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中国将帅名录，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威名赫赫的将军和元帅，是从旧营垒中冲杀出来的。其中，刘伯承是显赫者之一。在川军中，他久任团长、前敌指挥官，是颇负盛名的川中名将。在国民革命军中，他官至暂编十五军军长。
　　在今天看来，参加革命、参加共产党算不上是惊人之举。但对当时在旧军队任职，且有权有利有名的高级军官来说，却是脱胎换骨般的艰难。记得1982年夏天，笔者走访革命老人何长工时，谈起刘帅走上共产主义道路的光辉历程，何老风趣地说：“刘帅参加共产党是不容易的事呀，他是口袋里揣着银圆上山的。”
　　一番话，引起在场几位同事会心的微笑。何老说得多么直率、多么客观啊。当时，参加革命是造反、“上梁山”。“上梁山”的方式也是多种多样的：有的是读了马克思主义的书籍，自觉投身无产者的先锋队；有的是在朋友的影响下，卷入革命大潮；也有的是为了求出路、求生存，“逼上梁山”；当然也有极少数是混上“梁山”的。
　　美国女作家史沫特莱在《伟大的道路》一书中，记述了朱德回顾自己和刘伯承的经历时的一段话说：人们走着不同的道路。有的人做了军阀而不思悔改；有的人随军阀入泥潭，但最终找到了新的革命道路；也有人看到了新的道路，却因为过去中毒太深而不能自拔。许多国民党军人变成了新军阀。而刘伯承和我两个人则找到并走上了新的革命道路。
　　刘伯承转向共产主义道路，经历了一个长期而痛苦的过程，其方式也是很有特色的。
　　事情由头是在1923年秋天，他率部与北洋军阀队伍激战大足城。战局一开始，刘伯承部马上掌握了主动权，使正面的北洋军队处处挨打。可是，由于另一支部队不能配合作战，致使敌人调集兵力，从侧翼乘机反扑过来，情况万分危急！他急忙赶到那支部队的指挥所，协助友军旅长修订进攻计划。正当刘伯承迫近敌阵察看地形的时候，敌人的一颗子弹打中了右腿的动脉大血管，腿肿得老粗，再加上失血过多，脸色苍白，昏迷不醒。医生见伤势太重，当即决定送到省城──成都就医。经过一段治疗，刘伯承的腿伤在渐渐好转，但整个讨贼战局却开始走下坡路。因为第二混成旅是四川讨贼军的主力和支柱，刘伯承又是第二混成旅的核心和灵魂。所以，当他负重伤退下火线以后，全军上下为之震撼。熊克武急忙派总司令部参谋长前往接替。同时，对外严密封锁消息。
　　在前方阵地上，许多地方依然飘扬着“刘”字凤凰旗，官兵们大肆张扬：“刘伯承亲临前线！”“瞎哥来了！”报界也不时地传播“刘伯承又往某处策划军事”的新闻。甚至官方还大量印发了“刘伯承”的名片在前沿散发，借以威慑敌军……这些巧妙的精神战法，在一些战场曾经发生过神奇的作用。1923年10月6日，讨贼军终于攻下了重庆。
　　然而，这种奇妙的计策毕竟不能长期发生效应。不久，敌军方面欣喜若狂地披露出“刘伯承身负重伤，几乎殒命”的消息。讨贼军内部也公开议论，说：“瞎哥去，军心去，谁也拢不住。”“指挥官的命运尚且如此，我们血染沙场又会有什么好结果？！”……随后不久战场形势急剧逆转，讨贼军内部也动摇不定，出现了难以弥合的裂缝。
　　熊克武对战局的焦急和对刘伯承的“关心”几乎是成正比的。他比任何人都急迫地希望刘伯承早日恢复健康，重返前线，再为他力挽狂澜，重整旗鼓，再振军威。在刘伯承伤腿疼痛的时期，熊克武叫人把自己的官轿送来，以减轻伤残的苦痛和精神的折磨，也装模作样让世人看看熊督军的豁达大度。
　　一些惯送谗言的庸俗浅陋之辈，看熊克武终日里如坐针毡，不思茶饭，只是念叨着“刘伯承啊刘伯承”，便劝慰说：“锦帆兄，你手下握兵数万，可算得上谋士如云，战将如雨，老叹息一个残废人干啥子嘛？”
