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苦修密乘成正觉
　　1949年，我遵照能海上师嘱咐在上海金刚道场任住持。上海解放后，我详细地写了自己的历史材料，交给赵朴初居士转交人民政府。1955年9月，我因被人污害，关进上海提篮桥监狱。在“以阶段斗争为纲”的岁月里，我在狱中像恪守佛门清规戒律那样，严格遵守监规狱法，修忍辱波罗密。每当被辱境界到来的时刻，我用佛法回避、佛法抵抗，我只好坚强忍受把它忍耐下去，不计较，用最大的力量忍受。心里感到烦恼难受，我就一心念佛名号，依佛号能力把烦恼难受之心安定下来；修因缘观，仔细想我为什么无故受辱、被捕入狱？作受报想，用空想观智来照察了知心身世界。一切诸佛本来无我可得，我既然是没有的，一切皆空的，哪里还有什么被侮辱，以及受辱的境界呢？空的我相，空的辱境，二者完全是空的，因此辱相也是空的。由此之想，我不生憎恨心，反而发大慈悲心，同体大悲，方便教化人。我从1955年7月到1975年7月坐20的监狱，我心里想自己闭关精修佛法的时间难得，这是我闭关修密法的好机缘。我在狱中加强自身净化，坚持长期茹素，虔诚悔业障，心诵佛经，潜心修密乘，心如虚空，清澈明朗。释迦牟尼世尊因地修行时，有一次被歌利王割身体，节节支解，佛是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四相皆空，不生憎恨，反而发大誓愿，成道以后，先度歌利王。所以佛在鹿野苑先度憍陈如尊者。菩萨修行发菩提心，一定要经过三难妙行的大关；一、难行能行，人们做不到的难事，菩萨能做到。二、难舍能舍，人们舍不得的生命、钱财，菩萨能舍得。三、难忍能忍，人们忍受不了的逆境，菩萨能忍受。从前舍利佛尊者发菩萨心，修三难行，经不起考验，三难之中，只做到难行能行、难舍能舍的二难，在最后，难忍的不能忍受，因此他退失菩担心做了声闻小乘圣人。到释迦牟尼成佛时，舍利佛才在佛座下做一个舍利佛尊者。《佛遗教经》中说：“忍之为德，持戒者行，所之能及。能行忍者，乃可为有力大人；若其不能欢喜忍受，不名人道知慧之人。”故常言“有容德乃大，无欲气自豪。”

二　在周恩来总理直接关怀下获释放
　　以“以阶段斗争为纲”的岁月，我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1955年9月被捕关进上海提篮桥监狱。我以佛门比丘宽大胸怀，违缘顺缘，随迁而安，毫无怨言，以代众生受苦的菩萨精神，以牢房作禅房，视监狱生活为闭关修密乘的好机缘。在狱中坚持长期茹素，坚持半月诵戒，坚持三月安居，没有间断，加强自身净化，虔诚忏悔业障，心诵佛经。经常数日安坐，不饮不食，心如虚空，清澈明朗，以慈悲心救度狱中病人之苦，为“病囚”治各种疾病，治好了一批又一批“病囚”，囚众赞扬我是狱中的白求恩大夫。狱方得知我有医术遂命我为“狱医”，并获狱方称赞模范“狱医”。寒来暑往，岁月飞星，我在狱中洗心修密法整整度过了20人春秋。直至1975年在周恩来总理的直接关怀下，在中国佛教协会赵朴初会长的呼吁下我获得释放，我当时年已73岁。我修“难行能行”、“难忍能忍”的忍辱行，心中实已“冤亲平等”，所以一切的不公正、诬骂、毁损都不能破坏我心中清净。我看待这一切都是众生以清净的忍辱法对自己的布施，一切毁誉者都是成就自己德行的菩萨，我对众生、国土情有无限感恩心情。

三　回乡行医
