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繁华的大上海，谁也不会留意老租界上愚园路这一幢两层的小楼。在30年代，这儿曾是中共中央军委办公机关的一部分，也是现代中国最早的一座翻译所。
　　1930年春夏之交，刘伯承和左权等经由满洲里秘密回国，到达上海。
　　上海是刘伯承比较熟悉的地方，远在辛亥革命的前一年，他就邀集两位少年时的同学到这里找革命党，找生活的出路，结果空手而归。1914年，他在四川参加讨伐袁世凯的战争，战败后遭到当局通缉，被迫流亡上海，曾生活在霞飞路一带。1925年间，他为寻找真理专程到上海考察，会见过当时党的负责人，随后便在四川加入了共产党。当他1926年再度重游上海外滩的时候，已经担负着四川军事暴动的领导重任。对于1927年冬天从上海登上苏联货轮的往事，他更是记忆犹新。
　　30年代初的上海，仍然是冒险家的乐园、白色恐怖下的世界。当时，我党的领导机关处于极端秘密的地下活动状态。一些同志因工作需要，被派往中央苏区。当时，苏区的斗争正处于极艰苦的时期，但苏区又是革命胜利的希望所在，所以，刘伯承非常渴望尽快奔赴苏区，同毛泽东、朱德一起战斗。
　　然而，党却交给他另一项重要任务──译书。此间，中共中央军委在周恩来的领导下，正集中力量组织从苏联归国的同志，从事军事翻译工作，为军委训练班和各地武装斗争准备教材。周恩来告诉他，译书同样是一项开拓性的事业。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军事著作，以及体现上述思想的军事论著翻译过来，奉献给党内负责武装斗争的同志，以指导当前的革命斗争，是极为重要、极有意义的工作。
　　刘伯承是一位组织纪律观念很强的共产党员，他愉快地服从了党的决定，担任了军委编译科长。就这样，多少年后在刘伯承的工作履历表上，清楚地记载着：“1930年～1931年，在上海军委任译书工作。”
　　刘伯承先居住在上海愚园路一幢两层楼房里。他化名“林直木”，取林中直木之意，以教书为职业掩护，在亭子间开始了地下译员生活。刘伯承在愚园路的寓所，实际上成了我党最早的地下翻译所。
　　聚集在这个地下翻译所周围的，是一支翻译水平较高，战斗力很强的队伍，其成员大多由苏联学习回来，有一定军事专业知识和较深厚的俄文基础。如傅钟，早年入莫斯科东方大学，专攻军队政治工作，对政治工作颇有研究。朱瑞于1927年夏天毕业于莫斯科中山大学，随后又转入莫斯科克拉辛炮兵学校学习，是该校中国连的高材生。党必刚早年由冯玉祥部派往苏联学习军事，各科成绩皆优，后在刘伯承的引导和帮助下积极靠拢党组织，被吸收参加了军事翻译工作。
　　当时的上海，白色恐怖十分严重，为了避开国民党反动派的耳目，刘伯承曾先后四次搬迁住处。然而，就是这样也经常遭到敌人的盯梢，地下译员随时都有被反动派抓捕的危险。有一次，刘伯承按规定时间，往约定地点去接译稿。突然，他发现联系入党必刚被人盯梢，回避已经来不及了。他十分镇静地走上前，接过译稿，迅速换上早已准备好的假封面，并以暗号告知对方：后面有“尾巴”。然后，他从容地走了一段路，满不在乎地倚在电线杆旁，翻看起译稿来。那条“尾巴”走过来瞟了一眼，见封面是一本“色情小说”，觉得没有什么油水可捞，径直往他处寻觅去了。
　　当时资料缺乏，工作条件很差，好在刘伯承弄到了一部《俄汉词典》；党组织又千方百计转送来一些参考书和资料，总算具备了一点起码的工作条件。吴景春大姐曾经深情地回忆说：“伯承同志在上海，工作是非常艰苦的，没有一点安逸的时候。白天，到外面做联络工作，到闸北等地讲军事课，夜晚用黑布罩起灯光，一字一句地翻译俄文，常常干到天亮。”
　　在上海短短的几个月中，他主持翻译了《苏军步兵战斗条令》，并和傅钟、党必刚等一道校译了部分有关军事技术、政治工作等方面的译稿。傅钟同志在回忆当年的艰苦情形时说：“在上海，我参加翻译了《步兵》一书，后改名为《苏军步兵战斗条令》，还有一本苏军政治工作条例的书。周恩来、刘伯承、聂荣臻都参加了讨论。刘伯承同志对译稿的军事术语部分提出了明确的意见，并就翻译的风格问题发表了看法，伯承同志曾风趣地说：‘你傅钟翻的书，很文的哟。最好再通俗一点，要符合大众的口味嘛！’”
