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秋。
　　江西“围剿”与反“围剿”战争前线。国民党军队“围剿”前线指挥部，接到所属通讯部门的报告：“我们的窃听不灵了！共匪司令部出现外语通话，叽哩狐啦的听不清楚……请速派精干的外语人材来。”
　　中央苏区。红军前线司令部的一次通话记录：
　　“喂！左权同志，我是伯承！”
　　“伯承同志，你好！”
　　“我在总参谋部，你那里情况怎样？”
　　“祝贺你担任总参谋长。我们这里的情况不太美妙，前线很紧张……”
　　“我下午就到你们那里，再见！”
　　刘伯承和左权是在苏联留学时的同窗好友，他们一起回国，又先后到达苏区。为着练习俄语和保密起见，他们联络经常运用俄语，在长征和抗日战争期间也是如此。
　　刘伯承担任红军总参谋长是在1932年10月宁都会议之后。当时，反“围剿”战争正处在最激烈的时候。用一句老话说是“受命于危难之际”。
　　如果算上南昌起义当参谋长的经历，这已经是第二次出任总长了。
　　参谋部这一部门产生于16世纪至17世纪，它是随着西欧一些大国的军队发展而设立的。古代中国的谋士、幕府也具有这类性质，但在作用上不大一样。一般说来，总参谋部隶属于最高统帅，是最高统帅部指挥作战的主要工作机关，负责制定战略计划和指挥前线的军队。
　　当时，中央根据地的总参谋部有其自己的特殊性。一方面要协助军委首长指挥反“围剿”作战，另一方面要负责整个红军部队的军事训练，兵员补充，以及后勤供应等。此外，还要指导独立部队、地方部队和游击队的行动。尽管总参的工作头绪多，事务杂，刘伯承仍然主张从中国军队的实际出发，只用少数精干的办事人员，不搞庞大的参谋班子。他十分崇尚中国古代兵家用幕僚的传统信条，即幕僚多，上劳下安；幕僚少，下劳上安。按通俗的话说，就是一个和尚挑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反倒无水吃。所以，在刘伯承主持的总参谋部里，只有为数很少的参谋人员，且各司其职，指挥灵便，效率很高。
　　为着加强红军总司令部的建设，他一到任就拿来《苏联红军司令部野外勤务教令》，翻译了有关章节，供机关使用。这是中国红军第一次借用苏联红军的条令来加强自身司令部的建设。
　　刘伯承在叙述司令部的使命和权责时指出，司令部就是首长实行指挥军队的机关，主要使命是：

刘伯承认为，建立指挥员与司令部相互间的正确关系是司令部顺利工作的首要条件。司令部应记着自己是首长指挥军队的机关。团指挥员也应记着。如司令部没有正规的自发和宽广的工作，就不能指挥军队。因为，司令部不应以为本身就是指挥的发动机。而指挥员则应保障司令部能遂行宽广的、创造的、自发的工作。参谋长研究情况不是同首长执行一样的工作，而是与之平行的，参谋长将所得情报报告给首长，或是立刻（如有重要意义时），或是定时的。参谋长作报告时，对搜集到的情报，应加上自己的估计、判断，然后提出意见，供首长最后决策作参考。
　　刘伯承任红军总参谋长时，正是急难之际，临战之时，刚建立的红军司令部又来不及制定一套章程。为着应付战争，刘伯承断然采用“拿来主义”，结合中国的情形加以运用，使战火逼迫下的红军司令部有章可循，职责分明，为保证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贡献。
　　1932年冬，蒋介石连续三次“围剿”红军遭到惨败之后，又陆续调集五十万兵力，并委何应钦为“剿共”总司令，分左、中、右三路，准备对中央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围剿”。
　　当时，敌军以蔡廷锴为左路总指挥，指挥十九路军的六个师又一个旅，向我闽西根据地进攻；以余汉谋为右路总指挥，指挥在粤北、赣南粤军六个多师，由南部向中央根据地进攻；中路军以陈诚为总指挥，指挥十二个师，外加散布在我根据地周围各点的十三个师的杂牌军配合。显然，蒋介石的战略意图是以中路为主要突击力量，左右两路策应中路军行动，向我黎川、泰宁、建宁、广昌各点分进合击，妄图将我主力红军截断在广昌到建宁一线以北，决战而消灭之，并乘机侵占我新开辟的“建（宁）黎（川）泰（宁）根据地，尔后再伺机攻犯我中央根据地。”
