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伯承进了重庆，当上了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西南区管辖了差不多半个中国，按当时的区划有云南、贵州、西康、川北、川南、川西、川东等7个省区，实际上还有西藏方面。
　　根据中央的指示和西甫局的决定，刘伯承采取了军队“分区包干”的办法，即将一定建制的部队，固定在一定地区，在同级党委领导下，负责城市接管和农村工作，建立党的组织，建立政权，发动群众，建立工会、农会和其他民众团体。建立军区、军分区和人民武装力量。肃清土匪，征收公粮，帮助春耕，恢复和发展生产。
　　国民党反动派及其残余势力，到处放风说：“刘伯承是老川军，这回要在西南称王了！”
　　反动报纸经常放出“刘伯承欲当西南王”的谣言。
　　刘伯承原在川军的旧部、旧同僚，纷至沓来，名谓“寒暄”、“叙旧”，有不少是想谋求官职的。故乡开县赵家场，来人更是络绎不绝。在亲人们眼中，“刘主席”不就是当年的“西南壬”嘛，该是荣归故里，光宗耀祖。该是呼风唤雨，喊什么有什么，怎么叫怎么灵光。比如，修修公馆，祭祭祖坟，安排亲友的一官半职，该是举手之劳的小事。甚而至于手也不必举，只需说句话，吩咐一下便可以的小事。
　　且慢！这类事刘主席一概不办。为此，亲戚朋友把他看作不近人情的主席。
　　1981年冬，笔者在重庆市一处普通居民楼的一层，访问了刘叔禹老先生，当时刘老先生年过八旬，且体弱多病。他的病榻前摆放着刘伯承的一幅瓷碟像，几件陈旧的家具同刘老先生一样经历了若干岁月。老人只能嗫嚅地讲出：“喔喔，大哥，北……京，来……人。坐、坐、坐……”
　　其余的话，只能由其夫人周林女士代替了。周林是有名的烈性女子，当年为了同刘叔禹结合，居然断指表示决心。周林告诉笔者，叔禹是刘帅最亲密的胞弟，早年就被刘帅带在身边，在旧川军中当过文书、军需，不离左右。后到上海等地经营药材生意，赚了钱资助刘帅的革命活动。1935年遵义会议后，陈云代表中央到共产国际汇报；就是刘帅写信告诉刘叔禹安排接待、掩护、转运工作的。
　　“大哥（他们这样称呼刘帅）从不安插私人。刚解放时，我们也算小资本家，吃了一些苦头。我们找过大哥。大哥说，他是党的兵，不是西南王。他是人民的儿子，不是拥兵自重的旧军阀。碰了钉子，我们再也不敢找。”周林坦诚地说：“共产党这么正，大哥这么正，我们不能去抹灰，靠自己干，最后退休，叔禹也只是冰棍厂的老工人。但是，我们心里安逸得很，没有再给大哥添麻烦，没有给共产党抹黑。”
　　回到北京后20来天，笔者收到重庆的来信，得知刘叔禹老先生已经过世，他去得很平静、很安详，最后的话是：“大哥……来……人……看我……了……”
　　在一般人看来，堂堂西南军政委员会的主席，办几件私事是小事一桩。但在刘伯承看来，却是与党风、党纪相关的大事，至今在重庆还流传着刘主席“不近人情”的小故事。
　　一天下午，刘伯承正在办公室批阅文件。
　　“叮……”清脆的电话铃响了起来。刘伯承拿起听筒，里面传来了夫人汪荣华的声音。
　　“有件事想和你商量商量。”汪荣华的口气十分谦和。
　　“什么事。”刘伯承的声调有些严肃。因为一般情况下，老伴从不在办公时间打搅他。今天她打来电话，肯定是要他办什么事。
　　她犹豫了一下，嗫嚅地说：“太行今天回来了，他和媳妇子商量好了，近日要结婚，现在没有房子。他们说，咱们的一间储藏室能不能腾出来，让他们暂住一段时间。等有了房，他们再搬走。”汪荣华一口气说完了。
　　“不行，咱们早就定好了的，孩子工作了，结婚一律在外面，不准在家。太行是老大，不能带这个头。”刘伯承十分坚决地回答。
　　汪荣华放下电话，不由得想起一些往事、
