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军事学院作为最高军事学府是够气派、够标准的。然而，校园中也有不少大煞风景的镜头：
　　镜头之一：
　　一天下午，刘伯承来到基本科学员住的宿舍楼前，正好学员们下课回来。只见百十号人的队伍竟横不成行、竖不成列，而是三人一伙，五人一群，又说又笑，稀稀拉拉地从讲堂走了回来。
　　看到院长站在楼前，带队的值班员不知道喊“立正”口令，不知道整队向院长报告，而是用手摸着脑袋，“嘿嘿嘿”地笑着，结结巴巴地说：“院长，您……有事吗？”
　　“唉！”刘伯承叹了一口气，摇了摇头。
　　镜头之二：
　　某系学员的宿舍──有的房间还比较整齐，可有的房间又脏又乱。水壶、牙具到处乱放，书、本、地图横七竖八，摆满了桌面。床下塞着的一团团的脏衣服、臭袜子，发出一股股难闻的气味。
　　“看看你们住的这个屋，真像是个乱鸡窝！”刘伯承说完，不高兴地走了。
　　镜头之三：
　　某会议室，刘伯承主持一个训练工作会议。在会议进行之中，他无意间看到这样一幅对比场景：会场的一边坐着两个苏军顾问。他们军服笔挺，衣冠楚楚，端端正正地坐在那里，严肃认真地听取汇报。会场的另一边坐着学院的十几个干部。他们多数人衣冠不整，风纪扣不扣；有的人还敞胸露怀，双手在身上搓泥搔痒；还有一个人竟把脚放在椅子上，脱掉鞋子二用手抠那双又脏又臭的脚丫子。
　　作为最高军事学府的院长兼政委，看了上述镜头，会有怎样的感觉呢？
　　老头发火了！三军总教头发火！！刘伯承实在看不过眼了！！！
　　是啊，人民解放军，这支战无不胜的队伍，南征北战，所向无敌。
　　然而，即便是雄狮，身上也会有虱子啊。主要由农民组成的队伍，自由惯了，散漫惯了。对胜利之师的不清醒认识，对功臣、模范、“长官”等桂冠的盲目情绪，又强化了自身的弱点。
　　有的学员无故不出操、不上课，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有的学员自以为是师长、军长，上课时翘着二郎腿，回答教员提问也懒得部起来；有的学员听报告、看电影，正门不走爬窗户，从窗子上跳进跳出……
　　机关工作也存在着自由散漫的现象。有的机关部门人浮于事各自为政，工作无计划，职责不分明，办事效率很低；有的机关干警值班睡大觉，交接班时草率敷衍，出了问题互相推诿，等等……。
　　怎么办？
　　狮子身上的虱子要抖落掉！
　　不良习气要坚决克服！
　　游击队不可冒“油”！
　　野战军不可撒“野”！
　　刘伯承的信条是：
　　治军必先治校！治校必须严格！
　　这时，正好周恩来总理交给刘伯承一项任务，让他审查修改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三个共同条令：《内务条令》、《队列条令》、《纪律条令》（均系草案）。这三个条令是周恩来总理、朱总司令和聂代总长指示军训部，依据中国人民解放军原有的传统法规，吸取了外国军队的先进经验而制定的。
　　刘伯承初步阅读后，认为内容基本正确，是完全可行的。于是，他决定让全院同志都来学习讨论这三个条令，借这股“东风”，进行一次作风纪律的检查与整顿。
　　在一个星期一的上午，刘伯承再次来到基本科。在学员大会上，他首先重申了院党委提出的“学习新兵种学术”、“建立正规制度”两项中心工作。强调指出：这两项工作概括起来，一个是学“法”，一个是学“礼”。“学习新兵种学术”是学“法”，即学习各兵种的技术战术知识，及其协同作战的法规法则；“建立正规制度”是学“礼”，就是学习一个革命军人应该遵守的礼仪、礼节和礼貌。学“法”与学“礼”犹如一个人的两条腿，缺一不可。如果我们学习了现代化的军事学术，而生活作风还是自由化、散漫化，也一定要打败仗的。
