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囚在牢里的兵
　　1925年，伟大的民主主义革命家孙中山先生在北京逝世后，国民党内部日趋分化，国民党左派宋庆龄、廖仲恺等坚持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国民党右派排斥、打击共产党，分裂统一战线。同年7月，广东革命政府改组为国民政府，同汪精卫任主席。国民政府将革命军统一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孙中山先生逝世一年之后，蒋介石终于窃得了党、政、军大权。
　　1926年1日，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如开。在这次大会上，蒋介石第一次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从此步入中央领导核心，成了掌握实权的铁腕人物。在谈到打倒军阀、统一中国的问题时，蒋介石不承认反封建。这期间，蒋介石常到黄埔军官学校讲：“黄埔军官学校是国民党的中心和党的基础，也就是全国的革命中心所在。”其意思就是我蒋介石是黄埔军官学校的校长，自然我蒋介石也就成了中心的中心。蒋介石常讲：“我蒋介石走到哪里，全国的中心就在哪里。我所用的人、所有的黄埔军官学校的学生都要听从我蒋介石的指挥，违者处死。”我是个黄埔军官学校培养的学生兵，无疑逃不脱蒋介石的眼睛，不得不进入蒋介石的军队。

二　国难方殷，哀鸿遍野
　　蒋介石窃得党政军大权后，于1927年4月发动反革命政变，在南京建立了国民政府。蒋介石彻底背叛了孙中山先生制定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通令各地捕休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他密令：凡共产党员，一经审定，立即“正法”。汪精卫也表示要同共产党“决一死战”，他们进行了血腥的屠杀，许多优秀的共产党干部，如陈延年、赵世炎、彭湃、恽代英、蔡和森等都壮烈牺牲了。国民党左派邓演达也在这时候被杀害。在这个时期被杀害的，还有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李大钊，也是在北京被军阀张作霖绞杀的。我对李大钊等英雄烈士很敬佩，对蒋介石等卖国贼万分憎恨。
　　1929年，资本主义世界发生了严重的经济危机，日本帝国主义为摆脱经济危机，加紧了侵略中国的步伐。驻东北的日本关东军，于1931年9月18日夜炸毁南满铁路柳条湖的一段路轨，反诬中国军队破坏铁路；日军炮轰中国东北军队驻地北大营，占领沈阳城。这就是“九·一八”事变。东北边防军司令张学良违心的按蒋介石的旨意命令部队不予抵抗，东北军10多万人撤入关内。日军如入无人之境。不到半年，东北三省100多万km²的锦绣河山，全部沦于敌手。东北3000万同胞在日军的铁蹄下，受尽欺压凌辱，过着非人生活。东北沦亡后，东北人民离乡背井，到处流浪。我现在还记得那首反映东北人民流亡生活的歌曲《松花江上》：“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我的同胞，还有那衰老的爹娘。九一八，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时候，离别了我的家乡，抛弃那无尽的宝藏，流浪！流浪！整日在关内流浪！哪年，哪月！才能够回到我可爱的故乡？哪年，哪月！才能够收回我那无尽的宝藏。爹娘啊，爹娘啊，什么时候，才能欢聚在一堂？！”每当我唱起这年歌曲时，心痛碎了，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卖国者恨得咬牙切齿。

