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羌族文化简论 ⊙任乃强／文

一
　　1.羌族文化
　　羌族“文化”（Culture）可以在人类历史上成为一个具有特殊含义的名词。这是因为，它具有与其他各民族文化不同的，而且是异常卓越的特点。它在亚洲中部草原上形成，也只在这个广阔的草原地区上使用。但其所影响的地域很宽。现世许多强大的和弱小的民族，多曾与古羌族发生过直接或间接的文化关系，甚至是血缘关系。此文专门探索古代羌族文化，提出个人初步探索的见解。

　　2．女性中心的持久
　　古代羌族文化最大的特点是：在其社会组织中女性中心持续的时间很长。在人类历史上，从农业发展起来的民族，常有不曾经过女性中心社会发展阶段的，即有，也是很短。例如汉族祖先，只曾传说有过短暂的“女娲氏”时代。从渔业发展起来的民族，女性中心社会的时间就相对长一些。例如越南和日本的古代社会，都曾有过女子立国的故事。从猎业发展起来的羌民族，则直到公元第八世纪以前，都一直保存着女性中心的社会制度。例如《唐书》记载的“女国”和“东女国”，就是世代以女子为王和朝宫，来统治男子的。这就可以想见其古代，大抵从有社会组织开始，就是女性中心社会。起码在羌塘和阿里地区是如此。所以我国古史所记的“西王母”和“西海女国”，皆当导源于此区。吐蕃初兴时代的所谓“苏毗”，即“东女国”，他的都城“康延川”，即今日的昌都（《新唐书·东女国传》云：“岩险四缭”）。吐蕃把其国境东部的附属部落地区称之为“康”，（=Kams）即用的这个“康”字。这两个占有盐矿的羌族女国（羌塘与昌都），拥有附近各部落生活所需的食盐，故能强盛，保持着传统的社会制度，到第八世纪，便成了世界保持女性中心制度时间最长的民族部落，也是羌族中覆亡最晚的两个国家。近年在西藏昌都县卡若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表明这一地区曾经是个很兴盛的原始社会。他们这两块女性中心区域，也恰就是羌族最早居住下来的地方。可以认为：这种社会制度在原始羌族时即已形成。因为那时男子都要外出猎取野兽，而妇女却需留守猎获物，并从事剥皮、制衣与石器等活计。待兽皮、石器和食盐积聚渐多后，男子又须远出百里、千里外去经营贸易，这样，就自然而然地形成了女性中心的社会组织。只有分支而出的羌族部落，由于接近或已进人农业社会，才有可能变为男性中心的社会。
　　吐蕃，就是羌族分出的一支。他因所在的地理条件适合于发展农业，故脱离女性中心社会较早。他又奉行喇嘛教。这种宗教贱视妇女。故依喇嘛教义建成的“吐蕃文化”，与羌族相反，是反对女性中心的。他征服了这一大高原，最后消灭了这几个女国，并把历史悠久的羌族文化改造为吐蕃文化，羌族的名称渐趋消灭，羌塘这个“羌”字也变成了吐蕃语的“北方”之义，而羌塘的羌族，也渐信奉喇嘛教而化为“播巴”（藏族）了。

　　3．驯养毛用羊的成就
　　古文的“羌”字，即是“羊”、“人”二字的组合。故《说文》曰：羌“从人从羊”（段注《说文》改为“从羊儿”，儿亦古文的人字），释为“西方牧羊人”。可见当时羌族的畜牧业生产水平，已经为世所知。古代羌族文化，在生产方面的最大成就，便是驯养野兽成为家畜。他驯养羊、牛、犬、马成功之早，远远超过世界其他任何民族，具体论述如下：
　　藏羊，是羌族驯养成功最早的家畜。它是远古栖息于高原草地的一种“盘羊”，其双角是旋卷盘曲的。远古的猿人很早就开始大量捕获，加以圈养，并进行驯化。羌族把这种原始的野羊叫作“那哇”，藏文写作gLaa-Ba。而“那哇”与“古代”又是通用字，这也不难看出：羌族驯养野羊是最早的。
　　羌族又是最早把这种古代野羊改良成为绵羊的民族。他们用石英制成的玉刀，把这种柔软的毛割下来，搓拧成为毛线，用以织布（牟毛子或作毛莫子）。这种布，古代曾作为商品输人华夏，华夏人称之为“褐”。迨羌人割毛和纺织方法落后于华夏以后（即中原已经用了剪和织机以后），华夏便自行织褐。而只输入羌族的连毛绵羊皮，即《禹贡》所称的“织皮”。其时大约在殷末周初（《禹贡》是西周人的著作）。我国最早创造的羊字，就是画的盘角、大眼的西藏绵羊的头像。如殷墟甲骨文中，就有等字，说明当时中原养的羊即是羌人育成的绵羊种，而不是后来从北方引入的“咸羊”（小头无角的绵羊）。