　　接着，刘伯承列举了全院存在的种种自由散漫、无组织无纪律现象，高声告诫大家说：“我们要搞现代化，首先思想要跟上时代，也要现代化。我们的学员、教员和工作人员，都是来自各个野战军，有的还干过游击队。以后，来自野战军的不可再‘野’了，干过游击队的也不可再带‘游击习气’了。有的人自由主义，违犯纪律，国防部、毛主席都知道。真是‘搞臭了南北二京’，光着腚推磨盘──转着圈丢人。”
　　最后，刘伯承要求从基本科做起，来一场思想革命，人人都用三个条令对照检查自己，制订出整改措施。他把这种做法叫作“结旧帐开新支，割下麦子种晚稻”。
　　来真格的了。全院结合学习讨论三个条令，进行了一场严肃认真的关于作风纪律的检查与整顿。
　　在此基础上，刘伯承因势利导，领导建立了军事学院的队列生活、行政工作和训练工作制度。
　　来真格的，就要从各方面严起。队列生活制度包括早操制度、内务卫生制度、交接班仪式、升降国旗仪式和典礼阅兵仪式等。刘伯承强调，从军事学院毕业的学员，应该具有良好的军人仪表和军人举止。他经常在起床号刚刚吹响的时候就来到操场，检查学员的队列训练。发现无故不出操者，马上命令值班员去找，及时进行批评教育。
　　刘伯承还深入到学员宿舍，检查内务卫生，教育学员要爱清洁、讲卫生，做到工作有定时，生活有秩序，着装整齐干净，军人仪表良好。为此，他指示院务部建立了一个洗衣房，专门为学员拆被子，洗衣服，深受学员们的欢迎。
　　除此之外，还建立健全了其他一些队列生活制度。每天清晨和傍晚，全院都要在军乐声中举行升、降国旗的仪式。每天机关交接班时，交班和接班人员要按一定的仪式和程序，严肃认真地交接工作。每当新的学员科成立，新学员入学或老学员毕业时，都要举行盛大的典礼和阅兵，请中央军委代表或由院首长检阅并讲话。
　　这一切，在新中国、在人民军队都是头一回啊。
　　这一切，增强了现代军队的气派，提高了现代军人的素质，增强了荣誉感。
　　从1951年秋开始，军事学院每年都要选派一批学员参加首都的国庆节阅兵。当这些学员赴京训练时，刘伯承总要先检阅一次，检查他们的训练情况，要求他们以雄伟气概走出国威军威，作正规化的表率。1951年的首都国庆节阅兵，就是由高级速成科班主任杨勇高举着军事学院的校旗，带领军事学院的方队，走在整个阅兵队伍的最前列。他们以整齐划一的动作，雄健有力的步伐通过天安门广场，受到全国人民的交口称赞。
　　来真格的，就要在学院机关各部门一齐动手，搞整体正规化。
　　刘伯承强调建立健全各级领导机关的工作职责，充分发挥机关工作人员的作用，改变战争年代一切由领导者“包打包唱”的现象。为此，他提出了“统一集中领导，单刀直入基层”；“集中领导，分工负责”；“共同学习政治，各自钻研业务”三个口号。这三个口号概括了他对于机关建设的三个基本思想：机构要精干，职责要分明，业务要精通。
　　建院之初，有的领导干部片面强调“大而全”，在机关“三部一处”（即训练部、政治部、院务部和干部管理处）下面设二级部，二级部下面设科，有的科下面还设股。另外，由于缺乏经验，各学员科也照搬机关的编制，设立相应的机构，使得一个学员科就有行政管理人员20多人，造成机构庞大，层次过多，学员与教职员比例严重失调。
