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动”这个词，是本世纪前期的“舶来品”。自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便震惊了中国朝野：当朝者畏之如虎；在野者趋之若鹜。由此“革命暴动专家”的称号也跟刘伯承的名字联系在一起。这是中国军事运动的产物，也是人民武装力量的造化。
　　1926年7月，中共中央召开了第三次扩大执行委员会，在《军事运动议决案》中指出：“本党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党，随时都须准备武装暴动的党，在民族革命的进程中，应该参加武装斗争的工作，助长进步的军事势力，摧毁反动的军阀势力，并渐渐发展工农群众的武装势力，同时，此项工作就是使本党获得有条理的准备武装暴动的经验。”当时，正值北伐战争初期，中共中央一面要求各省的党组织在北伐将要到达的地区积极组织民众与之配合，迎接北伐军。一面要求各省党组织在这一时期注意军事运动，准备武装暴动的条件和积累武装斗争的经验。位于长江上游的四川省，是军阀势力比较强大的地方，各系军阀人枪近20万。四川军阀的向背，是北伐战争能否胜利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策动四川军阀易帜，配合北伐战争，是中共重庆地委（即省委）的一个重要任务。重庆地委就派了吴玉章、刘伯承、童庸生等人到泸州、顺庆、合川等地进行军事调查，掌握四川各派军阀的现状和动态，以便设计军事行动的方案。8月初，刘伯承向中共中央呈送了《四川军事调查》和《四川各派军阀的动态》两个报告。是月，中共中央发出《致重庆信》，指明了对四川军阀的态度及工作方针，要求重庆地委派人“插入军中去作政治宣传”，“在旧军队中培种新的力量”。9月初，重庆地委派人赴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关于组织起义的具体方案和准备工作情况。党中央指出：“四川工作现在十分可以发展，虽然现时一般军人之左倾是投机的，然而，我们却可利用这个机会迅速扩大民众运动，在各方面建立起一些基础”。中共中央还就派人加强军事运动、组织左倾军队配合起义和援助饷械等问题，作了具体决定。9月下旬，重庆地委以国民党莲花池省委党部的名义召集川军部分师、旅长（或其代表）开会，商讨“响应北伐，会师武汉”事宜。会议决定在泸州、顺庆、合川三地举行起义，推举刘伯承为国民革命军四川各路总指挥，并暂定下一至五路起义部队序列。10月，四川军阀杨森出兵侧击武汉，给北伐军造成严重威胁。广东国民政府也考虑到运动四川军阀易帜，是迫在眉睫之事。同月中旬，国民政府召开中央执、监联席会议，经吴玉章提议，委任刘伯承为“国民党中央党部军事特派员”，全权处理四川军事问题。11月中旬，中共重庆地委军事委员会成立，杨闇公兼任书记，刘伯承、朱德为委员，并确定了起义方案：顺庆方面首先起义，泸州相继响应，随后将部队拉到顺庆，扩建为一个军六个师，出川响应北伐。11月25日，国民党（左派）四川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在重庆召开，杨闇公、刘伯承分别在会上作了《政治报告》和《军事报告》。这次大会是对全川革命力量的一次检阅，是从政治上配合武装起义的一次重大行动。帷幕已经拉开，风暴即将来临。
