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西部，长期以来在中国内地人和沿海人心中与眼里等同于落后，等同于乡下人。就连在中央西部大开发的高歌声中办了几年的中国中央电视台12频道即西部频道也在最近改成了社会与法频道，主要原因就是西部贫困，频道亏本，收视率不高，没有多少观众。不过，我倒很喜欢西部，喜欢丝绸之路悠久古老的走廊文化，喜欢西部因封闭而保存完整的灿烂的原生态山水和独特陌生多元的民族文化，喜欢西部豪放粗犷明快善良的民族性格与品质，喜欢西部至今还保持着宗教还有信仰，这是人类与自然与人和谐相处的根本。我的血液里天生就有与西部的无尽的缘分。我爱西部，所以当我刚刚走进西部的疆域，我的每一根神经就已经苏醒了。

列车在行驶
　　古人到西域，得从长城以内一城一驿一隘一关沿丝绸之路步步西行。除了身体好、胆子大、马匹壮、盘缠足之外，外出时间都是以年计算，十分费事，麻烦得狠。现在到西域可容易多了，天空地上任你挑选。时间以天计算，游览的地方多，心情也轻松。不用担心枪匪强盗，只要有钱，一切都很方便。我们这次旅行是从西域逆古人的丝绸之路而行。
　　在吐鲁番市区早早地吃过午饭，我们乘汽车去吐鲁番火车站赶11点50分到敦煌市的火车。天气晴朗而炎热，开放着冷气的车内却凉爽宜人。虽说是去赶火车，大伙儿一点也不着急，因为那是驾驶员和导游的事情。这可能就是旅行社的好处，出门在外，吃、住、行方面的事情一点儿也用不着自己操心。车窗内每一位游客的脸上都洋溢着轻松的快乐。导游小姐因势利导，先是自告奋勇讲了两则笑话，接下来又让全车的人参与说成语。我却缺少情趣，没有能够融入到他们中去，眼睛总是望着窗外的天空，天空里的云彩，和茫茫的戈壁滩。在旁人看来我是若有所思，其实脑壳里一片空白，跟车窗外的戈壁滩没有什么不同。
　　吐鲁番火车站很快就到了。我刚走下汽车，一阵狂风吹来，我戴在头上的维吾尔族圆帽竟被吹走了。这顶维吾尔族的圆帽是几天前我在乌鲁木齐夜市上购买的，看天池、游高昌、逛葡萄沟我都戴着它。本打算回四川后好好珍藏，也算是对新疆的一个念想。哎！这阵风，是舍不得我走呢？还是不愿让我带走新疆的东西？
　　列车11点50分准点出站。卧铺车厢里我与别人换成了下铺，这样便于我坐在车窗前观看窗外的景象。我对面的卧铺是李仲康先生，他也跟我一样，不去找人打牌，一直望着窗外。因为都爱望着窗外，我与李先生渐渐有了共同语言。我们聊西域的历史，聊边塞诗人和诗歌，聊阿坝的山川和阿坝的文学，当然也聊列车里价格贵而又难吃的盒饭。窗外不是戈壁就是沙漠，总是茫茫无边。所幸的是月色很美，天空很晴朗，月光可以完完全全地普照在大漠上。月光很古典，让人想起许多的古诗句来。夜深了，车厢里的主灯都已经熄灭，李先生也上床睡觉了。车轮有节奏地敲击着铁轨，发出“咣当，咣当”的声音，夜，反而愈显得宁静。列车不停地向前飞奔着，在黑夜里，我不知道我想看见什么？除了地图上告诉我列车会开去哪里外？我早已失去了方向感。其实，地图告诉我的方向是极不真实的，我根本不知道自己此时此刻身处何处，我所有的放心和从容都来源于“我在列车上”。凌晨3点，我也躺在了卧铺上面。就这样，不知不觉，我们走过了鄯善，走过了哈密，走出了新疆。
　　5月28日上午9时，列车平稳地停靠在敦煌火车站。敦煌已经是甘肃省的重镇了。
　　从新疆的吐鲁番，到甘肃的敦煌，我没有看见一条河流。

世界的敦煌
　　敦煌火车站不是敦煌市的火车站，这里的名字叫柳圆，只有柳圆火车站把名字改成了敦煌火车站。从柳圆到敦煌还有180多公里的路程。至今，柳圆镇还是柳圆镇，柳圆人还是柳圆人。改名字，这可能是因了这些年中国和世界旅游业兴起的缘故，好些地方都在更改地名和行政区划名。譬如四川的灌县，已经于几年前改成了都江堰市。又譬如四川的南坪县，因为九寨沟的名声更大一些，如今已经改成了九寨沟县，虽然南坪县这个名字用了很多年，在九寨沟的面前它还是不能保住自己的名姓。据说阿坝州已经动议，准备将阿坝州改成九寨沟州，不知四川省有没有打算将四川省改成九寨沟省，或大佛省、峨眉山省、都江堰省，抑或别的什么省。给地方改名换姓，已经成为神州大地的热潮。改名换姓，许多官员都是大手笔，甚至成了为官一任，永留青史的政绩。
　　敦煌市的导游张涓涓小姐在出站口等着我们。柳圆镇到敦煌市是215国道其中的一段，一条黑色的公路固执地把戈壁滩划成两半。阳光很好，偶尔有一两株骆驼草从路边一闪而过。敦煌在我们心目中是神圣的文化殿堂，大伙儿恨不得马上就见到它。汽车不紧不慢地开着，张涓涓用一口流利的西北普通话介绍着敦煌。有人惊呼：“水！”我们顺着他的手指望去，远远的地方果然有点象湖。我以为是海市蜃楼。导游也不急于告诉答案，等我们争论得差不多了，好些人都望着她时，她才笑眯眯地说：“那是盐沼！”