　　那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她生了第一个孩子。当时，刘伯承正率领八路军一二九师在太行山一带开展敌后游击战争，抗击穷凶极恶的日本侵略军。当地人民群众被充分发动起来，出现了“母亲送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的抗日高潮。想起这一幅幅壮丽的图景，刘伯承同志兴奋地说：“就叫太行──刘太行。”太行，多好的名字啊，厚他像太行山一样高高耸立，威武不屈；像太行山一样，永远生活在中华民族的怀抱。
　　转眼到了1946年，太行渐渐长大了，刘伯承亲自教他认字、写字、学算术，给他讲革命道理。可是，当时刘伯承担任着晋冀鲁豫军区的司令员，要管的事情多着呐，工作是非常繁忙的；再说，孩子长大了，也该上学了呀，上个什么学校呢？
　　有一天晚饭后，夫妇俩带着太行在郊外散步，一边让儿子观看日落和晚霞，一边给他讲“夸父追日”的神话故事及其中的科学常识。他们走着、谈着，迎面碰到了任白戈。他很有礼貌地给刘伯承司令员行军礼，接着就攀谈起来。
　　任白戈看着刘太行天真活泼的样子，关心地问道：“啊，太行长得这么大了呀。上学了没有？”
　　“还没有呐，现在是靠我自己教，这样对孩子很不好，加上我们的工作又忙，常常顾不过来。”刘伯承回答着。他知道任白戈有一个孩子在地方上的学校念书，就向他打听说：“白戈同志，你孩子上的那个学校怎么样？”
　　任白戈说：“学校容纳的孩子太多，设备不太好，加上部队里的孩子跟老乡的孩子习惯不大一样，因此，我的孩子常常赖着不肯去哩。”讲完以后、任白戈又提出建议说：“我们部队是否设立一个干部子弟学校呢？”
　　“嗯──”刘伯承同志听后沉默了一会儿，接着说：“不过，我对于干部子弟学校的教育成果，还抱着一点怀疑。当然，这也没有考虑成熟。”
　　讲到这里，他不由得摸了一下孩子的头，沉思地说：“据我看，子弟学校容易发生一种偏向。在这个学校里，小孩子的头脑里很容易反映出部队的等级思想；这个是司令员的孩子，那个是旅长的孩子，这个是团长的孩子，产生了不必要的对比。这对孩子的纯洁思想是有害处的。据一位同志讲，他在苏联的时候。听说斯大林同志的孩子在上学时，就不让老师知道他的父亲是斯大林，也不让别人知道他是斯大林的儿子，以免在人们的头脑中产生一种特殊感。”
　　稍停了一会儿，刘伯承又说：“在老百姓学校里读书。可以了解一些群众生活，就是受些别的孩子的闲气，对他们将来也有好处。你们看，毛主席的孩子就跟着劳动模范吴满有一起种田哩！”接着。又对办子弟小学校表示了自己的担心：“真的，我怕小孩子幼年时养尊处优，反倒害了他们的一生。”
　　任白戈听了这一番话，连连点头，并深有感触地说：“刘司令员关心后一代，是为了让他们不要忘掉劳动人民的本色啊！”
　　刘太行是个懂事的孩子，他在一旁听着，觉得爸爸讲得很有道理。回到家，他就向爸爸妈妈表示：“爸爸妈妈，让我同老乡的孩子一起念书吧。”
　　“太行，你真是个懂事的好孩子，跟老乡的孩子在一起很好啊，可以了解民间生活的艰苦，可以学到很多东西。”刘伯承高兴地抱住太行，亲切地对他说：“要知道，你爸爸、妈妈在小时候都是穷孩子。家里就是吃苞米，红苕糠菜要当半年粮呐，读点书就更不容易啦。眼下，正是艰苦的时候，我们要永远和人民在一起。‘太行’要像太行山一样，长在群众的怀抱里。”
　　不久，刘太行就高高兴兴地背着小书包，到武安县一个小学念书去了。他和普通的农村孩子一样，坐在破旧、简陋的课堂里。课桌是用土砖搭起来的，只有很少几张是早已破损的木桌子。坐的椅子全是石头块和上砖堆成的。上面垫了些木板或麦秸秆。