　　熊克武怒目圆睁，气呼呼地说：“你们懂得啥子哟？！千兵易得，一将难求呀？我熊锦帆奉孙中山先生之命，只带了3个营的兵力入川，十多年来，东征西讨，苦苦撑持，已是万乘之军，没有刘伯承，哪有这样的声势？！哪有你们安享的富贵荣华？！”说着，显得十分激动而又颇为伤感地自言自语起来：“刘伯承系着万人心，他不归队，军心不定，战局不稳，吾心不安啊！”
　　这次负伤，对刘伯承的身体确是一次摧毁性的打击。其程度，并不比7年前在丰都右眼和颅顶受伤的时候轻。大量的失血，使他的脸色苍白，浑身软弱无力。右腿曾经长时间地麻木，明显地萎缩……这一切，足以使意志薄弱的人从此躺倒、趴下，一蹶不振。
　　然而，刘伯承又一次奇迹般地战胜伤残，令人难以置信地挺起了胸膛。也许是有前一次战胜伤残的体验，也许是10多年来血与火的熔炼，也许真的是这样的格言起了作用：一个连性命都不惜的人，一个立志救国救民的志士，是任何困难、任何打击也摧不垮、压不碎、捶不烂的。他虽然痛苦，但很少悲伤；他时而感到渺茫、空旷，却没有让失望的阴云填补空间。因为，刘伯承不是一个停留在想象的人，他没有“理想主义者”的常见病：时而狂热；时而冷淡。时而激进；时而动摇。他的双脚是踏在大地上的。如同浩森的长江水一样，在大地的怀抱里咆哮前行，虽然九曲十八弯，却总是一往无前。
　　十多年来，刘伯承为国家和民族的忧患而痛苦、而焦虑、而奔走、而冲杀、而流血，在一条崎岖不平的道路上摸索行进，想在豺狼遍地的荒野里寻找一条出路，付出了极其高昂的代价。如今，他虽然退下了讨贼的战场，却在以更加成熟、更加坚定的步伐，探索救国救民的新道路。
　　刘伯承在成都治伤养病期间，吴玉章给了他以莫大的关怀。吴玉章是老同盟会员，曾组织谋炸摄政王，参加黄花岗起义，又领导了四川内江的反清起义，在四川各界是很有声望的人物。当时，吴玉章任成都高等师范学校校长，与恽代英、杨闇公等共产党人带领成都学生和进步青年创办《星期日》等刊物，提倡新文化、新思潮，热情介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还派人深入到工人、农民中间做宣传和组织工作，在四川具有很大的影响。
　　刘伯承对吴玉章向来十分敬重，早在清代末年间就经常拜读他编写的进步刊物，深受革命思想的熏陶，心中很崇敬这位写“金玉之章”的四川老乡。在结识以后的许多年中，更是视为良师益友。只要是吴玉章上门来访，他必定倒展相迎，格外亲切。有一次，吴玉章来访，刘伯承连忙起身，一边擦汗一边让坐。在扯了一番病情和家常话以后，刘伯承摒退左右，单独同吴玉章密谈起来。
　　“五兄，你给我的那几本书，全读完了。”刘伯承兴奋地站起来说：“有办法，有前途呀！”
　　吴玉章听后抿着嘴微笑，故作迂腐地问道：“前两个月，你还直叫没办法、没前途呢，咋个一下子就碰着‘如来佛’啦？！”
　　原来，刘伯承也曾经认为，单单靠强力，靠铁与火，就能将一切旧势力摧毁，就能建造出一个新型的中国。然而，十多年戎马倥偬，转战巴山蜀水，眼睛被打瞎了，腿也被打伤了，却总是收效甚微。天下依然混乱，战祸长年不息。一些过去声称为国为民的党人，也都在追蝇逐臭，寻谋个人的私利。这一切，多么令人痛心啊！
　　吴玉章劝慰说：“伯承不必过分感伤。你长年驰骋沙场，与北洋军拼死搏杀，立下了赫赫战功，就是为国除害、为民除害，四川民众是有目共睹的。”稍停一会儿，吴玉章又若有所思地说：“值得思索的倒是如何去救国救民才是上策！既要从泥潭里救出人来，而又不使自己陷入泥潭，这确是不容易找着的办法。当今世界，还只有俄国人列宁有高明的主意哩。”
