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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殿俊 Pu Dianjun (1876~1934-10-28) ⊙源自:陈钦其


  字伯英,号沚庵,又号雪园,笔名止水,属,四川省的广安区城北北沟人。祖父蒲瑞溪是老贡生,父亲蒲玉林是县学生员,学识渊博,母亲李氏,能赋诗做文。
  蒲殿俊清代光绪进士,授刑部主事,官费留学日本法政大学,归国后任四川咨议局议长,后组织四川保路同志会,任会长。辛亥革命后历任“大汉蜀军政府”都督、国会议员。内务部次长兼北京市政公所督办(北京市长)。“五四”运动后,任北京《晨报)主编,同时创办了《实话报),与陈大悲一起建立了“新中华戏剧协社”。出资创办了我国最早的戏剧学校,开办了供学员实践的“新民剧场”。1934年在北京病逝。
  蒲殿俊自幼天资聪颖过人,开始读书,即由他的母亲亲自课督,严格教育。年岁稍长,便拜县里饱学名儒周煦笙为师,同时在祖父蒲瑞溪、叔父蒲慕的循循诱导与严励督责下,学习诸子百家之学,数年孜孜不倦。熟读记诵经史子集,并能融会贯通,造诣不凡。所著文章,常常鞭辟人里,见解独到。蒲殿俊18岁开始参加清代的科举考试,以第一名的成绩考中秀才;次年又以优异的成绩为州里的凛生;20岁时参加州科考,以文章优秀,名列第一,随后同姑丈胡骏(清内阁总理大臣庆亲王奕少子之师)一道赴京参加朝考,但因其文章太长,未曾誉清完卷而落第。
  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内封建统治的双重压力与日俱增,国内的维新运动高涨。在北京的蒲殿俊与康有为、梁启超等戊戍六君子常有联系。特别是六君子中的刘光第、杨深秀(都是四川人)极受蒲殿俊的崇敬。
  1898-4-12日,蒲殿俊参加了康有为、梁启超发起的在北京广东会馆召开的保国会第一次大会。参加组织保国会的有包括蒲殿俊、胡骏、顾鳌等在内的维新人士和爱国军官200余人。会上,康有为发表了声气激扬的救亡演讲:“吾中国四万万人,无贵无贱,当今日在覆屋之下,漏舟之中,薪火之上,如笼中之鸟,釜底之鱼、牢中之囚!”。一时间,京城内外群情沸腾,纷纷倡议各省、各府、各州、各县设立分会。于是,北京又出现了保滇会、保浙会和以蒲殿俊为首的保川会救亡小团体。1899年,蒲殿俊与胡骏受刘光第、杨深秀之嘱,邀集四川尊经书院学生,在成都创立了“蜀学会”,办“蜀学报”,与北京康梁等遥相呼应。六君子被杀害,蒲殿俊极为愤慨,他决心继承六君子未尽之志,继续做革新救国的努力。
  蒲殿俊于公元1898年与胡骏、顾鳌等人,在广安创办了“紫金精舍”。为增强力量,以推行新学,决定邀请有识之士前来共创大业,便礼聘了南充的张澜西充县有真才实学的罗纶,并有革新救国思想的人士为教员,按照学生的文化程度、志趣爱好,进行分科教学。所授课程,除经史词章之外,还设时务、舆地、博物等现代科学,力除旧书院讲学陋规及八股制艺词,因而学生日众。后来得到四川总督岑春煊的同意,将旧有培文、甘棠、渠江三书院并入紫金精舍,改为广安州高等小学堂。四川州县改书院为学堂,实始于广安。蒲殿俊为当时四川废八股,讲经世致用之学,倡导新学的先行者。
  1902年,蒲殿俊接受绥定知府的聘请,执掌专务新学的汉章书院。次年参力四川癸卯乡试,中头名解元。1904年到北京参加会试,考中二甲进士,旋即授刑部主事。1905年,公费派遣去日本留学,入法政大学学习。
  到日本后,蒲殿俊一面潜心致志地钻研学问,一面与一批仁人志士共同研究探讨国家大事。他们谈今论古,激扬文字,对祖国政治得失,当时的洋务运动、路政、军政等进行广泛激烈的讨论,恣意抨击,并根据他们所接受崇信的西方民主政治思想,提出他们自己的各种改革主张和看法,互相切磋,共商革新中国政治的大计,主旨实行日本式的立宪政治。蒲殿俊是这批改革人物中的一位佼佼者,他那雄辩的口才,犀利的文笔,渊博的学问,高尚的人品,博得大家的爱戴和尊敬。