　　当时，在军委特科工作的聂荣臻也清楚地记得，“到军委工作不久，我和刘伯承、叶剑英、傅钟、李卓然等同志一起，商量翻译条令的问题，周恩来同志对此也很赞成。当时，江西前线不断传来我军胜利的消息。我们认为，翻译一本苏军的步兵战斗条令和政治工作条例，对前线会有所帮助，伯承、剑英、傅钟、李卓然同志都是由苏联学习回来的，有一定的专业知识和俄文基础。所以，组成两个摊子，由伯承、剑英同志负责翻译步兵战斗条令；由傅钟、李卓然同志负责翻译政治工作条例。军委从各方面给予支持。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这两本书都翻译出来了，并送到了各个根据地。这就成了我军的第一个条令和条例”。
　　由此开始，刘伯承的翻译劲头一发而不可收拾。他的翻译作品如同他的军事学术论著一样，成为中国军事科学的宝贵财富。看看下面这张简要的年表，便能清楚地了解到刘伯承在军事翻译方面的杰出贡献：
　　1932年初春
　　离开上海，经广东汕头进入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被任命为红军学校校长兼政委，主持军事教育和军事翻译工作。
　　1932年4～7月
　　翻译和编译苏联红军《步兵教程》、《兵器摘要》等，作为红军学校教材。同时，明确提出：“不能够本本主义全套应付苏联红军的战斗条令和其他军事教程”，要联系中国实际，正确借鉴外军经验。
　　1932年8月15日
　　翻译《苏联工农红军在战斗情况中的政治工作》、《军语解释》等。
　　1932年11月25日
　　翻译《苏联山地战斗》一文，转译《法国山地战斗》、《日本山地战斗》等文，介绍国外山地战斗特点和游击概况，以指导反“围剿”作战。

1932年冬～1933年春
　　在反“围剿”作战前线，先后翻译《战斗胜利的基本原则》、《追击》、《对防御的敌人进攻时主要突击方向的选定》、《苏联红军步兵指挥员分为四级》、《苏联红军步兵主要的几个队形》等，介绍苏联红军战术原则。
　　1933年4月10日
　　在第四次反“围剿”作战前线，选译《退出战斗》一文，并在译者附言中，批评军事教条主义的冒险行为，指出：“退出战斗虽是一般军人不愿听的事，可又是最难指挥的事，且在运动战中又确是必有的事。”“要分析我们的实际条件，活用此原则。”
　　1933年6～8月
　　翻译《骑兵的奔袭和抄袭》，摘译苏军《步兵战斗条令（第一部）》中关于“对空防御动作”一节、《伪装的概则》、《怎样是运动的防御》、《苏联红军的通信联络法》等。在此期间，发表《战术战略的时代性及目前红军对战术战略的认识》一文，试图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来分析封建时代，资本主义初期、兴盛期，以及帝国主义与无产阶级革命时期战略战术思想的变革。
　　1933年10月31日
　　转译德国人李璞满所著的《班的及战斗集团的教练》一书中的部分内容，以《介绍两个夜间动作的作业》为题，在《革命与战争》刊物上发表。
　　1933年们月
　　翻译介绍苏联《莫洛托夫说明战术、战役和战略在理论上的范畴》一文，帮助红军指挥员明了战术、战役、战略三个范畴在理论上的互相联系与互相区别。
　　1933年冬
　　摘译《苏联红军野外作战条令》中的游击队动作部分，和《任丹吉在（合同战术）上所述袭敌后方的“穿袭”和“游击队动作”》等文，积极宣传夜战、穿袭、抄袭等游击战法。
　　1934年春
　　选摘《苏联红军司令部野外勤务教令》部分章节。同时翻译苏联军事学者屠汉捷夫氏克著的《（苏联红军司令部野外勤务教令）说明要义》一文。
　　1934年5月13日
　　摘译《机动的要义》，并在译者前言中指出，我们中国工农红军中有些同志对机动的要义还不了解，在实际战斗中也发生有不合机动要求的现象，批评右倾军事教条主义，强调红军机动作战的重要性。与此同时，先后发表《关于加强游击战争的领导问题》、《现在游击队要解答的问题》、《到敌人后方开展游击战争的几个教训》、《把敌人后方的游击战争发展到新的苏区和红军》等论文，积极宣传毛泽东游击战主张，与李德等人的“左”倾军事教条主义进行斗争。
　　1935年2月～10月
　　在长征途中，继续翻译《苏联红军司令部野外勤务教令》，并撰写译者前言，介绍世界军事发展趋势，及加强司令部建设的重要性。
　　1936年2月～8月
