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12月，笔者随萧克老将军前往四川泸州，参加纪念泸州起义60周年的活动，亲身感受到经过革命风暴洗礼的古城，对当年发生在中国的首起暴动给予了多么深沉的怀念，多么崇高的评价。萧克老将军是我党老一辈革命家，对党史、军史研究颇深，在学术界享有很高声誉。老人家亲临泸州，察看了古城墙、龙透关等地，累累弹痕，仍印在断壁残垣上。在研究大量史实和实地考察的基础上，萧老深思熟虑地说：泸州起义的确是我党历史上最早的一次武装起义，它所创造的城市暴动方式为中国革命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如果说，俄国1905年的2月革命是1917年10月革命的预演的话，那么，泸顺起义也是南昌起义的一次预演。
　　说得何等好啊！当人们亲临酒香飘溢的泸州，看着古城墙上的累累弹痕，便可搜寻到刘伯承固守泸州的这一段秘史。
　　日历倒回到1927年，准确地说是元月20日。刘伯承以川军各路总指挥的身份到达泸州城。
　　这时的泸州，虽然外部情形一时显得平静，但泸州城内部却是一种百乱待理的混乱状态。按照原定计划，在起义以后即须主动放弃泸城，迅速通过荣昌、合川地界，到顺庆集中，与黄慕颜、秦汉三、杜伯乾三部会合。可是，泸州的几位起义军首领不肯开拔。陈毅以起义军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的身份劝说，竟遭到陈兰亭等人的嘲笑，说什么“洋学生不懂军爷们的事”。后来，又借口联系行军路线问题，让陈毅离开泸州，前往合川一带。
　　原来，在泸州方面的部队长官舍不得泸州的金饭碗──“盐款”，不想出发，天天说那每月8万元的“盐款”收入。这样，当顺庆方面军情十万火急的时候，泸州仍按兵不动。12月中旬，刘伯承从顺庆急电重庆莲花池省党部，委托陈达三先生前往泸州，代表总指挥鞭策泸州义军北上。陈达三是四川军界颇有名望的人物，曾任熊克武部参谋长，时为省党部监察委员，参与策划四川军事。陈达三到达泸州以后，既以省党部命令，又用军界前辈的身份，力促部队开拔，结果还是调不动。
　　在占领泸州以后，起义军内部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陈兰亭部本来素质就差，参加起义时思想很复杂。陈部聘请的政治部主任，是国民党右派分子，暗地里从事破坏活动，挑拨各部之间的关系，极力阻挠和反对到顺庆集中的计划。还怂恿陈部官兵争盐款、争税收，一时闹得乌烟瘴气。陈兰亭本人也“旧病”复发，整天与地方绅士们周旋，四处伸手抓钱、抓粮以肥私。一面暗暗与贵州军阀周西成“吊膀子”，准备拉部队入伙。
　　起义军内部存在的问题，使泸州局势更加不稳定，呈现出不应有的混乱状态，顺庆方面也失去了宝贵的援助。顺庆失败以后，又反过来使泸州变得形单影只，独木难支。这些连锁反应，使整个起义计划遭受严重的挫折，沙州起义军面临严峻的考验。
　　刘伯承到泸州以后，采取了果断、有力的措施，全面进行整顿，为改造旧军队作出了艰巨的努力。
　　1927年1月24日，泸州城到处张贴着由刘伯承颁发的《国民革命军川军各路总指挥部布告》：