　　眼前终于开始绿了起来。我们首先看到了成片的胡杨和成排的钻天杨，接着就看见了钻天杨围着的田地，田地里的庄稼，和在路边荷锄行走的农民。汽车穿过农田开进了敦煌市区。我们绕过一座精巧而并不算巨大的“飞天”城市雕塑后，11时，便到了我们当晚要居住的“悬泉宾馆”。
　　敦煌是甘肃省最西边的一个县级市，位于河西走廊的西端，在党河下游的一块绿洲上。敦煌的南面是祁连山脉的三危山，三危山的西南是鸣沙山；北面是北山山脉，疏勒河由东向西横过其北境；西边扼玉门、阳关两座关隘。因此，如果说河西走廊是丝绸之路的大道通衢，敦煌则可以说是古代中原与西域、中国与西亚，乃至与欧洲北非交往的咽喉。如果说，自汉唐以来的中国古代河西是一个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区域，那么作为走廊西部门户的敦煌则最为重要。正是敦煌特殊的地理位置，才使它成为我国历史上各民族频繁出入轮番表演的大舞台，成为各种文化的交融荟萃之地。这个地处古代丝绸之路要冲的城市，这个独居一隅举足轻重的兵家必争重地，到十三世纪后，随着海运的开发，政治中心的南移，而逐渐衰落了。敦煌是中华战车上的一匹马，跟中华帝国的命运一样，随汉唐雄风的消逝而沉默了。当敦煌一词在人们记忆的词典里已经很难查找的时候，当中华帝国弥留之际只剩下最后一口气的时候，湖北麻城人王圆箓道士在三危山西南鸣沙山莫高窟的一个洞穴里发现了藏经洞。这个发现丝毫不亚于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所不同的是，哥伦布的发现给他带来了一生的荣耀，王圆箓的发现却给他带来了永远的耻辱。王圆箓的失败在于不该发现的时候发现了。但不管怎么说，敦煌因为王道士的发现而著名，中国因为王道士的发现而丢脸，世界因为王道士的发现而多了一个世界文化遗产。
　　吃过午饭，我们跟着导游张涓涓小姐，和所有来敦煌的旅行团一样，例行地去参观鸣沙山、月牙泉、莫高窟，例行地喝敦煌特产杏皮茶，例行地痛骂卖国贼王道士。张涓涓这位中文系毕业的大学生则不断地接团送团，象机器一样重复着自己的劳动。
　　跟着张涓涓的小黄旗，我们走到了莫高窟的大门口。按规定把照相机和随身携带的大包小包放在了寄存处，跟着另一位导游走进了莫高窟。我看见一些外国人也跟我们一样走进了莫高窟，只是好奇导游小姐给他们讲解的是不是跟我们的解说词一样。
　　公元366年，一个名叫乐僔的修习禅定的和尚到了莫高窟附近，忽见山上一派金光，好象有千万个佛在金光中显现。乐僔被这奇妙的幻景震惊了，认为这里是佛的圣地，于是他找人在莫高窟开凿了第一个石窟，并在里面修习禅定。乐僔开窟后不久，又有一个叫法良的禅师从东方西行到敦煌，在乐僔所开石窟的旁边又开了一窟。五世纪前半期敦煌的动荡不安，给佛教传播提供了机会。随着敦煌佛教的兴盛，莫高窟也渐渐出了名，在这里开窟的人也越来越多。莫高窟的洞窟内除了塑像以外，四壁和顶部都画满了壁画，形成一个独立的宗教世界。目的是使人们走进洞窟就犹如走进了佛国，在艺术美感的潜移默化中，引导人们信奉佛教。敦煌石窟艺术是一种宣传佛教思想的文化艺术，这种佛教艺术与佛教一样发祥于印度，所以受到印度文化的影响。而佛教艺术在形成的过程中，由于犍陀罗地区（在今巴基斯坦的白沙瓦和阿富汗东部一带）在孔雀王朝以前曾被希腊人建立的亚历山大帝国占领，受希腊文化影响很深，加之犍陀罗地区是印度最先进行佛教艺术创作的地区，而参与佛教艺术创作的工匠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希腊人的后裔。犍陀罗地区的工匠们在进行佛教艺术创作的过程中，揉和了希腊、印度和波斯的艺术手法，从而形成了著名的犍陀罗佛教艺术。犍陀罗艺术形成以后，便经由三条路线向外传播，其中一条就是从大月氏传入我国。我国目前最早的石窟寺是新疆境内的克孜尔石窟，开凿年代大约在东汉晚期。也就是说，印度的佛教艺术在传入敦煌以前，已经在西域流传了一个多世纪了。这一时期，犍陀罗艺术已经与西域文化相结合，形成了一种新的西域风格的佛教艺术。但是，敦煌石窟艺术决不是原封不动地照搬西域的佛教艺术。作为外来的宗教艺术，要想在具有发达的汉文化的敦煌扎下根基，赢得当地民众的喜爱，就必须和当地的思想文化协调一致。如在西域很流行的印度式丰乳细腰肥臀的裸体舞女和菩萨，在敦煌则毫无踪迹，取而代之的是男女性别特征都不明显的菩萨、飞天、乐伎。另外，大到题材内容、主题思想、艺术风格，小到壁画、建筑、装饰图案等方面，都发生了中国式的敦煌式的改变，这显然是在不违背佛教思想的前提下，为适应儒家学说的审美观而有意作出的改变。这应该是佛教艺术中国化的表现。可见，敦煌石窟艺术虽说是外来的文化，但是它一旦在敦煌的土壤里生长出来，其开放的花朵就具有了鲜明的中国民族特色。