　　开学的时候，学校的老师对大家说：“伺学们，我们的国家正处在十分紧要的关头，共产党领导人民开展反蒋独裁的斗争。在我们太行山，刘伯承将军带领队伍，天天都在前方打仗、流血，保卫解放区。今天，我们坐在这里念书是很不容易的。大家要发愤学习，力求进步。”
　　刘太行细心地听着，他联想到爸爸正在前方指挥作战，千千万万个解放军叔叔正在火线上英勇杀敌，他暗暗下了决心：要牢记爸爸的话，好好读书，争取进步。
　　刘太行说到做到，他和穷苦同学一样穿着粗布衣，吃一样的饭食。上课的时候，他坐得端端正正，认真听课，遵守课堂纪律，一点儿也不闹“特殊”。下课了，他和大家一起玩捉迷藏、老鹰抓小鸡、打“老蒋”等游戏。有时候，同学之间难免发生一些小别扭，但刘太行从不斗气，更不因自己是司令员的儿子而盛气凌人，强词夺理。
　　由于刘太行牢记爸爸的教导，严于要求自己，一直和同学们相处得很好，学习成绩也很出色，但老师和同学们谁也不知道他是刘伯承的儿子。
　　刘太行读书的地方是武安县，他爸爸的驻地在冶陶镇。两个地方相距20多里。平时，太行就寄住在学校和老乡家里，只有星期六下午才回家一趟。
　　每到星期六下午，刘伯承的警卫员申荣贵就骑着马，高兴地向武安县奔去。因为他和刘太行早就是一对亲密的好朋友啦。他趁着发信、送文件的机会，顺便把刘太行接回家去。
　　在回家的路上，他俩一起坐在马背上慢慢地走着，简直像小哥俩。一路上，太行滔滔不绝地谈起学校里有趣的事情，申荣贵听了乐得嘿嘿直笑。他听出来了，刘太行和同学们相处得很不错。不然，哪会有这么多动人的事咧。
　　太行讲完了，马上向申叔叔提出要求：“申叔叔，该你讲一讲啦，咱们部队最近又消灭了多少敌人？”
　　“甭提啦。”申荣贵眉飞色舞地说道：“刘司令员神机妙算，用兵如神，彻底粉碎了蒋介石的重点进攻……”
　　“申叔叔，我爸爸说的，不要老夸他。”刘太行插话。
　　“对，对。”经太行一提醒，申荣贵好象想起了什么，又接着说：“部队在陇海路、平汉路打了几个大胜仗，消灭了几万国民党军，真痛快极了……”
　　他们两个说笑不停，忽然，太行天真地说：“申叔叔，你当解放军真光荣，以后，你可不要看不起我呀？”
　　“哈……”申荣贵笑了起来，并反问道：“太行，你是司令员的儿子，是不是你看不起我哟？”
　　刘太行十分认真地说：“我爸爸也是做四人出来的，我对任何人都看得起。”
　　申荣贵又问道：“当真的？”
　　“不信，咱们俩拉勾、上吊！”太行表情严肃地回过头，伸出小拇指，一板一眼地说：“咱们永远做好朋友，谁要变，是小狗，你敢不敢？”
　　“好，说拉就拉。”看着太行纯真可爱的表情，申荣贵伸出信任的手，和刘太行紧紧地“拉勾、上吊”……
　　1948年的冬天，人民解放战争正进入最紧要的关头。刘伯承在前方指挥作战，汪荣华也到前方工作，就更顾不上孩子了，只好把刘太行留在华北军区。
　　有一天，当上了作战参谋的申荣贵到华北军区司令部取地图。忽然，他听到身后有人喊：“申叔叔！”
　　申荣贵回过头，看到一个又黑又瘦的小孩，满身还长着疮，差点没认出来。申荣贵不由得鼻子一酸，大声叫：“太行！”于是，紧紧地把太行搂在怀里。太行也紧紧抱住申叔叔的胳膊，眼泪扑簌簌地流出来。
　　“申叔叔，带我到前方去吧。”太行流着泪，恳求地说。
　　“不行啊，太行，前方战斗非常激烈，我已在华北军区工作，任务十分紧张。等打完仗再来看你。”申荣贵说着，也泪巴巴了：“把衣服换下来，我给你洗一洗，擦个澡吧……”
　　太行非常懂事地点点头。
　　申荣贵把衣服洗好，就和太行告别，到前线去了。申荣贵对战友们说：“为了解放全中国，刘司令员把全部精力都扑到前线去了。首长的孩子都这么艰苦，我们还有什么可说的！”
　　回想完这一段往事，汪荣华觉得内心平静多了。是啊，照一般人看，当了大官特殊一点，弄间房子，把长子的婚事办得体面些，似乎无可非议。可我们是共产党人，打天下是为人民，为大众，万万不可以谋私利。她微微一笑，对守候在身边的儿子摊了摊手，说：“没办法，我知道，说了你爸爸也不会同意的。真的，这是你爸爸定的家规，我却明知故问，这不碰了钉子！”