　　首先，刘伯承考棚附近的原泸县道署建立总指挥部，“以便监督陈袁两部，努力革命工作”。原来的“四、五路联合办事处”即行撤销。泸州全部军、政、财各务，由刘伯承集中统一指挥。“总指挥为融洽各司令起见，定每日午后，在道署内集体办公”，以协凋各部关系，加强起义队伍团结，共同商议泸州大事。并设立精于的办事机关，任用共产党员和左派人士，以影响整个起义军。总指挥部相当于临时权力机构，军民一体，统辖泸州军、政、财大权。刘伯承将旧的衙门彻底改组，消除反动分子和国民党右派。当时的报纸曾报道说：“泸县各机关右派人员均已撤换，左派在此势力极力扩充。”为整顿泸州治安，建立革命秩序，维护市民的正常生活，“警察局长一职，刘总指挥委张子良充任”。刘伯承还亲自处理不良分子，借以整肃军纪。有一次，女师的学生反映有两名军人在小校场调戏过路的女学生，刘伯承派人查清情况后，立即在小校场公开处决那两名违犯军纪的士兵。
　　2月中旬，在校场坝举行的庆祝起义大会上，刘伯承总指挥作重要讲话，庄严宣布总指挥部成立，宣布四、五、六路正式成为国民革命军。号召大家团结一心，坚持革命，“决不挂羊头卖狗肉”。“要搞三民主义，不能不要‘民主主义’，而搞二民主义”。刘总指挥的讲话鼓舞了军心、民心，振奋了士气，许多人激动得流下了热泪，仿佛看到了泸州的希望、四川的希望和革命的前途。
　　同时，刘伯承处处以自己竭诚革命、刻苦工作的精神和模范行动教育部属。他身穿朴素的青卡叽制服，拄着木手杖（因腿部受过重伤），到各处察看，了解情况，既不骑马、坐轿，也不带卫兵。他平易近人，对老百姓、对士兵和蔼可亲。这些对起义军有很大的影响。过去，高级军官外出开会都习惯坐轿子，现在纷纷下轿试足，以至于有时候空轿子整整排了一条街。市民们说：“这才像革命军的气象。”
　　刘伯承把加强政治工作，向起义官兵灌注进步的革命精神当作整顿泸州的根本大计。在泸州起义以后，中共重庆地委曾以莲花池省党部名义先后派出张际春、秦少括、彭定述、李文学、王映秋、颜努西等一批政工人员。后来，中共中央又加派了22名党员到沙州附近搞农运工作。刘伯承到泸后，又陆续调来二三十名政工人员，分派各起义部队，进行思想政治工作。四、五、六路设政治部或党代表，各团设政治指导员，绝大多数由共产党员担任。总指挥部明确规定：部队对上对下的公文，须经政工人员共同签署，方为有效。各团指导员负责向官兵宣传革命思想，组织部队阅读和学习进步书刊。每星期作纪念周，宣传国民革命，宣传反帝、反封建、反军阀。鉴于对旧军队各种弊病的深刻认识和加紧改造起义部队的需要，“刘总指挥对陈、袁、皮三部政治工作极为注意，除由政治部进行外，本人随时监督”。由于加强了政治工作，振奋了革命精神，起义军和泸州人民又沐浴在浓郁的革命气息中。
　　刘伯承到泸视事，号令严明，整顿内部，措置裕如。在两个来月的时间里，就使混乱的沙城面目为之一新。革命的泸州，声威远播，引起川中各界的瞩目。在这一段时间里，泸州像磁铁般吸引着反帝、反军阀的各处力量。附近各州县的许多有志青年，也纷至沓来，慕名投奔革命军。
　　当地人民编了一首民歌，唱道：

　　革命的泸州，早就成了刘湘等反动分子的眼中钉。在泸顺起事之初，反动军阀刘湘就坐镇重庆，暗地指使军阀们先镇压顺庆起义军。本来急欲南下，荡平泸州，但迫于当时形势，还不敢立即兴师。待到刘伯承从他鼻子下潜赴泸州，刘湘深感后患无穷，终日里坐卧不安。凭着反革命嗅觉，刘湘敏锐地感到：刘伯承等不只是打国民革命的旗帜，而是要拉“赤化”的武装，闯共产党的天下。
　　素来老成抑郁、轻不外露的刘湘，表面上仍与莲花池省党部虚应故事，私下却唆使反动分子造谣煽惑，肆意攻击。当时，武汉政府迟迟未发表泸顺起义军番号，刘湘等就趁机诬蔑，百般低毁，说泸顺起义是“背叛长官的兵变”、“互相火并的内讧”，咒骂起义军为“匪兵”、“逆贼”。整个重庆阴霾密布，“反共”、“讨赤”的喧噪，一时甚嚣尘上。重庆对岸的团阀曹燮阳、申文英、卢汉臣等，以刘湘为后台老板，组织所谓“讨赤军”，石青阳、王陵基、蓝文彬等刘湘的亲信，参与擘划一切。连日来，市面上出现许多“反共反赤”、“拥护蒋总司令”的传单、标语。