　　在红军方面，由于“左”倾路线领导者，剥夺了毛泽东的指挥权，所以第四次反“围剿”作战由周恩来和朱德指挥。周恩来和朱德仍然按照毛泽东诱敌深入的积极防御方针、吸取历次反“围剿”作战经验，进行了周密部署和充分的准备。
　　在战争中，总参谋部是军委首长实行指挥军队的指挥机关，总参谋长是军委首长的助手，军务繁杂，责任重大。但刘伯承始终抱住这样一个观念，就是站好自己的岗位，当好助手，即站在首长的“荫影”里面，根据军委首长的意图和决心组织作战，处理和协调各个部门、各个部队之间的关系。第四次反“围剿”战争一开始，刘伯承就随同朱德、周恩来，始终在前线谋划和协助指挥红军部队作战。在炮火连天，战报纷呈的情况下，他仍争分夺秒在战壕里挤出时间翻译，以借鉴外军的经验，丰富自己的头脑，为解决战争中最紧迫的问题提供参考资料。
　　在第四次反“围剿”战争中，朱德、周恩来就是按照毛泽东实事求是的精神，根据山地战斗特点，采取机动灵活的方法调动敌人，打击敌人的。当时，中央红军主力第一、三、五军团，第十一、十二、二十一、二十二军，及地方独立部队共约四万余人。刘伯承率作战局、情报局负责人组成精干的指挥机关，到前线协助朱德、周恩来，先后在东韶、洛口、大龙坪，以及霍源等地机动歼敌，接连挫败蒋军的进攻。随后，红军指挥员又在草台岗一线打败蒋介石的嫡系部队第十一师，俘敌三千余人，击伤敌十一师师长肖乾。至此，第四次反“围剿”战争胜利结束。蒋介石在给其亲信陈诚的手谕中，哀鸣道：“此次挫败，凄惨异常，实有生以来唯一之隐疼。”
　　作为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为第四次反“围剿”战争作出了应有的贡献。战后，刘伯承到一军团参加作战总结会，表彰红军指战员创造和运用中国山地战术，以机动灵活、不怕牺牲的精神，给国民党反动军队以沉重打击。刘伯承高度评价说：“一军团发扬了我军机动作战的特点，在决战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
　　如果就打仗来说，刘伯承的总参谋长是相当称职的。然而，由于历史的原因，也在他的军旅生涯中种下了一枚苦果。因为，他担任总长有些“升”不逢时，那时，即1932年10月上旬，苏区中央局在江西宁都召开会议。毛泽东、朱德、王稼祥、任弼时、顾作霖、邓发等出席了会议。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因在前线部署军事，未能赴会。这次会议的中心内容是总结军事工作，确定第四次反“围剿”作战的军事方针。会上，“左”倾教条主义者指责毛泽东提出的“诱敌深入”方针为“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批评毛泽东在1932年春天反对红军攻打赣州等中心城市，主张向赣东北发展的正确意见，是不“尊重党的领导机关与组织观念的错误”。会议要求在敌人合围之前，就去粉碎敌人的进攻，夺取中心城市，争取江西首先胜利。毛泽东同“左”倾教条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然而，在这次会议上，“左”倾教条主义占了上风，会议提出“由周恩来同志负战争领导总责，毛泽东同志回后方负中央政府工作责任”。会议结束前，周恩来从前线赶回宁都。他坚持要毛泽东在前方助理或由毛泽东负主持战争责任。会议虽然原则同意周恩来的意见，但最后还是批准毛泽东“暂时请病假，必要时到前方”。10月26日，临时中央正式批准周恩来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这次会议，使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进一步在红军中蔓延，再次排挤了毛泽东对红军的正确领导。