　　我获得释放后，以慈悲为本，爱国爱教爱民爱苦难的众生，以菩萨心愍济众生，1976年初，我自愿回浙江省三门县高枧乡卫生院行医，救死扶伤，服务人民。我主要搞针灸、电疗、按摩。我对待病人比对自己的儿女还亲，许多病人特别是小儿麻痹症，四肢瘫痪经我一治就好。这样甚多的病的对病人宣扬如三门县、天台县、宁海县、象山县4个县，有的残疾人、患有单边疯、上下肢半身不能行动的男女老幼病人，我都要为他们联系解决住宿，有的头痛、腹痛、腰伤、骨折、不育症等，经我针灸后而愈。我在卫生院住的寝室在楼上，每夜我双盘跏趺静坐入定。高枧乡旧居我俗家供佛像，我时常接待大德高僧来访，高僧们和赵朴老对我很关心。从1976年到1980年4年间，当时我70多岁了，足穿一双草鞋，身穿一件旧灰衣，跋山涉水，进城下乡，有请必至，日夜不休，为病人治病，共治好病员30000多人，病家送来锦旗盈室，上书“华佗再世，扁鹊复生”。我见到一面面锦旗心里很惭愧，我为受苦受难的众生做的事太少太少。我要精进学佛法，普度众生之苦，求诸佛菩萨对我加持。

四　文殊菩萨教化成就我修行
　　1985年2月上旬，我去朝五台山。行到山麓时，天气变冷，天空忽然下大雨，我身上穿的衣服单薄，风吹着我的衣裳，冷得发抖。这时侧面走过来一位五官端正、约十四五岁的少年，彬彬有礼地问我：“师父，你往哪里去？”我和蔼地回答：“我去朝五台山。”那少年说：：“师父你背这么重的行李，我是山上庙里的，我们正好同路上山，我帮你背行李吧。”我问那少年：“你贵姓？”那少年说：“我叫文吉。：”他帮助我背一大包行李，我们同上山。走进大显通寺，他放下行李。我十分感激那少年说：“谢谢你，阿弥陀佛。”那少年满脸笑容回答：“不用谢，举手之劳嘛。”
　　在五台山香烟绕缭的众多庙寺中，都供有文殊菩萨。大显通寺供奉的这尊菩萨像建塑于汉明帝时，高达2.8丈。文殊菩萨端坐狮子背上，神情端庄，备受古今游客、信徒顶礼膜拜。
　　文殊菩萨全称“文殊师利”，　梵文Ｍaniusrl的音译，略称文殊，新译“曼殊室利”，汉译为妙德，义为万德圆明，皆彻性原。又译为妙吉祥，和释迦牟尼同时代。公元前6世纪，相传舍卫国多罗聚落的婆罗门种姓中，生了一个身体紫金色、落地就能说话、如天童子、有七宝盖随覆其上的婴儿。父亲梵德，婴儿出生时，家里出现十大吉祥瑞兆：1　天降甘露；2　地涌七珍；3　他变金粟；4　庭出莲花；5　光明满室；6　鸡生凤子；7　马产祥麟；8　牛生白犊；9　猪诞龙豚；10　六牙象现。文殊菩萨从娘的右胁钻出来到世上，文殊菩萨有三十二大丈夫相，八十种随好，与佛相同。
《文殊般若泥洹经》说：“文殊住三昧力，能于十方世界，化现诸形，教化众生。偈云：文殊大菩萨，大慈大悲，变身为异道，或冠或露体、或处小儿丛，游戏于聚落。或作贫穷人，衰容为老病，及现饥寒苦，四方而求乞。令人发一施，与满一切愿，令发信心已，为说波罗密。”
　　《宝藏陀罗尼经》记载，佛告金刚密迹主说：“我灭度后，于南瞻部洲东北方，有国名文震旦，其中有山名曰五顶，文殊童子，游行居住，为诸众生，于中说法。”经里所指的五顶山，即是我国山西省五台县的五台山。原来汉明帝时佛法刚传入国不久，摄摩腾、竺法兰、以天眼通能看到文殊菩萨住在此山中，于是就奏帝建寺于灵鹫峰，首先建起一座寺庙，取名为“大孚灵鹫寺”。东汉以后，大孚灵鹫寺改了好几次名字。后为，明太祖朱元璋重修，赐额“大显通寺”。此后，大显通寺的名字就一直沿用到今。正因为这个缘故，自此以后，五台山成为文殊菩萨道场。《华严经》说：东北方有处清凉山，“往昔以来，诸菩萨众，于中止往，现有菩萨，名文殊师利，与散会眷诸菩萨众，一万俱，常在其中，而演说佛说。”
　　在大乘佛教里，文殊是诸菩萨上首，常与普贤侍佛左右，所有的佛弟子，都把文殊菩萨当成智慧化身，如说般若为诸佛之母，文殊菩萨为佛之师。常见的文殊像，顶有五鬓，表示法界体性智，大圆镜智，平等性智，妙观智，成所人作智。左手执莲花，花上安放《般若经》一部，在于体现般若大智一尘不染，如大火聚，四面不触，触了即烧。右手持宝剑，能断一切无名烦恼。喻金刚定剑，能斩群魔。或坐莲花台，表示清净，乘狮子或孔雀表示威猛。