三　独裁者丧尽民心
　　由于全国人民对蒋介石不满、憎恨、反抗，蒋介石为了镇压人民和革命的共产党人士，1931年，蒋介石设立中华复华总社，自任社长。“复兴社”下设党干部、书记、常务、监察（实际上是特务机构），负责日常工作，其下又设组织处、宣传处、监察处（处长戴笠兼任）、训练处。1931年7月，我被派到南京复兴总社登记组，委派我当组长兼任组织组长。我被蒋介石接收为复兴社社员，主要因为我是黄埔军校的毕业生。
　　该社社章和誓言规定，社长蒋介石决定一切，社员对社长绝对效忠，凡违反誓言者，罪受极刑。这是典型的法西斯特务组织。复兴社直接秉承蒋介石旨意进行暗杀、绑架和盯梢等等，以对付那些反对蒋介石的人，是个打手队，没有人身言论自由。戴笠任特务处长，是蒋介石的特务总管，在蒋介石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谁都怕戴笠三分。复兴社具体执行“先安内后攘外”，及“安内先剿共”政策，暗杀共产党人。蒋介石是法西斯鬼魅腹中脱脂的产儿，而戴笠是蒋介石佩在身边的一把犀利的高级匕首。从1925年“五卅”惨案开始到1930年，蒋介石由原来单纯反共的民族主义者变成了对外妥协、对内镇压人民的封建主义大独裁者，完全变成了一个新军阀。蒋介石以建立自己的王朝为压倒一切的核心任务，什么国土民命、国家主权均在其次。从1930年12月到1934年10月，蒋介石向中共苏区发动五次“围剿”，前后共用兵力170余万人。前四次蒋介石惨遭失败，其原因是红军采用避短扬长的游击战和运动战，巧妙地打击了蒋军。第五次“围剿”，从1933年10月到1934年10月，这一次“进攻”蒋介石胜利了，这一次的胜利不是蒋介石的“七分政治、三分军事”取得的，也不是庐山军训团开办的结果，而是斯大林令中央红军打阵地战，“御敌于国门之外”，结果红军被蒋军碉堡合围战术围在核心而失败。中央红军于1934年10月16日突围，开始了史无前例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蒋介石从1934年10月到1936年12月对中央红军和红二、四方面军及到陕北后的红军进行追击、堵截和围攻，共用军队35万人左右。而中央红军则从10万人减到7000人左右。蒋介石积极反共，对陕甘宁红军进行了三次进攻，在第三次进攻中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中国共产党改“反蒋抗日”为“逼蒋抗日”，12月9日西安学生举行“一二·九”运动周年纪念，要求停止“剿共”一致抗日，并向华清池行进，要向蒋介石直接请愿，蒋介石立即命令在华清池的张学良“学生如不听话，可以用武力制止”。很多爱国学生遭到杀害，激起了以张学良杨虎城为代表的爱国将领和爱国人士对将介石的反抗，张杨发动了“西安事变”。蒋介石遭受到“西安事变”的打击后，对共产党恨之入骨，抗战期间实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政策。蒋介石的高级军官们贪污成风，层层克扣军饷，国民党政府官员因循苟且，循私舞弊，玩忽职守，贪赃枉法，使百政混乱，人民怨恨，失尽民心，“蒋介石”三个字已成为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独裁、专制的代名词。国民党士兵的生活也极为困难，士气低落，屡战屡败，前方士兵隆科仍穿单衣、盖单被、穿草鞋、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士兵们在前方打仗，遗留在后方的父母妻子却无人照管。