　　对于这次不寻常的人事变动，刘伯承曾以一个共产党员坦诚的胸怀，多次作过历史的回顾，他写道：“党中央六届四中全会以后，开始了上地革命时期以王明为代表的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对党的统治。1931年11月的中央根据地党代表大会和1932年10月的宁都会议，根据六届四中全会的错误纲领，污蔑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为‘富农路线’和‘极严重的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并改变了中央根据地正确的党的领导和军事领导。”
　　刘伯承对开辟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毛泽东、朱德是十分尊重、十分敬佩的。早在留学苏联时，他就明确表示过对井冈山的向往。同样，毛泽东、朱德对刘伯承也是信赖的。远在1929年中央准备调毛泽东、朱德去担负领导工作时，毛泽东、朱德曾明确表示，如调朱、毛，请派刘伯承、恽代英来主持红军。虽然此事未能实现，但从这里可以看出，他们的心是相通的。
　　可是到了后来，特别是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开始，来了一个外国顾问，情形就复杂了。
　　1933年秋，蒋介石在前几次“围剿”失败后，从各方面总结教训，为新的“围剿”进行了充分的准备。在筹集资金方面，蒋介石废止作为国家金融基础的银圆流通，聚敛中央银行的银圆，代之以很快就贬值的纸币，大肆搜刮民财。同时，蒋介石还摇尾乞怜，向各帝国主义列强乞讨高额贷款。美国在短期内接连两次贷款，金额高达九千万美金。英国贷款二千五百万英镑。法国贷款四千万金法郎。德国贷款四千万马克。各帝国主义还用最现代的武器装备──新式大炮、装甲车、速射武器、通讯设备，以及修筑道路和构筑堡垒的技术设施装备蒋军。不仅如此，蒋介石还从各帝国主义国家请来几百名军事顾问，他们有的坐镇南京出谋划策，有的在庐山训练团培训“围剿”战骨干。有的窜到国民党军各师、旅司令部，参与指挥“围剿”作战。如德国著名将领塞克特、法尔肯豪森、韦策尔、克里伯尔，美国空军军官林德伯格等等。
　　1933年10月间，蒋介石在美、英、德、意等帝国主义的支持下，调集百万大军，二百多架飞机，对红军发动空前猛烈的进攻，其中直接用于进剿中央根据地的兵力达到五十万人。鉴于前几次（“围剿”受挫的教训，蒋介石更加强调“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反革命方针，在政治上进一步实行法西斯统治；在军事上吸取各帝国主义的反动经验，制定了“持久战”和“堡垒主义”的新战略，企图依托堡垒，逐步推进、压缩我根据地，最后寻求红军主力决战，以达到消灭红军和摧毁中央根据地的目的。
　　在红军方面来说，中央根据地的主力红军和地方红军已扩大到八万余人，赤卫队武器也有很大发展，根据地更加巩固。而且，红军通过四次反“围剿”作战，积累了较丰富的战争经验。如果有正确的军事路线作指导，英勇的中国红军便有可能再次打破敌人的“围剿”。
　　但令人失望的是，“左”倾路线的领导者，拒绝采取“积极防御，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特别是在1933年10月，共产国际的一位军事顾问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遂使反“围剿”战争出现了更复杂、更严重的局面。
　　这位军事顾问名叫奥托·布劳恩，到中国后化名李德。他原是奥地利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奥地利属于德国统治的奥匈帝国，他参加德军同沙皇俄国作战，在一次战斗中，当了俄国的俘虏，被流放到西伯利亚。苏联十月革命以后，他参加苏联红军，因作战勇敢，晋升为骑兵师的参谋长。1932年春，李德从伏龙芝军事学院（比刘伯承晚两期）毕业。由于李德学习成绩优异，又通晓俄、德、英文，便被共产国际执委会派往中国。据李德自己回忆，他到东方的使命是：“在中国共产党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反对蒋介石反动政权的双重斗争中，担任军事顾问。”