　　刘伯承对这种状况作了尖锐的批评，把它称作“叠床架屋，骄枝丛生”，好比人的手上长了六个手指头。解决问题时，参谋、干事靠科长，科长靠部长，部长又靠院首长。就像京剧《法门寺》里告状一样，状纸一层一层往上递，官司总也打不了。他多次强调：我们现在是在城市环境中办学校，不是战争年代在农村分片办学。领导方法要适应这一变化，要学会“弹钢琴”，克服“单打一”的现象。
　　为此，刘伯承采取了有力措施：
　　裁并编制，砍掉多余的“一指”。把重叠的组织机构合并，把不必要的中间层次裁去，精简各级行政管理人员。首先，将机关“三部一处”改为训练、军事科学研究、政治、干部管理、队列、物资保障六部和秘书、保密、财务三处。这“六部三处”下面一般都不再设第二层的机构。同时，裁减各学员科的行政管理人员，改设协理员协助科主任工作。并撤销了专供演习使用的教导团。这样，使得学员与教职员的比例由最初的1：8下降到1：2.3，而领导作风进一步深入，工作效率进一步提高了。
　　制定各级干部的工作范围和工作职责，使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有职、有权、有责，使整个机关在统一集中领导之下，经纬交织，协同动作。刘伯承把这种做法叫作“执事者各司其事”。他说：我们四川有一种风俗，办婚丧嫁娶等红白大事的时候，总要找一个聪明能干的人当司仪，统管各项事务。每当举行仪式，司仪照例高喊一声。“执事者各司其事”。于是，奏乐的奏乐，摆宴的摆宴，接待的接待。因事设人，各尽其责。有条不紊，忙而不乱。
　　要求机关工作人员努力学习与本职工作有关的各种知识，成为精通业务的专门家。刘伯承指示有关部门开办文化夜校、理论学习班、俄语集训班，举办各种讲座、报告会，让机关工作人员学文化、学政治、学科学、学管理，“钻研业务，精通一门，向专门家方向发展，不能满足于‘万金油’式的项项都懂一点而项项不精通的现象。”
　　在建立与改进行政工作制度的实践中，刘伯承深深体会到：院校编制的最大特点是“横宽纵短”。因此，领导院校工作就要实行团一级的、面对面的、单刀直入基层的领导方法。
　　有的同志对刘伯承说：“团一级的领导方法太低了，与最高学府的地位不相称。”
　　刘伯承幽默地回答：“团的领导方法有什么不好？周恩来总理出国访问，不就是代表团的团长嘛！”
　　对于院校来说，最重要的是训练制度。训练制度包括训练部组织系统、各教授会的工作、训练时间的配当、以及在施训受训中的纪律与秩序等。刘伯承强调“以教学为中心”，围绕教学活动对整个训练工作做出科学的合理的安排。既注意全面、系统，又注意重点突出、中心明确，做到有主有从、穿插配当、纵横连贯、密切协同，使教、学、保障工作三个方面构成行动的统一，克服“单打一”和紊乱无章的现象。
　　为此，刘伯承领导制订了《训练组织及其工作暂行规定》，以此作为军事学院建立正规的教学制度的依据。
　　《训练组织及其工作暂行规定》严格规定了学院训练系统各个部门的工作纪律和各级干部的工作职责；规定了教员在编写讲义、想定、组织课堂教学、课题讨论和作业讲评等方面应注意的事项；也规定了学员在课堂、现地作业和野外演习中应该遵守的各项纪律。
　　《训练组织及其工作暂行规定》中关于学员每天学习时间：每天授课6小时，即连续上6节课，每节课50分钟，休息10分钟、另外，还要进行3小时的自学。共为9小时。
　　关于考试问题，规定每一主要课程学完之后都要进行考试，还有学期考试、学年考试和毕业考试。考试时要成立各级考试委员会。学制两年以上的完成科毕业考试，要成立国家考试委员会。考试方法有笔试和口试两种，“笔试闭卷答题，口试抽签答题。由一个主考官和两个陆考官主持进行”。