　　1927年3月中旬，蒋介石密派向育仁、吕超返川，与刘湘等策划于密室。3月19日，吕超向蒋介石发出密电，称：“铣（16）日抵渝，刻正与甫澄（刘湘）德祥（赖心辉）商洽一切。旬日内拟赴省与邓（锡侯）、田（颂尧）、刘（文辉）各军长会晤。现查各军颇有觉悟。关于工作，亦努力进行。务请时踢方略，俾有遵循。”3月23日，蒋介石密电刘湘：“限两周内消灭川境（革命）力量。”同时，由刘湘军部传出消息，说莲花池都是共产党，故莲花池党部的人可杀。蒋介石要刘湘在最近以任何手段解决重庆党部，解决川省革命或比较革命的军队，以便将来助蒋扑灭武汉中央，统一中国于蒋介石之下，刘湘可作第一功臣。如果说，在此之前，刘湘的反革命行径还有所顾忌，那么，到了这时，刘湘则赤膊上阵，对革命人民大开杀戒，有计划、有步骤地捕杀革命领导者和左派人士，成为进而围剿泸州起义军的急先锋，并蓄意把四川变成蒋介石制造惨案，实行反革命政变的演习场。
　　中共重庆地委为了回击刘湘等人掀起的反共逆流，维护泸顺起义的革命旗帜，充分利用莲花池省党部的名义，在川中各界积极进行工作，宣传泸顺起义的正义性和革命意义，巧妙地与刘湘等人周旋，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1927年3月31日，为抗议英帝国主义炮轰南京的罪行，在中共重庆地委的领导下，由“重庆工农商学兵反英大同盟”发起一个市民大会，援助国民政府的外交，反抗英国帝国主义。事先，大会筹备处曾向刘湘打过招呼，并通告警厅和卫戍司令部（司令王陵基）。
　　上午9时，数万群众有秩序地分路到“打枪坝”会场集合。3万多人陆续聚集在一起，满怀对英帝国主义的仇恨，等待着大会开始。杨闇公、李筱亭、冉钧、周贡植、程秉渊（工委书记）、黄慕颜、陈达三等都坐在主席台上。
　　这时，王陵基预先布置好的便衣打手，早已混入人群，裹甲以等。会场的进出口，被层层堵断，附近巷口均有重兵埋伏。城墙上下排满了穿便衣的打手，其中有蒋介石近期派来的20多名党棍、特务，被收买的流氓、地痞，还有巴县的反动团练士兵等等，共计数百人。王陵基、蓝文彬、曹燮阳、申文英等，则在会场一侧高地──“五福官”调度一切，指挥屠杀。
　　11时许，大会还未开始，进口处就排枪齐放。在门口维护秩序的数名童子军应声倒地。顿时，场内骚动起来。杨闇公等在主席台上大声指挥，叫大家不要乱。在稍得一刻安静之后，场外预伏的一大群凶手冲进来，连声狂喊“杀呀！”“打呀！”场内埋伏者四起响应，刀枪棍棒向群众身上击去。3万多无辜群众处于四面洗屠之中，呼天喊地叫父母的凄惨声和豺狼的打、杀声交杂在一起。面对着反动派有预谋的屠杀，人们猝不及防，争相奔逃。冲出大门的，又被躲在巷口的士兵击倒；跌入水池的，或被淹死域被当作“活靶子”打死；跳下数丈高城墙的，多被摔死、跌伤，侥幸者又遭便衣的毒手。靠近城墙的斜坡上，死尸堆积，有工人、学生、商人，尤以女生和小学生惨死最多。事后统计，死者200余人，伤者700人以上。而刘湘反动当局，却将事先印好的布告满城张贴，说是“工学冲突”造成的悲剧。
　　在“打枪坝”屠杀的同时，刘湘又布置刽子手到莲花池省党部、省农会、市总工会、妇联会、四川日报馆、中法学校、中山学校、四川师范学校、巴中师范学校、巴县中学等地进行搜剿，疯狂捕杀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以求一网打尽。