　　应该公正地说，共产国际的本意是为着指导和帮助中国革命。李德来华的初衷也是善意的。所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红军对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采取了热情欢迎的态度。当李德到达中央革命根据地时，刘伯承总参谋长很快为他选配了两名出色的翻译：伍修权和王智涛。这两位同志多年在莫斯科留学，俄文基础是红军中的佼佼者，在军事方面也都是内行。伍修权负责作战方面和李德出席中央各种会议时的翻译；王智涛则负责军事训练方面的翻译。伍修权曾在《我的历程》一书中写道：
　　“刘总参谋长告诉我，共产国际派到我党中央的军事顾问李德，已经到了瑞金。中央决定，调我去为他作翻译。刘总参谋长说我的俄文比较好，完全可以胜任这项工作。他对工作又作了具体的交待，在保密问题上当时说得很严格，其实以后要求并没有那么严。当地军民群众都知道李德，我们也可以和别人接触。刘伯承同志向我交待后，又亲自领我和李德见了面，为我作了引见和介绍。这时李德已换上了我们红军服装，样子很严肃。当时我们认为他是共产国际派来的顾问，帮助我们革命，可能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因此开始对他还是很尊敬的。”
　　李德到中央革命根据地以后，的确是神采飞扬，踌躇满志。这位普鲁士骄子是想通过帮助中国革命，在东方这块古老的土地上显示自己的军事才华。
　　他到了中央革命根据地以后，立即与“左”倾路线领导者拉在一起。据李德自己口忆，他到达瑞金首府的当天晚上，博古和洛甫立即去拜访了他。“博古和洛南向我简明地介绍了中央苏区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形势”，“当天晚上我们还规划了一下我的工作范围，我们一致同意，由我主管军事战略、战役战术领导、训练以及部队和后勤的组织等问题。我们还完全一致地明确规定，我对政治领导不进行任何干涉。”
　　由于李德一脚陷入“左”倾路线的深坑，便不可避免地开始导演了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悲剧。因为“左”倾路线领导者，对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伯承等同志从实际出发运用外国经验，努力发展革命游击战的主张，早就表示不满，对主持总参谋部的刘伯承更嫌其碍手碍脚。但是，“左”倾领导者们对军事完全外行，自己无能力指挥作战，不敢贸然排挤掉刘伯承。此时，当李德这个真正的“洋包子”来到之后，“左”倾领导者便认为在政治上有了后台，军事上有了靠山，慢慢就把刘伯承撇在一边，将红军总参谋长架空起来。
　　李德在担任我党军事顾问后，推行的完全是军事教条主义。他根本不懂中国的国情，却下车伊始。乱发议论。他不认真分析敌我双方的实际情况，而是一味地把欧洲军事课本上对战争的处理办法，原封不动地照搬到中央苏区，进行瞎指挥。时为临时中央总书记的博古，拱手将指挥大权让给了李德。李德有了博古的支持，便完全排斥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伯承等同志的正确主张，变本加厉地推行军事教条主义。在作战方针上，他们先是盲目蛮干，驱使红军跟强大的敌人硬拼，打所谓“正规战”、“阵地战”。继而，又提出“以堡垒对堡垒”的消极防御方针，分兵把口，处处设防，鼓吹“御敌国门之外”。在作战指挥上，李德独断专行取代了军委的集体领导，他独自一人躲在“独立房子”里，凭着几张地图比比划划，指挥战斗。当时的地图大多是一些经年已久的草图，与实地情形误差较大。但他只凭比例尺量图上距离来推算路程，定下到达和投入战斗的时间，结果给红军指战员的行动带来了很大困难。这些本来是李德的瞎指挥造成的，但他根本不承担责任，反倒随意训斥和处分别人，甚至粗野地辱骂红军指战员。上自朱总司令、下到一般工作人员和服务人员，几乎都被他无理训斥过。