　　1937年12月14日，南京失守的第二天黄昏。数千名被俘的中国抗战官兵，被日军用铁丝、绳索捆扎串连起来，押着从莫愁湖畔向城外走去。他们中的许多人已身负战伤，只能靠战友扶搀着一步一步地艰难挪动。日军将把他们押到长江边去枪杀。
　　朱成龙是南京卫戍司令部的一位连长，当时33岁，他也走在战俘行列中。他的一条胳膊在前一天的激战中，被炮弹炸断。日军把他们押到江东门外长江岸边，要他们在滚滚东去的长江之堂滨站成黑压压的一个大方队，随着日军指挥官一声凶恶的嚎叫，方队后头几十架机关枪同时喷吐着血地红的火舌。日军在南京大肆屠钉，共杀死中国军民30多万人。

四　佛门是人生的净土
　　一天日本鬼子追来了，在这生死关头，我的眼前突然看见在密荫深处“观音寺”三个字，我跟进观音寺院的山门，迎面一位笑颜开、大肚子、穿着和尚衣服的金色弥勒菩萨像，顿时使我平净下来，心中升起了一种安全感、保护感。弥勒佛像前写一副对联：“大肚能容万物、微笑能观群众”，走进寺内僧众们在育经，我心里想：我是一个穿军装的国民党军人。不是出家人，怎么办呢？于是我走进厨房，看见一个老和尚正在烧火做饭，便跪下向老和尚顶大礼并述明我进来之间敬求道，“老师父：日本鬼子追来了！救救我。”老师父立即把我从地上扶起来，抚摸着我的头对我的说：“观音寺的观音很灵，观音菩萨会救你，诸菩萨会保佑你”，并叫我把军装快快脱下来时，当我把军装脱下来，老和尚很快把军装放进灶火里烧掉了，又立即把身上穿的黄袈裟给我穿在身上叫我烧饭。
老和尚口里不断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叫我跟着他念：人离难，难离身，一切灾祸化为尘……正在这时候一群日本兵追进了观音寺，捣毁佛像，打骂和尚，逼迫僧众们交出人来。说：“皇军看到一个中国大大的军官，跑到庙子里来了。快快给交出人来，皇军大大的有奖。”日本鬼子跑到各殿堂搜查跑进观音寺来的中国军官，全寺没有见到一个穿军装的军人，全是身披黄袈裟的和尚。日本军就打庙头（住持），强压交出全寺僧人名单，把全寺的僧人集合排成队点名，一个个地追问名字。全寺的和尚名单共有17人，排起的僧队加上我，正好17人，其中一名小和尚出外化缘去了，他叫圆定师，我就顶了圆定师的名字。日本兵搜查了好一阵而无所获，便凶狠地骂了好一阵，走出观音寺。我不能再给观音寺增添烦恼，于是便到各殿堂礼佛敬香，给全寺和尚顶了大礼，准确回军界时，老和尚拿来一件俗衣让我穿上，像慈母般地对我说：“惟有观音菩萨救苦救难，你要牢记这一天，今后多学佛、念佛、菩萨会给你开悟……”回到军队，我心里时刻回忆着在观音寺避难的情境，日夜思念着观音寺的法师们，他们救了我的命，在生死危难之际，僧众们大慈大悲，献出真诚的佛心。从此我认为惟有佛法教化人心，能救世间。我常常感到：佛门是人生的净土。

五　壮志难酬，萌生退念
　　上海“八·一三”事变后，我随着蒋介石从上海撤退到苏州、南京、武汉。1938年夏，蒋介石在武汉召开紧急会议，委任张发奎为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司兼党政军干部训练团主任，派我担任少将训练处长。当时我顾虑多：因为训练团的学员，大都是从各地区轮流抽调来的军、师、团长、不少人的资因比我高，军级比我高，年龄比我大，我是穷教官，对他们进行训练，他们根本不听。而“训练团”，首先要“整顿军纪”，教育就要摸清楚情况。在干训团整顿军纪中，我发现国民党军队高级军官贪污成风，层层克扣军饷，使前线士兵隆冬仍穿单衣、盖单被、穿草鞋，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唉，以啼饥号寒之师，用劣等武器同装备精良的日本军队拼，士气何能提高？