　　随着敦煌统治者的更替，统治敦煌的民族不同，中原王朝朝代的变化，丝绸之路上往来客商种族的混杂等因素，便逐渐形成了不同时期不同风格的绝对区别于以西安、北京为核心的中国敦煌多元民族文化。我们清楚地知道，中国的君主们历朝历代多选择西安、北京为都城，虽然元朝、清朝的蒙族和满族也曾入主中原，但也只是局部的很小部分的有所融合与改变，从根本上讲仍然是中原、宫廷加都市的汉文化。而地处丝绸之路要冲远离帝国统治核心区的河西敦煌，它所形成的文化可以说是中华多元民族文化的典型代表。我以为，敦煌是中华文化的另一个大都会，另一个核心区。敦煌不仅是中国的，同时也是世界的。
　　在西域，在中国古老的丝绸之路上，当楼兰、精绝等著名国家已经永远消失，当高昌古城、交河故城等已经成为千年废墟，当丝绸之路南道上的关隘、烽燧、城堡被茫茫沙漠彻底掩埋，当人们对阳关、玉门关、尼雅的遗址究竟在哪里还在进一步考证时，其实我们已经充分地看出了我们对自己的历史保存得是多么的无力而敷衍。在敦煌盗宝的斯坦因、伯希和等不过是给麻木的中国打了一针吗啡而已。
　　公元1900年5月26日，敦煌道士王圆箓在莫高窟第17窟发现了藏经洞，洞内藏有西晋至宋代的经、史、子、集各类文书及绘画作品5万余件，其价值之高世所罕见。王道士并不知道藏经洞内的遗书和其他文物的真正价值，但也意识到它们是非同一般的宝物。王道士想借这个发现来引起敦煌官府和地方名流对莫高窟的重视，以实现自己重修和改造莫高窟的计划。王道士请来敦煌城中的官绅参观藏经洞的发现，可惜这些人中竟无人认识这些宝物的价值。王道士并没有放弃努力，他仍不时从藏经洞中拿出些东西来送人，以此期望引起人们的重视。1902年，金石学家叶昌炽出任甘肃学台。1903年，敦煌县县长汪宗瀚给叶昌炽学台送去了藏经洞中发现的公元851年刻的《洪辩告身牒碑》拓片，还有一些绢画和写本经卷。叶见后，断定这是一批有极高学术价值的古物，遂建议甘肃省藩台衙门把藏经洞中的全部藏品运到省城兰州保存。藩台衙门以没有理由筹措运费为借口，拒绝了叶昌炽的建议，只是命敦煌县长汪宗瀚在1904年对经卷和画像作一次调查。然后又责成王道士将藏经洞再次封存起来。英籍匈牙利人奥利尔·斯坦因第一次见到王圆箓道士是1907年5月21日，距发现藏经洞差5天就整整7年了。对于一个身处中国乱世又不懂文物价值的普通百姓王道士来说，他守了7年的藏经洞，可以说已经很不容易了。他比起敦煌县长汪宗瀚，金石家甘肃学台叶昌炽和甘肃藩台衙门里的老爷们来要好上许多倍。特别是国人金石家叶昌炽，它不仅是爱家、行家，而且还是本省辖区内的一位文化官员。竟然没有亲自到敦煌去考察考察，也没有继续上报或另想办法加以保护，真是说不过去。当然，后来王道士的所作所为，特别是私藏珍品拱手送给外国盗宝者，允许美国人兰登·华尔纳进入莫高窟内剥割壁画，就不仅仅是愚昧无知了，简直就是不可饶恕的犯罪。莫高窟藏经洞由王道士发现、掌管，可以说是中国文化史上最大的不幸。但是，腐败的官府，麻木的国人，混乱的时代，全遇齐了，这就是中国敦煌莫高窟倒霉的命数。
　　斯坦因在中国翻译蒋孝琬师爷的合谋下，欺骗了王道士，骗走了藏经洞里的经卷文书、绘画绣品等29箱，计13000余件。斯坦因因此获得英国国王授予的印度王国武士的勋位和英国皇家地理学会的金质奖章。之后，又有法国的保罗·伯希和，日本的桔瑞超、吉川小一郎，俄国的奥登堡，美国的兰登·华尔纳等，他们都是满载而归。那些被盗的莫高窟遗书藏品，一件不少地被运回了他们自己的国家，被收藏在他们所属的英、法、美、俄、德、日、印等各国美术馆、图书馆和博物馆。敦煌也因此出了大名，莫高窟轰动了世界。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我们的国人吧！
　　莫高窟王道士、敦煌县长汪宗瀚、甘肃学台叶昌炽、甘肃藩台衙门里的老爷们前面已经说过，现在放过一边不再说他们。我们来看看别的国人在敦煌莫高窟这件事情上又是怎样做的呢？斯坦因的汉语翻译蒋孝琬也算是个中国知识分子，1907年，他自始至终协助斯坦因哄骗王道士，才使得斯坦因阴谋得逞。作为中国人的蒋孝琬，在整个欺骗活动中扮演了重要的很不光彩的角色。他是知情者，是不可饶恕的可耻的罪人。1909年，当伯希和从藏经洞窃得的文物安全运抵巴黎后，他又受法国国立图书馆之托到北京购买图书。在北京期间，他将随身携带的部分莫高窟遗书珍本出示给北京的中国学者观看。当时在北京的许多著名学者如罗振玉、蒋斧、王仁俊等都先后前往伯希和居住的苏州胡同寓所参观和抄录。伯希和还将一些文书的照相复印件送给蒋斧、罗振玉等人，借以讨好中国学者。直到此时，我国内地学者才知道敦煌莫高窟发现了藏经洞，其中许多珍品已经流到国外。此事极大地震动了北京学术界，他们立即上书清朝学部，请求采取措施，抢救劫余的文献。清政府这才电令驻兰州的陕甘总督，命令清查莫高窟的经卷文书，全部运到北京，还明令禁止外人购买该处的造像古碑。