　　长征到达川西，坚持与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进行斗争，被张国焘撤销总参谋长职务，调任四方面军红军大学校长。办学期间，翻译《苏军参谋业务》一书。
　　1937年2月
　　任援西军司令员。在翻译苏军卫生勤务资料的基础上，编拟出《现在我军要遂行的卫生勤务》一书。
　　1938年春
　　发起和组织一二九师军事研究会，在展开军事理论研究和对日作战研究的同时，组织翻译力量，培养翻译队伍。
　　1938年9月18日
　　在抗日前线翻译《游击主义的克服──摘译（列宁主义与无产阶级专政的军队）》。
　　1940年春
　　与左权合译《苏军步兵战斗条令》，左权译第二、三、四、五、六、七章；刘伯承译第一、八、九章和附录部分，同时担任全书校正工作。
　　1941年1月15日
　　从苏军《战术备考》上摘译出《军队指挥法》，并撰写《译者前言》，指出：“在学习中必须尽量引导到我们作战的实际环境中，力求切合我们的需要，来发挥我们军队的指挥法。”
　　1942年春
　　在敌后抗战最频繁、最残酷的时期，翻译苏联《军队建设（内务条令）》一书，并着手《增修步兵战术概则》补译的工作。
　　1942年8月1日
　　在反“扫荡”的作战间隙，完成校译和部分补译苏军《合同战术（上部）》的任务，并撰《译版序言》，明确提出“在学习苏联战术中，必须以我们自己的战术为核心，而寻求所以战胜日寇之道”。
　　1943年4月
　　在四年多紧张的反“扫荡”斗争中，完成《苏军步兵战斗条令》全部校正工作，并撰《译版序言》，指出：“我军现有的武器自然是不及敌人的，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使用武器之准确与熟练的程度，必须超过敌人。……现在我们部队使用武器的训练与指挥员现实战术的学习，应成为我们军事教育基本的内容。”
　　1946年12月11B
　　在奔赴自卫战争前线时，开始《全国战术（下部）》的校正与补译工作，历时一年终告完成。该书《译版再序》写道：“我们在现代战术进程之中，必须知道各兵种的性能及其协同动作，尤其要知道的是在研究各兵种弱点当中，寻找所以防御的方法，在缴获了敌人现代武器之时，即可以迅速使用它们。这就是我之所以急于将此书出版以贡献于我们干部的一点薄意。”同时，鲜明地提出：毛泽东军事学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结晶，“在各时期遵之则胜，反之则败”。
　　1947年8月1日
　　重新校译《合同战术（上部）》，并撰写《重校（合同战术）译文上部的前言》，指出：“我们从战争中学习战争有两方面：一是向我军自己的实际战例学习；二是向一般的军事理论学习。”
　　1948年7月7日
　　在淮海战役决战前夕，编译《论苏军合围钳形攻势》，并撰写《编译后言》，指出：“编译的目的是供高级干部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十大军事原则和总结自己作战经验作参考。要求他们自己从自己的经验中去考证它的实质与结论，吸取其中用得着的东西，拒绝某些用不着的东西，更要发扬自己所特有的长期锻炼出来的战法，实事求是指导作战。”
　　1949年4月1日
　　任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在渡江战役期间，编译《论苏军对筑城地带的突破》、《苏军加强的步兵团对阵地防御的突破》等军事文稿，并撰写《编译前言》。
　　1951年4月
　　任军事学院院长兼政委后，为搞好军事翻译和军事教学工作，批准出版《军语通报》，并指出：“军语划一不是单纯的技术工作，或单纯的语法修辞工作，而是统一军事思想和军事学术的一项重要工作。”
　　1951年5～6月
　　校译苏联红军《军队符号》一书。
　　1951年6～7月
　　在主持临淮关军事演习之余，校译和部分重译《柏林战役与希特勒德国投降》一书，供翻译人员学习、参考。
　　1951年12月21日
　　向军事学院翻译人员和教员作报告，讲述加强思想改造与军事科学深造的辩证关系，鼓励译员和教员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提高军事学术水平。
　　1952年4月
　　在军事学院学报──《军学生活》报上，发表苏沃洛夫十项军事原则的译文手迹。