　　我小时候常听我母亲说：“文殊菩萨骑的那头狮子，特别勇猛有智慧，五台山上，很多端寺的沙门外。都有狮子，佛门乘狮子真有缘，既有狮子吼，又有狮子座，《涅槃经·狮子吼菩萨品》还用狮子的身形比喻佛菩萨的种种功德。”“如来正觉，智慧牙爪，四如意足，去波罗密满足元身，十力勇猛，为大悲为尾，安住四禅清静窟宅。为诸生而作狮子吼，摧破魔军。”在《华严经人法界品》中，弥勒菩萨对善财说：“文殊大愿，悲余无量百千亿那由他菩萨之所能有。其行广大，其愿无边，出于一切菩萨功德，无有休息。”文殊菩萨常为无量诸佛之母，常为无量菩萨之师，教化成就一切众生，名称善闻十方世界。我朝五台山文殊菩萨教化我，成就我修密乘，普度一切众生。

五　兴群利于当年，垂名教于后世
　　僧众问我：“上师，为什么社会上、世间上，有的人做好事而得不到好报应，而作坏事的人反而发财了享有权利和富贵，人们常说老实人吃亏，好人命不长，这如何解释？”
　　我说：“这在罪和福、损和益方面是各有各的增长，各有各的距离，佛法真的不呆思议得很；有诸多事情，都是极平常的事，教人不可测量。”尤其是佛教有谛法上，讲究“因缘”和“感应”。在因缘未合的时候，都是很平淡很普通的事，到因缘成熟之后，就觉得它是不可思议，就是当局的人，也对它莫名其妙。“感应”这回事，也同样让人不可推想，有显感冥应的，有冥感显应的，有显感显应的，也有冥感冥应的，这也有很不可思议的奇遇。
　　拿我来说，1941年5月3日（农历辛巳年四月初八日），基于不满国民腐败政治的现实，发深宏大愿弘扬佛教庄严国土，利国利民，萌出尘志，自己主动到重庆南岸狮子山慈云寺皈依澄一法师座下。出家时，我38岁，并于同年冬月十七日到成都昭觉寺依定慧老和尚座下受具足戒，至今58年了。在出家前的38年里，我辛辛苦苦，劳劳碌碌，闯荡半年，几乎阅尽人生的痛苦和悲伤，赤心爱国爱民但总是空有抱负，壮志难酬。我今年95岁了，虽然没有享受很大的福，没为人民干过大事情，但也没有受过很大的罪。我每次走到“山穷水尽疑无路”的时候，往往前面是“柳岸花明双一村”，多少年来都是这样在上不上、下不下的境遇里生活着。回头想一想，过去的挫折和受过的委屈、蒙受的冤枉，都成了我现在的阅历和经验。往事如水波尘境，出家前，我从小读书，大学毕业后，我投笔从戎。在国民党军队里，一个军人没有自由，叫你走东，你不能走西，军人必须服从命令，如果不听命令就要杀头。在大千世界只有佛天自由，无碍无阻，无牵无挂。我了却尘缘几十年来，感到人生如梦似幻，而芸芸众生，浮沉其间，头出头没，无有了期，人生真谛何在，为真性不昧，解脱自在，抑为功名富贵而流转生死？常见世之为功名者，心为形役，朝夕孳孳，然而一日无常，草木同腐，莫不凄然兴悲。
　　就拿蒋、宋、孔、陈四大家族这个统治中国20多年的官僚买办集团来说吧。他们逃到台湾，蒋介石在台湾这个天地里就“清理门户”，后只剩蒋介石一家，他比在大陆时更独裁，更残酷了。
　　陈果夫、陈立平均值随国民党一起逃到台湾。这时，陈果夫因患严重的肺病，已出政界，于1951年8月25日在台湾死了；陈立夫再不敢过问党务，于1950年8月离台赴美，流飘异国，在纽约长岛买一所房子以养天年。1967年8月15日。孔祥熙在纽约去世，宋霭龄比他丈夫多活6年也死在纽约。曾任台湾省主席的魏道明寄居巴西。做过东北方面大员的熊式辉与后来任驻美国大使的沈剑虹滞留香港。国民党的元老、四星上将何应钦成了“道德重整会”的专家。阎锡山为国民政府在大陆当了最后一任行政院长，到台湾后，在台北市北郊外山上写理论文章。吴国桢最受蒋介石器重，历任党内外要职，曾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在国民党政府中先后出任汉口市长、重庆市长、上海市长、台湾省主席，外交方面担任外交部长，1954年1月被开除党籍。