　　4．驯养山羊
　　羌族驯养山羊较晚。因为山羊栖息在山岩间，不易捕获，驯养也较困难，而且毛皮不似绵羊软暖，所以他们对于驯养山羊不那么感兴趣，大概还远落后于驯养野牛。他们把野生的山羊（羚羊）叫“果”（藏文标者为rGo）驯养的山羊叫“热”（Ra），但也叫作“果哇”（rGo-Ba）。他们把动物的毛叫作“查”，（rTsid）把牛毛与山羊毛都叫“查巴”。（rTsid-Pa）绵羊毛另取了一个专用名称，叫“巴尔”（Bal）或“路巴尔”（Lug-B-al），把绵羊皮（毛皮）称作“路巴斯”（Lug-Pass）。把山羊皮则称为“热查”（Ra-Tshag）。可以看出：他们驯养这两种野羊的时代和用途都不同，养山羊，目的不在用毛，而只是为了补充牛肉以外的食品和皮张之用。
　　由于羌族纺织业的停滞不进，影响到绵羊的育种工作亦同样停滞不进。直到今天，大高原上的“藏系羊”还是粗毛绵羊，远远逊于经过育种的“美利奴”和“新疆细毛羊”等。

　　5．驯养野牛的成就
　　牦牛，藏语为“雅牛”（=gYag），它原是羌塘地区出产的一种野牛，经羌人驯养成功的家畜，才叫牦牛。这种野牛体大、力大、凶猛、狂暴，成群吃草，触怒了它，整群皆不顾死活地冲来，可以叫你立成齑粉。（我国古籍把它叫“��”，音昨）它被羌人捕获而驯养成为今日这样驯顺、忠勤的家畜，大约需要经历几万年的时间。我们人类的祖先，曾经驯养过各种动物，结果证明：愈凶猛的野兽愈难驯养。例如我国古代很早就曾养过虎（《庄子》、《列子》都有养虎技术的记载），但未获成功。养熊亦然。就是养猫，至今也未能做到驯顺得用。阿拉伯古国亦曾养狮，并在两千年前贡献狮子到我国来，但直到今天距驯化的要求也还很远（头脑简单的野兽，又比头脑伶俐的野兽为难。故我国很早就“豢龙氏”这样驯兽的专门人材）。羌人把野牛驯养成为牦牛，当比他们驯养成功绵羊的时间要晚得多。但当中原文化发育时，绵羊毛皮与牦牛颈尾的长毛，都已同时成为输入中原的重要商品了。连毛绵羊皮，中原人称“织皮”已如上述。牦牛尾毛最长。中原古籍作“髳”，“氂”字，用于装饰车、马、旌节和戈矛；又用为蝇拂（牦字又通作耳毛，原是用整条牦牛尾作商品。其毛之尤长美者，汉魏人把它结成美观的拂子。如《三国志注》有：刘备性喜结耳毛），或编为假发（髦）。牛和羊都在冬季输入中原为商品，中原人为之造字“”，作“犛”。汉代别作“旄牛”（旄牛县名缘此），唐代又依羌语本音作“雅”（雅州之名缘此）。犛、、髳等字的创造表明：羌族在中原的殷、周之前，已经把野牛驯养成为乳、肉、毛、役兼用的主要家畜，并且作为商品，被中原人大量使用。