　　1952年5月
　　编拟《集团军进攻战役讲授提纲》，翻译介绍苏军战役法理论，同时深刻阐述我军的战役法思想。
　　1952年6月21日
　　在与部队作家的谈话中，阐述精通军事科学与做好军事翻译的辩证关系，提出军事翻译必须熟悉军事，军事译文必须做到内容正确，文字清楚通顺，有军事特色。
　　1952年8月
　　编译《斯大林的统帅学术》等讲稿，向广大学员介绍马恩列斯军事思想和西方资产阶级军事思想。同时，亲自翻译、校译和审定了一批军事教材。
　　1953年8月1日
　　为纪念八一建军节，在《军学生活》报上发表题词：“斯大林军事科学有赖于口授笔援，教员译员互相合作，才能真实教授。学问学问，既学且问，自己努力学习，必须顾问互问，学能积累知识，问能通达事理。”
　　1953年8月
　　在大连休假期间，校译《苏联红军野战条令（草案）》。
　　1953年9月
　　谈编译教材问题，指出：“教材内容的真实性系于译员与教员，而译员尤为重要。我们常称为自来水的龙头。我必亲自作野战条令的校正者，诚恐斯大林军事科学为老百姓或半军人所曲解，将有害于保卫国防的任务之故。”
　　1953年9月28日
　　在南京，为军事学院翻译人员题词：“军事科学的翻译；在经验上，在理论上，必须有军事基础知识，才能钻研军事科学的本质；在俄文修养上，必须有掘发军事科学本质的能力；在中文修养上，必须有表达军事科学本质的能力。”
　　被任命为中央军委训练总监部部长（后因致力于军事学院工作，未到职）。
　　1955年4月
　　在《八一杂志》第七十六期上发表《苏联红军野战条令（草案）中文译本说明》。
　　1955年5月1日
　　校审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军队标号》一书。
　　1955年9月23日
　　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和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55年11月22日
　　为提高翻译水平，统一军事学术思想，提出对军语命名和使用的三条要求：“一、根据军事科学实质正确命名；二、文字表达清晰、通俗，不使互相混淆；三、中国原有军语，尤其是人民解放军用过的军语，尽量引用，如有不统一者则统一之。”
　　1955年12月11日
　　复函军事学院有关负责同志，谈军事译员的培养、使用和军衔职务待遇问题。
　　1956年9月
　　出席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
　　1956年11月
　　在上海养病期间，致函军事学院有关负责同志，组织翻译苏军原子化学条件下的战术、战役教材，并主动承担校正任务。
　　是年，先后发表《基本系、情报系等第二期训练工作经验》、《关于学习的一封信》、《学术工作要注重三个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军事学院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关于培养科学教师和科学研究工作的问题》等。
　　1958年4～6月
　　在养病期间，校审总高级步兵学校编写的《合同战术教程》（上、下册），多次指示编辑原则，亲自解答问题，并亲自题写书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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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几十年军事生涯中，刘伯承立足中国革命战争实际，纵览世界战争风云，写下了一百余万字的军事著作。同时，翻译、校译和编译了数百万字的外国军事论著，为丰富和发展毛泽东军事思想作出了巨大贡献，成为我国现代军事翻译的开拓者和奠基人。