　　1981年春天，笔者在成都的一个小巷子里，寻访到当年参加泸州暴动的老战士李际权。当时李老先生在成都市政府参事室任职，谈到50年前的这次斗争，八十老人两眼放着光彩，一边茗茶，一边滔滔不绝地讲述起来。
　　翻开中国地图，我们就可看到，泸州，位于四川省南部。沙州城宛如一条巨龙踞伏两江之中。北面的沱江，从“龙脊”逶迤东下。南面的长江，则由“龙腹”奔突而出。古时称为“江雒会”。每当春夏之交，河水倾集，两江夹流，一泻千里。整座城市雾霭茫茫，烟波浩渺，巨龙若浮。沿江两岸山脉绵亘，钟山、南寿山、豸角山陡如天然屏障。只有龙透关一处有道路通往城外，相传这座关为三国时诸葛亮所建，历代兵家将“铁打的泸州”与“生生的重庆”，并列为川中城防的两大险要。加上泸州是川南重镇，物产丰盛，水路交通便利，向来是屯兵的好地方。
　　早在1922年，共产党员恽代英、刘愿安、曾润伯等人就在泸县开展建立共产党的工作，进行革命活动。还在川南师范学校组织进步团体，宣传马克思主义，宣传俄国的十月革命，在青年学生和群众中有相当的影响。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泸州地区的国民革命运动迅速发展。当万县“九五惨案”发生时，泸县国民党县党部联合工、商、学各界，发起“万案雪耻会”，全县70余法团踊跃参加，同仇敌汽，声讨英帝国主义。当北伐军攻占武汉时，全城召开庆祝北伐胜利大会，到会群众达3万多人。共产党员曾润伯、刘愿安、刘元、王寿昌、陈泽煌、熊太岳、王业鸥等，在泸州的工作相当活跃。
　　1926年下半年，北洋政府委任的“四川省长”兼“边防军总司令”赖心辉部的三个旅驻防在这里。赖心辉是四川三台人，早年毕业于云南讲武堂，后在熊克武部担任军职。讨贼战争期间曾任前敌总指挥。讨贼战败后即向北洋势力投降。当时赖心辉拥有1.4万多人枪，在川中有一定势力。但是，其部队成份复杂，内部极不统一。加上赖心辉与邓锡侯、刘辉（？雷康存疑处）等军阀积怨很深，在四川已感到处境不妙。前不久又被刘辉（？雷康存疑处）夺去富顺一带防地，便只有龟缩沙州一隅。在这种情况下，赖心辉日益向反动军阀刘湘靠拢，政治上更是听从刘湘的摆布。
　　驻守沙州城的是赖心辉部第二混成旅，旅长李章甫原是刘湘所办的“合川传习所”的弟子，此时已成为赖心辉的亲信，也是“刘赖合作”的积极支持者。第十混成旅，驻沱江左岸小市一带。旅长陈兰亭是绿林出身，讨贼战争期间曾在刘伯承指挥下担任营长。第四混成旅（旅长袁品文）驻扎在长江右岸的兰田坝，离泸城5里地。
　　袁品文旅原是熊克武部第二混成旅的老底子。该旅曾在刘伯承指挥下参加民主革命，部分官兵经历过战争的考验，具有初步的民主思想。袁曾在刘伯承部任连长，更直接受到进步思想和救国救民精神的熏陶。讨贼战败后，袁品文部被赖心辉部收编，在川军派系斗争的倾轧之下，这支“后娘养的”队伍时时感到难以立足，甚至连补给、粮饷都发生困难。下级官兵时感饥寒交迫、难乎为继，在苦闷中寻找着新的出路。在四川军事运动期间，刘伯承认为袁旅工作基础较好，随即中共重庆地委先后派刘孟伉、邓作楷、童庸生三位共产党员前往该旅工作。刘孟伉曾任袁的秘书，常以三民主义思想启发袁的觉悟，开导他跳出旧泥坑，走上新的革命道路。不久，邓作楷应聘到袁部当政治顾问，负责主持全旅的政治训练工作。有关政治方面的训词和报告，大多是由邓作楷拟稿，袁品文向部下“照本宣科”。因而部队官兵经常受到革命思想的教育。
