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真是神奇。昨天百万大军还呆在长江以北，几天之后千军万马就飞到了南岸。这不，中国共产党任命的首任南京市长刘伯承，到了南京却找不着办公的地方。由于临行仓猝，事先来不及同南京警备部队联系，刘伯承到达后，只好包租了一辆公共汽车。等到刘市长上卞车子，警卫员才突然想起，我们来得太快了，市长办公的地方在哪里还没搞清楚。没法子，只好请示刘市长：“报告刘司令，刘市长，我我……不知道车子往哪里开哟。”
　　刘伯承一听呵呵大笑，说：“到了家门口，反倒找不着家了。”略一沉思，就果断地说：“叫司机直开‘总统府’，到了那里就好办了。”果然，一到伪总统府，很快就与警备部队联系上了。先期到达的陈毅将军闻讯，亲自坐车赶来，两位战友见面，还没有说几句话，就哈哈哈哈相对大笑起来，仿佛昨日的战火硝烟，都化作笑声飞升到湛蓝的天空。
　　曾几何时，蒋介石一面在演出“和谈”和“换马”的滑稽戏，一面在长江布防，梦想凭借天险同共产党唱一曲“南北朝”哩。
　　长江历来是用兵的险地，江面宽阔，白浪滔滔。蒋介石与他的高级将领们认为：“天险”再加上70万大军和占绝对优势的美式飞机、大炮、兵舰，能够维系半壁江山。
　　国民党虽有70万军队可以用于长江防线，但需要设防的长江正面有1800余km，在这么宽大的正面上，听起来似乎庞大的70万大军其实是根本不够使用的，蒋介石只好进行所谓的重点防守，把绝大部分的兵力直接配置在江南沿岸一线。而蒋军占有优势的空军在夜间难以发挥作用，其海军的舰艇在长江上游弋又受到我军北岸炮火的威胁。国民党凭借天险组成的“立体防线”，事实上并非“固若金汤”。蒋介石又一次过高地估计了他无能的军队。
　　国民党的长江防线分为东、西两个地区。汤恩伯的45万人马在上海至湖口814km沿江地段及浙赣线以北地区布防。白崇禧的25万大军在湖口至宜昌998km沿江地段以及长沙、南昌以北地区布防。其总兵力约70万人，舰艇178艘，飞机230余架。
　　在国民党军队加紧江防的同时，人民解放军也在加紧进行渡江准备。毛泽东的口号是：“将革命进行到底！”
　　2月11日，中央军委决定：由曾经指挥淮海战役的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五人组成的总前委，在渡江作战中行使领导军事及作战的职权。
　　1949年4月20日，在中国、在亚洲，在全世界都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当夜8时，长江北岸在水面上待命的大小船只，像离弦利箭直向江南射去。中路大军突击开始了。
　　在夜幕的掩护下，一个小时后，人民解放军先头部队占领了鲫鱼洲、紫沙洲、闻新洲等江心洲。接着大部队强渡长江。
　　夜幕中的百里江面上，数千只木船竞渡。炮弹爆炸掀起的根根水柱，在敌人探照灯的光柱横扫之下，跌落下来，像一朵朵巨大的水花。从江北看去，每只船后挂着的红色小指示灯，如火光点点。整个渡江的场面宏伟壮观，激动人心。
　　第九兵团两个军在鲁港至获港间渡江，至21日拂晓，第九兵团已有7个师19个团到达南岸，并继续向敌纵深楔入，后续部队于白天陆续渡江。
　　先头突击团“济南第一团”抢在最前面，他们乘的全是10吨以下的小船，江流把小船打得左右摇摆。直打旋旋。船工们冒着弹雨划船掌舵，像我们的战士一样镇定自如。为了加速航渡，船上的战士们用铁锹、木棍等各种工具奋力划着。船被打漏了，就把水掏出去；船被炸翻了，就利用简易渡河器材泅渡过去；人负伤了，也拼命坚守在自己的岗位。突击船队一靠近南岸，我军指战员就迎着敌人的火力，跳下水向岸上冲击，只几分钟就登上了江南大地。
　　随后，所有突击师和团，紧靠在这个团左侧的各部队立即起渡，加入这翻江倒海的行动，大江喧嚣沸腾，被英雄的人民解放军搅翻了。