　　6．进行异种杂交的成就
　　羌族不但早在中原文化诞生前就已经驯养牛羊成功，而且在殷周之际，把牦牛与黄牛杂交，创造出犏牛这样一个新型的家畜。牦牛、黄牛、水牛，虽都叫作牛，却是不同种的三个反刍偶蹄动物。它们之间是不易交配传种的。进行人工交配所产的小牛，有兼备父畜、母畜之长的上品；也有徒具父畜、母畜之短的劣品；还有偏得父畜或母畜若干优缺点的变种。只有在杂交的技术上，精于选择父畜母畜，历时若干年，才会生产出乳、肉、毛、役都优胜于父、母畜的犏牛来。正如马和驴杂交可以产生骡子一样，但他们只有一代生命，不能传种。犏牛虽也能产小犊，但皆纤弱而劣性，通常产后即被杀掉。惟独犏牛这一代不同，其性格之驯顺，产乳量之高，肉味之美，毛之软长和耕犁、驮运、适应能力之强，皆远胜于牦牛。例如牦牛在气温高的地方即不能劳动，否则易发狂而死。犏牛则较为耐劳耐热，故凡大高原的长途运输，须逾越温暖河谷者，即只能用犏牛，不用牦牛。牦牛只能在高原顶部早、晚役用，中午休息放草。所以，在犏牛育种成功后，羌族的社会经济便有了一个明显的跃进。
　　羌人把犏牛叫作（=aBri），今藏语作（=aBrog），早在华夏的周、秦年代，他们已经大批地生产这种优良的牲畜。每年冬季，便把服役超龄的犏牛，驮运商品到中原，连货带牛一齐卖掉，以节省草场的牧草消耗。而中原的贵族却买来饲养，供冬春的肉食，也用于祭祀燕享。但汉、羌间从前汉末即开始摩擦，至后汉时已战争频仍、交通断绝，羌族的牧运牛队，不能深入华夏，华夏的典籍也不再见到这“牛直”字了。不难看出：中华这个“牛直”字，就是羌语asri字的音译；羌族育成犏牛的时间，不能早过殷周之际。所以甲骨文里并没有这个“牛直”字，汉以后的典籍，也无“牛直”字的记载。即在唐蕃和好市易。再把犏牛运入华夏时，唐人也不再称为�露�称为犏牛，并与旄牛混为一物了（见《汉书·司马相如传》颜师古注《上林赋》云：“旄牛，即今所谓犏牛”）。西藏人原把牛分为三种，叫“犭乍、雅、牛直三”。后因野牛淘汰，常见的只有雅牛和犏牛。但还把牧场叫“犭乍塘”。
牛直字，见于《礼记》者最多。如《王制》：“天子牛直礻勺”诸侯礻勺牛直，礻帝一。《玉藻》：“君羔幦、虎牛直。大夫，齐车、鹿幦、豹牛直”。（士同）。《少仪》：“丧。俟事，不牛直弔”。“牛直豕，则以豕左肩五个”。《春秋·榖梁传》，隐十一年，“滕侯薛侯来朝……牛直、言同时也”。郑玄注经，已不识牛直字本义，或释为独一；或释为特牲；或释为直条的衣缘，皆望文生意。在我看来，都是说的祭祀献荐之事。按《王制》：“宗庙之祭，春曰，夏曰”，“天子社稷、皆用太牢”。“大夫、土宗庙之祭，有田则祭，无田则荐”。依这些礼制来推断，则“�陋�”就是以犏牛为牲代替“太牢”，所以恤耕牛。“诸侯礻勺牛直”同义（原注云：“互明牛直礻勺”是也）。“一��”，指诸侯五庙，只大庙用�隆Ｈ舸杭溃�则各庙皆用�隆！队裨濉分�“虎牛直”、“豹牛直”；《少仪》之“牛直豕”，都指祭前田猎，国君以得虎献祭为礼，大夫、土家以得豹献祭为礼。不得虎豹，仅得野猪，皆可以代牛直。不田猎，则献�隆１疽�牛直为牲之祭，是为牛直祭。牛直即是祭之别称，因所用牲为犏牛（牛直），即称�录馈９首钟治�牲之代称。《榖梁传》之牛直，指滕、薛二君同在�录朗背�鲁助祭。
　　黄牛原种出于塞北草原，其受人类驯养，远较牦牛为晚。羌人开始培育犏牛，当在羌族已经进入陇西与塞北草原以后，约在距今五千年前，并历时一年左右才成功。塞北的胡人，用驴与马杂交而产出兼备父母之长但不能怀孕传种的骡子。这一异种杂交的成就，比羌族育成犏牛要晚一千多年。（骡字，古作驘。《史记·匈奴传》，桓宽《盐铁论》和许慎《说文》都可证明：它是周、秦间塞北胡人的创造发明）。而这一创造发明的人，仍当是羌的别支。现在，人们用异种杂交方法培育农牧优良品种已十分盛行，但是，知道这种方法是首创于羌族的，却寥寥无几。

