属狗，生于四川省德阳县，1932年至康定教书，期间拜师求学，研究藏文和藏传佛教宁玛派、格鲁派、噶举派和萨迦派等教法。1936年出任根桑泽臣活佛随行助手和翻译，开始涉足藏学领域，并初步发表译作《大圆胜慧》。
　　1944年春，经著名社会学家、民俗学家·李安宅教授推荐，出任成都华西协和大学边疆研究所副研究员，正式从事藏学研究。由于先生汉藏文功底极好，加之当时的华西协和大学又云集了一大批如韩儒林这样第一流的学者并有着丰富的藏书，因此不到两年时间就推出了力作《印藏佛教史》。此书在成都一经问世，就受到学术界一致好评，曾连续出了三版，事隔32年后的1978年，此书由台湾妙吉祥出版社再版时又很快销售一空，其学术价值，可见一斑。先生深知藏学的故乡在中国，浩如烟海的藏学典籍乃藏学研究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为了给不识藏文但有志于藏学研究的后来者铺路搭桥，从1946年开始便致力于西藏文史和佛学典籍的翻译和介绍。1949年成都解放后，先生随十八军进藏，到达拉萨后，在西藏军区编委会从事编译。1956年北京成立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翻译局，先生奉调来京，先后在翻译局和民族出版社担任藏文室领导职务。那年年仅17岁的我随著名藏族学者格桑悦希教授一同调来北京，有幸同先生共事，成为先生等一批著名藏、汉族专家学者的学生。然而好景不长，一次又一次的运动，特别是在那史无前例的浩劫中，先生也未能逃脱厄运，在经受一番对“反动学术权威”的批斗之后，1969年年底我们先后进了“五七干校”，这时的他已近花甲，且患有严重的冠心病，然而他怀着对党的无比信赖竟奇迹般地度过了那一段艰苦岁月。1979年的春风吹绿了祖国大江南北，也给先生带来了学术研究的春天。此时先生虽已年逾古稀，但壮心不已，笔耕不止，经过10年的艰苦努力，又将过去数十年陆续出版过的300余万字的译著重译并加以整理注释。正是这样执著的追求、坚强的毅力、献身的精神，使我们在先生九十高龄时得以编辑出版这套文集，奉献给广大读者。
　　这套文集包括先生的重要藏学研究论文集《刘立千藏学著译文集·杂集》，著作《藏传佛教各派教义及密宗漫谈》和《印藏佛教史》，重要译著《西藏王统记》、《西藏王臣记》、《米拉日巴传》、《卫藏道场胜迹志》、《金刚瑜伽前行和正行》、《大圆满禅定休息》、《大圆满虚幻休息》、《大圆满隆钦宁提本觉道次第》、《土观宗教源流》以及《格萨尔王传·天界篇》等。这些著作虽然是先生全部著作和译著中的一部分，但基本上涵盖了他在藏族历史、藏族文学、藏传佛教教义和哲学等领域所取得的突出成就。其中《西藏王统记》、《西藏王臣记》、《卫藏道场胜迹志》、《米拉日巴传》、《土观宗教源流》等时至今日依是藏学研究者和藏学爱好者研究或了解藏学登堂入室的必备必钥匙。

　　我十分钦佩先生一丝不苟的严谨学风，更由衷地敬仰先生忠厚无私的高尚品格。为了弘扬和传播藏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为了促进藏学研究事业的不断发展，为了加强各民族之间的相互交流和团结，先生慷慨将其全部著作和译著的版权无偿捐赠我社。我们深知继续为藏学事业做出贡献是先生最大的心愿，而实现先生这一心愿正是我们编辑出版社向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向原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副总干事兼藏文大藏经对勘局局长扎西泽仁同志和对勘局办公室主任布楚活佛深表谢意。是他们在刘先生离休迁居成都后，为我社代劳先生以无微不至的关怀和帮助。离开了他们的关怀和帮助，先生于耄耄之年是很难在短期内完成这套全集的重译和注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