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人物 L 流沙河 • 文人拉车记 2003-7-30 | 人物 | |||||||
文人拉车记 ⊙流沙河/文 1940年代吾蜀公路运输事业十分落后,成渝川陕两路,尚多骡车和板车。板车车身宽长,铺以厚板,两轮左右挟持,皆用载重汽车之轮,能载几吨货物。中杠驾掌一人,鼓眼看路,端正方向。两旁拉飞蛾的各四五人,赤膊短裤,一肩挎拉襻绳,一手撑扶货物,体前倾,喊号子,走碎步。到50年代初,军区文工团演唱《板车号子》时,这庞然大物正在被轻便的架车淘汰着,即将消失。架车,俗呼架架车而音读二声的jiajia不读四声的jiajia,亦不知何故,或大籁如此吧。这架车的陡然崛起,说来也怪,竟缘于拉乘客的黄包车之式微。而黄包车之式微又由于成都解放后市民思想观念之大变,全认为高坐车上叫人拉着走,未免涉嫌资产阶级享乐腐朽,形象太不光荣。市民不坐车了,车夫失业,生活困难,便拆下黄包车的两轮,装配在简陋的木架上,改造成了架车,不乘客,只载物。时当鼎革之后,建国之初,社会上闲散人员多,例如一大批旧军官,饭碗孔亟,这也促成了架车的崛起。架车载重量远不及板车,但以车身窄短,轻便灵活,狭路小巷亦能深入,强劳力一人也能拉,说走就走,说歇就歇,自有其优越性。较之板车,架车可谓“具体而微”者矣。体微,所以轻便。然而这轻便毕竟是旁观者的结论,叫你去烈日下拉拉吧,哪怕只载半吨,平路还好,若要爬坡啦上拱桥啦翻铁路啦,够你奔命。你得咬紧牙关,低头啃泥,两腿打颤,喉吼怪声,真他妈不是人,是兽!善哉,拉架车的有遥谚云:“七十二行,架车为王。眼睛拉大,颈项拉长。” 想起50年代中期,我在本省红色翰林院当供奉,穿美琳西服,骑Rayleigh洋车,路遇架车阻道,颇不耐烦。看那拉中杠的男子眉宇犹存旧军官气,再看那拉飞蛾的女人相伴依依,两人表情似露三分惭意,我绝对想不到自己很快就会被踢入他们的群落,而且比他们更狼狈,现出种种可笑相来。天道好还,有罪大家都去轮流受受,这才公平。何况对我也有好处,所以至今仍无怨气,但觉回想起来有趣而已。 最初是给本院伙食团拉煤,每月六车,每车半吨,早饭后出,晚饭前归。一辆架车三个右派,音乐家方兄,国画家吴兄,我。我自知罪特大,主动拉中杠。方吴二兄拉飞蛾,走在我两旁,皆甚卖力。方兄义气,见我疲惫不堪,总要换拉中杠,让我松弛松弛。吴兄是个乐天的好老头儿,拉车途中常有笑话凑趣,而心头正在构思他的嘉陵山水长卷。快活总是在空车去路上,因为暂时逃脱了革命同志的监视。而满车归路上,三人累成马脸牛睛,无力说话,沿途坐歇,羡慕徒步。若是去北八里庄政法炼焦场拉煤,脸上身上还不免乌猫皂狗。可怪的是,上午空车去路觉得路还平平坦坦,下午满车归路怎么尽是爬坡上坎。从八里庄拉回城来,我数过,要爬三个软足坡。嗨呀呀,拉上坡,正在苦苦挣扎,又听见后面有自行车不耐烦地敲铃,心头就忍不住要冒火。这时候才想起自己从前骑车,不是也厌恶过阻道的架车吗,真是罪过。有几回爬陡坡正要命,忽来奇迹,肩上腕上减量,腿上腰上添力,心头明白后面有人助推,多半是老大爷小学童大嫂子,乃大受感动,回头道谢,目送远去。 有一次八里庄政法炼焦场拉煤,出场不循指定路线,被截住一顿骂。