　　《训练组织及其工作暂行规定》作为军事学院训练制度的一个雏形，在当时还是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以后，军事学院党委在总结创建初期的工作时，刘伯承曾经形象地说；1951年回月15日以前，一切均无基础，好比是“气体时代”；自1月15日到3月底，有是有了一些，但尚不健全，未走上正轨，好比是“液体时代”；到了4月，《训练组织及其工作暂行规定》颁布之后，组织才渐趋健全，训练才走上正轨，才成了型，才进入初具规模的阶段，气体变成液体又凝固成固体了。
　　中国人民解放军《内务条令》、《队列条令》和《纪律条令》，经军事学院全体人员学习讨论，刘伯承逐字逐句审查修改后，上报了周恩来。周恩来很快就批准这三个条令作为草案，先在全军试行。以后，根据试行情况，又作了进一步的修改。最后，经毛主席亲自审阅批准，正式颁布全军贯彻执行。三个条令的制订与贯彻执行，促进了军事学院的正规化建设。同时，也为人民解放军的正规化建设打下了基础。
　　干正规化，说干就扑下身子干，三军总教头也来真格的。跑野外，打演习，年近六旬、遍体弹痕的老汉照样不含糊。
　　1951年6月20日清晨，安徽省凤阳县临淮关镇笼罩在一种不同寻常的气氛之中。
　　镇北面，逶迤蜿蜒的淮河，在灿烂的阳光照耀下就像一条闪闪发光的白练，铺在绿色的地毯上。而千里淮河大堤，则像一道金色的长城，循着河道向前延伸，拱卫着滔滔河水东流入海。
　　紧靠镇子的河堤上，临时搭起了两座参观台。左侧参观台上坐的是军事学院高级速成科的学员，以及华东军区的300多名干部。右侧参观台上坐的是军委各总部、各大军区和各军事院校的同志。
　　将近7点钟，刘伯承和华东军区司令员陈毅登上参观台。刘伯承先向四周环顾了一下，然后伸出手腕看了一下手表。表针正指向7点。于是，他向一位手握红色指挥旗的人点了点头。
　　突然，三颗信号弹腾空升起。只见一门门火炮从农田的“谷垛”里推出来，一辆辆坦克从路旁的“土堆”里开出来，向河对岸猛烈射击。一会儿，伴随着一阵轰鸣声，三架轰炸机飞临河滩上空，向地面投下一连串炸弹。霎时间，河滩头、河对岸火光闪闪，浓烟滚滚……
　　大炮的呼啸声，飞机的轰鸣声和爆裂的枪声告诉人们，一场酷似实战的实兵演习正在这里进行。
　　这是刘伯承领导军事学院实施的陆军师江河进攻战斗实兵示范演习，即临谁关演习。
　　经过一段时间的军兵种参观见学，学员们开始进行团、师攻防战术综合训练。为了增强训练效果，使学员们不仅在理论上，而且从实践中掌握诸兵种协同作战的指挥艺术，刘伯承用很大精力组织指导了这次演习。
　　演习从4月开始准备。4月13日，成立了演习指导部，下设训练处、参谋处、政治处和后勤供应处等机构。刘伯承以总导演的身份，主持召开了第一次会议，拟定了演习实施计划和演习训练计划。
　　5月7日，担任演习任务的十个特种兵分队分别从徐州、上海等地陆续到达演习现场，开始进行专业训练。
　　5月10日，刘伯承发布了演习政治工作动员令，指出这次演习是在人民解放军现有素质及军事思想的基础上，密切结合朝鲜战场的实际情况，学习诸兵种的联合作战。他要求参加演习的所有人员牢固树立为学员的学习服务的思想，努力工作，克服困难，发扬我军的优良传统，保证演习圆满成功。
　　在演习前的准备工作中，刘伯承多次到现场指导训练，重点抓陆、空之间与各兵种之间的协同动作。