　　整个重庆淹没在血雨腥风之中。许多共产党员在会场遇难。陈达三父子被枪杀于五福宫前。冉钧被枪杀在蜈蚣岭，又遭剖尸敲齿，连金牙也被歹徒砸去。左派人士漆南薰，也被当作“共党”逮捕，遭到割舌、剔牙、破腹，尸体被劈成数段，抛弃路旁。杨闇公被捕后，刽子手极其残暴地割下他的舌头，挖去双眼，剁去双手，连中3弹而亡，情形更为惨烈。接着，共产党人和左派人士傅烈、穆清、刘愿安、袁诗尧、向希平、程优声、黄中元等也都先后被川中反动派杀害。当时的《民力日报》说：“‘三·三一’惨案后，所谓共产党人已绝迹。即（国）民党中稍有左倾色彩，亦不能立足。”白色恐怖，弥漫全川。
　　“三·三一”惨案震惊中外，刘湘等反动分子双手沾满了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的鲜血，却受到蒋介石等国内外反动派的嘉奖。实际上，“三·三一”惨案是“四·一二”大屠杀的预演。
　　严酷的事实揭示出正是蒋介石和旧军阀互相勾结，把中国人民推入了血泊之中。这时的泸州，确实变成了四川革命的中流砥柱。中共重庆地委的重担自然落到刘伯承等人的肩上，莲花池省党部的工作，实际也转移到泸州。
　　为声讨刘湘制造惨案的罪恶行径，泸州起义军总指挥部在澄溪口河坝大校场，举行万人大会，愤怒声讨新旧军阀相互勾结，屠杀革命人民的罪行。会上，刘伯承发表了极为愤慨的演讲，他严峻地指出：单单悲痛是不够的，应当奋发起来，战斗下去。打落了牙齿往肚子里吞，含恨讨还血债，找蒋介石、刘湘算帐。
　　会后，刘伯承领衔发出讨伐刘湘等反动军阀的檄文，文中写道：

　　刘湘在重庆等地实行大屠杀、大搜捕之后，又乘着蒋介石的“清党”毒焰，气势汹汹地向泸州进逼。原先曾一度投机过革命的大小军阀，这时也加人到反动的“神圣同盟”，在蒋介石反共的大纛下麇集起来，一哄而上，趁火打劫。
　　1927年4月13日，刘湘军进占泸州城东北部小市一带，与赖心辉部一起，隔沱江窥视起义军。刘湘部李雅材师进驻立石站一带。罗伟师进驻排山坳、滩场一带；鲜英师占胡市一带。黔军中的毛光翔师早已占领泸州东侧沙湾一线。这样，刘湘、赖心辉等反动军队很快对泸州形成包围态势。
　　在敌人的包围面前，刘伯承审时度势，冷静地分析了敌我友诸方面的情况，召集各路司令和营以上指挥官会议，反复讲清利弊，认真进行商议，决定先利用泸州的天然地势据险防守，待形势发展，相机而动。因为在当时武汉虽然出现混乱。但国民政府依然发号施令，曾设想过派兵入川援助泸州或接应革命军转战川陕边区、会师武汉，然后再继续北伐或东征讨蒋的计划。后来，局势日趋严重，遂又改令，“刘伯承就近讨伐刘湘”，进行牵制，以防数万川军东出援蒋，压迫武汉。刘伯承率泸州义军直接或间接地拖住川军十余万人，对保卫武汉政府的安全，曾起到重要作用。同时，驻在万县的杨森，为争做巴蜀霸主，曾试图借起义军力量合围重庆，直捣刘湘巢穴，这也是刘伯承、朱德利用川军矛盾，创造新局面的又一策略。然而，当时杨森又发生了变化，开始投向蒋介石的反共阵营。朱德被迫于1927年3月乘轮东下，前往武汉。刘伯承在泸州没有得到这一消息。以至有一段时间，泸州起义军仍然以“打到重庆去”作为一个战斗口号。
　　1927年4月间，在刘伯承和起义军面前，形势的确极为严重。首先是军阀赖心辉出任所谓“川黔联军总指挥”，卷土重来，企图夺回泸州，消灭起义军。这时，“联军”的进攻态势是；刘湘部李雅材师进据小市一线，赖部马昆出师占兰田坝，黔军毛光翔师占沙湾，刘文辉部张仲明旅进抵龙透关。自联军占领大河沙湾、兰田坝、碗厂、小河小市、豆芽沦岸诸地后，大小河（即长江、沱江）封渡。刘湘总计调动了28个团的兵力，加上团阀肖镇南的数千名地主武装，号称10万人马（实有7万多人），比起义军兵力约大10倍。整个泸州被围得水泄不通。赖心辉亲赴前线，设总指挥部于兰田坝，自以为拥数万之军，可一鼓作气攻克沙州。