方兄不服,同那壮汉顶嘴,惹得壮汉暴怒,说要扣留架车,还要我们交代所在单位。方兄戴眼镜,我又太瘦,发配拉车,显然是右派分子嘛,所以那壮汉,人呼许干事,把我们当成犯人吼骂。我自知臭名响,深恐露馅,连忙扯方兄走。此次受辱之后,拉车分外小心。过了几日,被叫到编辑部去看稿,发现政法炼焦场有诗稿寄来,作者姓许,也不管他是不是那壮汉,我将稿纸揉成一团抛入字纸篓中,算是报复。 我拉车低着头,怕被路人看透我是右派,尤其怕遇熟人。方兄亦然。不敢路过西大街歌舞团大门外,总让我一人拉,他好绕开旧游之地,鼠窜小巷。后来我下本院农场,多次进城拉粪,由老牌记者车见拉飞蛾。他极卖力,又会摆龙门阵,可怕的是他沿路大声招呼熟人朋友,以爆炸的热情叫道:“我们下农场!去锻炼!”让满街过路人都晓得我们“犯了错误”,用看异类的目光盯我们几眼,使我非常难堪。而他倒很昂然自豪,似乎拉粪特别有脸,这不可救药的老天真啊!有一对老作家伉俪,调来本院当官,藏书运来,叫我拉去。我和本院一位文盲工友来回拉了几车,一箱箱的抬上楼去放好。没有半个谢字,那男主人笑哧哧的用冷眼打量我,那女主人看见文盲工友戴着一枚拾得的银戒指,便打柱头惊磉磴说:“小刘哪,可别受资产阶级思想腐蚀哪!”比较起来,老作家沙汀未免太厚道。那一年他住家老西门外,独院被洪水围困了,由我拉半车米送去。他家煎蛋煮挂面飨我,还开了一听凤尾鱼罐头,且有语言酬劳。在那些年,上头常派革命同志给我拉飞蛾,亦有监督之意。他们深怕被右派毒害了,所以各个满脸秋霜,缄口不语。又担心被外人误会了,以为他们也是一路货色,所以都俯着脸,闺女含羞似的不让人看。别人因我而羞耻,我只好低头再低头,差点夹到胯底下去了。 有一次去了平福桥沙河机械厂偷粪,实在有幸,上头派了一位学者,他是中国神话学的权威,来拉飞蛾。蒙他不弃,一路卜和我讨论《天问》,从月亮神话的“厥利维何,而顾菟在腹”顾菟是不是蝌蚪到治水传说的“应龙何画,河海何历”应龙是不是鹰龙,一一辨析,兴趣盈然。学者走惯了大跨的八字步,不会走拉车的碎步,所以合不上脚,用不上力,还要侧脸发言,说得眉飞色舞,忘了是在拉车,襻绳都未牵伸。粪车在平福桥街上歇脚,误停在街中间,警察跑来训骂,说要扣车。学者头上无帽,竟敢抗议。于是触怒警察,真要扣车盘查我们是啥身份。我急忙赔罪认错保证不再犯,方才化险为夷,赶快拉走。还有一次给本院伙食团拉东西,左右飞蛾二人都是贬官出了党弄来劳动的,路上二人互相攻讦,且都想“统战”我,争取个二比一。拉回本院后门,二人不待卸车,急忙丢脱襻绳,同步跑到伙食团管理员面前去争着抢先汇报情况,还同声询问道:“我和他(互相指着对方)到底谁领导谁呀?”我在后面卸车,听了觉得可笑,真想答一句“我领导你们”,却又不敢。 大饥饿的三年,我因饥饿水肿,从农场被叫回本院养病,间或给伙食团拉米拉面粉。此时架车的毂筒已经改良了,钢圈轴承换成滚珠轴承,所以不用飞蛾,由我一人独拉半吨。成都郊区所有粮仓和面粉厂,远的如老南门外红牌楼仓库啦沙河堡那一头建成面粉厂啦,近的如老西门外万担仓啦东安街面粉厂啦,我都拉过。满车归路上,饿得心慌,溜进茶馆歇脚,大嚼冷硬馒头,拾起碎渣舔个干净,泪湿眼睫,“感谢上帝赐给我们面包”,宗教感情油然生焉。