　　至21日，中集团攻占了铜陵、顺安、繁昌、峨桥等地，并乘胜向纵深发展进攻，中集团突破敌江防后，国军全线震动，其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于21日赶赴芜湖布置堵击，但已无济于事，国军所谓的钢铁江防已被共军拦腰斩断。
　　当日晚，粟裕、张震指挥下的东集团分别在两处地段实行强渡，一处是张黄港至龙窝口镇之间，另一处是口岸、三江营和京口之间，直接威胁南京和攻击汤恩伯的重点防御地带。
　　刘伯承亲自指挥的西集团面对的敌人是刘汝明的第8兵团。根据敌人的特点，刘伯承决定：第五兵团司令杨勇、政委苏振华部在望江到大渡口之间突破；第三兵团司令陈锡联、政委谢富治部在大渡口至乌沙问之间突破；第四兵团司令兼政委陈赓部在彭泽至马当之间渡江，切断白崇禧集团与汤恩伯集团的联系，保证我军渡江部队的翼侧安全。
　　主突方向上第五兵团的第一梯队，以四个营为突击队，首夺香山、黄山，巩固滩头阵地，歼灭江防之敌，接应主力渡江。
　　21日19时30分，一颗红色信号弹划破夜空，我军大炮开始射击，战船疾驰南岸。冲在最前面的是三连连长带领战船在毫无遮蔽的江面上，冒着弹雨飞速前进，冲过了敌人用火焰喷射器在水面上造成的烈火。当船离敌只有四五十米时，成了敌人集中攻击的目标，枪弹、手榴弹铺天盖地地朝这只飘着红旗的小船打来。排长头部中弹牺牲，班长、副班长也都负了伤，小船被炸了几个洞，堵也堵不住，慢慢往几丈深的江水中下沉。水手赵强不顾自身的伤痛，将一根绳子拴在腰上，跳下江水，冒着枪林弹雨，游到南岸，他用尽全力，才把船拉到江边。连长立即第一个跳下船，带领4班猛扑江边地堡。此后，突击的船只相继登陆，炸掉敌人的一个个地堡，一口气夺占了整个香山。
　　第五兵团另一个第一梯队也于21日黄昏发起渡江突击。20时50分，西集团主要方向上的突击获得成功。
　　4月22日，西起湖口，东至江阴，千余里江面上，万船竞渡，我强大的人民解放军遵照毛主席、朱总司令的命令，浩浩荡荡地开过长江。各兵团的后续梯队、炮兵部队；后勤保障人员争相登船，大小船只来往穿梭于长江南北之间，从西向东喧嚣的长江急流，被从北向南人流的喧嚣掩盖下去。
　　蒋介石苦心经营三个半月的长江防线犹如一道沙堤，在解放军潮水拍打之下，迅速崩溃，国民党军队一触即溃，四散奔逃。
　　面对如此惨重的败局，蒋介石回天乏术，汤恩伯气急败坏，白崇禧按兵不动，其他国民党将领只好听天由命。
　　在百万大军过江。封锁了长江出口的军事压力和我北岸炮火的威胁之下，国民党海军第二舰队少将司令林遵率舰艇25艘于23日在南京东北江面起义。同日，又有21艘国民党海军舰艇在镇江江面向人民解放军投降。
　　4月23日，十兵团已经切断了南京与上海的联系，南京成了一座孤城。23日晚，人民解放军一部从浦口渡江，至24日凌晨3时，占领伪总统府，从此宣告国民党反动政府的统治结束了。
　　至此，人民解放军。已完成战役突破，东、中、西三个集团已展开于长江以南，并深入国军防御纵深30至70km，夺取了无锡、常州、镇江、南京、芜湖、铜陵等一大批城市和广大的地区，为下一步追歼逃敌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百万雄师过大江，的确是革命战争史上最为壮观的一幕。
　　同样令人赞叹的是，在炮火连天的渡江战场，刘伯承仍然从容自若，译著不辍，到1949年毛月，当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汇集江北，准备冒雨渡长江的前夜，刘伯承又完成了《论苏军对筑城地带的突破》和《苏军加强的步兵团对阵地防御的突破》两文的编译工作，并在两文合集出版对写了一篇编译前言。其中，深藏着人民军队克敌制胜的秘诀。
　　在编译前言中，刘伯承首先简要地回顾和分析了我军在中原大战前后的战略形势。文中写道；
