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刚解放，走马街一家名叫“至诚”的小书店，销售新出版的历史小说：《张献忠屠蜀记》（又名《张献忠实录》）。编著发行者任乃强。此书上册封面套红题签，右上角印有“军管会文教委员会准许发行”字样。
　　1951年出版下册，封面印有“任乃强启事”：“本书上册出版时，为排除发行障碍起见，曾验呈请军管会文教委员会审核备案。因解放前四川诸先生多已知余之思想行动，以可能核准相慰，故预印核准发行等字样，俾奉批后立可出售。嗣奉杜主委（指杜桴生──引者）面谕：出版处尚未审查小说，不能给批，但此书可以发行。当曾通知印刷厂涂改封面发售。因制图忙迫，未暇料理此事。致有已印就之部分流行市面。兹特声明：该项呈文实未奉批。希已得此书上册者，将书名前一行小字涂抹，以符事实来要。”
　　如果把上册的“准许发行”与下册的“启事”对照，显然前后矛盾，更是“授人以柄”。因此，这部历史小说就成了“盗用官方名义”、私自发行的“非法出版物”。严重的问题还有书名“屠蜀记”。你早不出晚不出，偏偏在成都刚解放时出，是否“别有用心”？退一步说，无论编著者主观动机如何，从客观效果看是否有“针对性”？凡此种种，风波骤起，任乃强处境不妙。书生气十足的他向有关部门陈述此书写作经过，又东奔西走托人说情，希望得到谅解。好在他是四川大学名教授，又是资深的川康藏史地专家，而且正日以继夜地为解放大军进入西藏绘制路线图，写历史小说不过是“副业”而已。因此，经有关部门审查全书后认为，从编著者收集史料、酝酿到开始动笔等过程，都是十多年前的事，不存在什么“针对性”的问题。最后作出决定：书，全部封存不再发行；对编著者也不追究什么政治责任，只是必须对他加强思想教育。
　　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暂告平息。此书有不少“漏网之鱼”流落民间，我就是在青年路夜市书摊淘到的。作为那场“风波”的“物证”，不乏收藏价值。出乎意料，几年后还淘到上述书的首部《张献忠》第一集，令我大喜过望。
　　章回体历史小说《张献忠》第一集于1947年4月由重庆“说文社”出版，仍是土纸印刷，共二十四回。署名茅麓遗民秃颐上人原著，南充任乃强　筱庄甫评点。据序者介绍，此书总名《张献忠实录》，将“分为四集”出版。从上下册共六十回的《屠蜀记》看，想必是它的二、三集了。第一集罗列的“原著”、“评点”等不同署名，显然都是任乃强的“假托”，不难看出编著者别具一格的寓意，惨淡经营的匠心。同时，也充分证明任乃强写这部系列长篇历史小说，乃是多年的夙愿！1986年，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任乃强修订的《张献忠》，无论印刷还是装帧都远远超过旧版，彩色封面设计也颇有新意。
　　记得是1964年春天，忘年交彭其年先生在肖家村新居赏饭，有幸认识杜桴生先生。言谈间，我曾就《张》书风波向他请教。提起那件事杜老感慨良多。他说，任乃强那部书“生不逢时”，所以才惹了麻烦；“反右”期间，“包庇反动文人”还成了他（杜）的一个“罪行”。真是从何说起？那年，他和任乃强一样都被打入“另册”。
　　如今，我收藏的那三本书尚在，而任乃强先生早归道山；彭其年、杜桴生两位也已辞世多年。往者已矣，撰此短文，以寄思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