　　7．西藏马与西宁马
　　羌塘今天还保存有若干大群的野马和野驴。足见羌族在驯养家畜的马和驴方面，远不如塞北胡人的成功。这是因为羌塘人只注意牛羊的养殖以供他们的生活需要，而不大注意马和驴。《新唐书·吐蕃传》以“犛牛、名马”连称，足见羌人养马原亦有成就。今日西藏虽亦产马，但马的体格相当小。一般藏族都喜欢买西宁马（怒斯马），甚至引进印度马。西宁马，可能是塞北马引种到大小榆谷地区来的良种；也可能是塞北种与羌塘种交配的改良种。它仍属于羌族子孙“西羌”在河湟地区的创造。这种马，是我国历来最好的战马。西宁区的驴子与骡子，也是全国很著名的良种。大概因西宁区是历史上各大民族争夺战斗最频繁的地区，所以其人善于培育战马。至于驯养马、驴技术的提高，则是周秦以后的事。
　　总的说来，羌族驯养食草动物，无疑是世界上开始得最早的，也是成功得最早的。但其最出色的创造则是在羊和牛，尤其是牛。牛、羊既已能满足生活的需要，他们也就无心驯养更多的草食动物。特别是在创造了帐幕居处以后，享受安静生活的时间很长。所以他们也不重视培育战马。待吐蕃兴起以后，穷兵黩武，需要战马了，反须从西宁、印度、中亚等处去买马。羌族部落则徒有牛羊之富，而缺乏捍御之武，所以轻易为吐蕃所吞并。

　　8．驯化藏犬的奇迹
　　在驯养肉食野兽方面，羌人创造了比驯养野牛更出色的成就。
　　康青藏大高原的顶部，原有一种猛兽，它以草食动物为食料，与狼相似。高原上大群的狼与它争食，但都被它逐渐消灭，若干万年来，高原上已经无狼了。羌人原是善于猎取猛兽的。进入高原草甸后，与这种野兽争斗最为剧烈。结果是它们终于被征服了，纷纷被杀死或俘虏。可能是出于好奇心，他们把稚龄的放人土窖内饲养，取名叫“猰”（藏文作=kyi）经过驯养，成为非常得力的一种家畜，这就是今人所谓的“藏犬”。
　　驯养这种野兽，比驯养野牛更难十倍。但是羌人善于驯服，终使成为守家、御盗、捍卫人畜都很得力的家犬。羌人藏人每家都养有藏犬一条或几条。它能识别家人；在牧场捍卫畜群，使牛羊不走失，害敌不敢行近。家养时，必须用铁链拴系住，因为它见生人就要猛扑，并专咬喉部，不畏刀棍，死不退缩。长达里余的藏商驮队，只要有藏犬一头随行，便能保证安全。它经常需要肉食，但在贫家亦能随主杂食。羌人能把凶顽的野兽驯养成为如此忠勇的家畜，的确是创造了人类驯兽的奇迹。当然，这需要经过很长时间（人类驯养狼犬，也经过了大约一万年的时间。驯养藏犬比狼犬更难数倍）。
　　我国古籍如《山海经》、《淮南子》、《说文》皆记有羿杀猰貐的故事。那个猰貐，可能就是说的藏犬。《穆天子传》说的“狻猊”，《尔雅·释兽》作“狻麂”，可能说的是猎用的藏犬。《尚书》说的“西旅贡獒”和《左传》说的“公使獒焉”的獒，则是指已经养驯了的藏犬。若说羿杀猰貐，就是羌人放出来伤害后羿的藏犬，则羌人驯养藏犬成功，距今至少已有四千年左右；即使低估到周代，也有了三千多年。华夏养狼犬成功的历史虽尚不详，但从文字发展过程看：犬字是人字加上一个棍。即犬还未驯，有咬伤主人的危险，故在系绳上加条直棍，使其不能扑到人身。就是说：在初制象形会意字时，犬还未驯顺。其驯顺时间，当是远在羌人驯化藏犬之后。
　　中原曾经对藏犬作过引种饲养，但似未成功。《左传》宣二年，晋灵公唆獒犬去杀赵盾，就是证例。但此后，便没有再见到有关藏犬或猰的文字记载。