陈诚因肝癌于1965年3月5日死了。1975年蒋介石在台北北郊草山他的官邸内死去，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于1988年1月13日又逝世，孙子蒋孝文、蒋孝武相继离开人间。他们中间有的人已埋骨他乡，与草木同腐，有的人渴恋故土，落叶不能归根，莫不凄然与悲伤……人都不能离开历史而生活。忘掉自己的历史，就如失掉罗盘的孤舟，真可谓大海茫茫，可悲、可悲。惟有聪明睿智之士，能于茫茫孽海中别具智眼，超然物表，爱憎法中，无取无舍，顺逆缘内，无爱无憎，兴群利于当年，垂名教于后世。我说：学佛好，佛学无边，老实人好，吃亏天赐福，好人寿命长。

六　回归祖庭昭觉寺
　　1985年农历五月，由四川省成都市佛教协会会长、龙泉驿区石经寺方丈、能少上师老师弟永光法师给我亲自写信，请我来石经寺协助重建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毁的能海上师在近慈寺建的金刚道场，这个道场是由近慈寺移转到石经寺的。从1985年五月份到石经寺后，各界各处佛教徒来石经寺念经听法修行的人越来越多。我来石经寺时，随我来的僧人有从高明寺来到石经寺的演法、觉成、宏觉、海智等。
　　我在石经寺举行第一次法会，从1985年8月8日灌顶到8月18日法会结束，计10天；从5月15日到8月15日三个月安居维修围墙、沙山，添置房屋。我来石经寺办佛会时，寺里每天要吃100多斤米；初一，十五要吃几百斤米，来听经礼佛的人多。
　　同时1985年，昭觉寺组成的寺领导小组及僧众也请我回祖庭。我听从省市宗教部门的意见：叫我先到石经寺弘法，再到昭觉寺率大众。我于1986年开始修昭觉寺大雄宝殿，主管修建的有智益、永度、能法，1988年竣工。1992年由我和明念、宗显、智国、智法、智正等僧众修钟鼓楼，1993年上半年竣工。1993年7月建修圆通殿，于1994年6月19日日竣工落成，佛像开光，参加者有数万余人，其中不乏全国各界人士及海外信众。同是修复佛学院、住宿楼房。省内各寺青年僧人在这里经过3的学习，培养了众多僧地称和全体僧众努力把昭觉寺修复完整，同时得到各级领导的支持和信众大力捐款，功德无量。

七　我爱读书
　　我这个人从小爱读书，可以说书籍是我惟一的“宠物”。在我的少年时代，我最喜欢读“三国演义”。不嬉戏玩耍的童年和多梦的花季少年离我远去后，我对人生哲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于是，我开始拜读佛经，听高僧讲佛经，自己念佛经。在黄埔“陆军军官学校”读书时，每逢周末我都要泡上一杯茶，坐在校园里，读我喜欢人古书、佛经书。读一本好书，我认为就是和一个高尚的人谈话，读一本佛经书就是和和诸佛菩萨谈话，读佛书就是听释迦牟佛的教导。好书、佛书是我的宝书，是我的精神、命根。我一天不吃饭，照样上图书馆读书，但一天不读书，我说话、走路也没有精神，手脚无力似的。我最喜欢的嗜好，就是读书，我也是最爱读书人。在童年时，谁借我的书搞脏、搞坏了，我心里就很不高兴。我现已96岁了，早晚读经书。自己的心也和佛的心连在一起，即佛是心，即心是佛。

八　出家人要以修道为要务