　　在军队组成上，他盲目强调出身成份，对于工人干部，不问其能力、经验如何，把他们提到师、军级的领导岗位上，而全不顾我们在农村绝没有许多工人参加红军的实际事实。李德还想当然地提出，红军司令部的参谋，全部要换上成份好的大学生。刘伯承回答说：“我的天哪，你让我到哪里去找啊？”由此可见，李德脱离实际已经达到何等可笑的地步。
　　关于李德在中央苏区指挥作战的情形，伍修权曾有以下的描述：“我们当时的工作程序是：不论白天黑夜，只要前方来了电报，都迅速送到‘独立房子’来。首先由我们翻译成俄文，并根据电文对着地图查证地理方位，绘成简图再送给李德。经他批阅提出相应的建议后，再由我们译成中文送给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同志。根据情况重要性的程度，有的由周副主席自行处理，有的重大问题则由他提交军委或政治局会议讨论，然后仍由周恩来同志负责组织付诸实行。当时的中央领导也常到‘独立房子’来，李德也常步行到军委去。他也懂英语，周恩来同志可以用英语和他直接交谈，博古、张闻天和王稼祥等同志则用俄语和他交谈。”
　　伍修权在回忆中还说：“李德在担任我党军事顾问时，推行的完全是军事教条主义那一套，他根本不懂得中国的国情，也不认真分析战争的实际情况，只凭他在学院学到的军事课本上的条条框框，照样搬到我国，搬到苏区，进行瞎指挥。当时适逢王明‘左’倾路线发展到顶峰，李德同他们倒是气味相投，配合得非常默契。那时李德就是同博古谈得来，他们谈话不用翻译，我们在另一屋听得很清楚，两人有说有笑，亲热得很。博古当时是临时中央总书记，但他对军事一窍不通，就把军事指挥大权拱手让给了李德。李德有了作为总书记的博古的支持，博古又有来自共产国际的李德作军事顾问，两人相互支持，正如中国古代成语所说的，‘相得益彰’。当时中央的错误领导，和李德本人的专横作风，使他成了一个地道的‘太上皇’。他们完全剥夺了毛泽东同志对红军的指挥权，排斥了毛泽东等同志的正确主张，由李德的独断专行取代了军委的集体领导，更抛弃了红军多年血战中取得的成功经验，由李德一人呆在房子里凭着地图指挥战斗。当时的地图大部分是一些简单的草图，误差较大，不够准确，李德也不问，所以他的指挥往往与前线的实际情况差距很大。图上看只有一百里路程，他也不问是山路还是平路，也不给部队留吃饭和休息的时间，敌情、气候和自然条件等等困难都不考虑，只凭比例尺量地图上的距离来推算路程，定下到达和投入战斗的时间，又常常不留余地。这给红军指战员的行动带来了很大的困难，有些困难根本是不可能克服的，常常使部队不能按时投入战斗，以致难免吃败仗。这本来都是李德的主观主义瞎指挥造成的，可是他却动不动就训斥处分别人，不断发脾气骂人，根本听不得反对意见。”
　　当时，朱德、周恩来一直在前线指挥作战，这样军委的总参谋部的责任就更加重大。在决定红军命运的紧要关头，在无数红军战士的鲜血面前，刘伯承意识到自己应该站出来说话。然而，王明路线领导者采取“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手段，谁要公开维护正确路线，就要冒很大的风险。在此之前，刘伯承的多次提议，均被李德无理否决，甚至还遭到挖苦和讥讽。作为总参谋长的刘伯承，既要从政治上对革命的成败负责，又得在组织上被迫受“左”倾路线领导者的瞎指挥，甚至要违心地服从命令，这正是他的为难之处。若干年后，刘伯承在回忆这一段历史时，深有感慨地说：“那时候李德自以为是共产国际的代表，同‘左’倾路线领导人抱在一起，在军事上以内行自居，在地图上比比划划来指挥战争，使革命遭到巨大损失。为了同李德进行斗争，真是伤透了脑筋呀，我的头部本来就负过重伤，从那以后脑病时常发作，疼痛不已。”
　　面对这种情况，刘伯承坚持以笔作武器，在戎马倥偬中一边写作，一边翻译，积极宣传机动灵活的游击战，戳穿军事教条主义的“西洋景”。此间，他选译了苏联红军的权威性著作《合同战术》中的有关章节，篇名为《任丹吉在（合同战术）上所述袭敌后方的“穿袭”和游击队动作》。这篇译文的倾向性是十分明显的。