片刻,脚力恢复,又孑然上路了。赤日如刑讯灯,烤得汗渍眼角,胸似檐滴,裤腰湿透。汽车驰过,卷起灰尘,进城已成花脸猫了。拉人本院后门,往往天已擦黑。米面扛到厨房,丑、李二厨师端饭给我吃,舀一大碗剩菜,如飨饿牢之鬼。他俩多次让我白吃,向我眨眼睛,表示不收票。上帝有时候以炊事员的面貌出现,令我铭感不忘。当时不十日本院各位供奉编修均在挨饿,全国人民也在挨饿。而我拉回粮食之外,还从农场拉回厚皮菜、红薯、茄子、南瓜、芋儿、洋芋之类能疗饥的蔬果,所以颇得革命同志们的好感,很可能1962年就混脱帽子了,如果最高不指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话。 有一次从农场拉了一车嫩豌豆回本院,仍然不派飞蛾,由我一人独拉。嫩豌豆当时是救命粮,是农场偷偷买公社生产队的,怕被社员知情阻拦(因为他们正在挨饿),天黑以后才通知我赶快上路。嫩豌豆分装在四五个竹筐内,面铺一层小菜掩护,上盖防雨油布。拉到北门梁家巷,深夜十点过,肚子又饿了,正要歇一歇,忽有居民跑来翻看,知是豌豆救命粮,摸钱要求“分一点”。转瞬间拥上来一群人,把架车围困了,七嘴八舌乞求不已:“同志,多少分一点嘛,价钱随你喊嘛。”我再三地解释说,这是机关单位买的,不是我的,我不敢卖。他们听不进,要动手抢了。我大声说:“我是犯了错误的人,正在劳动改造!要拉回去交差,一颗也不敢卖!请大家放我走!”人群沉默,纷纷散去。我急忙拉起来,吓得腿颤心跳,想哭一场。 北门外的驷马桥,司马相如留迹的驷马桥啊,是我拉车留下恐怖记忆的地方。那天上午我从农场拉按树苗回本院去,走完驷马桥的一条短街,看见一辆载重汽车,挂一辆空拖斗,从我左边驰向前去。前去是陡坡,坡顶过铁路,然后又下坡。这辆汽车爬上陡坡,正要横翻铁路,后挂的空拖斗忽然脱钩,从高坡上退滑下来,愈滑愈快,直冲坡下。冲下坡向右拐,就该我死。哦!向左拐了,当场碾死路旁另外一个拉架车的。是空拖斗撞倒了他,从他胸膛碾过,顿时气绝,流很小一摊血。兔死狐悲,看了半天,心惊透了。几个月后,此地开工挖土,修了两个洞子,从铁路的路基之下钻过,正如今日读者诸君所见那样。光阴易过,转瞬三十年了,那恐怖的场面,有谁还记得呢。 我最后一次拉车是在1966年3月下旬。当时被逐出红色翰林院,拉一车旧家具回故乡。此后做了锯匠,锯木六年。继后改行,又钉包装木箱六年。在故乡十二年,眼看架车没落,最后消亡。先是故乡的架车队购置了砰砰车,后来换成载重汽车,架车就这样翻完二十多年的历史,终于呜呼在新时期的黎明前。成都街道有架车队,据我推想,应该解散得更早些。至今街头巷尾偶见一辆,多半是短途送蜂窝煤的,已经无关乎国计民生之宏旨了。架车代表落后,反映当时国情,被淘汰乃必然,不足惜也。 文人拉架车,虽然非耻辱,但也不光荣,惹人笑罢了。拉车于我有好处吗?有。一是使我对贫贱的苦役能抱有同情,二是人一旦拉过车,特别是拉过粪车,且多次拉过,便很难再装模作样地“玩深沉”了。 1994-10-26日 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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