  蒲殿俊赴日本后,为了培养更多的学生留学日本,不惜重金聘请日本教师阿布好一夫妇到家乡广安教授日本语言、文字,又商请余沙园等人教授英文、国文。蒲殿俊鉴于当时国家的情况,认为变法图治,必须学习欧美、日本,因而积极鼓励帮助广安青年出国留学。先后鼓励、资助广安紫金精舍学生去日本留学者达30余人,让他们学习法政、师范、军事、警察、农桑、体育等,对广安区、四川以至全国的教育事业的发展颇有影响。如周建侯在日本东京大学毕业后,回国任国立北平大学农学院教授、系主任、院长二十年余年;郑鸿基在日本法政大学毕业回国后,在成都创办了四川第一所法政学堂—四川法政专门学校;何庆余在日本学习体育回国后,在成都创办了四川第一所体育学堂;聂开基等在日本弘文师范毕业回国后,创办了广安中学堂;在日本东斌学堂学习军事的张百祥、秦炳等回国后对辛亥革命均作出了贡献。蒲殿俊保路运动后,在北京时,对广安在北京读书的学生均有资助。
  当时,世界各帝国主义国家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英、法、德、美等国争相与腐败透顶的清政府谈判,谋夺在四川修建铁路的权益,面对这种严峻形势,在日本留学的四川籍学生,发出了川人自办铁路,以防止路权落入帝国主义列强之手的倡议。1903年四川总督锡良虽已奏请清政府,允许川人自办川汉铁路,但是,在日本留学的川籍学生,深恐川民集资不踊跃,影响铁路工程的进行,所以蒲殿俊等人到日本留学后,就联合川籍学生三百余人集会议定,首先尽力认购筑路股金,为川民做出表率,筹得首批股金四万余元。因其数额大小,参加集会的川籍学生又劝其国内亲友,量力认购股金,共筹得三十万金。据此电告四川总督锡良,并致书全川父老兄弟,敦劝大家解囊集股,修路救亡。由于蒲殿俊等川籍留学生的倡率认股,大大促进了川路征收租股工作的推行。川汉铁路公司成立起来了,筑路股金虽绝大部分出于随田赋征收的租股,但公司的大小职员都是由不懂筑路知识业务,一味钻营中饱牟利的官吏担任,因而弊端百出,致使舆论沸扬,怨声载道。
  1905年,在社会各方面的压力下,总督锡良被迫将川汉铁路公司由官办改为官商合办,任用一、二位四川有名的绅士作为总董、副董,又于官办之外加派一位绅士督办,但公司的实权仍旧操在腐败无能的官府手中。充任公司各种职务的官吏们,虽于筑路专业知识一窍不通,却支领高薪。道员月薪多达五佰余两白银,而冗员又多,开支庞大,坐耗股金。蒲殿俊鉴于川汉铁路公司上述种种弊端恶行,于1906年约集留日川籍学生三百余人,组成川汉铁路改进会,他被公推为该会正干事(会长)。这个改进会每月出版一期《川汉铁路改进会报告书》,并由蒲殿俊领衔,由邓榕、胡骏、邵从恩等44名留日学生联合署名,发表了《改良川汉铁路公司议》。指出:“近年来兴学、练兵、办警察等赔款竭泽而鱼,势已不支”。同年,在署名“四川人公启”的《川汉铁路公司商办建议书》中,以十分激昂的措词,指出公司官办的诸种积弊。蒲殿俊等抓住清廷颁布的《商律》作为武器,通过集会、结社、上书、撰文等文式,为争取铁路商办同清廷在川官僚作斗争,合理合法,而又针锋相对,由于以蒲殿俊为首的留日学生川汉铁路改进会的大声疾呼,理由充足,并将该会所办的《报告书》月刊分寄北京各衙门和四川各州县,收到了宣传鼓动的好效果。《报告书》刊发的论说,多由蒲殿俊和其他留日学生撰写。文笔犀利,起到广泛动员的作用。四川京官和在籍绅士起来响应,要求改公司为商办,使川督锡良受到很大压力。这时,川省办重庆铜元局和万县铜元分局又复挪用川汉铁路股金二十万两。川籍留日学生川汉铁路局改进会特别派代表回国调查;写了《调查报告书》。蒲殿俊还为此特别撰写了《调查报告书后》一文,连同《调查报告书》一同刊出,对当局挪用路款行为,作了严厉的谴责。不仅如此,蒲殿俊还就川督锡良批谋员为铜元局挪用款呈词及川汉铁路公司督办赵尔巽为铜元局借款的禀报逐一签驳,其论述精辟有力,使当局十分难堪,却又无法抵赖。
  由于川汉铁路改进会的不断揭发抨击,铜元局挪用的路款虽然被迫归还,但改川路为商办的合理要求,川督锡良一直拖到1907年二月,即他将调任云贵总督的前夕,才奏请清廷把川汉铁路公司改为商办,按商律立案。