　　一天上午，刘伯承来到演习场，首先巡视了渡河先遣分队的阵地。指出先遣分队前出时，一定要保持疏散的战斗队形，不能密集。连、排长的指挥位置也要适当。接着，又巡视了炮兵和装甲兵阵地。要求这两个阵地一定要伪装好，不能暴露。坦克行进路线要做出标记，互相之间不能太近，又不能距离步兵太远。他还给干部战士讲了一个失火时瞎子背着跛子，跛子给瞎子指路，两人紧密配合，一起走出火场的故事，强调搞好步坦协同的重要意义。当他看到通信报话所的位置离坦克固定发射点比较近，就问道：“这样近能听清楚吗？有干扰没有呢？”
　　在酷热的阳光下，刘伯承从一条堑壕走进另一条堑壕，从一个阵地来到另一个阵地，连续步行1个小时。汗水顺着脸颊往下流淌，浸湿了军帽，浸透了军衣。随行的同志热得实在受不了，就解开领扣，摘下军帽，拿在手里一左一右地扇起来。但是，刘伯承一直不解领扣、不摘军帽，始终保持着良好的军人姿态。
　　临走的时候，刘伯承对演习指挥所的同志说：“这次演习，中央军委和全国各大军区、各军事院校都要派代表参观学习。因此，这次演习有建军的政治意义。不仅单独为着学员，同时也是为着训练部队，为着部队的现代化建设。”他要求在组织工作方面，要防止“五霸强，七雄出”的局面，加强集中统一领导，严格各项制度和纪律。在安全工作方面，要做到不死一人，不出重大事故，而且要防奸保密，警惕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
　　6月15日，刘伯承来到临淮关，在临街的一所房子里住下来。高级速成科的学员也同时来到这里，进行见学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两天之后进行预演。这一天，天空突然乌云密布，狂风骤起，一会儿，瓢泼似的暴雨就直泻下来。
　　担任演习师师长的陶汉章向刘伯承请示：“院长，下暴雨了。预演是否停止？”
　　“下雨怕什么，下炮弹也要演习。训练就是打仗。打仗还能选好天气打吗？”刘伯承坚定地回答。
　　预演按原计划开始了。刘伯承站在风雨中，任凭风吹雨浇，沉着镇定地实施指挥。
　　这时刘伯承已近60岁高龄了，演习指导部的同志们怕他在雨中淋坏身体，就关切地劝道：“院长，雨太大，你还是到掩蔽部避一避吧！”
　　“那怎么行！我是院长，又是总导演，在演习中怎么能带头避雨呢！”刘伯承高声说。
　　陶汉章看到大家说服不了刘伯承，就拿过一顶草帽，戴在刘伯承的头上。
　　刘伯承立即除下草帽，转过身来，对陶汉章说：
　　“陶汉章啊，曾、胡治兵语录中都讲‘夏不张伞、冬不着裘’，你不知道嘛！常言说得好，‘己身正，不令而行；己身不正，有令不行。’我们自己不做榜样，鬼才相信你讲的那一套呢！”
　　就这样，刘伯承一直站在风雨之中，不肯离开现场。
　　预演结束了。刘伯承在讲评中给部队指出了工事伪装、步坦协同和战斗队形变换等几个方面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三点要求：要求严格，防止松劲散漫；要求切实，防止形式主义；要求协同一致，防止各自为战。
　　刘伯承还提出在原案中增加一个佯渡口，并要求把“敌人”空军情况加进去。他说：“过去，二野挺进大别山，过沙河、汝河和淮河，不论哪一次，都有敌人空军袭扰。演习等如实战，一切都要力求与实战相同，才有示范指导作用。”
　　战斗机、轰炸机飞掠而过。
　　坦克、战车隆隆开进。
　　正式演习在紧张地进行着。