清理、押运的清朝官吏未尽职守，他们既未将劫余的敦煌遗书清理干净（因为此后俄国人奥登堡又在敦煌收集到12000余件文书和350余件绢画、纸画、雕塑等艺术品），又在运输中经常发生被盗和遗失的事情。1910年，运送车辆到达北京以后，负责接收和押解的新疆巡抚何彦升又纵容其子何震彝擅自将经卷文书运到家中，伙同其岳父李盛铎将其中许多精品据为己有。最后入藏京师图书馆时仅剩下8600多件了。何李二家盗窃的敦煌遗书后来大部分转售到了日本，也有一部分经过辗转流传，最终被台湾台北图书馆收藏。中国官吏的素质几近盗匪，从何李二家身上可见一斑。那么，中国的学者们又是怎样敬业的呢？他们的中国文化情结究竟有多厚实呢？当他们已经知道敦煌莫高窟发现了藏经洞，已经知道了许多珍品已经落入外国人之手，他们只是很儒雅地上书，却没有一个学者像斯坦因、伯希和一样走到敦煌去。后来，国人张大千到敦煌莫高窟临摹壁画，竟然被栽赃破坏国宝。更有甚者，1920年至1921年间，在苏联国内战争中失败的数百名沙俄白匪军越过边界逃入中国，被中国当局扣留，当局竟以莫高窟的佛教洞窟作为拘留这批人的场所。这群既无佛教信仰又缺乏文化修养的绝望之徒，在这所世界罕见的艺术宝库中生火煮饭，任意乱画长达半年之久。怎能叫人不痛心、不寒心呢！难怪有人说，莫高窟藏经洞所藏遗书，幸好是被斯坦因、伯希和们弄到了外国，如果在中国，也许早就被一把火焚烧了，或者洗劫一空损毁了，哪还有什么世界文化遗产？感谢他们为我们保存着一份完整的文化！这些话虽然有些问题，但的确值得我们深刻地思考。
　　如今，剩余的敦煌莫高窟被严密地保管着，连小包、照相机也不允许带进窟内。如今，慕名而来的中外游客都很多，多得每一个开放的洞窟都塞满了人，也不知大伙在导游的引领下，看到了什么？听到了什么？想到了什么？或者同进了一趟超市没什么区别。如今，敦煌艺术研究院扩大了编制，现有在职职工180多人，不象以前只有一个王道士再加几个小沙弥。如今，在敦煌看莫高窟是残缺的，好些菩萨和故事都不在了，更主要的是藏经洞里没有了藏经。如今，我们还是不知道“敦煌”这个地名是怎么来的，是什么意思？而敦煌这座城市却活生生地繁荣着。
　　导游说，莫高窟1961年被国务院列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7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说这话时，她差点儿掉眼泪。
　　“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唐朝的王之涣和王维，他们视而不见当年敦煌的繁荣，那时丝绸之路上走着多少中国的和外国的生意人。今天，丝绸之路只是古诗里模糊的记忆，客商已经走光了，他们饮酒赋诗的地方全都是心闲的游客。

被遗弃的嘉峪关
　　出敦煌一直向东，进了嘉峪关，横穿整个河西走廊，过酒泉、张掖、武威、兰州，然后抵达中原帝国核心区西安。可见嘉峪关的重要。我说嘉峪关重要，是因为有了嘉峪关以后。你也许听这话有些糊涂，我可以说得再明白点。嘉峪关置关前，敦煌和整个西域的广大地区都是中原帝国的疆域，宋朝以后，由于海运的开发，政治中心的南移，敦煌逐渐衰落，敦煌和西域广大地区的掌控权也逐渐丢失。公元1372年，中原局势初定，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派大将冯胜经略河西。冯胜很快攻下了元朝设在甘州的甘肃行省，并继续西进，在瓜洲、沙洲一带将元军击败。但明军很快就收兵东还了，元朝的败兵趁机重新占据了敦煌。为了防止元朝的残余势力继续东进，冯胜在肃州以西70里处的文殊山与黑山之间的峪谷地带修筑了嘉峪关，并派兵据守。以后，嘉峪关被逐步建筑成为明王朝的西部边关，而将嘉峪关以西包括敦煌在内的广大地区弃置在防线以外。由于嘉峪关变成了中原帝国的边关，它的得失直接关系到中原地区的安全，它的军事地位一下子就变得举足重轻了。
　　我们起了个大早，6点钟准时离开敦煌。不多时，汽车到了安西。安西是甘肃省的一个县，很著名的。古时候，安西叫瓜州，又名锁阳，皆因出产而得名。在停车的商店门口，别人劝我买了一个小西瓜，瓣开来咬了一口，果然多汁且甘甜。导游指了指我的西瓜说，就是因为这个，此地才叫瓜州。我笑笑说，我吃到典故了。我们问导游，锁阳是怎么来的呢？导游这回没有卖关子，很爽快地告诉我们说，隋唐时程咬经兵困锁阳城，断粮一个月没有饿死，终于等到了救兵解了锁阳之围，靠的就是这里出产的锁阳。有人向导游提问发难，问：听说锁阳是壮阳药中的极品，军中将士连续吃了一个月，它们是怎样保持军纪的？满车的人一阵哄笑。导游很机智，她巧答道，锁阳是壮阳药不假，军中将士连吃一个月锁阳也不假，先生既然对将士们怎样化解锁阳的壮阳功能十分感兴趣，你只有去问程老将军了。车内又是一阵哄笑。