　　不几天，吴玉章介绍刘伯承认识了杨闇公。杨闇公是四川潼南人，少年时考入江苏军官教导团，曾参加反袁活动，遭到当局通缉，东渡日本。这两位有着不同经历的革命者在结识以后，相处十分投机，由于精神上有了寄托，加之积极的治疗与锻炼，刘伯承的伤腿很快恢复了机能。这使他有更多的机会到杨闇公的住地──成都市娘娘庙街24号进行访问，同青年朋友广泛接触、谈心，度过了一生中极重要的时刻。
　　刘伯承曾经深情地回忆说：“一九二四年我在成都与闇公同志一起，可以说朝夕不离，论说当时局势”。这时刘伯承的思想发生根本变化，开始由一个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并从此走上了崭新的革命道路。
　　共同的革命理想和相近的政治见解，把刘伯承和杨闇公紧紧联系在一起。革命的友谊又促使这两个出身和经历大相径庭的青年人同行于一条道路。这一期间，他们几乎每天都要见面，而且相会以后必定要作长谈，评论当前的时局，议论中国的前途，追溯民族的历史，探讨救国的方略。从政治到经济，从社会到人生，从外交到军事，一直到社会主义。这一切都是他们扯不完的话题。回忆与刘伯承在一起的谈话，杨闇公在日记中曾写道：“他真是天才，颇有见解，使此人得志，何忧乎四川。”
　　与杨闇公的交往，使刘伯承加深了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逐步认识到救中国应该择取的道路。但是，在政治方向的选择上，刘伯承采取了深思断行的谨慎态度。有一次，一个叫陈紫舆的青年朋友访问刘伯承，并情绪激昂地宣传说：“伯承兄，当今共产主义乃人类最高尚的理想，我是无疑地投入这一阵营，你的态度如何呢？”往下，陈紫舆就劝说刘伯承先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当时，杨闇公也在座，并对此寄予希望。
　　刘伯承虽然经常和这些先进青年接触，又陆续读了不少马克思主义的书籍。有明显的社会主义倾向，赞同共产主义的思想和主张，但仍在仔细进行研究，深入思索中国革命和今后自己所要走的道路。他认真坦率地回答说：“如果一见旗帜就拜倒，我觉得太不对了。因为我对于各派都没有十分的把握，正极力深研，将来始能定其方道。”
　　陈紫舆听后大吃一惊！他不明白刘伯承为什么不猛然投向“CY”。当然，陈紫舆更不明白自己为什么在若干年后，又离开共产主义者的道路，而走上了邪道。
　　起初，杨闇公也感到意外，但仔细寻思却又对刘伯承坦率、真诚的态度肃然起敬。他想，世间事物如此复杂纷繁，各种流派的思想和代表人物都在显露头角。革命者不但需要坚强意志和火一样的热情，更需要清醒的头脑和理智。刘伯承从不随俗沉浮、与时俯仰，凡事都有自己的主见，这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最可宝贵的品格。只要他认真思索之后，必定会走上共产主义道路，并将永志不移！当天，杨闇公赞叹说：“这是何等的直切，何等的真诚哟！比起那因情而动，随波而靡的人来，高出万万倍。此后拟设法使其从本方向走。若能达目的，又多一臂助。”
　　“深思断行”。这是刘伯承求真理的经验，是多年指挥战争的感受和多谋善断的老辣作风，也是他在选择救国救民道路上的严肃态度。因为当时四川的马克思主义组织正处在初创时期，革命队伍内部派别丛生，随风而靡的热血青年大有人在，什么“国家主义”者，什么时髦的杂牌“社会主义”者也曾以共产主义的面目出现，后来都堕为崇拜无政府主义的“赤心评论派”。在这样复杂的形势下，刘伯承对自己的政治前途采取了慎重的选择，是很值得称颂的，这也正是他政治风格和性格特征的体现。在经二三年时间的学习、考察和深入思索之后，刘伯承在1926年5月，经杨闇公、吴玉章的介绍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