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代末期，有关部门在整理共产国际移交给中国的档案材料时，发现了一篇介绍南昌起义的极有价值的文献，也是我党最早、最全面的革命暴动总结。其立论之高，含意之深，实属研究武装暴动史的精品。
　　专家们惊喜起来！自1927年南昌起义之后，特别是建国以后，研究南昌起义的论文、专著、回忆文章可谓浩如烟海，但最权威、最有说服力的是这一篇。
　　请看文前“小序”中的一段话：

谁是文章的作者？
　　刘伯承！
　　80年代初，这篇文章在《红旗》杂志上公开发表，致使湮没在档案中达半个世纪之久的文献公诸于世。
　　史学界惊叹不已。如同发现了稀世珍宝。
　　的确，这篇报告是我党关于南昌起义的最丰富、最完善的一篇文字，同时，也是我党历史上关于武装暴动的最早的经验总结。在这篇长达1.4万多字的报告中，刘伯承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革命暴动的思想，高度地肯定了南昌起义的伟大历史意义。他最早提出：“南昌暴动，是中国无产阶级夺取领导权在历史上的第一页。”
　　在报告中，他详细回顾了南昌暴动之前的中国政治、军事形势，分析了我们党发动这次暴动的决心及其经过情形。而且，以实事求是的精神指出了党在组织暴动时“根本上的弱点”，他写道：

　　随后，刘伯承又从八个方面详细列举了我们党在政治上、组织上和军事指挥上所存在的错误，他指出：

　　人们都知道，刘伯承久事军旅，是中国军事界的名将。在沙州、顺庆起义和南昌起义中又是主要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人称他为“革命暴动的专家”。这两次暴动是他参加共产党以后的两个大动作，也是献给中国革命的“进山礼”。可惜，由于各种原因，两次暴动均“败走麦城”。但刘伯承为革命屡仆屡起，奋斗不止的精神却与世长存。
　　1985年春，笔者随着络绎不绝的人群，来到江西南昌的“八一起义”纪念馆。刘伯承元帅的塑像威武雄壮，栩栩如生，同周恩来、朱德、叶挺、贺龙等老一辈革命家并排竖立。讲解员的生动叙述，将人们带回到久远的年代。
　　1927年，南昌的盛夏，酷热难当。谁能想到古人王勃笔下“襟三江而带五湖，控蛮荆而引欧越”的宝地，即将成为中国政治与军事的热点呢。
　　这年夏天，刘伯承悄然离开汉口之后，同吴玉章等人乘坐门罐车来到江西南昌，协助周恩来、朱德制定武装暴动计划，参与指挥作战行动。
　　7月27日，周恩来在江西大旅社宴会厅召开前敌委员会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李立三、恽代英、彭湃和刘伯承。周恩来说：“我们这次起义是敌人逼出来的，不如此便没有出路。起义只能成功，不能失败。成功的关键在于团结一心，众志成城，在于有周密的准备，出敌不意，攻其不备，一举歼灭南昌的敌人。”接着，照中共中央命令，宣布前敌委员会成立，书记周恩来，委员李立三、恽代英、彭湃。为了在防息万变的形势下，对许多重大军事问题及时作出决策，周恩来提议设立参谋团，以刘伯承为参谋长，周恩来、贺龙、叶挺为委员。为争取这时尚未到达南昌的第十一军第十师师长蔡廷错，把他也列名为委员。同时，成立了起义军总指挥部，任命贺龙为总指挥。

　　当时，宁汉两府兵力情况是：江西省主席兼第五方面军总指挥朱培德所属第三军王均部约有一万四千人，主力在吉安、万安一带，在南昌市区驻有第二十三、二十四两个团；其第九军金汉鼎部约有三千人，在南昌、临川一线驻防，驻南昌的是第七十九、八十两个团。程潜的第六军约一万二千人，正由两湖向江西移动，一个先头团第五十七团已进入南昌。张发奎的第四军谬培南、李汉魂、许志锐三个师约一万人，交黄淇翔统率，由武汉开到九江。一方面军总指挥唐生智属下何健、刘兴两个军约二万四千人，顺长江东下，其先头部队已到九江。李品仙军戍守两湖。