　　由于当时苏联红军所面临的情况和任务不同，游击战不占主导地位，有关的论著也比较少。但为了找到某些根据，论证中国游击战的合法性、必要性，刘伯承有意找出苏军野战条令的旧版本，专门从中挑选有关章节，译出《苏联旧野外条令的游击队动作》，其笔锋所至，处处显示出译者坚持实事求是，为我所用的思想光彩。他在译者前言中，旗帜鲜明地写道：
　　“苏联现行的《野外条令》没有‘游击队动作’，而旧的则有之。我们为要供给游击队军事动作的参考并补充前译的‘游击队怎样动作’起见，特把它翻译出来。不过它是单纯军事动作，且与我们所处环境有些不同，还望读者在实际动作中灵活地运用。”
　　显然，刘伯承介绍苏联红军关于游击战的理论与实践，目的是为了帮助中国红军指挥员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军事科学，了解斗争形势与历史环境之间的辩证关系。通过译文，人们可以看到，正规的苏联红军尚且重视游击战争，研究游击战争，说明游击战争是一种正确的斗争形式，有着不可忽略的重要性。早在1906年列宁就发表过《游击战争》的长篇论文，阐述游击战争的产生与发展，批评社会民主党人反对游击战争的错误论调。刘伯承的这些译文，不仅对“左”倾领导者否定游击战是一个有力的回答，而且对于帮助红军战士了解游击战争的“合法性”，也是很有益处的。可是，掌握了大权的“左”倾路线领导者，根本听不进刘伯承的正确意见，他们对这些军事译文视而不见，而且一意孤行，拿着无数红军战士的鲜血去和装备优势、兵力众多的敌人硬拼，搞所谓“短促突击”的新战术。
　　刘伯承的主张是我党游击战思想的组成部分，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得到党内许多坚持正确路线的同志的赞成。
　　自然，李德等人对刘伯承借题发挥的译作和论文相当敏感。认为刘伯承是同上边唱“反调”，是对军事顾问的冒犯。但刘伯承译之有据，论之有理，他们又难以正面反驳。
　　然而，“左”倾路线领导者对这些是不能容忍的。李德颐指气使地告知中央军委，说他要发表关于军事方面的“独特”见解，以统一红军的战略战术思想，并嘱咐总参谋部替他取一个雅致的中国笔名。想不到，转来转去，取笔名的差事又派到刘伯承身上。刘伯承素来气量大，又机智诙谐，便应承下来。他先让年轻的参谋们计议了一番，大家一时未拿出妥当的方案。后来，刘伯承眉头一皱，计上心来，说道：“就叫‘华夫’罢。”
　　参谋们忙问：“华夫”这两个字作何解释。刘伯承幽默地说：“这位顾问先生，最近不是要娶肖月华同志做妻子么？！”
　　“是的。”参谋们不无愤懑地说：“这个顾问真不带劲，到江西来才几天？！每天有鱼有肉有蛋吃，每月好几条‘白金龙’的锡纸香烟，还不满足？！”
　　一位年轻的同志补充道：“听党校的老表说，那边反映很大，肖月华同志也是很不情愿的，哭了好几回。”
　　肖月华是一位年轻优秀的女游击战士。她出身于广东大埔的贫苦农家，早在少年时就投身到彭湃领导的革命队伍，对共产主义事业抱有坚定信心。当时，她在中央苏区党校学习，当听到组织上安排的这件婚事时，一连哭了好几个晚上。但肖月华是一位组织观念很强的党员，她知道组织上有难处，也是出于无奈，只好勉强答应下来。因为中国的风俗民情与欧洲相异，且当时的苏区又处在艰苦的斗争环境，所以，顾问娶亲这件事，在民族自尊感十分强烈的中国红军中一时议论纷纷。
　　刘伯承的倾向性是十分鲜明的。他郑重地说：“奥托·布劳恩现在是肖月华同志的丈夫，他的笔名就叫‘华一夫’好了。”
　　参谋们听了，连声叫绝。
　　“华夫”二字，对于李德来说是很合适、很贴切的。以“华夫”作为笔名，对于盛气凌人的“太上皇”来说，不无调侃之意。
　　几十年以后，李德对这段往事似乎忘得一干二净，在洋洋二十万言的《中国纪事》中，竟然只字不提肖月华的名字。对于“华夫”二字，他却藏藏掖掖地自我解嘲说：“我的中国名字叫李德：译成中国文是姓李的德国人，有人用华夫，意思‘中国男人’来代替，也完全是可以理解的”。“开始我的中国名字是李德，以及当时授与我而我不知道的笔名华夫；后来李德就从文件中消失了，仅仅留下了华夫。”