　　到了安西，我们的汽车就驶上了312国道。国道312线，是西起新疆的伊犁市，东止海岸城市上海，全长8000多公里，是中国最长的一条国道线。汽车沿祁连山而行，时序虽然已经是5月底了，但总能够隐隐约约地望见祁连山上终年不化的白雪。公路向前延伸着，汽车一会儿穿行在戈壁荒漠中，一会儿又驶进了绿树田野里，穿来穿去，不知是戈壁把绿洲分割了呢？还是绿洲把戈壁分割了？脚下的公路不时穿过兰新铁路，有时我们乘坐的汽车与兰新铁路上疾驰的列车并行，有如赛跑一样。11点多，我们到达嘉峪关市。
　　嘉峪关市历史上并无郡县设置，就是一座孤零零的关城而已。1958年，国家“一五”计划重点建设项目“酒泉钢铁公司”选址于此，之后逐步发展，新迁来了一些居民。直到1965年才设市，1971年成为甘肃省省辖市。值得一提的是，全市12万人口，酒泉钢铁公司占8万人。嘉峪关市人口虽然不多，城区规划面积却达到了80平方公里。这样的面积，恐怕连北京、上海那样的大城市也不能够与之匹敌。这应该是西北式的风格，辖区都很大，没有寸土寸金的感觉，得到也大，失去也大，在疆域面积上从来都很奢侈。
　　嘉峪关主要是因嘉峪关关城而著名。到这里来的游客，一般都不去游览嘉峪关市区。嘉峪关关城位于嘉峪关市西五公里处，是明代万里长城的西端起点。
　　关于“西端起点”一说，我以为以中国的版图来说，嘉峪关在西边，山海关在东边。站在山海关的位置上说，嘉峪关是明长城的终点；站在嘉峪关的位置上说，嘉峪关是明长城的西端起点；站在它们之外的位置上说，按照中国人的习惯，嘉峪关当是明长城的终点。在嘉峪关，无论是导游、商贩，还是市民，他们都会告诉你嘉峪关是明代长城的西端起点。看来，嘉峪关市的人，按照中国传统文化习惯，忌讳说“终点”一词，特别是有关自己的城市。
　　嘉峪关关城着实巍峨雄伟。坚固而完整的城墙堵塞着要塞，这里是河西走廊最狭窄的地方。关城内，建在同一轴心上的几座城楼耸出城墙，层楼叠嶂，飞檐凌空，气势壮观。关城两翼的城墙，蜿蜒逶迤地爬上两端的山岭，像一把锐利的尖刀把江山分割成两半。关城内，数十株高大挺拔的白杨和柳树绿得耀眼。在这边塞关城，这些树木不仅引来了满树的绿色春风和鸟语莺啼，也给在大漠戈壁的守关将士带去了无尽的思乡苦情。登上关楼远望，祁连山连绵逶迤，千年不化的白雪在蓝天的映衬下像大海腾起的波浪奔涌而来。而黑山正如它的名字一样，像黑夜一样笼罩着恐怖与神秘。这一白一黑，正合了自然的大道，但于人，于社会却是水火不容，必须黑白分明。那延伸的长城，就如一条黄色的蛇一样，在崇山峻岭中艰难地爬行着。再放眼关外，茫茫戈壁大漠，寸草不生，滴水不流。难怪王翰写河西走廊的一首凉州词能够成为传世的绝唱：

　　柔弱而无助的短暂生命，面对苦难与绝望，挥霍一下日子不管怎么说都是应该的。
　　到了嘉峪关，不能不说说黑山岩画。黑山位于河西走廊北侧，从嘉峪关市出发约20公里路程。黑山虽然植被稀少，但山南坡下戈壁却是大草原，雪水汇聚，牛羊成群。早在4000多年前，祖先们就在这里繁衍生息，并留下了无比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黑山岩画。黑山岩画无论是内容，还是数量都十分丰富，有四道股形沟、红柳沟、石关峡、磨子沟等四个岩画区。岩画是刻在石头上的历史，是原始先民绘刻的形象史书。黑山岩画系统地记录了当时人类发展的进程，即狩猎、游牧、养畜、战争、宗教、娱乐等，黑山岩画以其丰富而独特的文化内涵，堪称深邃的无声史诗。当嘉峪关的春天草长花开，当嘉峪关的天空白云悠悠，我们的先祖哼着优美的歌谣，他们面对石壁，脑海里便产生了无穷的幻想。他们不由自主地顺手捡起地上的石头，开始刻画生活，描绘自己。黑山岩画的天地是一个天真烂漫而又无所畏惧的广阔世界，这样的刻在石头上的历史与世界任何一部用文字记录的历史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它记录的都是人民自己的生活。没有功利性，不受任何人指使，当然也不会留下姓名，也不给统治者抬轿子、编故事。今天，我们参观嘉峪关关城，跟观看黑山岩画并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都是在观看一个已经过去了的故事。
　　嘉峪关设关以后，自然就成为了中国的国门，把同胞关在了门外，把自己关在了门里。不过这只是统治者的行为，只是当时政治集团的想法而已。虽然进也是关，出也是关，于人民，它只是一条路，一条断不了的丝绸之路，友谊之路，文化商贸交融之路。阳关、玉门关、铁门关、居延关等等已随祖国统一而成内地，“天下为一家，中国为一人。四海之内，九域之中，又何须乎天堑？又何藉乎地维？”王公设险以守其国已成昔日尘埃，何况那个“国”乃王公之国，非人民之国。如今河山统一，天下归心，嘉峪关已不再是边关，不再是国门，嘉峪关作为关的意义已不复存在。公元1961年，嘉峪关成为国务院公布的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公元1986年，嘉峪关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世界遗产文化保护地。