　　真正学佛念佛的僧尼要一心向上，精进修行。出家人，刚出家时发的志愿有大有小，都有一股道心。日子一久，有的出家人看见富贵显达的人，心生羡慕，希望能和他人一起穿好、吃好、讲名、讲利，被名利所污染，致力去作俗家事，去攀缘权贵，修饰穿着，收养徒弟，积蓄金钱，和世俗人没有两样。有的出家人看着富贵显达的人，心生厌恶，好像很不挂齿似的。这两种出家人都不对，为什么呢？前一种出家人，只知道羡慕他人，而不知道他人的前生就是像你这样苦行修福的出家人，又何必羡慕他人呢？后者只知道厌恶他人，而不知道你的苦行果报，来世会作像他一样作有名利、有地位的官人，又何必厌恶他呢？学佛人是为了脱离生死，修到西方极乐世界。既然都未脱离生死，互相交换，想到这样生死不休，能不令人自悟吗？所以，学佛的僧人应该一心向上，勇猛精进地修行，不要浪费珍贵的时间。修出三界了生死，哪有闲工夫去羡慕人家、或厌恶人家呢？大家知道的六祖慧能大师，第一次见到五祖黄梅大师，参对之下就明心了性。五祖说：“慧能，你根基三性及锐利，到后院的碓坊打米去。”于是六祖到后院踏舂米碓，为了增加工作效率，在腰部绑上一块石头，增加身体的重量，加速踏动舂米碓，这样辛苦勤劳地工作，供养大众。后来五祖传他衣钵，恐怕别人为夺衣钵伤害他，半夜送他离增，隐居在猎人队中，蓬头垢面16年。后来，护法龙天推他出来弘法度众，于是他到广州法性寺，值印宗法师讲《涅槃经》时有风吹幡动，一僧说是“风动”，一僧说是“幡动”，议论不已，慧能进言：“不是风动，不是幡动，仁者心动。”大众惊奇佩服，印宗法师延他至上席，请他开示，为他剃发，拜他为师，帮助他弘法。慧能大师不但16年后才开始传法，而且剃头也在那个时候，功夫修养之深厚迟重，可以说是空前绝后了，说慧能大师是万代师表，一点也不过分。
　　一个寺院的好坏兴废都是人为的。通常说，不愁无庙，只愁无道。现在有的出家的，这个庙住了不如意，那个庙住不下去，专营奔走，总想打一个好寺庙，自己当住持，或者找一个好地方自己修，想当方丈，可是始终是南北找，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地方住，这是什么原因？这原因多是怨自己修持不好，没有行持，没有佛道缘力行为。如果有行持、有道德、有缘力行为的话，不用你去找地方，地方会来找你，不管在露天地里还是在大雪山上，也能建出好地方好寺院的。这里我可以举两个例子来证明，只有你有道德，露天地也会成大寺院。成都昭觉寺在“甲申之变”后成了一片荒地，丈雪祖师扫圆悟国师墓，发心恢复祖庭。丈雪祖师成了昭觉寺中兴第一代祖师。“文化大革命”中成都昭觉寺成了一片废虚，昭觉寺是我的衣钵堂，我83岁来昭觉寺发心重建。如今第一禅林重建了，我主要是有一颗诚心。心诚则灵，心诚了，诸佛菩萨就会加持你，有了三宝的加持，世间法的支持，好寺庙就会建起来。
　　家里面如果有一个出家人，即真正是第一大喜事，第一殊胜之事。可是出家的人，一定要认真修行。一个出家人修行要是没有好的结果，于家庭没有损害，于自身必定堕落。佛家常说：“施主一粒米，大如须弥山；今生不了道，披毛戴角还。”出家人修行是第一个很重要的大事，你修行证得正是，超出三界，不随便道，即是成就了；如若沦落六道，六道轮回就要还施主的债，十方的供养你必须要偿还。人家不是白供养你的，一定要偿还。如果你证得正果，成了佛菩萨，供养你的人都有福了，也不要你还债，施主的确种了福田。所以，出家人要真心念佛，具有真正的佛心，信心，决心，没有一个不成佛的，大家多念《无量寿经》、《弥陀经》，经书上说得清清楚楚，所以，发心出家的人一定要以修道为要务。
　　我1951年到1955年在上海金刚道场，依能海上师家风弘扬格鲁巴教法。金刚道场当时有出家人20多位，居士有400多人。1955年有人提出“郑全山是国民党的高级将领”，把我逮捕了。我对狱方说：“周恩来总理当时是黄埔军校（即陆军军官学校）政治部的主任，我参加国民党是周恩来同意的，我的个人历史早就向党交待了，我的档案早就交给中国佛教协会赵朴初会长呈报上级，我的历史问题1950年就向党交待了。”我到了上海提出蓝桥监狱，狱方有人对我说：“你是国民党的人。”我说：“我吃共产党的饭，共产党养活我，共产党对我有恩，难道我不是共产党的人！”当时监狱里有500多人。人家吃苦头，我没有吃苦头。狱方说：“郑全山守狱规。”