　　从小就在爸爸身边长大，经过风雨漂泊的儿子太行，并不生气。他本来想，爸爸妈妈的卧室、客厅自己是不能占用的。但储藏室又脏又黑，恐怕问题不大。结果，爸爸也不同意，这说明爸爸从严律己。国家处在刚刚恢复时期，高级领导干部的子女，也该自觉才是。于是，他主动做好未婚妻的工作，不在家里办喜事，另选了一处新址。一当时，一些跟随刘伯承多年的同志很不理解，在生活会上给他提了意见，说：“首长太不近人情，子女结婚是大事，暂住一下家中的储藏室都不让，太过份了吧。”
　　刘伯承笑着摆了摆手，说：“同志们，我先给大家讲个故事好吧。你们知道清朝的八旗子弟吗？他们都是些皇亲国戚、公子王孙。老一辈得江山后逐渐腐败起来，小一辈更是花天酒地，醉生梦死。他们有的提笼玩鸟，有的问柳寻花，有的吸食鸦片。即使其中有个把跻身仕林，也是如狼似虎，搜刮民脂民膏，搞得处处冤狱，遍地饿殍。大清王朝后期，腐败得不可收拾和这些‘败家子’有一定的关系。”
　　说到这里，刘伯承的话锋一转，说道：“我们是共产党人，我们的孩子是革命的后代，是国家的主人，也是普通的人。我的住房是国家给我的，供我学习办公之用，孩子成人之后，就是社会的一员。他们再住我的房子，就清理不通了，那只能说是靠我，靠军政委员会主席这个父亲，才有房子住，试问老百姓能行吗？什么叫特殊？这么办了就叫特殊，群众知道了，就不服你共产党的气，就不服你刘伯承的气，你说的话，鬼才会听。”
　　刘伯承坐镇大西南，虽日理万机，仍不忘深人民众，时常到工厂，到农村，到居民家，到起义将领的官邸，到朝天门码头，到两路口的集市……市民们到处都能看到刘主席的身影，人们奔走相告：
　　“伯承同志回来了！”
　　“刘将军同我们吃大锅咧！”
　　“刘主席还是爱摆龙门阵！”
　　“刘主席还是爱吃麻麻辣辣的油豆腐咧！”
　　同样的消息，传到了涪陵，传到了丰都，传到了四川西部大凉山的彝族区。在冕宁解放后，刘伯承即指示驻军到大凉山彝区去查找当年帮助过红军的小叶丹等人。小叶丹的妻子从山洞里取出珍藏的“中国彝民红军沽基支队”的红旗，并向亲人解放军含泪诉说了当年红军到彝区的情形。
　　那是1935年5月，红军在粉碎了国民党无数次的“追歼”、“堵击”之后，胜利到达西昌以北地区。大凉山上的冕宁城，像过节一样，响起了“噼噼啪啪”的鞭炮声，街里到处挂着红旗，贴着红绿纸写的标语：
　　“欢迎为民谋利益的红军！”
　　“拥护共产党！”
　　“红军万岁！”
　　红军先遣司令刘伯承和政委聂荣臻在民众的欢笑声中进入冕宁城。街上的民众，笑嘻嘻地拱手为礼，有的喊着：“官长先生辛苦、辛苦！”有几个年纪大些的在后面议论起来：“看，那就是打遍四川无敌手的刘伯承！”
　　“有人讲他是刘伯温转世，打仗百战百胜咧！”
　　“他带着红军先遣队，一路上谁也挡不住！”
　　“嗬，真厉害！”
　　红军进城以后，立即在我党地下工作人员的配合下，散发军粮救济穷苦人民，打开监牢放出大批“政治犯”，群众的情绪十分高涨。有几个彝族同胞，含着热泪，跪倒在刘伯承的面前，又是叩头，又是作揖，感思不尽。
　　刘伯承问：“他们犯了什么罪？为什么被抓进班房了？”
　　旁边的人说：“他们是彝族首领的子弟，被国民党反动政府抓来当人质的。”
　　刘伯承点了点头，愤慨地说：“反动派制造的民族隔阂，坑害了多少人啊。”并吩咐左右，让他们好好款待彝族同胞。