  这时,清政府准备调两广总督岑春煊回任四川总督,而岑正在上海养病。蒲殿俊在日本不知道锡良已上奏清廷,便不顾法政大学的毕业考试,经由日本返回国内,在上海见到了岑春煊,力陈川汉铁路公司官商合办的弊病,要求速以商律改为商办,并定名为有限公司。岑春煊表示愿意采纳蒲殿俊的主张,到四川后加以实行。虽然以后岑春煊改任邮传部尚书,未到四川,但铁路归邮部主管,而此前岑春煊已对川路改为商办的商义有了一定的认识与了解,故锡良的奏请很快得到清廷的批准。蒲殿俊与留日川籍学生关心四川建设大计,关心四川人民的利益,维护人民出资修路的股东权益,经过奋斗,总算有了初步成果。
  1908年秋,蒲殿俊由日本返回中国北京,担任法部主事兼宪政调查馆行走。第二年,清廷令各省成立咨议局,蒲殿俊因久享盛名,又通晓新政,为川人仰慕推崇,省城各界纷纷函电邀请他返川,并由原籍广安州选他为咨议局议员。于是蒲殿俊由京返回四川成都,出席是年9月1日召开的四川咨议局会议,由全体出席议员一致票选为咨议局议长。
  咨议局是晚清迫于内外形势,表示准备立宪的姿态而设置的,并不拥有西方各国正式议会的权力。但蒲殿俊和当选的大部分议员却都具有强烈的民主思想,他们运用议员的权力,利用咨议局会议作讲坛,纠弹不法贪官污吏,揭露指斥各种弊政时病,与当时的四川总督赵尔巽及其下属的官吏作了一系列的斗争,并取得了一定成功,因而受到四川人民的支持和称赞。蒲殿俊在任咨议局议长期间,咨议局为川民主办了以下事情:(一)纠弹不法官吏,如崇庆县知州张溥,西昌市、江津、通江县、城口等县令,纠举安岳县知县勒派非刑等案。(二)力争审查省财政预算的权力,以对财政收支进行监督。(三)与督署官厅会议,与官府的压力作斗争。(四)创办《蜀报),揭发官吏贪赃枉法,大力鼓吹提倡民权,促进立宪。1909年创办的《蜀报》,定为咨议局的机关报,蒲殿俊任社长,朱山任总编。
  《蜀报》创刊以后,蒲殿俊为该报撰写了许多文章,大力介绍日本法政知识,国外科学论著;以及本国本省政治、经济等方面大事。对官吏的腐朽生活,庸顽无能,贪鄙暴虐等行径,尽情揭露抨击,无所顾忌。他所撰写的《流民之概》等论说,犀利沉痛,鞭辟入里,激动人心。
  不仅如此,蒲殿俊于《蜀报》之外,又办起《白话报》、《西顾》、《启智画报》等报刊。所发文章内容,也都是揭露抨击清廷官吏的腐朽卖国罪行。吴玉章同志在所著的《回忆辛亥革命》一书中,评价当时四川咨议局的作用时,曾肯定和赞扬咨议局在揭露清政府的腐朽无能方面,起了积极作用,推动了革命活动的向前发展。蒲殿俊在做咨议局议长期间,还参加了反对张之洞签订的四国借款合同和请求清政府开议会,实行立宪的斗争。由于四国借款合同遭到鄂、湘、川、粤四省民众的强烈反对,在张之洞死后,清廷不得不把它搁置起来,最后还将各省的请愿代表驱逐出京,押送回籍,对此,蒲殿俊深感失望。
  1911年4月,清廷设立由皇族大员为首脑的“钦定内阁”,命亲王奕劻为内阁总理大臣。“钦定内阁,借改革币制和振兴东三省实业”为名,行讨好洋人,从而借助洋人势力支持自己争权夺利之实。当时清廷和英、法、美、德四国银行团签订了1000万英镑的借款协定,接着又同意日本1000万日元的借款要求。5月,在帝国主义策动和邮传部尚书盛宣怀的力主之下,清廷不顾一切,以上谕宣布川汉、粤汉铁路收归国有。至此,全长1800km,当时属于国内主要干线的铁路修筑权,就在大借款的名义下被断送了。川汉、粤汉铁路都是各省自行集资筹办的,四川是按地租3%出谷米作为铁路股本。在“国有”的幌子下,这些资金全部被清廷没收,路权全出卖给帝国主义。铁路问题关系到人民的切身利益,正是在这个问题上,清廷与广大人民之间发生了直接冲突,从而渐渐形成了广泛的保路运动。蒲殿俊于5月28日召开了四川铁路公司临时股东会筹备会,协议抗争办法。到会的咨议局议员,各法团代表和公司股东722人,大家对清廷宣布铁路国有异常愤慨。会上提出六条要求,并在《蜀报)上发表了号召人们万众一心,要“以死力争之”,要“死中求生”。6月17日,作为辛亥革命前导的四川保路同志会在成都宣告成立。到会者约2000余人,推选蒲殿俊为会长,罗纶为副会长。会后立即组织群众到总督衙门请愿,同时散发《保路同志会宣言书》、《讲演部启事》、《致各府、州、县有司启》等文告,定期出刊《四川保路同志会报告》,主要宣传外争国权,内争民主,号召全省群众起来“破约保路”。争路风潮其势如排山倒海,很快发展到140多个县,参加保路同志会的各地人民达数万人。7月14日,川汉铁路公司宜昌分公司的4万工人也举行了抗议,连清廷湖广总督瑞也惊呼“兵警弹压为难”。(参见“四川的保路运动与辛亥革命”)