　　在敌人的军事进攻面前，“刘伯承气壮山河，只知革命不知其它”。凭借泸州三面环水的天然地势，坚守泸城。刘伯承在总指挥’部再次召集军事会议，决定守城部署：
　　第四路陈兰亭部，从小关门起向东沿长江河岸设防，阻止敌人从两江相会的管驿嘴渡河攻城。
　　第五路袁品文部，防守沱江沿岸，阻敌从沱江渡河攻城。
　　第六路史光泽部，防守龙透关侧突出部分，直抵龙透关城墙脚下，阻敌从陆路进攻。
　　江中大小船只二三百艘，均为起义军集中控制，并在两江沿岸一带，挖掘战壕，安置刃钉。军民同仇敌忾，入城死守，异常严密。全城昼夜警戒极严，会津门也用铁条封锁，不准普通人行走；南门澄溪口安设机关枪3挺，大炮1尊，会津门机关枪亚挺。钟山安设大炮5尊，龙透关警戒更严，由该处至钟山不下20余层。城内各街口用砖石砌成坚固工事，并用柜台做成活动障碍，准备进行巷战。
　　龙透关是通往城内的唯一陆地通道，地势极为险峻，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不知是哪个朝代留下一块“众志成城”的石刻匾额。我党在军中的政工人员就以古时将领守关抗敌的故事，阐述“众志成城”的新含义，鼓励官兵坚持革命，团结战斗，奋勇杀敌。敌军先后20多次前来抢关，每次都遭到义军官兵的英勇抵抗，败阵而逃。
　　4月下旬，敌军又组织2000多人的“敢死队”，猛攻龙透关，并以数团兵力和肖镇南的民团沿岸佯攻，企图一举攻占龙透关，拿下钟山，打开泸州大门。起义军侦知敌军诡计，遂将预备队移至龙透关加强防御。为控制关下的一个“死角”，伏击敌人，总指挥部在夜间派出一个连到关外构筑隐蔽工事，潜伏以待。
　　第二天拂晚，当敌军“敢死队”耀武扬威攻到关下，起义军营长聂文清率部奋勇出击，许多士兵从城墙上一跃而下，与敌肉搏。此时，埋伏在城外的勇士们纵身而出，夹击敌军，接连3次打垮敌人的冲锋。所谓“敢死队”弃尸200余具，抱头鼠窜。
　　敌军在遭到惨败的情况下，赖心辉又飞电急调刘慕贤赶赴前方指挥作战。此人早年曾任熊克武督军署军务处长，与刘伯承共事多年，后到第二混成旅任团长，骁勇善战，颇有斗谋，人称“刘大胡子”。但刘慕贤心地狭窄，不但不“慕贤”，反倒嫉贤妒能，睥睨一切。往日曾试图与刘伯承一争高下，这次又当起军阀们的“马前卒”，杀气腾腾地到泸州，想显一显“身手”。
　　此时已属初春时节，春雨纷纷，河水急涨，江面陡然加宽，泸州更像是邀游大海的蚊龙。刘慕贤等纵然踌躇满志，也只能望城兴叹，连呼“天公不作美”。但赖心辉军令如山，急于攻下泸城，刘慕贤只好又冒雨组织进攻。4月30日午后，小市赖军同联军各部均在五峰山用大炮向城中轰击，至夜间10时狂风暴雨大作，此时大河黔军自小关门、碗厂方向进攻，小河川军自管驿嘴、大北门、批把沟3路进攻。双方战斗十分激烈，敌军在强大的火力掩护下，乘数百只快船进击，枪炮声、风雨声、喊杀声交杂着，气焰嚣张至极，大有踏平沙州之势。城中起义军据险防守，用机关枪快放，许多船被击漏、翻沉。敌军顿时大乱，有的饮弹而亡，有的溺水而死，亡命冲上来的20多名歹徒，全部被起义军活捉。当时的战地报道替刘慕贤哀叹道：“昨夜大小河复发水数尺，泸城更难进攻矣。”
