打梁平县的虎城镇外的猫儿寨时，遭到军阀重兵围剿，终因孤立无援，寡不敌众，弹尽粮绝，七月下旬，“遂宁起义”失败。
　　刘丹五在江津得知这一消息后，甚为悲伤，抱病赶到成都，即在东城租佃了一家公馆，以收留安排相继来蓉的许多地下党和起义部属。邝继勋的母亲，险遭抓捕，刘派专人护送回贵州老家，并给数百银元，安排好日后生活。
　　邝继勋被迫离开四川，辗转到上海，由党中央另行分配工作，先后担任红六军、红四军、红二十五军军长、中共鄂豫皖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川陕省临时革命委员会主席等职。因抵制反对张国涛力推行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于1934年6月，在川北通江县洪口场被时任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兼军委主席张国涛秘密杀害。
　　以后数年，刘丹五转而经商兴办实业。先后创办成都光华火柴厂、锦华纺织厂、友谊伐木厂、互利信托公司，一直寓居成都东城。

挂冠而去的议长
　　被选为议长，就连刘丹五本人就倍觉意外。
　　刘丹五上任后，确是言行一致，说了些公道话，作了一些公益事。他常到大街小巷体察民情。也曾多次到西御街安澜茶楼，以听李德才扬琴演唱，深入民间。也常到公园、影剧院、市场、茶坊等公共场所倾听民声。那时没有电视、录像，老百姓要目睹这位参议长的尊容实属不易，更认他不得，他也因此自由自在随意巡访。对于市政建设、维护成都古建筑、修桥铺路，办理教育之事，他也是尽力而为或大胆提案。
　　在议会上，他极力反对拉丁、派捐、加粮及反对违背人民意愿的内战，主张实行“二五减租”。市党部等国民党当局对此非常惊恐和不满，认为其言行倾左、恐被共党利用，多次向刘打招呼和暗中施加压力。
　　刘丹五终于彻悟了，也证实了事前的忧虑。参议会实则是国民党内部宗派斗争、玩弄政治阴谋的一个肮脏龌龃的政治交易市场而已。
　　为了笼络控制刘丹五，国民党市党部多次劝诱请其加入国民党，刘也数度叫秘书把登记表退回市党部。白色恐怖接踵而至，刘提出辞呈，在辞职未果的情况下，托病居家。参议会工作难有进展，当时成都的《新新新闻》报惊呼成都议会已是“群龙无首”了。
　　1947年夏天，刘丹五带领全家老小离开成都回到了江津老家，结束了他一年又六个月的议长任职。

含冤去世
　　解放后，党和政府并没有忘记这位老朋友，也记住了这位辛亥革命老人。
　　刘丹五先后被安排担任江津县工商联副主任、县政协副主席，第二、三、四届四川省政协委员，被选举为人民代表、政府副县长。
　　刘伯承同志在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任期间，也没忘记这位四十年前的同窗学友，曾多次在重庆会见并宴请刘丹五先生。勉励其努力学习，改造思想，勤奋工作，跟上形势，为新中国的建设事业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刘丹五先生非常感谢党和政府的关怀及人民的信任，也认真按照刘伯承同志的教诲来重新确立自己晚年的人生定位和走向。在多年的实际工作中，以其自身的道德规范、敬业精神和人格力量，赢得了世人的尊敬。
　　不幸的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老先生难逃厄运。更使他感到意外的是，一个曾经在他的旧军队中当过兵的人，因强暴妇女而被关押，准备枪毙，后饶幸逃跑回乡务农。刘丹五早已忘却此事。但此人却趁机煽动了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以其被抓、被打的亲身经历，声泪俱下地控诉刘丹五这个混进革命队伍的“反动军官”的“滔天罪行”，结果刘被勒令在县政协大门口的烈日下，向革命群众请罪、认罪，遭受多方凌辱。不久，刘丹五含冤去世。
　　所幸的是，1974-2月，由中共江津县委主持召开了刘丹五先生的追悼大会，县委书记致辞，对其一生作了高度评价。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又予以彻底平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