当时狱中病人多，其中有一个30多岁的病囚得了肺炎，整个的肺脓肿得吐脓吐血，整天疼得嗷嗷叫唤。牢房狭窄，搭不开铺，别人都怕肺病传染，不乐意过问他。狱方就把他抬到院子里，汤药无人问，饮食无照应。我记得有一个山东人，姓秦，豪快直爽、讲义气，看到无人问他，就悄悄地对我说：“这个世道无好人，无悲心。”他知道我是个和尚被捕入狱，见我就请求说：“地藏菩萨救他吧！”俗话说“身病好治，心病难痊”。人心要有病，医治不容易。一个人进了监狱，举目无亲，自己的病很严重，又没有钱吃药，病囚心灵上压力大，病越重，心里也越苦恼。妆时我看到他很可怜便对他说：“你不要哭，我来好好的服侍你。”这囚友的病一天比一天好起来，不到半月肺炎痊愈了。
　　此事获得狱方好评，领导由此知道我的医术，命我作“狱医”。我从经书上看佛在世时，为了给人治病，在戒律上面对看病、养病、送终、埋葬都特别订有详细的规则。可惜后人都不遵照实行。我在监狱里，我要学习释迦佛把病囚当作僧人，我耐心治好一批又一批“病囚”，囚众称赞我是“狱中的白求恩大夫”。我把牢房当作病房，这是诸佛菩萨赐给我潜心修行学佛、精心修持的好机会。在这20年里，我加强自己净化，乃诚心忏悔自己的业障，心育佛经，精进修密乘，佛法教化我能看破，放下很自在。直到1975年我在周恩来总理的直接关怀下、在中国佛教协会赵朴初会长的呼吁下获得了释放。我的家乡很好，我自己人家乡行医救济病人。1985年，政府落实了政策，彻底给我照雪平反。

九　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要人弘道，必须育才明道，培养僧人有大才，方能弘扬大道。1992年1月7日，赵赴初会长于上海《全国汉语系佛教教育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当前和今后相当时期内，佛教工作最重要、最紧迫的事情，第一是培养人才，第二是培养人才，第三还是培养人才。”
　　中国佛教协会给昭觉寺来函云：“培育僧才，此乃当前头等大事，朴老乐赞厥成。至于院名，似以不标明禅密净之宗义为妥，不妨迳称为‘昭觉寺佛学院’。”因此，我于1992年春，办起昭觉寺佛学院，现在师僧70余人。我常到学院视察教学，并讲戒定慧三学、讲心经，教僧学法修心、忏悔业障，发菩提心。对学僧悉心开照。一年给学僧制2件优质黄料僧装，发鞋袜，提高衣单费，改善生活。
　　我经常教诲弟子“要依戒依法，精进修行”。自己更以身作则，带头示范，日夜惜时如金，无住生心，勤修密乘。每夜1时30分起坐盥洗，2时上殿礼佛诵经，近7时下殿早膳，8时30分至11时复上殿念经，中午、下午接待学佛四众。安居期间，我讲经90天，每天早上8点钟坐在法席讲到中午12点钟，学如来佛尊。我毫不疲倦。有时法躬有小恙，仍继续念经讲经。四众弟子说我：真是一位金刚般若铸造的夙夜匪懈的法师。我深感惭愧啊！
　　我主持昭觉寺佛学院，担任院长期间，八方学子，源源而来。教师们因材施教，诲人不倦；学僧学而不厌，学修并重，体现了“学修一体化，生活丛林化”。真学实修的比丘日益增多，还有福慧双修的优僧，立誓成为“法门龙象”。真是昭觉寺里春日融融，佛学院内百花盛开。

十　近佛陀教导去做
　　如今许多人过于注重追逐禄和物质享受，贪慕荣华富贵。这种追求世俗浮名的价值取向和佛家超越各种生命意欲的思想是相悖的。我们该怎样觅得身心的清净和心性的稳定，以一颗大慈悲的心面对现世人生，达到摆脱人生烦恼的涅槃境界呢。
