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1-18日，我随同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佛教协会赵赴初会长（我尊称赵朴老）早早地来到北京广济寺，参加在这里举行的第十世班禅大师圆寂周年大法会。一路上我心里默默祈祷：祝愿第十世班禅大师法神灵早日转世，衷心祈祷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大师的灵童早日降临人间，教化众生。
　　我虽然比班禅大师年长30多岁，但我们之间有着深厚的因缘。1949-1-17日，我奉能海上师命往南京、上海弘法，曾应赵朴老、倪下和等大居士恭请在上海觉园寺讲经说法时，班禅大师来到上海觉园寺视察。赵朴老特安排一次盛大的佛教界大法会，我在法会上讲经说法，班禅大师和赵朴老等听了很满意。
　　解放后，班禅大师和赵朴老主持中国佛教工作。
　　1952年，我在上海金刚道场住持时，班禅大师曾和赵朴老来到上海金刚道场视察看望僧众。当时，我负责接待班禅大师和赵赴初会长的工作，我安排和组织一次盛大的佛教界聚会，大家请班禅大师讲经。担任中国佛教协会名誉会长的班禅大师对我很关心支持，多次同赵朴老专程来我处问候，我们交往甚多，是“平生风义，兼师友”。我在佛教业绩上曾得到班禅大师和赵赴初会长的支持，我们之间新密和友谊之情是很深的，我们对佛教有很多共识。作为中国佛教协会名誉会长的班禅大师，凡是佛教的同志向他汇报各个寺院和佛教工作的事务，他总是细心听，尤其是藏族地区的佛教工作的事务，他总是细心听，尤其是藏族地区的佛教工作与高僧大德之间的事，班禅大师总是不辞劳苦地亲自操劳。我曾参加班禅大师亲自创办的高级佛学院学习。1975年我在周恩来总理的直接关怀下，在中国佛教协会名誉会长第十世班禅大师、中国佛教协会赵赴初会长的关心帮助下获释放。1985年我得到彻底平反。
　　1988年我住在北京广济寺患了病，班禅大师同赵赴初会长来我住处看我病情。班禅大师要回西藏时，又来看我并送一张“班禅东陵扎什南捷开光典礼”的请贴。大师对我说：“我知道你病好了要回成都昭觉寺，但我必须把这份请贴亲自送来，亲自请你来西藏参加‘班禅东陵扎什南捷开光典礼’。”大师还送赠我一条洁白的哈达，一束无量寿佛纪念章（这是大师亲自设计的东陵扎什南捷开光典礼赠送给邀请的来宾们、朋友们和工作人员的珍贵礼品）及亲手签名的大幅彩照。在师要回西藏时还同我谈心告别。我了解大师性格，热情高，受激动，工作起来就是几个通夜控制不住自己。我对大师说：“这时候西藏缺氧，大师要特别注意自己的身体，不要性急，要劳逸结合。”
　　班禅大师想得周到，很有礼貌，诚恳的态度和亲切的笑语直到今天还留在我的眼前和耳边。1989年，我同赵赴初会长去美国参加世界和平会议，在美国听到班禅大师圆寂的消息，我简直不敢想念自己的耳朵。
　　在法会上，赵朴初会长对我说：“班禅大师为我国的佛教事业和民族事业作大量的、别人代替不了的工作，建立了卓越的功绩。”
　　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广济寺方丈明晹法师带领佛教弟子集体诵经，衷心祝愿班禅大师乘愿再来，为大师的生前的志愿和佛业圆满完成，贡献一切为量，祈愿全国各地民族佛教师友同发大心，继承班禅大师的遗起，献身于“庄严国土，利乐有情”的崇高佛教事业中。大师生前曾握着我的手对我说：“班禅大师东陵扎什南捷建成和开光是我最大的心愿，就是死了也瞑目。”我说释迦佛要你永住世，不要你走，西藏人民和佛弟子们不要你走。谁知大师这一去竟成永诀。
　　在北京广济寺纪念大会殿堂上，我一边凝视班禅大师的彩色遗像，望着大师笑容可掬的面孔和智慧深邃的目光，使我心潮起伏，浮想联翩。班禅大师曾在百忙的工作中17次接见我，他音容笑貌，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仍历历在目。此时此刻，我真不敢相信在师已经匆匆离去，一代宗师舍其众弟子远去仙游极乐，这对生者来说，无疑是最大打击。但生即是人生旅程的开始，死又是现生的起点。我衷心祈祷班禅大师（第十世班禅大师额尔德尼·确吉坚赞）的灵童早日降临人间，教化众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