　　嘉峪关，你这个因战争而修筑的关隘，与守关将士一道，几百年来一直都穿戴着甲胄，可是却创下了中华唯一没有经历过战争的雄关的记录。今天，嘉峪关作为边塞关隘被遗弃，嘉峪关作为丝绸之路被永远怀念，嘉峪关作为文化遗产被世界珍爱和保护。世事沧桑，嘉峪关，其实你就是一条路，一条大家都可以走的路。

活在历史与现实中的塔尔寺
　　塔尔寺是著名活佛达赖和班禅的老师宗喀巴大师的诞生地。我这样说，好像达赖和班禅两位活佛的名声在宗喀巴大师之上。其实，宗喀巴大师是藏传佛教格鲁派（黄教）的缔造者，文武兼备的佛。达赖、班禅两位活佛就是拜在他的门下才得以修成正果，得道成佛的。塔尔寺因宗喀巴大师而成为了佛教圣地。
　　塔尔寺，藏语叫“贡本贤巴林”。坐落在青海东部湟水之滨的莲花山中，它的四周有八座平缓形似八瓣莲花的山峰环抱，塔尔寺建筑群犹如莲蕊。更奇妙的是，夏秋时节山色青翠，整个山形显青色莲花状；冬春时节，山峰铺满白雪，整个山形又显白色莲花状。在这里俯仰天地，地形妙如八瓣莲花，天空宛若八辐金刚轮，这正暗合了佛教圣地的象征。
　　相传，公元1357年十月初十，宗喀巴大师诞生在莲花山中，他的母亲香萨阿曲剪断脐带时殷红的血液滴入了土里。宗喀巴大师16岁离开青海去西藏深造，学习显密经论，兼修密法。后来，香萨阿曲很想念儿子，天长日久思念成疾。这时，香萨阿曲惊奇地发现，在她给儿子剪断脐带时滴血的地方长出了一棵伞状的菩提树，树上有叶十万片，每片树叶上显有一尊狮子吼佛像，树干上显文殊七字心咒。香萨阿曲写信将这件奇怪的事情告诉了远在西藏学习的儿子，并说自己身体不好，想让儿子回来见最后一面。西藏距青海路远山遥，宗喀巴大师知道即使回去也不能够见到母亲了，大师思量再三，最后写了一封长信安慰母亲，并嘱托以菩提树和狮子吼佛像作为塔心胎藏建一座聚莲宝塔，说见塔如见儿子。大师的母亲香萨阿曲按儿子的嘱托在脐带滴血处建造了一座聚莲宝塔。这座聚莲宝塔就是塔尔寺最早的建筑。生动的故事讲诉了一段感人肺腑的人间真情，同时又弥漫着浓郁的宗教色彩，这和传说中宗喀巴大师是文殊菩萨的化身也是十分吻合的。不论怎么说，凡是来塔尔寺的人都愿意相信这个故事是真实的。不过这还不是塔尔寺寺名的由来。在后来的公元1577年，高僧贡巴哇·仁钦宗哲坚赞在聚莲宝塔的南侧兴建了一座弥勒佛殿，在这莲花山中，先有聚莲宝塔，后有弥勒寺，这才是汉语塔尔寺的由来。
　　走进塔尔寺，有太多的迷人之处让我流连。首先让我惊奇的是祈寿殿。祈寿殿是1717年为祈祷七世达赖喇嘛健康长寿而兴建的，藏语叫“贤丹拉康”。修建贤丹拉康的背景是1716年西藏时局较乱，康熙皇帝为了七世达赖喇嘛格桑嘉措的人身安全，决定派人将9岁的七世达赖喇嘛从四川理塘护送到青海塔尔寺暂住。此间，李嘉洪滩喇嘛等兴建了这座贤丹拉康。我说惊奇，一是在这藏区深处，贤丹拉康是一座典型的清代汉族宫殿式建筑。二是园内暴马丁香树浓荫蔽日，陪同我们的解说员卓玛却说暴马丁香树是菩提树。她说每到盛夏菩提花开芳香四溢，所以祈寿殿又称花寺尔。我突然想起禅宗六祖的禅诗来，便顺口吟道：“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卓玛接着：“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我见卓玛是个有见识的人，便急忙问她：暴马丁香是否只是在塔尔寺或在青海省才叫菩提树？卓玛答道：无论在哪里，暴马丁香就是菩提树，菩提树就是暴马丁香！暴马丁香只是菩提树的俗称而已。我自言自语地说，看来菩提是有树的，明镜也是台，所谓“菩提本无树”是禅理讲的“有”即是“无”，“无”即是“有”，“菩提本无树”是悟到万事皆空的境界时的认知，我却当了真，这正好验证了我是一凡人耳。三是祈寿殿柱廊左侧的一间小神堂内供有护理本土本方的阿尼刘琪山神像。奇在山神刘琪乃是清朝甘肃河州的一名进士，当属汉族。因为救渡东行赴京为乾隆皇帝祝七十大寿的第六世班禅大师一行而不幸身亡。为报此恩，班禅大师将刘琪进士的亡灵安置在鲁沙尔东山，由塔尔寺供奉，成为这里的山神。小神堂内供奉的刘琪金身像，头戴乌纱帽，身穿朝服，白髯飘于胸前，是一位慈祥老者形象。在藏区，在藏传佛教中，被封神的汉族人里，除了唐朝的文成公主被封为度母外，刘琪恐怕要算第二人了。
　　藏族是全民信教的民族，而且信仰的是藏传佛教，这一点是众所周知的。但是在藏区，藏传佛教寺院不仅仅是传播佛教的场所，还是藏族文化的学习、传播、保存的重要地方，这一点却是许多人，特别是外地人、外族人所不知道的。