　　当时，军情十分紧迫。部队必须迅速通过从冕宁到擦罗这一带彝民居住的地区，然后到安顺场抢渡大渡河，可是，这条路很窄，很难走。特别是从菩萨同经铁囝囝稍箕湾这一段，几乎全是悬崖绝壁，路隘沟深，异常危险。尤其是历代反动派制造的民族隔阂，使当地彝民对汉人恨之入骨。要么见汉人便杀，要么剥光衣服赶下山。凉山一带被视为汉人的“禁区”、“绝地”。当年太平天国的石达开军，被清军逼迫得无路可走，陷入了这条险道。太平军经历千辛万苦，先头部队已冲到安顺场，但后尾部队却遭到冕宁杨总爷率领的杂色队伍的袭击，就这样，太平军连大渡河也没有来得及过，便全军覆没了。
　　作为红军先遣司令的刘伯承，深知自己肩上的责任。这半年多来，他奉党中央和军委的命令，带领红军先遣支队斩关夺隘，突破乌江、绕渡赤水、智取遵义、巧渡金沙江，为红军大部队杀开了一条血路。眼下，红军能不能通过彝族区，到安顺场抢渡大渡河，是关系到红军生死存亡的关键一仗。
　　在临时指挥所，刘伯承激动地对大家说：“同志们，国民党反动派想让我们变成第二个石达开，这是做梦！我们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我们能克服一切艰难险阻……”
　　正在这时，有人进来报告。“刚才我们到彝区的地界上了解情况，看到有十多个男女被彝民赶下山来了，衣服全被脱光了，一个个都赤条条的……”
　　刘伯承说：“快找些东西给他们遮上，打听一下是什么人？”
　　报告的人点了点头：“衣服已给穿上了。开始他们称自己是小商人，后来一问才知道是冕宁县政府的官兵和几位国民党军的团长太太。他们被彝民缴了枪、弄得精光，侥幸活了一条命回来。”
　　二位参谋插话说：“我们是红军，不欺侮彝民，他们会客气一些的。”
　　“不”，刘伯承沉思地说：“反动派制造的民族隔阂，不可能一下子消除。要充分估计眼前的困难。要做好各种准备。”
　　突然，一位指挥员冲进来，气鼓鼓地说：“这些蛮子太不像话啦。”
　　“怎么回事？”
　　“我们工兵连的同志进山开路，也被他们把衣服脱光了，战士们都气火啦，都准备要打！”
　　“不能打！”刘伯承镇静而又果断地说：“通知部队停止进山。要严格执行命令，遵守民族政策，谁也不能随便开枪。”
　　那位指挥员焦急地说：“时间不等人啊，国民党军很快就会追来的。”
　　刘伯承一边说，一边扎上皮带：“越是这种时候，越要冷静，不能毛躁。国民党一定在彝民中做了许多挑拨离间、造谣中伤的事，彝民对我们还很不了解，要耐心做工作。”刘伯承走出门，还风趣地对大家讲起了历史故事：“你们知道诸葛亮‘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七擒孟获的故事吗？”
　　一个参谋回答说：“听说过。孟获也是蛮子，诸葛亮俘虏了他7次，每次都把他放了，最后感化了孟获。”
　　刘伯承笑了笑，边走边说：“对。孟获大概是金沙江一带的少数民族首领，英勇强悍，他们不愿意汉人去压迫他们。这里的彝民也有点孟获遗风哟。谁也不愿意受别人压迫的。”
　　大家听着，也轻松地笑了起来。
　　刘伯承接着说道：“我们共产党人应该比诸葛亮高明一些。要有气魄消除历代反动派制造的民族隔阂。只要我们诚心诚意和彝民交朋友，这座山就能翻过去，大渡河也能飞过去，国民党的一切阴谋都会破产的。”
　　说完，刘伯承又对旁边的廖志高吩咐道：“派人去做好那些彝民‘人质’的工作，宣传好我党的政策。”接着又说：“这城里一定有石达开部队的后代，能找得到嘛？”
　　廖志高回答说：“有个叫陈志喜的，是我们的地下党员，他的祖上就干过太平军。”
　　“哦，我们找他去。”刘伯承十分兴奋地说：“你们看，人民要革命，火种是不会断灭的。”
　　说话间，他们来到了一家小酒店，这正是陈志喜作职业掩护的店铺。
　　经过了解，他们知道当地彝族分为三个支派：沽基、老伍、罗洪。到安顺场必须通过他们三家的地盘。这三个支派中，罗洪家受国民党的欺骗比较深；老伍家属于中立；沽基家受国民党压迫很深。而且，他们还了解到，这三个支派结有冤仇。罗洪家时常借着国民党的实力，同沽基家打“冤家”。根据这个情况，刘伯承决定先派人到沽基家联系，准备谈判借路。