　　属于南京政府方面的是李济深的第八路军，其主力编组为左右中三路，以范石生为左路总指挥，所部六千人驻守广东韶州、乐昌一带。以黄绍坡为中路总指挥，所部约九千人，驻防江西大庆；广东南雄一带，以钱大钧为右路总指挥，所部七千人，驻防江西赣州一带。此外，还有陈济棠、徐景唐、薛岳以及李福林部约二万戍守广州和粤汉路；在东江一带有胡谦、何辑工部约六千人驻守。
　　从武汉政府和南京政府环赣兵力来看，当时我党领导的起义部队处在十万大军的包围中。但由于宁汉对立，相互陈兵戒备，一时不可能联合起来对付我们，我们要钻这个空子，在敌人来不及增援的情况下，发动南昌暴动，速战速决，夺取起义的胜利，然后会师东江。
　　8月1日凌晨2时，由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人领导的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南昌起义爆发了。起义军各部按照预定的部署向敌人发起进攻。不料叛徒告密，敌军已有严密的警戒，于是发生了激烈的巷战。到清晨6时，驻南昌市区的敌军三千多人停止抵抗，起义军完全控制了南昌。这天，晴空万里，阳光灿烂，社会秩序井然。熙熙攘攘的人群在街头围观起义军的安民告示。中共江西省委组织了“江西民众慰劳前敌革命将士委员会”，各群众团体组织的慰问队，抬着猪肉、西瓜，慰问起义军。
　　8月1日上午9时，在原省政府西花厅召开中国国民党各省党部及特别市党部、海外党部代表联席会议，到会的有江苏、顺直（今河北）、福建、新疆、湖南、湖北。甘肃、山西、四川、安徽、绥远、浙江、广东、江西、上海、哈尔滨和海外党部代表共40余人。许多代表都是跨党分子（既是国民党员，又是共产党员），如广东代表彭湃、湖北代表李立三、安徽代表朱蕴山等。刘伯承和李嘉仲以四川代表资格出席了会议。会上选举了革命委员会，委员有谭平山、宋庆龄、恽代英、贺龙、郭沫若、邓演达、张发奎、张国焘、周恩来、李立三、彭湃、叶挺、吴玉章、林祖涵、苏兆征、徐特立、何香凝、陈友仁、于右任、张曙时、彭泽民、江浩、经享颐、黄琪翔、朱晖日等25人。又推选出谭平山、宋庆龄、恽代英、贺龙、郭沫若、邓演达、张发奎7人组成主席团，实际主持工作的是谭平山。革命委员会是个政权机关，以继承孙中山先生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相号召，反对南京的蒋介石政府和武汉的汪精卫政府。在革命委员会下面，分设秘书厅、农工委员会、宣传委员会、财政委员会、党务委员会、参谋团、总政治部、政治保卫处等机关，以吴玉章为秘书长，张国焘为农工委员会主席，恽代英为宣传委员会主席，林祖涵为财政委员会主席，张曙时为党务委员会主席，刘伯承为参谋团参谋长，郭沫若为总政治部主任，李立三为政治保卫处处长。革命委员会成立后，中共前敌委员会变成了革委的党团，很少开会，在连日行军作战的情况下，参谋团实际上成了起义军的领导中枢。
　　起义后，部队仍沿用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的番号，总指挥贺龙，前敌总指挥叶挺，编为三个军：第二十军军长贺龙，党代表廖乾五，辖三个师，第一师师长贺锦斋，党代表方维夏，第二师师长秦光远，党代表陈恭，第三师（在临川组建）师长周逸群，党代表徐特立。第十一军军长叶挺，党代表聂荣臻，辖三个师：第二十四师师长古勋名（会昌委任的），党代表颜昌颐；第二十五师师长周士第，党代表李硕勋；第十师师长蔡廷锴（后在进贤叛变，将队伍拉到浙江去了）。另成立第九军，任命朱德为副军长。刘伯承作为参谋团的参谋长，为创建人民军队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起义失败后，刘伯承随军南征。1927年10月7日，刘伯承与李立三、吴玉章、贺龙等到达广东陆丰县，后由甲子港乘船转赴香港。