　　在留学苏联期间，刘伯承一边学习，一边练习翻译，为回国开展武装斗争作准备。回到上海以后，他和周恩来、聂荣臻等同志一道，创办“地下翻译所”，为开创我国现代军事翻译事业进行了艰苦努力。在红军学校，他一边训练干部，一边组织翻译；在中央苏区反“围剿”作战前线，他一边打仗一边抽空翻译；在长征路上，他一边行军一边翻译；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他运筹帷幄，仍然不忘翻译；建国以后，他一边培养高级将领，一边坚持翻译……几十年来，他边作边述，述作结合，在向人民奉献大量理论著作的同时，奉献了数百万字的译作。他的这些作品，开阔了人们的眼界，为广大“阵中读者”提供了宝贵的军事知识，传播了最新的军事信息，增添了战胜敌人的智慧和力量。叶剑英元帅曾高度评价说：“我们的刘伯承同志四十多年战场生活、军队生活，俄文、中文，战斗经验，像他这样精通、丰富是很少的，很红，很专。”
　　刘伯承的翻译道路，实际上是一部缩写的中国军事翻译史。回首近代中国，闭关锁国的思想影响曾长期束缚着人们的头脑。艰苦的战争环境，又给翻译工作带来难以想见的困难。刘伯承同志就是在这样的历史环境里，数十年如一日，以仅有的一只左眼，坚持翻译工作，吸吮世界军事科学的精华。他顽强、执著的进取精神，换而不舍的革命毅力，反映了我党我军借鉴外国军事经验的艰难曲折的道路。
　　刘伯承的翻译选题，都是当时战争中最紧迫的问题：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翻译了大量游击战、山地战斗方面的内容；在抗日战争时期，他组织翻译和校译了《苏军步兵战斗条令》、《军队指挥法》、《合同战术》（上部），以及日军的《阵中要务令》、《刺杀教令》等；在解放战争时期，他校译了《合同战术》（下部），重新校译了《合同战术》（上部），编译了《论苏军合围钳形攻势》、《论苏军对筑城地带的突破》等；在建国以后，校译和编译了《苏联红军野战条令（草案）》、《斯大林统帅艺术》，以及卷帙浩繁的条令、条例和军事教材。
　　刘伯承的翻译作品，不是书斋中的风雅之作，也不是茶余酒后的消闲书。它与军人同在，与战争共存，是为枪林弹雨里的“阵中读者”提供的另一种武器──这种武器与人民的事业、战争的胜败紧紧相联，因此它的价值非一般译作可比拟。
　　刘伯承不但注重从实际出发确定翻译选题，还注意引导读者，联系实际正确理解和借鉴译文。他认为，介绍和借鉴外国军事经验，应该按照毛泽东同志指示的方向，“从自己经验中考证这些结论，吸收那些用得着的东西，拒绝那些用不着的东西，增加那些自己所特有的东西。”为此，刘伯承在译者序、跋或附言中，总是一再强调：“要从实际出发来读”，“望参酌实际情况，灵活运用这一原则”，“要分析我们的实际条件，活用此原则”，“我们自己作战经验的总结，乃极为宝贵的教材”，“必须以我们的战术为核心”，“更要发扬自己所特有的长期锻炼出来的战法，实事求是指导作战。”
　　作为军事翻译家，刘伯承对军事译文的要求是十分严谨的。他指出，军事翻译出版是“关系国家安危、人民生命的国防大事，不可不严肃负责”，并经常告诫人们：“一字之差，会死人的！”他自己更是身体力行，一丝不苟。无论是翻译还是校译，他总是力求精当、准确，每一篇译稿都要用放大镜仔细照看许多遍，一字一句反复推敲，斟酌再三。所以，刘伯承的译文不仅有很高的军事艺术价值，而且具有相当的权威性。刘伯承军事翻译的理论和实践，是人民军队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不断克服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影响，正确借鉴外国军事经验，创造和发展本国军事科学的产物，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刘伯承军事翻译的理论与实践，内容十分丰富、十分深刻。他在各个时期的著作和译作，为我们展示了彼时世界军事的图景，成为将中国军事与世界军事联成一气的桥梁。纵观中国军事史，我们自然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刘伯承是中国历史上敢于面对世界，大量介绍外国军事经验的第一人，也是系统介绍和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军事科学的第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