　　“在全国人民解放战争的协同互助之中，我们南线解放军自1947年7月在鲁西南实施战略突破，粉碎了蒋介石钳形的重点进攻起，以迄1949年1月完成淮海战役又粉碎了他在黄河、长江之间的战略防御为止，借用一句老话来说，这一时期的战局，可谓冲原逐鹿’，而鹿竟死于南线解放军之手了。
　　在这一时期，南线解放军在实现战略突破之时，即布成品字阵势：先头一军突入到长江北岸，依托大别山（包括江汉、桐柏山）作战。左后一军突入到豫东，依托山东作战，右后一军突入到豫南，依托伏牛山作战，这三军在布成品字阵势之后，通常互为犄角作向心的机动以突击敌人，其协同动作的密切，随着不断的胜利而日甚一日，以至最后会合一个战场完成了淮海战役。
　　在这一时期，自1947年9月至1948年3月，我们主要是繁殖游击战争，扩展战地面积，而配合以分遣与集结的运动线，遂奠定了品字阵势的基地。自4月至7月，我们野战军主要是宽大机动，实施分适与集结的运动战，而配合以阵地战，不断地歼灭敌人，而以开封与睢县杞县之捷为甚。此时曾先后攻克洛阳、开封、襄阳等重镇，使蒋介石中原重兵陷于僵局。自1948年9月至1949年1月，我们野战军主要是作阵地战而配合以运动战，从秋季攻势攻克济南、郑州直到完成整个淮海战役的大歼灭战，遂彻底粉碎了蒋介石黄河、长江之间的战略防御。在这一时期敌人通常是固守几个战略要点，而以重兵监视我军动静盯梢应援；故我军的进攻无论重点放在打守敌或打援敌，甚或在援敌变为守敌而适机转移重点时，都必须同时对守援两敌作战，而且是对大援敌作战，然而在淮海、平津、太原、大同诸战役以后，蒋介石如在中原战地这样的防御与这样的大援，可以说是没有了。”
　　接着，刘伯承以深邃的战略眼光和简练的笔触，描述了蒋介石的长江防线，指出：国民党的“长江布防，有所谓‘直接配合’，即将其主力直接配备于长江南岸；有所谓‘前进配备’，即将其主力前出于长江以北广大地区作战；有所谓‘后退配备’，即以一部配备于长江两岸要点。强化侦察，而以主力分别配备于南岸纵深的机动地点，在判明我军主攻方向时，即抓住我渡江的困难，适机出击，蒋介石长江防御的前进配备：大而言之，即其在黄河、长江之间的防御；小而言之，即其经常叫嚣的‘守江必固淮’，这些都因淮海战役基干兵力的丧失而无法实施，其后退配备，也因兵力少，江防宽，与南岸交通困难而不能作，如此，他就不能不着重于‘直接配备’，但还是因兵力少而不容易作了。汉口以下长达二千余里的江防线及其必要的纵深配备，太费兵力了，在长江向北鼓出的突出部，如汉口、浦口等要点，也各只有两个基干军的机动兵力，遂使这样漫长的江防线，成为一条不能动弹的‘死蛇阵’，任人横斩。如其一处被斩断，则全线震撼，江防舰队在北岸没有掩护、航线极受限制的条件之下，到处易遭短兵炮火的袭击，也不易起撞沉木船的作用。特别是蒋介石发动卖国独裁反人民的内战，到了现在阶段，士气越发不振，守备越发困难了。”
　　由上可见，在战略上刘伯承对蒋介石辈视如草芥，不屑一顾。但在具体的战法上，却思之极深，虑之极远。对于即将到来的渡江战役，刘伯承是十分谨慎的。长江是我国第一大河流，水深流急，一泻千里，下游江面宽达2000余米。从北岸向南远远看去，碧波滔滔，茫茫一片。从军事上看，长江确是一大天然障碍。我国从公元420年东晋灭亡后到公元589年隋统一前170年间的“南北朝”，就是以长江为界南北对峙的。
　　此时刘邓大军已改称为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刘伯承被任命为司令员，邓小平任政委。二野部队也由淮海大战后的10万人扩充到20余万人，并补充了大量装备、弹药，然而，没有铁甲船，更没有海军、空军，尤其是大批北方战士不习水性，其困难是可想而知的。