  1911年8月9日,蒲殿俊等8人代表川汉铁路特别股东大会提请纠劾邮传部要派李稷勋主持铁路工程问题。8月24日,召开四川铁路公司股东大会及四川保路同志会会议,通过了号召实行罢市、罢课、停纳捐税的决议。9月2日,清廷派端方率兵来川查办,并命总督赵尔丰严加镇压,消息传来,群情激忿。蒲殿俊等组织群众于9月5日在川汉铁路股东大会门口散发铅印的《川人自保商榷书》。9月7日,赵尔丰诬称《川人自保商榷书》“严然共和政府,逆谋日炽”。乃伪称约请保路同志会和股东大会诸领袖去督署看邮传部电报,诱捕了保路同志会会长蒲殿俊,副会长罗纶、议员张澜等9人,杀气腾腾地搜查铁路公司,搜查蒲、罗家中信件,封闭铁路学堂和股东招待所,封闭各印刷处,查封《四川保路同志会报告》和《西顾报》等宣传保路的报刊。消息传出,成都全城震动,天人共怒。群众潮水般地从四面八方涌向督署,要求释放蒲、罗等人。不料尝血成性的赵尔丰竟下令开枪屠杀手无寸铁的请愿群众,当场杀死数十人,并下令“三日不准收尸”,群众被赵的马队践踏受伤的不计其数。成都城内大屠杀的凶讯传出后,城外居民人人头包白布示哀,青壮年们赤手空拳冒雨赶来城下抗议暴行。赵尔丰此时,一不做二不休,再次命令军队镇压,数十人又被残杀于枪下。这就是震惊全川,震惊全国的成都大血案。
  四川保路同志会从6月7日成立到9月17日被取缔,时间只有两个多月,而全川则有六、七十个保路同志协会。各场镇街道,各行各业的保路同志协会,更加繁星满天。成都血案点燃了四川辛亥革命的烽火,各地革命党人和会、党纷纷组织“保路同志军”,声援成都的斗争。9月8日,滂沦大雨,成都邻近各县民团数万人,打着营救蒲、罗的旗号,聚集省城外,一时间,郊县简直成了同志军的天下。9月9日,清廷命两湖总督速派军入川。9月10日,各县应召者几万人,“连营40余里”,四面围城,与清军激战,其余日夜兼程赶到者达20余万。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起义队伍日益壮大,并且公开打出同盟会的旗号,提出了“驱除邀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等口号。9月25日,四川同盟会员吴玉章(永洲)、王天杰等宣布荣县独立(比武昌革命政府成立早半个月)。四川人民的保路运动鼓舞了湖北人民的革命斗争。10月1O日,武昌新军起义,辛亥革命爆发。11月攻克总督衙门,占领武昌,成立中华民国湖北军政府。12日通电全国,时局急转直下,清政府惊惶失措。清廷迫于形势,于10月下旬电令川督赵尔丰释放蒲殿俊张澜等人,赵尔丰未予立即遵行。后来又说“只能放些情节较轻者,如鼓兰村、江三乘、王铭新等,祸首蒲殿俊张澜等还不能放。”说“这几个劣绅一旦放归,必纠合党徒与群匪联通一气作乱,那其势更不可收拾矣!”11月6日,赵尔丰收到清廷对他的免职上谕。11月14日,赵尔丰蒲殿俊张澜等全部释放出来。接着蒲殿俊亲自草拟了题为《哀告全川父老兄弟书》的文告,并以保路同志会和川路股东特别代表会名誉联名发表。这个宣传停止战斗,放下武器及时归农的文告公布后,冷了川民的心,影响了民众的斗争热情。
  11月22日和25日召开的四川官方和绅士的代表会,签订了《四川独立条件》三十条,其中最重要的两条是:(一)民政由咨议局议长蒲殿俊管理;(二)军政由朱庆澜(赵尔丰的亲信)管理。26日,赵尔丰欣然发布了宣布四川自治的文告,27日,“大汉四川军政府”宣告成立,推举蒲殿俊任都督,朱庆澜任副都督。大汉四川军政府一成立,蒲殿俊的第二道命令是军民一律放假十天,并宣布十日后(12月8日后),第一件大事是阅兵发响,这道命令,在受任之初,一无军权,百废待兴之际就放假十天是极不妥当的,(诸如军政府组、人员安排等大事未能及时正确处理的情况下)。