　　无论是西藏、青海，还是甘肃、四川藏族聚居区，千百年来，不仅交通十分落后，地方十分偏僻，而且自然环境十分恶劣。不是高山峡谷，就是雪山草原。气候恶劣，土地贫瘠，出产的农作物品种少、产量低，更多的人过着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靠天养畜，靠天吃饭，生活贫困而缺乏保障。也正因为如此，藏传佛教才得以兴盛，百姓才有了精神寄托。在藏区，只要有人聚居的地方，就一定有寺庙。普通人家的房屋，一般为三层，最上面一层是设神龛，祭神灵的地方；第二层才是人起居的场所；最下面一层是留给牲畜的。一般家庭如有三个儿子，家里会送一个到寺院去做和尚，如有五个儿子，会送两个到寺院去做和尚。也有不到寺院去而在家里做俗家和尚的。由是可见藏族人家是如何地看重宗教。在藏区，只有进了寺院才可能读书识字。藏区所有的知识分子都来自于寺院，除了寺院，没有任何地方有学校。在寺院里，你可以学到天文、地理、历算、医学、文学、哲学、美术、音乐、舞蹈等等。我们可以想见，藏区人民对于寺院的感情和依赖是怎样地难以割舍了。
　　塔尔寺建有四大学院，即：显宗学院，密宗学院，医明学院，时轮学院。还有印经院、藏医院等。科学、文学、哲学、艺术等门类齐全。是藏区著名的大寺院、大学校。入寺僧伽先习显宗，后修密法。通俗点说，显宗是学习，密宗是实践。修习密宗的人必是德行、智行都高的高僧，一般僧侣是没有资格修习密宗的。塔尔寺是中华民族的珍贵文化遗产，它不仅以瑰丽壮观的建筑艺术闻名于世，而且是藏族文化艺术荟萃的宝库。琳琅满目的雕刻艺术和各种造型精美的佛像、法物圣器，浩瀚珍贵的藏文古籍藏书，藏族艺苑奇葩酥油花、壁画、堆绣等等，使塔尔寺享誉古今，闻名世界。
　　旅行，让我学习知识，新的知识，从来不知道的知识；旅行，又加深和验证我已经知道的知识，从书本过渡到现实，又从现实印证到书本，令它们重合在一起；旅行，让我知道所学十分有限，所知十分有限，世界太大，自己是个无知的人，因而懂得了学习，懂得了珍惜。
　　在塔尔寺，穿红色袈裟的和尚、喇嘛们，与如织的游客们混杂在一起，生活在同一个时空里，却各行其道。自从塔尔寺的聚莲宝塔建成到如今，600多年过去了，时代变更了许多次，帝王变更了许多次，朝代变更了许多次。然而，塔尔寺的红色袈裟、黄色僧帽没有变，塔尔寺造福藏区、普渡众生出苦海的意愿没有变，塔尔寺一心向佛的信仰没有变。我游历和参观了许多古城、故城和文化遗址，有的被岁月风蚀，有的被沙土掩埋，有的彻底地消失在了时空中，只有一点文字记录的痕迹。但它们都是封存、凝固、静止的历史，离我们已经远去了。塔尔寺，我眼前的塔尔寺，比故宫更古老，早就是历史了。但当我看到那佛像前幽幽燃着的酥油灯，那穿着红色袈裟迈着青春步子的小和尚从我身边匆匆走过，听到大经堂里传出的仙乐般的诵经声时，我又怎能不是走在现实中呢？我却不能唤醒身边的小僧们，抑或他们不能唤醒我这个梦中人。不过，有一点我却看得十分清楚，就是今天的许多人在塔尔寺历史悠久的藏医院里买了很多药，今天许多人的病能够在这里得到医治。

别不在乎青海湖
　　从西宁到青海湖必须经过湟源县。湟源县地处西宁市郊区，因这里是黄水河的源头而得名。古时候这里是闹热的茶马互市。中原多战事需要马匹，却没有出产马匹的草原。青海、西藏多草原，马匹膘肥而健壮，却没有湿润的空气，肥沃的土壤，生长不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茶叶来。藏地要茶，中原要马，湟源就是两地的边贸口岸，在这里大家都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到了明代，明朝廷在湟源县设置了专司茶马互市的官府机构茶马司。在明清两代，湟源却要比今天风光得多，辉煌得多，重要得多。
　　车过湟源，县城外的公路旁有茂盛粗大的白杨树已然成林了。导游小姐说，那是马步方栽种的。导游小姐是位藏族姑娘，名字叫卓玛。我想，说马步方栽树这件事情，卓玛背诵的导游词里应该没有。看情形，她是顺口说的。我打小的时候，老师就教我们说，马步方是回族，是国民党反动派西北的大军阀。等我成年后，从所读的书本里又知道，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时，红军被马步方部重创，特别是西路军几乎全军覆灭。后来，彭德怀大元帅在西北战场一直与马步方作战。马步方对中共欠下了许多血债。后来，毛泽东主席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从此，中国共产党得了天下，而马步方又乘飞机外逃了。应该说，解放以后受教育的普通中国大陆人对马步方都不会有什么好感。所以，马步方其人有什么善举？我着实一点也不知道。