　　9．羌人猎业的衰歇
　　羌人，原是靠山缘猎食进入高原草甸的。经过猎业生活的艰苦斗争，促使四肢和脑力发展，智慧增高，氏族组成，养畜蕃盛，帐幕定居，并有藏犬捍卫以后，生活变得舒适稳定，衣食丰备，安乐无争，武备成了无用之物，射猎成了多余的事。这样，羌族便由强悍走向萎缩，终至于消失。但在这一变化中，由于他们的欲望转向个人享受，如需要多样化的食品，因而开始创造耕种制度；需要珍宝装饰，使金玉琢磨、陶土器皿有了突出的发展；需要处理过剩的家畜、畜产品和兑换不同地区的特产，于是商业大大发展起来。这是羌族文化发展的第二阶段，即农、工、商业萌发的阶段。

二
　　1．麦种的创造者
　　羌族原住地不适于发展农业。当其进人草原边缘的河谷上游地带时，不能不从单纯的肉食而进于杂食。于是栽培植物的试验出现了。他们最先育成的，是一种叫作“来”（藏文音作Nas），后来陇西汉人把它叫作“稞麦”的耐寒谷物。近人则把它通称为“青稞”。
　　这个高原河谷的上游地区（海拔约三千至四千米）并无野麦，只有燕麦野生，相当普遍。可以推断：羌人是因为牲畜喜食燕麦而进行栽培的。又因逐年选种，使粒穗密接饱满；经过若干年代后才变“青稞”的。其育种成功的时间，当在华夏有麦种之前几千年。何以见得呢？在我国最古的诗歌中，有一篇《周颂·思文》，全文是：“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尔极。贻我来牟，帝命率育。无此疆尔界，陈常于时夏。”后来的说经家，都说这是周室颂其始祖后稷（弃）功德之歌。弃在尧舜时为后稷，教民“播时百谷”（《尚书·舜典》语）。此诗说天市给他“来牟”的种子，叫他教导百姓种植。这个“来”字，旧说概以为麦种，恰好就是羌语Nas或Las的对音。这就可以证明：中原原无麦种。中原麦种，是后稷从外域引种来的，故后世传为天帝所贻（来牟二字解释详后）。
　　汉儒虽说《思文》是颂周始祖弃的，却有可疑之点不少。如：“后稷”不是弃的专称。在唐虞前，已有“烈山氏之子曰柱，为稷，自夏以上祀之”的传说（《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蔡墨说）。烈山氏为神农氏别称，所谓柱，即神农氏时的后稷，与周始祖弃之后稷各是一人。《思文》中“立我烝民”，郑玄释：立为粒，指谷粒。中原粒食始于神农，不始于弃。《大雅·生民》为叙述周弃一生的诗史，长达二百九十六字，所言农艺之事甚详。如述种植，列举了荏，菽，禾，麻，麦，瓜瓞，黄茂，秬，秠，糜，芑等字。它不用来字，而作麦字，字形与音皆变，又不特言帝命。《生民》与《思文》皆西周初年之诗，且可能皆出于周公旦一人之手（说在拙著《周诗新诠》），可以怀疑；《思文》是颂烈山柱之诗，用于社稷祭享；只《生民》是是歌颂周弃的。按来与麦字制造的先后推断：来字已象麦穗之形，应是华夏初见麦穗时所造字。中原原始农作物为禾（今之粟谷），如黍，稷，糜，秫字皆从禾，显然是其变种形成后所造新字。来字不从禾，而象麦穗之形，可见并非中原旧有谷类，而是由羌域输种的。新种自高寒地引入低暖地，必然多生变种。经巧农的善为培育，于是有小麦种在华夏育成。为了给新种起名，在旧“来”字基础上，加麦粒之状；正与“禾”的变种为黍，其造字之法相似。可知麦字是在华夏已经育成小麦新种时造的新字，用以与来麦的原种相区别的。事实上，《周书》所云“尝麦”，与《左传》所云“不食新麦矣”的麦字，及其他秦汉书文中的麦字，均是专指的小麦。汉儒把大小麦称为“二麦”后，就不再用“来”字表示麦类，而是指“远来”一类意思。这说明殷、周、秦、汉的华人由于只种吃大、小麦，不吃稞麦，因而使用的字义亦随之改变。
　　通过上述周初的诗分析可以看出：周弃所育成的麦种是指的小麦。最先引种来麦的人，是夏以前奉祀的后稷柱，而不是周始祖弃。他二人时间相距大约五百至一千年（《吕氏春秋》谓神农有天下十七世。古书记周以前年代皆不甚准确。只能依社会发展进度大体推估）。这样，羌族进入农业生产的时间，当比汉族更早；其育成麦种的时间，比汉族至少要早五百至一千年。
　　羌族的来麦（青稞），不仅从华夏引种进来，发育成为小麦、大麦、蓝麦、油麦等品种；并且很早传入新疆和中亚细亚，被称为穄麦（《穆天子传》），又传入欧洲而为黑麦。黑麦西文作Rye，（仍是Nas的对音），至今仍是东欧和北欧的主要粮食作物。那些地区的农业，是七世纪才发展起来的，以前也是牧区。故只能说：欧洲黑麦是羌族来麦传去的种，而不能设想：来麦是欧洲传来的种？至于西亚和欧洲的小麦，是否来麦的变种？则应当继续考订。过去，史学界多以埃及和巴比仑是世界文化发育最早的地方，主要食粮又是小麦，便说世界麦种都是从那里传出来的。殊不知：埃、巴地区的文化发育时间，最早也不过距今七千年；而羌族育成的麦种，至少也在万年以前了。因此，说世界麦种是由羌族创造出来的，是更为适当。虽然羌族创造成功的只是原始的来麦，但它无疑是随后派生、发展而成的各类新麦种的祖先。我们只能说：是来麦进化为小麦；而不能说：是小麦退化为来麦。所以，麦字从来，正如黍字从禾，犏字从牛一样。