　　正在泸州守城战的激烈时刻，1927年4月27日至5月中旬，中共中央在武汉举行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总结过去的工作经验，指出中国革命令后发展的前途，确定党在最近时期的任务。大会虽然通过了一些革命的决议和宣言，但处在幼年的党，还缺乏充足的力量，缺乏政治上的和思想上的锻炼。大会未能指明前进的道路，以及具体地解决那些摆在党的面前的种种困难和新问题。特别是陈独秀的右倾错误，没有得到及时纠正和彻底的清算。张国焘对泸顺起义的极不负责的态度，又使党中央未能对救援泸州革命采取应有的措施，实际上放弃了对这一重要武装斗争的领导，以致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在起义军内部，陈兰亭、皮光泽等人，原来参加革命的目的就不明确，起义之初，他们在广大士兵和民众革命浪潮的推动下，在共产党人刘伯承等和国民党左派人士的督促下，暂时站在革命的一边，并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但是，一到革命遭受挫折，便渐渐露出旧的劣迹来了。待到敌人以高官厚禄相诱，便脱离革命，滚入泥坑中去。陈兰亭在国民党右派黄季陆的拉拢下发生动摇，时时想把队伍拉出去。刘伯承曾对他耐心劝导，严肃批评。又派袁品文以洽谈公事为理由，盯住陈兰亭做工作，反复讲明革命正义，讲清利害关系，以使外邪不入。当时曾有些效果，暂时起到稳定作用。后来，赖心辉派该部旅长马昆山又入城劝降，陈兰亭终于暗中应允。第六路司令皮光泽，在举事之初和守城战中，还能冲锋在前，不怕困苦。但此人名位权欲熏心，一看处境艰难，孤城难守，就向陈兰亭方面倾斜，与之打得火热，最后也当了新军阀的尾巴。
　　不久，刘伯承接到中共中央的通知，证实杨森部已出兵宜昌，向武汉国民政府进攻。泸州方面原来“夹击重庆”的设想已成泡影，等待援兵也毫无希望。在这种情况下，刘伯承随即召开军事会议，征询各方意见。袁品文等表示：“原守泸州是等待支援，现外援无望，守城失去意义。”主张及早撤退。大多数人也都同意撤退。
　　刘伯承分析形势后提出，趁敌人兵力移动之前，向龙透关方向突围，从陆路经富顺向川北方向前进。所经路线，已派人交涉，可设法冲过去。袁品文附议说：“我与当面之敌冷寅冬有历史关系，可以城换路，撤出泸州。”因这一时期江水猛涨，有人又提出，仍按原来的设想，从水路突围：即顺长江而下，经合江、江津、綦江、南川，退向西（阳）、秀（山）、黔（江）、彭（水），再转陕鄂。刘伯承强调，撤退是为了保存实力，撤退方向是向武汉靠拢，各部应立即做好准备，究竟走哪一条路线，最后按总指挥部的命令执行。
　　陈兰亭、皮光泽等对突围方案表示冷淡。因为他们已经私下与赖心辉达成默契，准备就任赖心辉部的“师长”。更为险恶的是，陈兰亭、皮光泽等在敌人的引诱下，竟准备出卖刘伯承和政工人员为人质，换取封建军阀的高官厚禄。
　　在城里，陈兰亭派参谋王熙伯到袁品文处试探。趁总指挥部副官长叶廷鸿在座的时候，对袁品文说：“敌方要求交出刘伯承与政工人员为人质，方可解除城围。陈兰亭、皮光泽已同意，前来征求你的意见。”
　　袁品文此时颇具正义感，严厉地表示反对，说：“我们在危难的时候，希望总指挥来指挥我们。一遇着困难，就想牺牲主官来解救自己，以后谁还敢来缠我们？！”不几天，《革新通信社》在外间披露：“陈、袁、皮愿献祸首刘伯承”的骇人消息。