　　刘伯承指出：“虽然如此，我们决不可轻敌松懈，而应上下一致，兢兢业业地部署渡江作战，而渡江又是作战的关键，这对我们北方部队来说，尤不可马虎从事。此时各部队战斗准备的工作：必须善于搜集船只；善于组织部队作战斗渡江的演习；善于侦察南岸敌人的防御配备，进行精细的研究，力求在宽大正面同时渡江的情况之下，针对敌人的弱点作出重点突击的部署；善于组织集中的炮火以支援渡江的步兵，使其不遭到敌人舰队、炮兵和坦克的阻碍；而步兵则在渡江之后除以一部占领要点，扩大突破地段，接应友邻登陆之外，其主力尤应乘破竹之势，放胆向指定地点深入，挺进贯穿敌人纵深，施行迂回，截敌退路而克歼之，切不可为中途残敌（或掩护队）所逗留。这些残敌，只能由后梯队派一部兵力肃清或封锁之。各部队在挺进攻击中，应有伴随炮兵大量发扬飞雷与爆炸的威力，这里有些是我们前年渡黄河作战的经验，我们必须进一步发扬之，不可故步自封。”
　　这些文字都是用兵的奥秘，致胜的方略。在编译前言中刘伯承还以点睛之笔扼要地介绍了原著的精华。他写道：
　　“《论苏军对筑城地带的突破》这本小册子，极嘉许从两个方向施行向心的钳形突击，而列之为突破防御地带最有利的样式。但欲使这种钳形突击获得成功，必须预有准备：首先就是主要突击方向的选定，其次就是担任突破的主力的组成，这二者如能及时准备妥当，即可以发展连续挺进的攻势而收得破竹之效率。我们经常提倡‘只打有把握有准备的仗，不打无把握无准备的仗’，其意在此。”
　　根据40年代末期，我军武器装备及其作战方式的新变化，刘伯承指出：“现代战斗的权威就是火力，而炮兵的火力就是掩护步兵突击获得成功。我们在突破纵深阵地的战斗中，必须在每一阶段完成每一任务时尽量造成火力的优势。各种炮兵有组织的而互相联系的射击，与飞雷发扬最高密度的一齐发射作用极大。无论炮兵如何发扬强烈的火力，都要适应步兵的要求，而善于结合步兵战斗队形内的伴随炮兵精确的射击，才能获得重大的效果。我们一看《苏军加强的步兵团对阵地防御的突破》小册子上载的炮火组织要图，即可以窥见炮火组织工作的一斑。
　　在筑城地带，尤其是街市中施行冲锋的突击集群，其兵力约一连，内有火力组，由重机关枪，小炮编成的，用来掩护射击者；也有爆炸组，由一两个班编成的（爆炸组内再分小组，每小组以二三人编成之），用来直接排除障碍；也有突击组，由一个排编成的，用来施行冲锋者；也有支援组，由一排至四个班编成的，用来支援冲锋者。此外还有小型的突击集群，即仅以步枪手分编为爆炸组、作业组和突击组三者而结合为一个突击集群。这样若干的小型突击集群，应作梯次配备以便于在相关的炮兵、机关枪火力掩护与飞雷爆炸之下轮番突击。”
　　在编译《论苏军对筑城地带的突破》一书的同时。刘伯承还翻译了《苏军加强的步兵团对阵地防御的突破》。供部队训练参考。此外，还亲自拟写了《渡江作战之研究》、《敌前渡河战术指导》、《渡江战术注意事项》、《第二野战军渡江作战基本命令》等，作为教材和指示印发部队。刘伯承很有预见性地指出：“敌人主要是扼守长江。只要我军渡江成功，无论敌人如何处置，战局的发展都将发生于我有利的变化，并有可能演变成敌人全部混乱的局面。故渡江战斗乃为京、沪、杭战役重大关键。我野战军当前江防之敌（刘汝明）较弱，又为蒋桂两系的结合部，而我军态势则处于蒋匪的侧背，成为有利的渡江突击方向。”此时，他已胸有成竹，决心当渡江战役打响，即以三个兵团并列于贵池至马档间宽约200华里的正面，同时选定安庆东西地段为重点实施突破。刘伯承的这一系列军事见解和周密的作战部署，描绘了一幅渡江战役胜利的蓝图。
　　在突破国民党长江防线之后，溃退的国民党军队又企图在皖浙山区顽抗，以迟滞我军行动，掩护其主力在浙赣线上构成新的防线。对国民党的这一举动，刘伯承早有预见，他和邓小平即按中央新的部署，改变原作战方向，率领第二野战军勇猛穿插于贵溪、上饶、徽州，直指浙赣路进贡一义乌一线，以达到隔断蒋、桂两系军队的联系和迂回蒋军侧背的目的。二野指战员以英勇顽强、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的精神，连克丽水、青田、左田、南平等重要城镇，直逼闽江、赣江，为配合三野和四野进军创造了有利条件；到1949年春末夏初，二野在整个渡江战役中，共歼灭国民党军10余万人，解放了安庆、金华、上饶等80多座城市，以及皖南、浙西、闽北、赣东北等广大地区。