　　尽管李德不解其中三味，他仍然得意忘形地用“华夫”笔名，在《革命与战争》等刊物上，连篇累续地发表文章，贬低革命游击战，鼓吹“短促突击”和以“堡垒”对“堡垒”的消极防御战略。
　　战争确实是无情的。当“左”倾路线领导者同李德等人头脑膨胀的时候，红军却一天天在减员，根据地一天天被蚕食，蒋军一天天在深入。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那样，“左”倾路线“领导者们畏敌如虎，处处设防，节节抵御，不敢举行本来有利的向敌人后方打击的进攻，也不敢放手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结果丧失了整个根据地”。
　　为了对革命战争负责，刘伯承又多次找到李德，对军事教条主义提出了严肃的批评。然而，这──切努力都毫无效果。王明路线领导者照样在高唱“不让敌人侵占寸土”！“胜利或死亡”！等拼命主义的口号。面对无数红军战士的鲜血，面对这些顽固不化的军事教条主义者，刘伯承忧心如焚。他负过重伤的头部剧烈疼痛起来，终夜不能入寐。但他并没有就此罢休，而是继续翻译和撰写论文，发出呼吁和呐喊，揭露王明路线领导者的愚昧和顽劣。
　　刘伯承关于游击战的指示和专论比译文显得更加犀利，更有战斗性，更有中国气派。他时而翻译，时而著文，边作边述，译著结合，两者互相补充，相得益彰。
　　历史证明，刘伯承在这一时期的译文和论文是作为军事教条主义的对立物而产生的。它对于帮助红军指战员正确了解国外军事科学，加深理解毛泽东游击思想，识破“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起到了“催化”的作用。
　　正由于此，刘伯承的译文和论文对于“左”倾错误路线领导者来说，如芒在背，如鲠在喉。对此，刘伯承是很不以为然的。1934年5月间，刘伯承严肃地告诫李德：“如果我们不停止这种拼消耗的战术，采取机动灵活的方针，根据地将会丧失，红军将会拼光，我们将变成千古罪人！”
　　李德是个十分骄横的军人，他的回答照例是大发一顿脾气。最后，又以谩骂和嘲笑的口吻说：“你连一个参谋的水平都不如，亏你还进过伏龙芝军事学院？！”
　　不几天，刘伯承接到博古的通知，他被撤销了红军总参谋长职务，下放到五军团任参谋长。这是刘伯承从军以来，第一次遭到罢免。也是在王明路线泛滥时期，继毛泽东同志被解除军权之后，又一名红军高级领导人遭到贬斥。
　　刘伯承虽然被王明路线领导者免去了总参谋长的职务，但是他并没有放弃斗争。而是更加关心游击战，总结游击战的经验和教训。在革命危急的关头，他始终寄希望于游击战。在被罢免的几个月里，他宁可暂时把翻译工作放在一边，也要去专心研究游击战。因为在三年多的时间里，他通过参加反“围剿”战争的实践，亲身感受到毛泽东、朱德等同志创造的中国游击战，具有更深刻、更丰富的内容和广阔的发展前景。1934年9月间，他认真研究了江西军区、粤赣军区，赣南军区开展游击战情况，撰写出《现在游击队穿过敌人封锁线到他的后方开展游击战的几个教训》一文，指出：“游击队首长首先应是政治坚定、行动机警，善于游击战术的人，必须是有独立自主创造苏区及红军的决心。他认为游击队应到敌人后方广泛争取工农群众，创造游击区域，到艰险的环境中去新辟途径，推进革命事业”。他主张在游击队活动区域建立和加强党的组织，使游击队在其领导之下密切联系群众工作，造成广大群众的游击活动。他还总结和归纳了许多机动灵活的、行之有效的游击战术，对中国革命军事理论作出了宝贵的贡献。
　　可是，整个战争形势已经到了无可挽回的地步。在第五次反“围剿”中，中央红军在人民群众的支援下，进行了英勇的奋战。但终因“左”倾路线的领导者执行消极防御路线，使这次反“围剿”战争，遭到了失败。刘伯承曾这样回忆这段历史：“红军在江西苏区时，前几次反‘围剿’都有大预备队，结果都粉碎了敌人的‘围剿’，但第五次反‘围剿’时，‘左’倾路线主张分兵把口，两个拳头打人，我们天天和外国人（指李德）吵嘴，就是没有预备队，结果反‘围剿’失败了，害得我们走了二万五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