　　这是革命转入低潮时，上层官佐中表现动摇的一面。但起义军广大中下级军官、士兵和群众，在泸顺起义以来的100多天激烈斗争中，逐步地认识了一些救国救民的道理，初步有了革命的信念。在生死搏斗的守城战中，对刘伯承从内敬重和佩服。袁品文部的二团团长许剑霜，代表一部分中下级军官和士兵向刘伯承建议：陈、袁、皮三人极不可靠，即应严申战地革命纪律，应将他们三人的军职撤掉，改由革命立场坚定的同志带领部队。还有袁部的向营长，曾声泪俱下地向总指挥部参谋长韩伯诚请求：“只要你们说一句话，我们马上就把三个鬼（指袁、陈、皮）干掉！”
　　在当时，如采取断然措施，可能暂时稳住内部阵营。但军队的素质，却非一日之功所能改造。整个革命的形势，也不可能立即扭转。相反，若贸然从事，反倒会招致更大的混乱。特别是大敌当前，如对他们断然处置，必将被敌人所利用，给革命和人民的长远利益带来损失。刘伯承临危不惧，深谋远虑，极为冷静地说。“革命不是一下就能成功的，斗争将是长期的。泸州是不会沉下去的！”
　　刘湘对泸州军民恨之入骨，对刘伯承更是必欲杀之而后快。他以5万元巨额，到处通缉悬赏刘伯承。同时，邀集各路联军，于5月中旬在连鱼洞密议，召开分赃会议。在一切准备妥当以后，刘湘于5月21日发布对沙州的“总攻击令”。集中全部大炮、连山炮和新式武器装备，甚至还邀请英国军舰配合，疯狂进攻，镇压泸州革命。
　　但是，当联军团团围攻沙城的布阵中在况场与龙透关交界地区，却露出一条小小的缝隙。原来是在这里布兵的刘文辉部张仲明旅长按兵不动。
　　刘文辉因仰慕刘伯承的才华，这时也利用大军压境的优势，私下派人进城“谈判”许诺“虚师长之位以待”。当所谓“谈判代表”前来诱降的时候，刘伯承正气凛然地对左右说：“难道我不知道什么叫军阀吗？！想劝我当军阀的走狗，真是痴人说梦！”说后，命令部下将“谈判代表”赶出城外。
　　鉴于当时形势，党中央多次指示刘伯承前往武汉。许多党内同志和左派人士，见总指挥处境非常危险，纷纷劝说刘伯承转移，以免“玉石俱焚”。
　　在经过反复考虑之后，为顾全沙州人民的利益和保存革命力量，刘伯承决定分头进行撤退。首先，将已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和目标大的左派人士，以各种名义差遣出城，有组织地先行疏散，又将地下工作布置妥当，做到隐蔽精干。然后，从容地召集营以上官佐讲话，强调沙州起义的正义性，褒奖全体军民坚守护城，誓死保卫革命成果，跟蒋介石、刘湘等新旧军阀作斗争的壮烈之举。教育起义军官兵认识革命事业的艰巨性，发扬百折不回、前仆后继的革命精神。他庄严地宣告说：“泸州弹丸之地，我国民革命军抵抗数万军阀队伍，坚定40余日，足以自豪矣！”
　　1927年5月16日傍晚（即农历4月16日），刘伯承偕总指挥部参谋长韩伯诚、参谋周国干，移到泸州城西南侧的龙透关下。刘伯承在第六路第二团的临时指挥所（凉棚）内稍停片刻，向该团副团长李际权询问情况，然后，从容地由龙透关缒城而下，悄然出走。
　　泸州顺庆起义从1926年12月1日，到1927年5月16日（刘伯承出走），时间长达167天（顺庆起义只有14天），终于失败。但是，泸顺起义却创造了中国革命暴动的崭新模式，革命者的鲜血并没有白流，他们虽败犹荣。
　　1982年春天，笔者在北京图书馆查到1927年7月3日武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对刘伯承领导的泸顺起义军（此时称为国民革命军暂编第十五军）发布“嘉奖令”，称：“该军效忠党国，转战川中，困守孤城，撑持累月，虽四面皆敌，而百折不回……”
　　可是，有谁知道，在“嘉奖令”发布的时候，刘伯承军座正在崇山峻岭中躲避追兵，大有断炊之虞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