　　此时此刻，刘伯承是中国人民的第一任南京市市长兼中共南京市委书记，同时又担负着南京市军管会主任的重担。
　　南京是国民党反动政府的首都，蒋介石集团曾在这里盘踞了22年之久。当国民党的达官贵人纷纷逃往台湾、香港后，这里成了国民党潜伏特务、黑社会分子的巢穴。南京市政局混乱，经济萧条，市民生活非常困难。面对这样一座“京城”，任务的艰巨性是可以想见的。刘伯承既要为金陵城的工业生产，数百万人民的生活和社会治安操心费力，又要制定解放大军继续南下的作战方略。每天，他依然戴着那副老花镜伏案工作。有变化的只是往日的油灯变成电灯，手中的“金不换”变成了“美龄专用”的“湖州小楷”。因为“第一夫人”已溜到台湾去了，来不及带走的文房四宝就成了刘伯承的战利品。
　　战争不断取得胜利，对军事理论的研究刘伯承也没有懈怠。这一天，刘伯承又将几份译稿的校字工作交给作战处参谋戴定霖。
　　刘伯承郑重地对戴参谋说：“国民党的长江防线虽然崩溃了，但蒋介石及其死硬分子，还会高筑深垒，死守南方的一些大、中城市。下一阶段，部队还要打许多大仗、苦仗、恶仗。要逐一攻克各城，突破各防御地带，任务是相当艰巨的。常言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两本小册子所体现的军事思想及其战役战术观点，尤其是‘对筑城地带的突破’，‘对阵地防御的突破’等章节，对我军今后进行城市攻坚作战是有借鉴作用的。所以，我想把它尽快印出来，发到部队。”
　　稍停一会儿，刘伯承又指着稿了语重心长地说：“这些稿子是在战争间隙里插空子翻译的，有的内容是直译，有的篇章是意译。由于我的事情较多，只能断断续续地赶，拖了一段时间，可能有些地方不够仔细，译得不准确。请你帮忙把关。你是做参谋工作的，应该知道：军事文章，一定要做到用语准确，概念清楚，千万马虎不得。否则，是要误人子弟，甚至要死人的啊。”刘伯承又叮嘱说：“请你把译稿拿回去看一看，仔细校订一下。有什么问题，你提出意见，我们再研究……”
　　回到机关，戴定霖开始校订译文。摆在他面前的厚厚一摞稿纸，每一页上都是整齐、清秀的蝇头小楷。用红笔、蓝笔改动的痕迹随处可见。刘伯承严谨治学的精神，深深地感动了戴参谋。他决心尽最大的努力，将编译稿校订好，以便早日问世。
　　江南的初春，景致十分迷人。然而，身负重任的戴参谋却无暇外出。一连二十多天，他昼夜加班，终于将译稿校订完毕。
　　1949年5月上旬，刘伯承接过这部校订好的稿子以后，又坐到办公桌前，聚精会神地再次审阅校读。凡是他认为满意的地方，当即表示：“好！就这样，不必再动了。”凡是他感到有疑问的地方，就向戴参谋问明情由，然后亲笔改正。
　　在全部审改完毕之后，刘伯承满脸喜色地站起来说：“好啦，我看可以了，拿去复印罢。”
　　戴参谋收拾好文稿，刘伯承又认真地说：“这两本小册子是在渡江之前译出来的。那时也写过前言，从尊重历史起见，我的意见还是用4月1日这个时间落款。正文可以先送印，待我抽个时间再补个序言罢。”
　　随后，刘伯承又叮咛了一次：“复印之前你再过过目，有什么意见，尽快告诉我。”
　　戴参谋将译稿带回，又征求了其他几位同志的意见，随即再次到刘伯承处汇报，并建议在两篇译文之后，把标志苏军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实施合围钳形攻势的三个要图附上；把晋冀鲁豫野战军敌前渡河战术指导、中原野战军的一个工作指示和第二野战军的渡江战术指示，一并附在后面。刘伯承听后，欣然表示同意。
　　在编译稿复印前后的一个多月时间里，刘伯承先后写了几封亲笔信，对各篇文章、资料、要图的编排顺序，各部分标题、正文所用字体、字号，书的印数以及发行的办法等等，一一作了具体、明确的指示。
　　1949年6月23日，刘伯承致函戴定霖，函称：
　　“那本小册子望依：