　　附 来牟辨
　　我国古代经学家，否认羌族古代文化的发展先于汉族；否认麦种是从羌域输人，对于《周颂》中的“来牟”二字也作了一些谬解。有些人见到来字古篆象麦穗形；又见麦字从来，故释来为麦类，但究竟是那一种麦子，则说不出。至于相连的牟字，从牛从口，而牛鸣声大，遂以来为小麦，牟为大麦，并有写牟作麰者。后世字书均从此说。段玉裁《说文注》云：“古无谓来小麦，麰大麦者。至《广雅》乃云麳小麦，堥大麦。非许说也”。但他仍未作出牟字的新解释来。我怀疑牟字是另一种羌地育成的农作物品种，不是麦类。因为，如是麦类，在造字时必从来，而不会从牛。按羌族农作物，惟稞麦（来）与圆根两种育成最早。圆根是由十字花科野菜育成，块根圆大，味甘而色白（微苦），富于养分，形似芜菁。今藏人呼作“油马”，是最耐寒的根菜，产量相当大。但“油马”不是它的原始名称，因羌语古物名皆只单音，而双音多是吐蕃时语。藏语“油马”，本义“萎黄”，不成其为农作物名称。大抵，按羌语原名叫“牟”，因多在叶老萎黄时拔取，后人就叫“油马”。它与来麦同时传入华夏，故《周颂》连称，亦是缘音造字：取“”象其形（）；牛喻其大而可爱。故后之牟字亦有“爱也”（扬雄《方言》）；“大也”《顾野王《玉篇》）与“拔取”之义。“”在青藏高原上，为母牛与牛犊的保健饲料；它引种入华夏食粟之区，亦当为牛的美饲料。故《说文》解为：“牛鸣也”，就是回牛望见它，会喜而鸣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