　　到了香港，刘伯承的境遇就惨了。他穿一身破烂的军服，褴褛而肮脏，远远地就能闻着散发的汗臭。
　　下船之后，他同贺龙结伴，相约装成主仆。贺龙身高体胖怦然当了“老板”，刘伯承只好屈就“随从”。
　　上岸后，刘伯承先去找旅馆，客房的伙计冷眼瞅了瞅这位其貌不扬的“客人”，不吭不哈地把他带到一间又暗又潮的半地下室。刘伯承受此冷遇，心中大为不悦。因为贺、刘二位毕竟是起义军的首领，是享有军座地位的大人物，可眼下却是败军之将，且口袋里没有多少银子。
　　客房伙计，不知底细，竟冷言冷语地说：“叫化子还想装阔气？丢老妈！”说完还骂了一句广东话。
　　刘伯承听后，正想发作，可迎面在镜子里出现的形象使他自己大吃一惊：一个穿破军装的汉子，头发胡子几乎连成一片，瞎了的右眼流着脓水……真够吓人！见此情景，刘伯承顿时感到忘记了自己的角色，连忙对答道：“我是替长官找客房咧。”
　　好歹在香港住了些日子，还时时担心被军警搜捕，提起这些往事，刘伯承曾对贺老总诙谐地说：“替你贺胡子当伙计，我可是吃了不少苦头。”
　　几经周折后，刘伯承又到了上海。在上海，组织上安排他同吴玉章等人住在愚园路的租界里。为了掩护身份，他把长子刘俊泰接来上海。原来，早在1910年底刘伯承就听从父母之命，同程宜兰结了婚。1912年生下刘俊泰。由于刘伯承长年驰骋沙场，难以顾家，其妻对儿子十分溺爱，使其养成好吃懒做、吊儿郎当的不良习气。到上海后，刘伯承安排儿子到学校念书，想不到这个不争气的儿子竟然不学好样，贪图吃喝玩乐，而且屡教不改。有一天，刘伯承发现他跟几个坏女人混在一起，一气之下扇了儿子一巴掌。不料，这个儿子竟跑到巡捕房告密，说：“我晓得刘伯承在哪里”。
　　刘伯承闻讯后，怒不可遏，连声骂道：“这个龟儿子，这个龟儿子。”
　　党中央根据当时国内政治形势的恶化和白色恐怖的严重情况，决定让刘伯承、吴玉章等人秘密转赴苏联。
　　1927年初冬，上海仍然笼罩在血腥的反动黑幕之中。在阴云密布的海面上，一艘舢板载着六名行色匆匆的“船客”，钻入浓重的夜幕，驶向远处停泊的一艘俄国货轮。接上暗号之后，“船客”们敏捷地登上刚铡升火的货轮，向远方驶去了。
　　南昌起义的参谋长刘伯承就挤在这批“船客”之中。他穿着蓝布棉袄，戴着一副茶色眼镜，右手拄着一根手杖。此刻，他被迫远离祖国，同吴玉章、吴鸣和等人一道，开始了新的航程。在沉闷的船舱里，他辗转反侧，难以成眠，不禁浮想联翩，思绪万千……
　　吴玉章见刘伯承翻来覆去睡不安宁，便悄声问道：“是不是伤疼又犯了？”
　　“伤口没事，是心口疼。”刘伯承深沉而诙谐地说：“你看看，只有八九个月光景，我们搞了两次暴动，开头的气势都还不错，上万的人马上万的枪。可不到几个时辰，都被老蒋整垮了，如今连站脚的地方都没有了。为啥子列宁的十月革命就成功了呢？”
　　吴玉章回答：“这回我们到莫斯科去，就是去请教列宁的办法。”
　　莫斯科、红场，这是本世纪20年代世界无产阶级最向往的地方。刘伯承的心情也逐渐开朗起来，他怀着对十月革命的崇敬，怀着对人类未来的憧憬，怀着拯救祖国的沉重使命感，到达了莫斯科城。
　　至于那个不争气的儿子刘俊泰，还有那位元配夫人，刘伯承毅然与他们脱离了关系。1969年刘俊泰死于四川乡间。
　　社会上曾传说，刘伯承的儿子是国民党的大官，父子俩曾对阵沙场，儿子打瞎了老子的眼睛等等。这些传闻流传甚广，据说一些海外报章也以讹传讹，描绘得颇有声色，但都是好事者们杜撰出来的故事。1989-4-13日，薄一波在回忆刘帅的文章中，专门提到这件事，当可作为信史，现摘录于下，以正各方视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