　　（一）论苏军对筑城地带的突破；
　　（二伽强团的作业；
　　（三）渡黄河指导；
　　（四）渡长江战术注意事项。
　　这样的次序排印，先印好本文，后印序言。所差者只是我要写的序言，这我在四天后抽空写。”
　　7月14日，刘伯承又发一函给戴定霖：
　　“望你将军事杂志（载斯大林格勒钳形攻势图者）和论苏军合围钳形攻势两书给我一看，因求其准确的校对，以免读者误解，必须如此。”
　　7月27日，刘伯承再发一函：
　　“要图即照你所定四号（字）定作标题那样去印。
　　序言明天后即可写。
　　你打算印多少份？除本野（战军）外还可给样本于军委、军（政）大（学）、一、三、四野够了，多则浪费了。”
　　1949年8月初，刘伯承在百忙中补写了“编译前言”，他在文中记述道：
　　“这两本小册子经由参谋戴定霖同志校字、绘图并由他转载《苏军在斯大林格勒举行的合围钳形攻势要图》与收集本野战军渡河与渡江的两个战术指示（《敌前渡河战术指导》、《关于渡江战术注意事项指示》）与一个指挥工作指示（《关于中原野战军四个月指挥工作的指示》附于篇末，以便利读者在阵中研究。”
　　刘伯承在《论苏军对筑城地带的突破》一书中指出：在战争中，进攻手段与防御手段是互相推动着的。防御者对于进攻者的每一战斗动作和方法都要提出自己对抗的动作和方法，因而迫使进攻者不能不另外去选择新的战斗方法而运用新的动作。
　　两次世界大战的经验证明，现代防御的发展是从支撑点和抵抗枢纽部的“重点防御”走向连续堑壕体系的“绵亘正面的防御”。为保障绵亘正面起见，作战军在作战地的纵深内，首先就利用其天然地区和广大居民地准备了防御地带。例如德国军队还在德业普尔防御之时，他就在那后方的伯列仁、西布格、南布格诸河岸，德业斯特尔、维斯列、业马里，甚至在德国东境也都构筑了防御阵地。
　　一般说来，在作战地构筑防御工事，无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或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都是梯次配置数列防御地带，这些防御地带前后的距离是15到50km，并且还在各个居民地构筑防御工事。
　　刘伯承认为，军队在梯次防御地带的部署，应根据其兵力的大小与战役情况如何而决定之。依在苏德战线上战争的进程来说，大体可以看到防御的趋势，防御者自然以主力配置于基本防御地带，而以兵力的一部分配置于第二防御地带，在较重要的方向则集中有快速军队。防御战役就是在基本防御地带上顽强进行之，而有时也在第二防御地带上进行的。在顽强防御之后，即以战役预备队的反突击恢复其绵亘正面的阵地。
　　刘伯承在编译稿中指出，现代防御手段之所以能发展到如此地步，主要是由于军队众多、火器进步、陆军快速力的增强和空军的壮大等。这些因素即确定了防御的战斗与战役进行的手段。军队的众多就可以使进攻者在其所能到达的任何方向施行进攻，因而也使防御者不能不构成绵亘的防御正面。火器的进步不仅能大量运用火力的进攻，而且在防御时也能构成连续的火控地带，也就是使防御者能以少数的兵力完成防御任务。陆军快速力的增强与由此而产生的跟踪追击的能力。遂使退却的军队和调到的预备队不能不适时构筑抵抗阵地。至于火力，除有炮兵的猛射远射的威力外，还有空军的壮大迫使防御者不能把军队集结配置，甚至不能把小部队集结配置，于是，堑壕体系就成为步兵最便利的阵地。
　　编译稿分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防御手段发展的主要因素，指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尤其是在苏联卫国战争中，火器的数量和质量不断地提高，军队力求摩托化、飞机大批使用与炸药普遍爆破，这些因素的发展，防御战斗的组织和实施不得不发展许多新的手段。为免遭火炮和迫击炮等的歼灭射击起见，德军就把步兵撤到第二道堑壕甚或撤到第二列阵地组织抵抗。这样一来，防御前沿实际上已转到纵深或转到预先构筑的阵地去了。