蒋介石要我搜集几个典型，迅速上报给他。我随即整理了4个贪污严重的高级军官的材料，蒋介石对4个军师团级军官分别给予了降职撤职处分。但是，病树已将倾，岂是除去几条毛虫就能根治得了的。当我再次向蒋介石反映军纪严重败坏时，蒋介石怫然不悦地说：“全山，慢慢来，惩办将领过多，会给共产党攻击我们留下口实！”这时蒋介石斥责我头脑简单，“只知抗日抗日，不知反共防共，消除党国心腹之患……”经此意想不到的训斥，我从内心里才明白蒋介石“积极反共，消极抗日”的政治目的，我开始意识到蒋介石叫得震天响的“精诚团结，共赴国难”是欺骗全国人民的谎言。于是，我精忠报国的信念动摇了，对抗日前途悲观了，心里很失望。深感单凭自己满腔热血和振兴中华之心，难酬报国之志，而在这种举世皆浊的社会里，一个人想做到惟我独清，也是十分不易。在进退维谷的彷徨中我产生了隐退念头。

六　人在军界，心想世人
　　1940年，祖国大半壁河山失守，中国人民即将成为亡国奴，抗日战争处于非常艰苦的阶段，而干训团的“学生官员们”贪污成风，依然花天酒地，中饱私囊。一个个腰缠万贯，吃喝嫖赌，欺压老百姓，抢劫民女，一掷千金。抗日吃紧，而国民党内部很腐败。
　　当时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军统局）在重庆枣岚垭罗家湾那个窝荡里，活像一座监狱，前门是“漱舍”，后门在观音岩下的中二路。军统局训练团迁到重庆以后，就选中了中二路罗家湾这个原来重庆警察警士教练所为局本部和训练团粉公地点，后来把隔壁重庆警察局游民飞艺所强行占了过来，与中二路杨森的“渝舍”成为邻居。1940年夏季，日军在长江中游大举西犯，攻占了宜昌城，打到四川的大门口，直接威胁着重庆。接着，日军陆、海、空部队从长沙市、宜昌、广州、南宁、河内等基地出动大批飞机对重庆施以规模空前的毁灭性轰炸，山城重庆在恐怖的空袭警报、敌机轰炸声中颤抖流血、燃烧。当是，我只身随军队来渝，我的家眷留在上海。我借住在浙江同乡、中央警官学校教育长李士珍家，并与李结为无话不谈的契友。一天，我敞开自己的心扉对李士珍说：“士珍兄：这样下去，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何在？国家和民族危险啊！就拿干训团来说……”李士珍不等我把话说完，便以手指口，示意我谨言慎行，以免惹来杀身这祸，并对我说：“全山老弟，军人要服从领袖，不可谈政治。”我听了李士珍的这番话，使我的心冻成一块冰，真是古人云：“万树梅花一潭水，凶时峰雨旱时酝，君子之交淡如水，醉翁之意不乎。”名只好“唉！唉！”两声，两人木然对坐，相视无语。在这混乱的社会里醉者多，清醒者少。我想起1937年我回乡探亲，父亲送我返回军营的情景：我们父子俩人相互告别时，我见父亲眼睛发红流下眼泪、我难过地问：“父亲：儿子何事伤老你之心？父亲为何伤心流泪？”父亲擦着泪水对多说：“山儿啊？你我父子两人世间定离别，相见就难了。”我对父亲说：“父亲想见儿，有事发个电报，我就回家看您老”，父亲说：“您我各有因缘，我可能再见不到山儿了。”接着父亲教导我：“全山，国事如此，军心民心如此，人民受苦，国家有难，匹夫有责，儿在外言谨行慎。自古忠孝难全，你已年迈，我们父子见面的机会难得，望儿为国为民尽忠尽孝，今后有疑难不决之事，去找屈文六叔叔……”想着父亲的教导，我的眼泪禁不住往下流。