　　根据整个起义计划和党在泸州的工作情况，以及袁品文部的进步倾向，中共重庆地委决定以袁部为骨干力量，在泸州组织起义。
　　1926年9月间，共产党员童庸生以国民党莲花池省党部“泸州军运特派员”名义，携带广州国民政府关于“响应北伐，策动起义”的函件到达泸州，向袁品文转交刘伯承在去广东前写的亲笔信。在信中，刘伯承述说当前时局，嘱袁积极参加革命，听从党的指挥。有关起义具体事宜，由童庸生当面转达。
　　袁品文展示着刘伯承的亲笔信，内心激动不已。几年前跟随刘伯承参加民主革命，转战川中，所向无敌的情景又浮现在眼前。反对北洋军阀统治的要求，和急于改变自身窘迫境遇的强烈愿望，在这位旅长的心中迸发出革命的火花。他两次与童庸生秉烛长谈，详细询问刘伯承对泸州起义的意图和设想，表明自己的积极态度和即席而发的感想。童庸生在探明袁品文的底细以后，热心介绍北伐局势对四川政局的影响，宣传救国救民的道理，指明革命方向，并初步交待了袁部在起义中将要担负的重要使命。袁品文明确表示：“愿以全部力量听党指挥，请向伯承兄转达我的革命决心。”
　　11月下旬，袁品文派邓作楷为他的私人代表，到重庆与刘伯承密商泸州起义的具体方案。刘伯承对袁的积极态度表示热情欢迎，又再。嘱咐做好各项准备，等待时机，听统一号令行事。
　　随着国民革命运动的兴起和广大民众的觉醒，依附北洋军阀的统治势力愈加动摇，军阀队伍内部的矛盾也愈加尖锐和表面化。驻守在泸州城内的李章甫，是一个死心投靠北洋政府的军阀，此人骄横暴戾，欺压民众，积怨甚多，人称“李牦牛”二近年来，李章甫独占泸州粮、油、盐、百货、统捐、护商和一切税收，中饱私囊，横行四乡。对于国民革命，更是百般阻挠，对民众运动施行压迫，顽固地维持军阀统治的旧秩序。就连同驻一地的友邻队伍，也不放过。他利用掌管的“城防”大权，滥施淫威。所以，泸州的城防纠纷由来已久。
　　绿林出身的陈兰亭，脾气暴躁，不甘人下，面对李章甫的霸道行径，早已怀恨在心。为了要分享泸州的盐款、税收，多次与李章甫面对面发生争吵，两家仇恨愈积愈深。
　　在泸州城的三角关系中，袁品文起着特殊的作用。他虽然驻在隔岸相望的兰田坝，但对李章甫横行霸道的反动行为早就怀恨在心。然而，在表面上仍对李表示恭顺，不轻易外露，甚至在李章甫的宠妾过生日时，还送上厚礼，亲自过府“拜寿”。所以李章甫对袁品文较少戒心，还多次试探性地表示，要与袁友好合作一起对付陈兰亭。
　　鉴于李章甫坚持军阀统治的顽固态度和反动立场，刘伯承确定以袁品文部为基本队伍，吸收陈兰亭部为起义力量，利用矛盾，解决李章甫，摧毁泸州的军阀统治。然后将起义军调经顺在集中。
　　这一期间，中共重庆地委已获得川中军阀对革命的“宰割计划”。为了应付赖心辉调袁品文赴江津，使之与陈兰亭部隔离，然后分头消灭的严重局面，邓作楷频繁往返于泸州、重庆之间，不断向军委和刘伯承汇报，反复商讨起义的准备、发起及事后处置等各项细节。
　　袁品文按照预定计划，多次到小市与陈兰亭密谈，两下互诉衷肠，谈到夜深人静时，袁品文见时机成熟，便提出响应莲花池省党部的号召，解决李章甫，组织部队起义，参加国民革命军。对于革命，陈兰亭并没有深刻的认识，对摧毁军阀政治也不是从心里拥护，但除掉李章甫却是他隐忍在心的宿愿。这样，袁品文和陈兰亭在大的方向上取得了基本一致的看法，就立即商定解决李章甫的具体方案。