　　人学佛，首先是要把人做好，人都做不好还能成佛吗？现在有的人惟利是图，只看钱爱钱，有的打麻将，进酒馆，很无聊。这样的人生观实在没有意思。人还是应该帮助别人，做有益于他人的事。一个人生在这个世界上，是无法单独活下去的，一定要受到许许多多的人，包括现在的人和过去的人的恩惠，是他们的思想、智慧和劳动所带来的恩惠，使我们得以生存下来。所以佛教徒除了要报佛恩、报父母恩和国家的恩，最主要的是要报大众的恩。一个人最重要的要有报恩思想，报恩的情义是无穷无尽、报不完的。报恩心太重要，多做有益于他人的事，人也就会因此而有价值、有乐趣。我在俗家时有一个挚友，十多年不见面的，有一次在飞机上下班巧遇这位挚友，本可以像十年前那样亲亲热热开怀畅叙，谁知那好友一见我的面，就问：“听说你当军官，家时发财啦！”左一句当官，右一句发财，我下子愣住了，心里很痛；我的好挚友变成了一个生意经，使我灰心冷意，从此不再与他来往。对当代人和青年人的思想品行，重要的还在于身教和言教。若欲修行，在家亦可，不必在寺，自家修清静，即是西方。一个人自私的思想减少一分，自由就会多一分。人往往是被自己捆住的。我这一生学佛的思想，就是报国家恩、报人民恩、报众生恩的思想，众生在我满脑子里。佛教讲生生报恩，佛教工作特别多。我的报恩心也多，今年我已96岁了，还要争取多活几年，为佛教、为众生多做一些贡献。有了这种觉悟和认识，我对众生的血汗钱用的不安心，一切为了普度众生，在生活上力求简朴，我总觉得对众生有报不完的恩，享受多了，心里会不安。我虽然90多岁了，坚持早晚上殿诵经学佛。一个青年人每天要问一问自己：身体是否比以前健康了，知识是否增多了，工作是否比以前认真进步了，道德有没有进步。最后，愿你们大家都按佛陀的格言去做，愿你们慷慨施舍，乐于帮助别人，愿你们身心清静，做正直人，朴实无华，品性良好，不起恶念。愿你们不自私，不占有，而且大公无私，甚至牺牲小我。愿你们聪明伶俐，能够把趔和佛学知识及学佛的好处告诉别人。愿你们努力精进，勤奋不懈。愿你们能宽容，宽恕别人的过失。愿你们能坚决勇敢，有毅力和恒心。愿你们仁慈、友善、富有同情心。愿你们能谦卑、平和、宁静、沉着、安详。愿你们能迈向完美的人生道路，而且能完善地服务别人。

十一　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
　　人生无一帆风顺之事，有得意之时，必有失意之期。例如一个在初中时学习成绩优秀的学生，必然被老师宠爱、同学羡慕。长大了又当大官，发大财，这是他得意之时。若到了罢官、破产、人亡，还是他失意之期，都不应放弃向上生活的念头，路是人走出来的，自己走出来的才是自己的路。世界上有千万条路，尽管路就在那里摆着，头脑中某些陈旧过时的观念缚住了手脚，迈不开腿，迟迟疑疑不敢跨出那一步，对你来说，路似乎就不存在的。人生之路坎坷不平，没有失意的挫折，就不会有成功。
　　一个人的价值不在于尊卑和地位高低，也不在于是否拥有权势、金钱，而在于是否自尊、自强、逢重，是否对生活充满远大理想并为之而奋斗不止。如果拥有权势、金钱后，以自己为中心，一切从满足私欲出发，那么，权势越大，就越害已害人；金钱越多，铜臭也就越厉害。人生的价值在于奉献。满怀理想并为之奋斗的人，就会将名利、地位、荣辱置之度外，以理想的最终实现为最大快乐。因为他的理想是高尚的，他的目标是在于对社会做最大的奉献。
　　曾有人问我：“上师，你从将军高位进入佛门当小沙弥，脱下‘蟒袍’换袈裟，又从佛门进入牢门，从高僧到犯人，你老的心境如何想呢？”人生之路坎坷不平，我将名利、地位、荣辱置之度外，一个人只要热爱自己的祖国，热爱人民，就什么事情也能解决了，什么苦楚、什么冤屈都受得了。个人的苦楚冤屈比起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又算得了什么！“天地有正气，江山不夕阳”，这是我坚定的信念。1975年我在周恩来总理的直接关怀下和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的支持关心下获得释放，当时我已73岁了，西谚云：生命从40岁开始。