　　从李士珍处回到军营，我的心情很沉重，晚上翻来复去地睡不着，脑子里回响着当时社会上流传的：“搞教育的斗不过搞技术的，搞技术的斗不过搞战术的，搞战术的斗不过搞权术的。”我训练的学员是从全国各地抽调到中央训练团来训练的军长、师长、旅长、团长等，他们有实权、有枪杆子、有军队，军龄比我长，资格比我老，一个个是腰缠万贯的贪官富翁，整天吃喝嫖赌，我在他们的眼里只是一个小小的穷教官，我年轻、无权无钱，人家不听我这个穷教官的话，看不起我这执教鞭的。国民党这棵大树已快倒了，政治很腐败。我人在军界，心想到受苦受难的人民，看到那些逃荒逃乱的灾民，我的心都痛碎了。我这个匹夫对人民设有尽忠尽责，深感对不起国家和人民，对不起家乡父老乡亲和自己的父母及家人。

七　太虚法师的精神感召
　　正当彷徨、苦闷之际，我再一次想起了父亲和太虚法师。
　　我的祖父母去世后，父亲常因再也没有机会尽孝而苦恼。一位老禅师对父亲说：“孝子思念双亲，单是痛苦没有用，要多行善事、多积阴骘，走‘放生报亲恩’之路。”我的父亲一生虔诚信仰佛教，只要家里有钱，就捐款塑佛像，建寺庙；这穷人家孩子交学费，为残疾人做好事。一次，父亲从市场上买了一桶鱼虾，拿到河边放生。途遇一个中年男了，他左手生了个大毒疮，脓血把裹疮的白布都浸透了，右手提着一条大鱼，鱼鳍刺着了他左手，疼得很厉害。中年男子对我父亲说：“大爷，请你替我把鱼的肚子破开吧，我的手疼不方便。”父亲对他说：“你的手才受了一点伤，就成这样子。眼看你手上的这条鱼，就要被你剖开肚子，剁去尾巴，刮掉鳞片，鱼的那种痛苦怎样呀！鱼儿只不过不会说话罢了”。父亲给了那人10块钱，把那条鱼买下，放回河里去了。后来，那男子在我父亲的影响下，戒杀生，勤放生，热心地为高枧乡的乡亲们做好事；经常到三门县的多宝讲经寺去念经礼佛，最后皈依了佛门。
　　1928年，我在南京时，听说太虚法师（原中国佛学会主席）在南京讲《心经》和《佛陀学纲》。我高兴极了，便换下军装，穿上便衣去听讲经。太虚法师讲得很好，大大开了我的悟境。佛学真能教化人心，使我的人生观有了进一步的转变，坚定了“多行善，不作恶”的决心。太虚法师每天除参禅、打坐、讲经、念经外，还经常撰写佛学文章；抽时间与僧众、居士们谈心，询问学习情况。有一天，我有个不懂的问题去请教太虚法师，他望着我瘦弱的身体，首先问我：“施主，你有病吗？”我回答：“大师，我从小身体就瘦弱，没有病，只是繁杂事太多，心不静。”太虚法师接着对我说：“你年轻、聪明，要注意修心，多学佛经。”我告诉法师：“我信仰佛教。我父亲是个虔诚信佛的五戒居士，我从就就跟着父母学佛。”随即，太虚法师从书案上找了一本《金刚经》送给我并对我说：“你多念《金刚经》，有不懂的地方，可来问我。”太虚法师大度、亲切而又平易近人，令我非常敬佩。当我起身告辞时，他又叮咛我：“一日三餐不忘农夫苦，英雄到老终皈佛。”回到军营后，我一有空就念《心经》、《金刚经》；遇有不懂处，就写信向太虚法师求教。法师传授了我许多佛学知识；我与太虚法师结下了佛缘。
　　1932年秋，经太虚法师倡议，由四川军阀刘湘等赞助，在重庆北碚缙云山的缙云寺开办了四川第一所高等佛学教育的学府──汉藏教理院，由太虚法师任院长。有名的西藏佛教界人士喜饶嘉措、悦西格西、东本格西都曾莅临该院讲学。我于1938年随军调到重庆后，又有机会经常与太虚法师接触，聆听他的启示与教诲。那时，每逢星期天和节假日，我都要专程到汉藏教理院或慈云寺去听太虚法师讲经。当时，著名的经济学家马寅初、文学家老舍、郭沫若等都曾在太虚法师座下听讲佛经。人们尊称太虚法师为“当代佛学泰斗”、“佛教所新运动之领袖”、“世界知名之佛学家”。我有缘能得到太虚法师的指教，这是我一生中的最大幸运之一。我之所以能下决心脱离污浊的国民党军界，是与太虚法师对我的精神感召分不开的；能够进入佛门，精进修持，还得感激我永远怀念的太虚法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