　　陈志喜道：“沽基家的首领小叶丹，常常到我这里来喝酒。我托那些‘人质’带个信去，他会派人下山来的。”
　　刘伯承赞同说：“这个办法很好，要快，要抓紧时间。中央的领导同志和后面的大部队很快就要上来了，必须尽快打开通道。”
　　“连夜派人上山。”陈志喜答应着，又建议说：“沽基家现在处境不好，可能会想借用红军的实力。”
　　“我们不会替他打冤家，但是先要拿出点实力给他们看。”
　　刘伯承转身对旁边的指挥员说：“挑二十个强壮的小伙子，全部带德国式的冲锋枪，到我这儿来。”
　　“是！”
　　几小时以后，送信的人就返回来了，而且小叶丹还派了自己的管家来探听红军的虚实。
　　廖志高、陈志喜将他们带到刘伯承的住处。
　　管家进门一看，就被红军的威风慑住了：只见客厅两旁各站十名威风凛凛的士兵，一律红领章、红五星，佩带着德国式冲锋枪。
　　管家尊敬地说：“刘长官是川中名将，我们早闻大名。小叶丹首领欢迎你去谈判。”
　　刘伯承马上起身：“好，就走。”
　　管家又笑眯眯地说：“首领吩咐说，谈判者请不要带武器，只能去一个随从。安全有我们保护。”
　　刘伯承把手枪取下，放在桌上，又对旁边的一位参谋说：“你跟我去。”
　　左右的人都紧张起来，上前拦住刘伯承，异口同声说：“刘司令，你不能去！”
　　刘伯承十分镇静地说：“为了红军，为了抗日，我必须去。请大家放心。”
　　讲完，刘伯承就骑着马、带着参谋，随管家进山。
　　彝族沽基家首领小叶丹，是一位彪悍的青年人，生性刚烈、倔强、直爽，在家族里颇有声望。他早就听说过刘伯承在四川的威名，这下又亲眼看到红军的刘司令浑身是胆，无所畏惧，更是百倍敬重，连声说：“红军有胆量，有胆量。”
　　刘伯承趁势对他进行宣传，讲红军借路北上抗日的道理。小叶丹听了连连点头，当即表示要和刘司令结为兄弟。
　　刘伯承也爽快地说：“那好，我们可以把彝民和红军召集一起，搞个结拜仪式。”
　　小叶丹唯恐刘司令“变卦”，要求先结拜兄弟，然后再补个仪式。刘伯承一看小叶丹是个讲信义的人，便欣然同意。两人出门，在一小水塘边舀了两碗水，以水代酒，对天盟誓……
　　小叶丹当即提出要联合红军打罗洪家的主张。刘伯承耐心地做解释工作，揭露国民党反动派挑拨民族关系，制造矛盾的阴谋。说明彝民是一家人，不应该打冤家，不应该自相残杀。要团结起来，共同对付汉人的官府。小叶丹听后点了点头。派人送刘伯承下山。
　　次日，部队开始向山里开进。刘司令又反复告诫红军指战员，要大家坚决遵守党中央的民族政策，不准先开枪。并说明彝区的情况复杂，会遇到各个支派的纠缠，要分清情况处理，不到万不得已，不准动手。
　　队伍向崎岖的山道上行进着，大约走了20余里的样子，部队进入一山坳森林，尖兵班的战士跑来报告：“前面巴马房有几个彝民不准我们通过，怎么办？”
　　一位指挥员立即带着向导到前面去。只见两边山上坐满了彝民，他们“呜呼”、“呜呼”地大声喊着。经过通司的交涉和红军的宣传，彝民们才说。“给点钱，让你们通过。”
　　指挥员掏出200块银元，彝民们一抢而散。可另一股彝民又上来要钱，有的还生气地说：“刚才你们是给罗洪家的了。我们是沽基家的，我们的爷爷（即首领小叶丹）在后边，我们和红军是兄弟，快把钱拿来。”
　　红军又拿出200块银元、又被一哄而上的彝民抢光。看到少数民族衣衫褴褛的贫困状况，战士们都十分同情，更激发了对国民党反动派的仇恨。由于言语不通，许多同志只好用打手势的办法进行宣传工作。
　　突然，“砰、砰、砰”背后响起了枪声。原来是罗洪家的彝民对红军进行袭击，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红军被迫自卫还击，将罗洪家的打退了。另一股老伍家的看到了红军的厉害，当即宣布保持中立。