　　在“我方”第一次火力急袭之后，渡河先遣分队的战士们从隐蔽地点向渡河地点飞速前进，第一航部队也向渡河器材集结地挺进。“敌人”开始疯狂反扑，以炮火封锁河岸，以飞机俯冲扫射阻击地面部队渡河。“我方”又组织了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的火力急袭。高射炮向“敌机”射击，各种火炮和坦克向“敌人”阵地继续猛烈时击，轰炸机再次向敌人阵地投弹。在飞机、大炮、坦克的掩护下先遣分队登陆，第一航部队泛水，第二航部队向河岸开进。先遣分队占领“敌人”滩头阵地，第一航部队登陆，第二航部队乘木排、竹筏、葫芦等各种就便器材泛水。水陆两用坦克也开始渡河。工兵分队一边架设浮桥，一边用铁舟、门桥抢渡各种武器。团指挥所乘船向对岸转移，并发出向“敌人”纵深阵地进攻的信号。“我方”几架运输机飞过之后，天空中开出一大片银花，空降部队在“敌人”后方降落，并集结起来，占领了有利地形。第二航部队登陆成功。一辆辆坦克、一门门火炮通过浮桥，到达冲击位置。团指挥所发出全线冲击信号。步兵在坦克的掩护下向“敌人”发起猛烈冲击，占领“敌人”阵地，与空降部队会合。演习经过两个多小时，胜利结束。
　　在演习进行时，刘伯承头戴军帽，腰扎皮带，在骄阳下正襟危坐，全神贯注在演习场上。当他看到有的学员穿着衬衣、戴着草帽，有的还把草帽拿在手里扇来扇去，不觉转身对陈毅喟然叹息道：“我们的干部现在养娇了，怕把脸子晒黑了嘛！”
　　尽管有若干遗憾之处，毕竟临淮关演习是军事学院举行的第一次规模较大的实兵示范演习。它以严格的纪律、缜密的组织、准确的协同动作和出色的政治工作，合成了一幕威武雄壮的活剧，展现了一幅现代化立体战争的宏伟画卷。它使全体参观见学人员耳目为之一新，实际看到学到了诸兵种协同作战的指挥艺术，从而推动了全军的训练工作。
　　冬天快到了，候鸟南飞。当地的农民也都歇起手来，不太下地干活。只有这些当“兵”的呆不住。南京军事学院的这些“兵”，又开赴到句容一带了。
　　临淮关演习结束不久，刘伯承又组织指导军事学院高、上级速成科学员实施军首长──司令部野外演习。地点选在南京东南句容至丹阳之间的广阔丘陵地区。
　　同临淮关演习一样，在这次演习实施中，刘伯承深入现场，风餐露宿，十分辛苦。白天，指导学员进行野外作业。晚上，则和学员一样，睡在野外临时搭起的帐篷中。
　　时值秋末冬初，天气渐渐寒冷起来。为了让大家休息好，刘伯承指示一个负责后勤工作的干部，给每顶帐篷里面放一盆炭火取暖。但在睡觉之前要把炭火熄灭，把火盆搬到外面，以免煤气中毒，发生事故。
　　刘伯承自己首先这样做了。并让这个干部逐个检查，要求每顶帐篷都要这样做。
　　这个干部检查完毕，向刘伯承报告说：“其他同志都做到了。只是苏联顾问怕冷。不肯这样做。”
　　这时，刘伯承扬了扬眉毛，微微沉思起来。
　　刘伯承对苏联顾问是很尊重的。他知道，这些顾问都是苏联卫国战争时期建立过功勋的战将，有的还是当年列宁领导下的老红军和老布尔什维克。他们具有丰富的革命战争经验，而且对中国人民是友好的，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是热情支持的。因此，他在工作中注意倾听他们的意见与建议。在生活上贝无微不至地关怀和照顾他们。给他们提供了舒适的住所，给他们配备翻译和助手。每年，还安排他们到部队参观访伺，到名胜风景区游览度假。
　　一年夏天，刘伯承陪同军事学院首席顾问罗哈里斯基中将到太湖游览。面对波光粼粼、帆影点点的万顷太湖的壮丽景色，罗哈里斯基高兴极了。他提出与刘伯承比赛爬山，看谁先登上鼋头渚后山的顶峰。刘伯承友好地应战了。于是，他们从“太湖佳绝”的牌坊出发，一起向鼋头渚后山高处的“天倪阁”攀登。