关于马步方栽树的事，我此前从敦煌到兰州的路上也听当地人说过，哪里哪些树是马步方栽种的，只是未敢贸然相信罢了。但那一排排高大挺拔翠绿充满生机的杨树，就那样静静地生长着，实实在在没有一点虚假。从前我知道在甘肃、新疆一带一直流传着左公柳、林公树，即左宗棠栽种的柳树，林则徐栽种的杨树。在甘肃安西县近郊，有人给我讲了个马步方杀驴的故事。传说马步方司令要求手下士兵每人必须栽活一棵树，士兵们按马司令的要求都栽好了自己的那一棵树。一天，马司令视察河西走廊，见一进城办事的农民将毛驴拴在树上，毛驴悠闲自得地吃着树的枝叶，无人过问。马司令下令将毛驴牵到当街的闹市口，当众将毛驴斩首。事后，马司令发出通告：“若再有驴毁坏树木，驴同驴主与此驴同罪，格杀勿论。”一时间，在西北地区马司令杀驴护树的故事便传扬开了。这个故事虽然有点血腥，倒也符合马步方的军人性格。事实是此后再也没有人敢破坏树木了，那些树木才得以长到今天。在西北地区，植被很少，到处都是大片大片的沙漠和戈壁滩，谁栽种一棵树就能够撑起一片绿荫。栽树护树都是善举，跟修桥铺路一样，是惠泽子孙的大好事。从这里可以看出，百姓是朴素和真实的，不论是什么人，只要你做了好事，人民总会记住你的。
　　过了湟源县，汽车爬上一架高坡，眼前突然开阔起来。原来这里就是著名的日月山，是青藏高原与黄土高原的分界线，是历史上有名的“交马赤岭”。“交马”即换乘。古时候，中原与吐蕃是两个封建王朝，两国使者都在日月山口换乘对方的马匹，才准入境。传说文成公主入藏时途经这里，看到眼前茫茫荒芜的草原，想这一去必是终生不能再回长安，再见亲人。便拿出父皇李世民给他特制的日月宝镜，镜子的一面是父母兄妹的可亲面容和家乡的秀美风光，另一面是真实的现实。公主不禁泪如雨下，但想起父皇的叮嘱，肩上的责任，她便狠劲地摔碎了镜子。镜子的碎片隆起了日山和月山，挡住了从青海湖里自西向东流淌的河水。河水改变了方向，与公主的泪水一道从东向西流淌，流进了青海湖。从此，这里有了日月山，这里有了倒淌河。公主也斩断了思乡思亲之情，一心踏上了进藏的路途。故事优美而动人。文成在西藏最终成为了藏传佛教里的度母，也就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她一个背井离乡的女子，究竟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罪，只有他自己才知道。因为至今都还有人说文成公主是藏王松赞干布的小老婆。但是，一个泱泱大唐帝国，因为名将薛仁贵征伐吐蕃失败，就用一个弱女子去换回一个帝国的太平。无论文成有多么伟大，作出了什么经天纬地的事情，帝国都没有脸面见自己的女儿。
　　汽车顺坡继续行走就到了倒淌河镇。镇子不大，不过几十户人家。镇前塑一尊文成公主的站立像，塑像放置在倒淌河镇的岔路口，好像一块路标。塑像的右侧公路通青海湖，即川藏公路；塑像的左侧通海西州，即当年文成公主入藏时的唐蕃古道。
　　离开倒淌河镇不远，青海湖远远地从天边青过来，原以为是草原，平坦辽阔的草原，直到近前才看清那就是青海湖。青海省的省名就是源于这青色的青海湖。此前，我以为“青海”的名字来源于草原，青青的像海一样的草原。这种臆断与此相误甚远。
　　青海湖位于大通山、日月山和南山之间，是我国最大的内陆咸水湖，藏语叫“错温波”，指青蓝色的海。青海湖环湖周长360公里，面积4583平方公里，最深处达28.71米，平均水深19米。站在湖边，头顶蓝天白云，远处雪山逶迤，湖面烟波浩渺，碧水连天，青海湖就像一颗巨大的蓝宝石镶嵌在青海高原上。青海湖湖心偏南是海心山，这里好似仙境，很早的时候就有人在岛上修行。相传，1300多年前，隋炀帝派人在这里牧马，以求龙驹。其实，“龙驹”就是环湖区域的草原上所产的名马──青海骢。青海湖著名的鸟岛上栖息着八九万之众的鸟类。初夏时节，岛上遍地都是各式鸟窝，各色鸟蛋，天上飞的，地下走的，水中游的都是鸟，堪称鸟之大观。古语说，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大凡有水的地方就一定有灵气，无论是鱼鸟，还是人兽都喜欢亲近它。青海湖的美，在于它的广博与细微，这样的美才可以使人心旷神怡！
　　所有来青海湖的观光客，激动于最初进入视野的感觉。照相留影、乘船游湖、玩石戏水、骑马放歌、观鸟购物……都把自己的心情拨弄得十分惬意。落花流水，尽欢而散。我们也登上了归程的汽车。最后一抹夕阳照在车窗上，导游和司机清点完人数坐在自己的位置上，车载电视播放着藏族歌手亚东的歌曲，谁也没有在意他唱了些什么？所有的人都在梳理着自己的心情。
　　汽车沿着湖边公路匀速行驶，青海湖从身边渐渐远去，却再也没有人回过头去再看上一眼美丽的青海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