　　沽基家的马上解释：“我们沽基家的没有打红军。刚才开枪的是罗洪家的人。”
　　面前情况十分复杂，十分麻烦，一时也分不清谁是哪一家的彝民，谁是好人和坏人。部队急于往前赶路，遇到这些麻烦是非常令人焦急的。
　　正在这时，前边有人喊道。“爷爷来了！”“爷爷来了！”
　　只见一位光着背、光着脚的大汉，披着头发走了过来，他的腰间围着块旧麻布，左右跟着十几个手持梭镖的精壮小伙。那人上前自我介绍说：“我就是小叶丹，沽基家的小叶丹。我要见你们刘司令员，我们讲好了，讲和不打了。快带我见刘司令去。”
　　那位指挥员一面派人向刘伯承报告，一面带着小叶丹走。翻过一片山坳，又过了一小片森林，到了一个清水塘，名为海子边的地方。正好刘伯承也到了这里。
　　小叶丹立刻双手鞠躬行礼，随即在塘边坐下。
　　刘伯承也席地而坐，问道：“不是讲好不打的嘛，怎么开枪呢？”
　　小叶丹又连忙解释说：“我们沽基家没有打，那是罗洪家开的枪。罗洪家的我管不了他们。”
　　刘伯承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小叶丹一边打着手势，一边性急地说：“说好了结拜兄弟呀。”
　　沽基家的彝民亲眼看到红军同汉人的官军根本不一样，愿意让红军借路通过。但由于过去他们受汉人官家的欺骗太深，仍然有些担心，怕借路以后就长期占住了。同时，也想利用红军的影响，给自己壮声威，用来同罗洪家对抗。于是，小叶丹一再要求按照沽基的传统风俗歃血为盟，才能放心。
　　刘伯承也笑着说：“可以，我们红军说话是算数的。”
　　小叶丹马上吩咐手下的人到家里拿鸡来。
　　彝族同胞听到红军的刘司令愿意和他们的首领结为兄弟，都感到高兴和荣幸，许多人拍着手跳起来。欢呼着。
　　太阳将要落山，晚霞把天边映得红彤彤的，把人们的脸也照红了。
　　一只大公鸡提来了。一个年纪稍长的彝胞用碗在塘里舀了两碗清水，放在地上。然后一手拿刀，往大公鸡的脖子上拉去，口中还念念有词：“乙亥年四月×日，刘司令、小叶丹在海子河边结义为兄弟，以后如有反复时，同此鸡一样的死！”
　　念完，只听得嚓地一声，鸡头落地，鲜红的鸡血滴落在冷水碗中。老彝胞随手将血水分为两碗，分别递给刘司令和小叶丹。
　　小叶丹抬抬手，示意让对方先喝。
　　刘伯承正正经经地双膝跪地，举碗过头，按彝民习惯对天盟誓：“我刘伯承同小叶丹，今日在海子边结义为兄弟。如有反复，天诛地灭！”
　　说完，一饮而尽。
　　彝胞们高声欢呼：“红军瓦瓦普、红军瓦瓦舍（即红军万岁）！”
　　小叶丹一面大笑称好，一面端起碗，也是高举过头，念道：“我小叶丹今日同刘司令结为弟兄，愿同生死。”说罢，也是一饮而尽。
　　“瓦瓦普！”又是一阵欢呼声，在海子边久久回荡。
　　晚上，刘伯承又办了一些酒、菜，请彝族兄弟吃饭。小叶丹和手下的人高高兴兴地吃了个饱。
　　第二天，小叶丹领着一帮人，亲自为红军引路。到了一个山坳上，十多个沽基家的人打着红旗，背着长枪，欢迎红军。到了山顶上，欢迎的人群更多。彝民们打着赤膊、赤脚，围着麻布、毯子，夹道欢迎红军兄弟。
　　部队在小叶丹的村庄里休息了一阵。小叶丹恳切地对刘伯承表示，要送20个娃娃到红军里学军事，回去好打汉人的官军。并送了一头大黑骡子给刘司令员。
　　刘伯承马上给小叶丹送了一批枪支，并给他本人一支手枪。还亲自帮助建立了“中国红军沽基支队”，并授予支队一面大红旗，在大凉山播下了革命的火种。刘司令员还给全支队的彝族红军战士讲话，要他们好好团结彝族同胞，团结汉族的穷人，打倒官军，打倒国民党政府。又吩咐部队给罗洪家族的人做工作，对作战负伤的每人发五块银元，一律释放回家，告诫他们不要再受欺骗。