我想我的生命从73岁开始，一个人要总能保持精神健康是件很不容易的事，但一个人顶要紧的保持精神上的健康，力求让自己永远在乐观、豁达状态中，其它都是次要的。俗话说：“人到无求，心自安宁。”要在生活中寻求动力，寻求乐趣。我的最大的动力是学佛，度众生之苦，最大的乐趣就是念佛经，解脱自己，去西方极乐世界成佛。对于有关个从的事更是无求的，我从早到晚一心扑在佛教事务中，我清心寡欲，看轻功名利禄，“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此语出自诸葛亮的《诫子书》。一个人只有恬静断欲，才能志向远大，有宁静而丰富的内心世界，永远快乐，永远健康。人生的价值在于对社会、对人类做出最大的奉献。一个人淡泊明志、宁静致远，才能对人类、对社会作出较大贡献。

十二　依法不依人
　　在一个寺院里，依法不依人才能把佛教寺院办得兴隆。谁是我们的导师？佛祖释迦牟尼佛是我们的导师。佛教事务中，我个大和尚说自己的一套正确，那个大和尚说自己也完全正确，听谁的呢？谁说得正确呢？衡量的标准应是按照佛祖释迦尼牟佛的教导去做是正确的，否则是错的。按《涅槃经》记载，释尊在人灭之前曾将其弟子们招呼集合起来，说：“弟子们，即使我入灭了，也不要认为失去了导师。我所说的教法和戒律，便是你们的导师。现在你们如果还有疑问，那么就可以发问，免得日后这样后悔──在我活着时要是打听一下就好了。”接着继续说：“一切存在的事象，都将过去，努力完成修行吧！”释尊生前常说：“寻省汝自身。”释尊劝告弟子们进行自我省察的语名：“因此，阿难啊，要以自己为明灯，要以自己为依处，不能以别人为依处，要以法为明灯，以法为依处，不能以外部的东西为依处，只有自己才是自己的依处，很好地控制自己，就能获得依处。”释尊留下的这著名的最后教诫，即入涅槃。释尊生前正是要弟子们警戒以防在他自己灭度后，各式各样的们师出现，任意搀杂他们自己的观点。在佛教学者中，也有不少人在释尊生前就准备结集结典。释尊本人就曾命其弟子记忆自己的言行，经常让十大弟子中被称为“多闻第一”的阿难随行。对当时的弟子们来说，释尊既是人生的导师，如同慈爱的父母亲那样，同时又是教团的统率者。其大多数弟子，是怀着敬畏和崇敬的心情而随从释尊的，但其中也有不堪忍受出世的严格修行、不能抵抗世俗各种欲惑的比丘。因此，由于释尊涅槃了，有人就产生了从长期的精神紧张状态中获得了解放的错觉。对于一人化教团体来说，失去了最高导师，就意味着面临重大的危机。当时，印度社会、婆罗门各派占压倒的优势，不管怎样说，释尊教团还是个新兴的宗教团体。所以其创始人一死，教团就可能出现失去中心的情况，大多数弟子便陷入深切的悲叹。根据经典，阿难与婆罗门故友相遇时，曾被这样问道：“阿难呀，世尊去世，其后还有谁是与世尊同样出色的人物呢？”对此，阿难这样回答：
　　“朋友呀，从道理上讲，那样的卓越人物是不会再有了。那位世尊是自悟其道、自履其道的人。作为弟子的我们，只是从后面追随世尊的教法和垂范而已。”
　　阿难把经典佛法信仰的必要依据，皈依于佛法，而不皈依于个人，这就是依法不依人的意义。有的僧众问我：“上师：你外出弘法讲经，我们在寺内听谁说的？”我说：听寺内管委会上座们的，他们是听释迦世尊说的教法（佛法）的。谁按佛教的教法说和做就听谁的，我是昭觉寺方丈，一言一行按佛祖的教法做，依法不依人。如果我不按佛祖的教法做，你们也不要听我的。只有按释迦牟尼佛的教法去做，寺院才能兴旺，诸佛菩萨、韦驮菩萨、三宝才能护法，不愁无庙，只忧僧人无道。有修道的僧人一定会把道场搞得很兴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