12月8日,蒲殿俊在东校场阅兵时,巡防军当场发动暴乱。一时间,会场大乱,士兵和阅兵台上的蒲殿俊,朱庆澜等人仓皇逃避,哗变士兵携械结伙到藩库、银行、商店、当铺和一些居民家中肆意抢劫烧掠,给成都市人民带来很大的灾难。军政府军政部长尹昌衡,曾留学日本军官学校,出身行伍,他单骑来到凤凰山,劝说他的武备同学,新军标统周骏乘机夺取都督职权,周骏有顾虑不允,宋皋遂推尹昌衡出任此职。于是,由周骏拨新军三个连,由尹昌衡统带入城镇摄,维持秩序。兵变的散兵游勇,只在劫财,无多大战斗力。在尹的兵力镇压下,以及罗纶调入城的同志军协同维持下,成都的秩序很快得到恢复。士绅又公推尹昌衡、罗纶继任正副都督,蒲殿俊只任了十二天都督。蒲殿俊事后也深刻认识到自己虽善于写诗做文章,确十分缺乏指挥军事、从事政治的经验。
  尽管出现了1911年12月8日成都东较场兵变闹剧,但蒲殿俊并未消沉、落伍。在他以后的生涯中,仍然怀着救国救民的热望和理想,继续从事政治与文学艺术活动。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宣告中华民国成立。统治中国260多年的清代政府被推翻,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亚洲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诞生了。正如孙中山所说:“若没有四川保路同志会的起义,武昌革命或者要迟一年半载”。这是对蒲殿俊及其四川保路同志会在辛亥革命中所作贡献的客观评价。
  1912年1月28日,南京临时参议院成立,选林森为议长,蒲殿俊也被选为议员。
  袁世凯为了拉拢收买蒲殿俊为其效力卖命,欲委以众议院副议长的重任,但他却不为所动,加以婉拒,热心致力于政党政治。他认为:“在共和国体立宪政体之下而言政治,舍政党则岂更有他道?
  在北京,他与梁启超、汤化龙等组织“民主党”,大力推行其立宪政治的主张。
  次年共和国统一,民主党合并组成进步党,蒲殿俊被选为该党的七位常务理事之一。由于袁世凯急于把新成立的进步党利用、控制起来作为自己走上独裁政治的资本和工具,施用各种利诱、威胁的卑鄙手段,使其就范。因此,进步党被搞得四分五裂,蒲殿俊的政党政治的理想又告破灭。
  蒲殿俊受到这次打击以后,变得沉默了,他不再发表有关国事党事的言论了,整日埋头读书、写字、做学问。1913年蒲殿俊被推选为四川省众议院议员。
  1913年3月20日,窃国大盗袁世凯暗杀了宋教仁,这是袁发动内战的信号。接着,袁加紧了对国民党人的迫害。同年6月3日,袁发布了所谓“除暴安良”的通告,声言将严惩倡言“二次革命”的党徒。指国民党为“逆党”,并要通辑“在逃党人”。就连著名学者,书法家,曾被川汉铁路公司选为交通部商订合约的代表之一,泸州经纬学堂(后改川南师范)校长赵熙荣县人)也不放过。蒲殿俊知情后,通过梁启超和顾鳌进言于袁世凯,并由袁致电四川都督胡文澜,赵熙才得幸免。
  1915年,帮助袁世凯复辟帝制的“筹安全”出现。顾鳌急欲想拉拢蒲殿俊袁世凯效劳,千方百计地使袁、蒲见了一面。袁世凯在谈话中说:“袁世凯,恐怕就是两个曹孟德也不过如斯而已”。蒲答:“天下自认为不为人欺者终被人欺”。蒲殿俊当天离开北京去天津。袁世凯称帝,蒲殿俊与梁启超、汤化龙等主持计划促蔡愕回云南起义。并与谭延闿、汤化龙、唐绍仪等极力策动江苏督军冯国璋独立。
  由于对袁世凯不满,蒲殿俊奉母携家离京,迁居上海。每日与汤比龙等人密议讨袁护国事宜,公开“讽议共和不可复摇”。对国体问题撰著屡屡厉奋发,较伏处北京时之缄默判若两人。
  1916年,蒲殿俊鉴于北洋军阀曹锟的部队在川奸淫掠夺,惨无人道,电请国务院收回曹锟会办四川军务的命令。同年为周骏西犯成都,又电请蔡锷力持大局,暂以都督或总司令名义,布告全省,以削平祸乱,恢复治安。
  1917年6月,徐州军阀张勋带兵入京,两次演出复辟帝制的丑剧。这时蒲殿俊正在天津,每日与梁启超、汤化龙“密图匡复”,积极赞助段祺瑞马厂誓师,讨伐张勋。