　　小叶丹把红军护送出自己的地界以后，又派了4名向导，为红军开路，跟前面的彝胞联络。就这样，红军顺利地通过了彝族区。无敌的铁流，直向安顺场、大渡河奔去！
　　小叶丹派他的叔父直送了红军100多里路，过了千丈深沟铁囝囝出了筲箕湾后，才恋恋不舍地回去了。刘伯承将军按照预定计划继续北进到达安顺场，先渡过了水势奔腾的大渡河，又与南岸部队夹河前进并夺取了泸定桥，使红军全部从容地渡过大渡河，粉碎了蒋介石匪帮企图在这条“绝路”上消灭红军的幻想。
　　可是，在红军离开以后，蒋介石匪帮即对彝族同胞残酷地进攻，声称：“非把沽基家杀尽不收兵！”许多彝胞的财产被抢光，男女老幼被驱逐到荒山野外去受冷受饿。在最艰苦的时候，小叶丹总是对他的儿子和家人说：“不要紧，刘伯承会回来的！”蒋介石匪帮挑拨彝族同胞之间的情感，嗾使罗洪家和沽基家自相残杀。彝族人民领袖沽基小叶丹牺牲了，战斗更加艰苦，但彝族人民并没有向敌人屈服，他们永远记住刘伯承的话：“红军还要回来的！”这句话给他们增添了无穷的勇气，支持他们度过了15年漫长的阴暗日子。他们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着那面写着“中国彝民红军沽基支队”的大红旗。
　　小叶丹的家人对驻军同志说：“今天你们真的回来了！当我们知道中国人民解放军就是从前的红军，刘伯承伯伯也回来了的时候，我们彝民是怎样的高兴呀！？我们像鸟一样的穿过丛丛山林，跑来看你们了。”
　　驻军同志告诉他们，中国人民已有了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共同纲领，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再没有人敢进行民族间的互相欺压了。刘伯承主席说彝族同胞内部应该团结，过去因受反动派挑拨离间而种下来的，“冤仇，宜解不宜结。”大家要在毛主席领导之下，好好发展自己民族的经济和文化，共同建设好各族人民的大家庭──人民共和国。
　　刘伯承在重庆当主席的时间只有一年多，到1950年11月便去了南京。他的人虽然离开了四川，可在重庆人的心目中，刘伯承永远没有走。
　　1951年二三月间，西南人民图书馆（现重庆市图书馆）收到一位“市民”捐赠的图书，其中有线装书1171册，精、平装书2894册，另外还有期刊等，共计4000余册。这是一批珍贵的图书，在书目中有《二十四史》、《轩辕黄帝内经》、《钟鼎字源》、《诗经恒解》、《易经恒解》、《曲园老人遗墨》等；作为刚刚开办的西南人民图书馆，得到这批赠书，可算是一笔宝贵的财富了。人们议论说，真该好好感谢这位热心的“市民”。
　　这位热心的“市民”是谁呢？
　　在赠书单上，人们找到了一点线索：小龙坎红槽房刘老太太。可是，当人们到小龙坎去寻找的时候，这一片房屋已是断壁残垣，长满了野草，这是日本侵略者的炸弹所留下的遗迹。当地街坊说，刘老太太早已去世了。
　　真怪，一位早已离开人间的老人，怎么会捐出这么多图书呢？
　　人们猜想，也许是刘老太太的后人转赠的，这后人，可能就是刘伯承。所以，都主张再去找一找。
　　消息传到了西南军政委员会，依然没有结果。当时刘伯承已离开重庆，到南京筹办军事学院去了。根据一些线索，人们又到南京去询问。这一下、谜底才揭开了。
　　原来，这位热心的“市民”就是刘伯承。刘伯承十分爱好读书、爱好藏书，平常的津贴和积蓄，大多去买了书。这次离任之前，他决定将自己的一部分藏书，赠送给新建立的西南人民图书馆。但是，他不愿意用自己的真名实姓，便借用了“刘老太太”的名义。这样，既表示了对家乡人民的心意；又表示了对故去的母亲的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