　　登上天倪阁之后罗哈里斯基和几个苏联顾问已汗流浃背、气喘吁吁了，而刘伯承虽已到花甲之年，却步履稳健、行动敏捷、神态自若、大气不喘。这使罗哈里斯基十分敬佩。
　　在下山的路上，罗哈里斯基与刘伯承愉快地交谈起来。从中国的孙子、德国的克劳塞维茨，谈到俄国的苏沃洛夫等世界许多著名军事家的事迹。刘伯承也用夹带四川乡音的俄语不时地回答罗哈里斯基的问话。他不仅深谙《孙子兵法》，熟知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还熟知苏沃洛夫的军事法则和苏沃洛夫的著作《致胜的科学》的全部内容。这更使罗哈里斯基大为叹服，对刘伯承的敬佩之情又加深了一层。以后，罗哈里斯基奉命回国，一直怀念刘伯承，怀念在军事学院工作期间与刘伯承结下的深厚情谊。
　　刘伯承与苏联顾问一起工作时，既尊重他们，又不丧失原则。该解释的就解释清楚，该坚持的就坚持到底。他的这种态度，也赢得了苏联顾问的尊重。
　　搬火盆这件事虽然是一件生活小事，但是关系到苏联顾问的生命安全，必须认真负责地对待。刘伯承沉思之后，抬起头，用平静而又坚决的语调，对前来汇报的干部说：“你再去一趟，传达我的话，就说我院长这样做，请顾问同志也要这样做！”
　　苏联顾问对刘伯承是很尊重的。听到这个干部的传达之后，他们很快把炭火熄掉，把火盆搬了出来。这个矛盾顺利地解决了。
　　跟“老外”合作还真不容易呐。这不，当演习进行到第二阶段，因学术问题又与苏联顾问发生了矛盾。事情是这样的：演习第一阶段，“我军”第一梯队突破“敌人”第一道防线，前出到句容以东的白兔镇一带。“我军”第二梯队也加入战斗，准备向纵深方向发展。这时，“敌人”增援部队的一个先头团刚刚赶到白兔镇，正在抢修工事，企图顽抗。面对这种态势，苏联顾问主张凭借强大火力，首先给立足未稳之“敌”一阵急袭，然后以第二梯队加入战斗，坦克引导步兵，宽正面、高速度、大纵深地沿公路向前推进。
　　担任演习军长的杨勇，不同意苏联顾问的意见，他坚持人民解放军的传统战法，以第一梯队在正面实施牵制性攻击；以第二梯队向“敌人”侧后大胆穿插迂回，首先将“敌人”增援部队的那个先头四分割包围予以歼灭，然后再向纵深发展。
　　苏联顾问态度强硬，坚持他们的意见。致使演习难于进行下去。
　　情况反映到刘伯承那里，刘伯承完全同意杨勇的意见。为了不把关系搞僵，他亲自拜访了苏联顾问，向他们作了含蓄、委婉的说明，甚至使用了一些外交辞令。
　　他首先说：“对于苏联的军事科学，特别是苏军组织指挥诸兵种协同作战的一些经验，我们应该学习。但在运用中则要结合我们中国的实际情况，要坚持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一贯倡导的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
　　接着，他又说道：“目前的实际情况怎么样呢？实际情况是，我们中国军队武器装备还达不到苏军的现有水平，实施宽正面、高速度、大纵深的强行突击，在目前无法做到。所以，需要先把白兔镇的‘敌人’吃掉，然后再向前推进。”
　　刘伯承的这番话，真是无懈可击，说得苏联顾问一个劲地点头称是。演习终于按照“军长”的方案继续进行，“红军”第二梯队像尖刀似的穿插到“蓝军”后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