  同年8月,段棋瑞夺取北京政权后,二次组阁,邀请蒲殿俊出任内务部次长兼北京市政公所督办(北京市长)。蒲殿俊雄心勃勃地走马上任,想大展才智,干上一番事业,但仅仅四个月之后,他便辞职了。原因是,他所积极奔走,大力支持,满怀希望的反复辟斗争,“结果成功的是一个假共和的民国”。他目睹耳闻了反动的段祺瑞及其僚属中的腐化贪鄙的种种丑恶行径,实在是干不下去了,所以愤而辞职,决心从此“脱离政治生涯”,以一个“文化人”的面目出现,“尽力于舆论指导和社会教育”。
  1919年,“五四”运动将新文化运动推向高潮。思想文化界宣扬民主,反对专制,提倡科学,破除迷信,崇尚白话文,唾弃文言文。此时,蒲殿俊又一次活跃起来,他谢绝了北洋政府委任他的教育部长之职,而应北京《晨报》之聘,就任总编辑之职。他认为这是发挥他的才干的用武之地。据蒲殿俊现侨居在美国纽约已有90岁高龄的么女儿蒲耀琼女士回忆,《晨报》编辑部当时设在北京顺治门大街一所大屋内,蒲殿俊一家人和编辑部周建侯一家都住在这所房里。编辑部的同仁工作努力,为了争取时间,三餐都在报馆吃。蒲耀琼女士1931年从燕京大学毕业后,还回到《晨报》社工作过。
  担任《晨报》总编辑之后,他在李大钊等人协助下,改组了《晨报》副刊,增设了“自由论坛”和《译丛》两栏目。
  《晨报》副刊约请梁启超、胡适、王国维、鲁迅、郁达夫、闻一多、徐志摩、冰心、刘海粟、王统照等一大批文化名人撰稿,介绍新知识,传播新文化,宣传新思想。鲁迅的脍炙人口的名篇《阿Q正传》紧早就是以“巴人”的笔名,在《晨报》副刊上连载发表的。
  这一时期的北京《晨报》面目一新,成为文化运动中心在北京的一块重要文化阵地。
  除担任总编辑工作以外,蒲殿俊还以“止水”和“蒲伯英”为署名,在该报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凡朝政之得失,法制之良否,学风之醇肆,人心风俗之隆污,无不削切敷陈,婉曲讽谕。蒲殿俊认为,教育民众,提高民众之觉悟的最快最有效的办法,一是办报,大力宣传。二是运用戏剧这个大众、特别是劳动人民喜闻乐见的形式来鼓动和教育群众。因此他在主编《晨报》的同时,还独办了《实话报》。
  蒲殿俊不遗余力地主张言论自由,宣传妇女解放,提倡白话文和大众文学;在新文化运动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为中国文化史写下了光辉的一笔。
  蒲殿俊在新文化运动中,最大最突出的贡献是他所积极从事的从传统旧戏向现代戏剧的改革工作。
  1921年5月,沈雁冰、郑振铎、欧阳予倩、汪仲贤、何一岑等十三人,在上海组织了一个“民众戏剧协社”,他宣称“当看戏是消闲的时代现在已经过去了”,戏剧“是推动社会前进的一个枪子,又是搜寻社会病根的X光镜”。他们准备编印《戏剧》月刊,借以发表自己的主张,“介绍西洋学说”。
  与蒲殿俊相交甚厚的著名现代戏剧家陈大悲(也是“民众戏剧协社”的发起人之一)将这个协社的宣言带给蒲殿俊蒲殿俊看后十分兴奋,但他认为这还不够,还不足以表明他们决心改革中国传统旧戏的基本思想,还不足以团结更多的志同道合者。
  蒲殿俊认为,“戏剧是引导人类向光明路上去的一颗明星,是打破旧中华传统的种种偶象的一利器,是开垦世界的、人类的、‘新中华’的一柄长锄。和其他新学问新事业一样,很值得,而且应该用多数量的精力去改革它,创造它,无休无限地去发展它”。
  蒲殿俊与陈大悲,经过一番紧张的筹备,建立起了“新中华戏剧协社”,由蒲殿俊和陈大悲负责总联络,协社在国内外共有四十八个团体社员,人数达两千人以上。他们两人共同发表了《新中华戏剧运动的大同盟宣言》,宣言写道:“戏剧是研究人的一种最简便,最明显的方法、手段或是道路;人改造了,社会自然也就改造了”。宣言中,他们宣称:“我们的目的是使退化的迷信戏早早绝迹于中国的剧场,早立基础在我们这新中华国土内”。
  为此,蒲殿俊又准备创为《戏剧》月刊,并决定将《戏剧》月刊作为“新中华戏剧协社的言论机关”。在他们为《戏剧》月刊拟的宗旨中写道:“凡艺术都要不断的自由创造……戏剧当然也是一样”,新中华戏剧社发表的主张,期望要出于自由思考而实际可以适用的。对于由外国介绍过来的戏剧理论、方法等等,纯取科学实验室里的研究态度,不相信某一宗、某一派可以无条件地搬上中国舞台,引我们同志去盲从。新中华戏剧协社,联合中华民国各地方爱美的剧团,爱美的剧人,以及真正爱戏剧者,共同研究提倡现代的教化的艺术的新中华戏剧。