　　当时，驻泸州的李、陈、袁三部，形同三足鼎立。袁陈两部合作，有5000多兵力，而李部只有2000多人，袁陈在实力占绝对优势，要取胜是有把握的。但是李部占据泸城险要，易守难攻。要解决李章甫，必须两部同时动作，一部抢占钟山，使敌失去“龙头”之险；一部占领通往小市的两座城门和街道，使敌无城可守。再者，四川是军阀反动势力比较雄厚的地方，必须尽快解决战斗。如不能速战速决，必然会招致军阀们的围攻。如果那样就可能会在没有占领泸城的情况下，使起义遭受挫折。特别是泸城南岸肖镇南的反动民团，对起义军威胁很大。为使起义一举成功，必须“摧其坚，夺其魁，以解其体”。要达到这个目标，一定要擒贼先擒王，活捉李章甫。然而，李章甫久事军旅，为人好勇斗狠而残毒，刚愎自用而多疑，只可智擒，不可力缚。由于以上敌情、地形等条件的复杂性，就使泸州起义显得十分惊险和带有戏剧性。
　　泸州方面经过再三筹划，商定了智擒李章甫的方案，又急忙派人赶往重庆，向地委报告。刘伯承经过反复考虑后指出：“智取的方案是好的，泸州城易守难攻，不智取难以成功。但不可操之过急，要力求一举拿下泸州。”
　　12月1日清晨，袁品文按着预定计划，专程到李章甫官邸，邀请李前往兰田坝，参加袁品文部“军士训练学校”毕业典礼。这时，李章甫还完全蒙在鼓里，仍神气十足地催秘书誊写“训词”，以备上台训话。
　　上午子时许，李章甫因不知底细，仍怡然自得地翘起二郎腿，随袁品文乘一叶扁舟横渡长江，来到兰田坝“天上官”。军士训练学校校部，彩旗招展，鼓号齐鸣，列队欢迎李长官，袁品文按照预定计划，将河中大小船只调集南岸。然后，又派人以取“留声机”为名，通报陈兰亭：“（李牦）牛已牵来，事态进展顺利。”待李章甫等人进入客厅后，被袁品文事先布置的官兵一拥而上，将李章甫及随行人员一齐缴械。对城里来的其他“客人”也一律予以扣留。
　　接着，袁品文集合官兵讲话，鲜明地树起国民革命军旗帜，宣布起义。
　　在进行简短动员之后，袁品文立即命令第二团（团长许剑霜，共产党员）渡河攻占钟山，并亲率第一团和机关枪营渡河，作为预备队。同时，又令新组建的独立营向碗厂方向警戒，掩护兰田坝后方。
　　第二团在渡河后，迅速到达钟山。袁品文带领的预备队也运动到龙透关高地。当时，钟山由赖心辉直属的炮兵营把守。在起义军前后夹击下，敌军猝不及防，全部缴械投降。
　　在城区，陈兰亭部按起义计划攻占通往小市的两座城门，与李章甫部进行激烈的巷战，顿时，全城枪声鼎沸，人马喧嚣。入夜时分，李章甫的第一团撤入城内防守，排力进行顽抗，战斗非常紧张。袁品文闻讯以后，立即派两个营增援陈兰亭部攻城。双方仍相持不下。这种胶着局面，对起义部队十分不利。正在此时，袁部参谋吴孝恩挺身而出，报名入城劝降守敌。到拂晓，守敌在起义军的感召和军事压力下，两个团先后投降。起义军胜利入城，迅即控制制高点和交通要道，继续肃清顽抗的残敌。碗厂方向的敌人，在抵抗一夜之后，也溃退下去。李章甫部参谋长黎剑侯率六个连向东南方向逃遁，其余全部放下武器。
　　起义成功以后，袁品文、陈兰亭当即发出起义通电。公开宣布拥护国民政府，参加国民革命军，并号召全体川军响应。
　　推翻军阀统治，反对帝国主义列强，参加国民革命，在当时顺应了历史的潮流，泸州起义理所当然地得到当地人民的拥护和支持。12月7日上午9时，嗵县各机关团体120多个单位，在小校场开会，热烈庆祝起义胜利，欢呼推翻军阀李章甫的残暴统治。尽管当时天阴雨细，寒风嗖嗖，当地民众仍踊跃参加，气氛十分热烈，到会者多达6万余人。
　　整个沙州沸腾起来了！
　　整个四川震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