　　从现代武器装备的发展，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就是：现代火器的威力足以使防御者不能扼守前沿，如果前沿业已被进攻者观察之时，因此，在将来战争中必然会发明足以掩蔽前沿使其不被进攻者观察和射击的各种手段。进攻者推动火器的进步，主要是运用来施行大量的火力突击与增强自行炮兵与坦克所装备的火力。而防御者则加强防坦克的炮兵的质量和数量以抗击之，其战士也装备有各种防坦克的火器和自动枪而强化其单个的火力。这种单个火力的强化，尤其是防坦克火器的强化，在将来的战争中成为不可不估计的因素。
　　刘伯承在叙述现代防御手段发展的状况时强调了如下几点：
　　“其一、多数地带，多数阵地和多数堑壕；
　　其二、人工障碍物尤其是爆破之威力与数量的增大；
　　其三、单个火器特别是防坦克火器之威力与数量的增大；
　　其四、远射火力的强化及其数量的增多；。
　　其五、防御者运用快速军队（坦克与自行炮兵）在防御地带内的机动；
　　其六、运用快速军队迅速构成防御地区。”
　　刘伯承的这部编译作品的重点是对筑城地带突破的研究。他在书中对比分析了第一、二两次世界大战突破筑城地带的战例。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许多战役对坚固阵地的突破很少成功，或者完全不成功，其主要原因在于防守一方能及时调来预备队恢复其抵抗的态势。然而苏军在卫国战争中对筑城地带的突破，却创造了许多成功的战例。成功的关键在于采取什么样的突破样式。“任何战役的成功，首先确定于进攻者在主要突击方向集中有优势的兵力。如果在突破地段能使防御者不易调兵恢复其抵抗的态势，那就成为很好的突破样式。突破的本身仅只是进攻战役开始的步骤。因此，突破的样式必然是能够保障突破后的进展。在特续的战斗和战役的条件之下，军队兵器与资材的供给有特别重大的意义。”
　　对采取何种突破样式的问题，刘伯承根据苏联军事学者的观点心综合得出了下述结论：
　　“其一、从两个方向施行向心的钳形突击，应成为突破防御地带最有利的样式。
　　其二、突破应使用强大兵团，基本上是集团军，在十至十五km的正面上施行之；
　　其三、但是在辅助的进攻方向也可以较小的兵力在较窄的正面上施行突破。有时即使在主要的进攻方向，然而受到地形复杂的限制（例如山地，森林和湖沼等地域），也不能不使用若干较小的部队在几个较窄的地段上施行突破。在这样的场合，就必须使各个突破口赶快会合起来而成为一个宽大正面的总的突破口。”
　　该书还以相当篇幅介绍了突破筑城地带时的冲锋手段、纵深的进攻战役的基本原则、进攻军队的战斗队形等等。最后，强调了进攻战役中协同动作的极端重要性，指出：“在现代的战斗和战役中欲以最小的牺牲获得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必须各兵种联合努力。各兵种参加战斗的兵力若干，必须根据具体的情况来决定。而情况如何演进，则必须研究之，作出正确的判断。每一兵种所逐行的任务，都应适合于它战斗的性能。各兵种联合努力的原则，必须贯穿到组织各兵种。各部队。各兵团及其内部各分队等的协同动作之中。”
　　当人们大致了解到《论苏军对筑城地带的突破》的内容梗概时。必将更加理解刘伯承亲自编译这部书和亲自抓该书出版工作的深刻用意。因为，挥兵大西南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非常有意思的是，刘伯承在这一段时间所拟的电文、命令。所圈点、润色的译校稿，都是借用了“总统府”的“湖州小楷”，笔杆上刻着以下的字样：“美龄用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