  1921年5月,近代中国第一个专论戏剧的杂志《戏剧》月刊正式创刊。蒲殿俊、陈大悲、欧阳予情、郑振铎、沈雁冰、鲁迅、汪仲贤等为该月刊的主要撰稿人。
  从第卷二期开始,蒲殿俊在月刊上发表了一系列署名文章,提出了他的戏剧主张。
  在《戏剧之近代的意义》一文中,蒲殿俊认为,“改进社会,惟戏剧最速”。他提出的论点是“现代的戏剧”一面是教化的娱乐,一面是“为教化的艺术”,他写道:“可见戈登格雷说明,《戏剧是教化的娱乐》,是不会大错的了”。但是单用这几个字,来说明戏剧的意义,还不能包括;因为凡是有益的娱乐,都可以说是有教化的意味,并不是戏剧特有的质性。我们对于现代的戏剧,应该是,一面是“教化的娱乐”,一面是“教化的艺术”。他们把这样的教化叫做“再生的教化”,就是说,他能使民众精神常在自由创造的新境界里活动……。发展再生教化,是现代戏剧的职责;利用娱乐的机会,以艺术的功能来发展再生的教化,就是近代戏剧的完全意义。
  蒲殿俊在他撰写的《中国戏剧天然改革的趋势》一文中大声疾呼,戏剧改革的方向是“面向劳工”,创作必须“以民众的精神为原动力”。
  在《戏剧要如何适应国情》一文中,蒲殿俊强调,中国当时社会“无论那一方面,都可以说是在病的状态之中”。他认为,旧戏宣扬忠君、迷信、夫权,“差不多全是助长病的状态的”。旧戏“引导社会向坠落退转的路上走”,旧戏“不能借适应国情,去做护身符”。真正要适应国情“也是要经过一次大的改革之后,仅仅借用旧戏的躯壳(脸谱、唱腔、锣鼓)而把灵魂全换了才可以”。他提出,在病态社会的国情中,旧戏的形式与内容能否分离,“还是一个大疑问”。因而,他大力主张在中国舞台上演文明戏,以西方话戏的形式,创作中国现实社会中的人的内容。
  此外,蒲殿俊还发表了《戏剧为什么不要写实》、《清华童子军演的金银岛》、《南通西安两处戏剧的教育的比较观》、《保秩序要改造环境》等戏剧理论文章和戏剧评论文章。
  蒲殿俊的戏剧理论完全是现实主义的。他提出的现代的、教化的、改造社会的、职业的戏剧改革理论和以民众精神为原动力的创作思想,不仅在当时中国戏剧界除旧布新的变革时期产生了巨大影响,而且,时至今日,仍有着它的不朽的历史意义。
  蒲殿俊不仅在理论上积极主张戏剧改革,而且能不遗余力地身体力行。1922年在北京,他出资创办了人艺戏剧专门学校,以培养从事新戏剧的人才。蒲殿俊虽然不赞成一般的商业的营利戏剧,但是他主张提倡职业的戏剧。
  蒲殿俊创办的人艺戏剧专门学校,本着力图造就一批职业的高尚的戏剧人才的宗旨。进入该校学习的四十余名学生,不但不付学费,学校还管吃管住,学校的教学内容也是很新很科学的。
  蒲殿俊除办学之外,他为了使学员得到舞台实习的机会,他又出资在北京香厂路盖了一座新明剧场。这是一座在当时相当现代化的新型剧场(后来剧场被烧毁)。
  1923年5月19日,蒲殿俊率领“人艺”的学生向社会作第一次公开实习演出。演出的是由陈大悲编剧的《英雄与美的意思》登在说明书上。
  人艺戏剧专门学校,在艰苦的环境中坚持办到第二年(1924年),终因经济拮据等诸多原因而停办。这个学校在开办期间,编印了多种关于舞台技术的讲义和创作,并翻译了不少剧本。而且如王泊生、吴瑞燕、万籁天、徐公美、徐葆炎、芳信……这些后来颇负盛名的戏剧工作者,都曾在这个学校受到过基本的戏剧教育,他自己还提笔创作白话剧。现存的剧本有他在1924年创作的《阔人的孝道》,此剧以辛辣的笔触揭露了一个暴发户的虚伪、卑鄙和贪婪。剧本结构巧妙,、人物形象鲜明,语言生动。使其抨击黑暗、腐朽,呼唤光明、公正的主题得到了生动的体现。而当时离西方话剧传到中国的1907年,只相隔17年。
  蒲殿俊创作的六幕白话剧《道义之交》,对当时上层社会的黑暗和上流人物的伪善揭露得淋漓尽致。对封建传统文化所宣扬的仁、义、礼、智、信、孝诸道,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有力的鞭苔。而且让男女同台演出。这两个剧本编排的戏剧均在当时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公演过多次,产生了现实主义的影响。洪深对蒲殿俊在中国戏剧事业的贡献作了高度评价,并认为《道义之交》是“五四”以来优秀剧本之一(已选入《中国新文学大系》戏剧集里)。
  所以说,在中国新戏剧运动和戏剧教育方面,蒲殿俊都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蒲殿俊在专攻戏剧之余,也涉足了新文学其他领域。如他写的《异哉所谓小学学者》、《文学正宗》。《从何典想到鬼传》等文章,在当时的文学界也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1927年,蒲殿俊一生都极为孝顺的母亲,因年事过高,畏北方苦寒,思乡日切,常提要返川。为了顺从母亲的愿望,他抛下了那蒸蒸日上的《北京晨报),辞去那困难重重的“新民大戏院”,辞去了北京文化界的一切事务,奉母携眷回到四川广安故里隐居。
  蒲殿俊回县后,很关心地方事业,积极倡导和创办实业。于1929年鼓励和协助杜仰山等联系系江津、南充丝业界人士常俊明等,合伙筹办“广合丝厂”,规模较大,所造之丝,销售上海。因此,在全县范围内相继出现大、小丝厂数十家,如广华丝厂等。对广安栽桑、养蚕事业有很大促进。蒲殿俊还倡办了“醒钟染织厂”,“敬斋”新式木器厂等。他为了鼓励广安商界人士和工人办好实业,经常在县商会和深入工厂,对工商人士和工人发表演说,说明实业可以救国、富国的道理。1930年,蒲殿俊看到离广安区城六十里的天池,在四面崇山峻岭之中,方园十余里,池中有一岛,风景优美,如经修葺,可比西湖。他写了《辟治广安天池议》,如实描绘了天池景色。荣县翰林赵熙赞其文说“天池传侠笔,文苑鲁诸生”。当募得捐款一万余元,修建了天池公园。以后四川军阀刘湘和国民党蒋介石等,为利用蒲殿俊的声望,曾先后多次以高官厚禄聘请他出来就职,而蒲殿俊鉴于军阀民国政治日益腐朽黑暗,或躲或拒,宁可过着卖文鬻字的清贫生活,亦不愿与之为伍,同流合污。他曾在一首诗中吟道:止酒从医谏,因逃恶税征。已无民畏死,安用壮拢人。饥饱凭毫瀚,兴亡听鬼神。此身浮来了,差免附朱门。1931年初,军阀杨森夺取了罗泽洲的防地,进驻广安,在县城搜索时,蒲殿俊拒绝搜查他家,他父子遭到杨森军队绑辱,当即迁居重庆。在渝开设“养拙斋”裱背铺。
  蒲殿俊的诗文人们称道,他的书法尤为人赞佩。早年为应付考试,以写小唐碑为主。后来脱离白摺的羁绊,除遍临历代名家外,主要宗王(羲之)、赵(子昂)。以他人的旷达和过人的聪颖,其行书之遒劲、妩媚、秀润,已超过了赵,这是当时书法界人士所公认的。成都人民公园耸立的保路运动纪念碑,有一方的刻字,就是蒲殿俊的遗墨。当时因求书者众而应接不暇。
  1934年春,蒲母寿终渝邸。当时刘湘派人送来大洋400块,作为丧礼,蒲殿俊当面将钱掷之于地,并说:“这些钱是民脂民膏,我不要”。
  蒲殿俊当时虽身居四川广安、重庆,但他对北京的友人和他在北京从事的文化事业,却是常常萦系脑际,念念不忘。1934年10月,蒲殿俊料理完母亲的丧事以后,便应友人之约,再次举家迁往北京,准备重振事业。不料刚到北京便身患伤寒,终因医治无效,于1934年10月28日凌晨病逝北京首善医院,终年59岁。
  蒲殿俊逝世后,各界人士在北平、成都、重庆、广安先后举行了追悼会寄托哀思,对他戮力国家,贡献社会,对他在辛亥革命中的贡献,以及他的文艺天才都作了高度评价。
  蒲殿俊这位对中国近代史和新文化新戏剧运动产生过影响和作用的一代才人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本稿所据资料
  兴普、永贞《蒲伯英传》
  广安文史资料选辑“蒲殿俊事略”,“蒲殿俊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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