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英雄之死，没有一个像石达开那样惨烈，也没有一个像石达开那样窝囊，甚至没有一个像石达开那样众说纷纭，这真是奇中之奇了！
　　1857年太平天国内讧，石达开从天京（今南京）出走，率部10万余众西征。但他对天朝的忠诚，却始终没有改变，他的西征是顾全大局、避免火并的忍让行为。选择四川作为根据地，一是仰慕蜀中富饶，二是川督庸懦，可乘其弊。但是他在进军过程中，形势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859年，石达开进攻湖南宝庆失利，只好折回广西。1860年，清王朝任命曾国潘为两江总督，利用湘军、淮军对抗太平军。1862年，石达开率主力10万入川（号称20万），这时四川总督已换为湘军干将骆秉章，形势对石达开不利。是年4月，石达开攻忠州、丰都、涪州（今涪陵）、巴县，均告失败，渡江未成。5至8月，在叙府（今宜宾）、合江县、江津渡江又未成。1863年1月，石达开在叙府横江与清军决战，遭遇到湘军悍将刘岳昭的顽强抵抗，加之石达开部下郭集益等4将降清，焚双龙镇营垒30余座，致使石达开死伤4万余众，元气大伤，只好退回云南。4月，石达开带领4万人终于从米浪坝（今巧家）过江，5月占领西昌市，经冕宁县北上，5月14日进入紫打地（今石棉县的安顺场），在此徘徊了3天，终于铸成大错，断送了西征军的性命。
　　石达开既已占领冕宁县，为什么不走石棉县→汉源→荥经县→雅安这条大路去进攻成都，反而要走安顺场→泸定县这条小路？他究意想到哪里去？
　　石达开虽是太平天国的猛将，但过去都是协同作战，未曾经历孤军深入的危机。1859年进攻宝庆失利后，大军退回广西，军心已经动摇。石达开自己也一度打算“隐居山林”，但因为清廷“到处悬赏严拿”，只得强打精神重谋入川之策。在多次与路秉员的作战之后，石达开已意识到川军今非昔比。特别是横江恶战，石达开损失4万余众，而且多是老干部、老部下；新充兵员，多为就食之饥民，缺乏训练，没有什么战斗力。1863年5月尽管侥幸攻下西昌市、冕宁县，但实际上已成疲惫之师，丧失了当初的锐气。对近在咫尺的成都，在他看来都是非份之想。他之所以折入安顺场，很可能又重新萌发了“隐居山林”的念头。这一犹豫，使他陷入了灭顶之灾。
　　但当地流传的说法是：1863-5-14日石达开到达安顺场后，当天夜里翼王妃产下一子，达开大喜，“是以传令犒赏，休养三天”。（许竟儒《擒石野史》）
　　这个传说是靠不住的。石达开长于韬略，深知战争机变，决不会因生子而贻误军机。试看后来在最后关头，石达开亲自挥其妻妾5人抱幼子2人沉河，可知他不是一个儿女情长的人，更不会因为一个黄口小儿而断送太平军的前程。
　　另一种说法见于薛福成《书巨寇石达开就擒事》，书中说石达开到达安顺场当天，“使其下造船筏速渡。渡者已万余人。会日暮，忽传令撤回南岸，谓其下曰：我平生行军谨慎，今师渡未及半，倘官兵卒至，此危道也，不如俟明日毕渡。”
　　这个说法遭到现代军事学家的驳斥，理由是1万人的先头部队不是个小数目，完全可以单独与清军作战，为什么要撤回？既然有时间撤回1万人，为什么不用这段时间再渡1万人？再说，当时石达开不可能一下子造出那么多船，只有几百人居住的安顺场也找不出1600个船夫。
　　真实的情况是，5月14日夜大渡河突然涨水，由安顺场注入大渡河的松林河也涨了水，石达开无法渡河。而且，此时的石达开，极有可能已放弃了进攻成都的计划，他希望等到松林河水退之后，朝泸定县一带前进，找一个可以安生立命的地方退隐。
　　就在石达开等待水退之时，川督骆秉章已收买了土司王应元和岭承恩，“赏以重金， 并许以官爵。”渡过松林河退隐已成空想，为了突围，石达开选择了强渡大渡河的下策。
　　可是，素称锐不可当的石达开为什么会在大渡河全军覆没呢？
　　可以这么说，石达开的失利完全是由地形决定的。安顺场在大渡河西，系由松林河造成的冲积扇，地势低平。河东为陡峭崖岸，高出大渡河20～30m。恰恰就在大渡河涨水之时，重庆总镇唐友耕部已占据东岸，居高临下，枪炮齐发，实在无法逾越。太平军本来就处于清军射程之中，加之还要划船，还要爬岩，其劣势更加显著，可谓处“死地”也。
　　石达开在身处绝境时，仍然表现出“破釜沉舟”的英雄气概。5月17日，石达开选出精锐千人，分驾船筏，抢渡大渡河。他勉励将士：“战必死，降亦必死，均一死也，不如其战矣！”但在唐友耕枪炮攒射之下，这支敢死队全部阵亡。5月21日，石达开又令500人再次强渡大渡河，“隔岸呼噪，声震山谷”，但被清军击中船上火药，无一生还。6月3日，石达开尽斩17日渡河向导200余人祭旗，挥令渡河，“皆被官军隔岸轰击，毙贼无数，兼以水势湍急，登筏者悉皆沉没。”6月9日，石达开最后一次抢渡，除被洪水漂没5只船筏以外，其余“悉被击沉 ”。（见《骆秉章奏稿》）
　　在走投无路之时，石达开隔河射书给土司王应元，许以良马两匹、白金千两为酬，请求让路，但这时王应元已为骆秉章收买，不许。6月9日， 石达开最后一次强渡大渡河失败，王应元乘势杀过松林河，加上另一支土司部队（岭承恩）从马鞍山压下来，紫打地失守，石达开率残部奔至老鸦漩。
　　石达开初到紫打地约有4万余人，经过二十多天的苦战，还剩1万多人。紫打地又是不毛之地，“至是战守俱穷，进退失据，死亡枕藉。”（赖秉权《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紫打地蒙难纪实碑》）石达开此时对伤病难行与参军不久的弟兄“给资遣散”，剩下的6千余人决心与石达开共生死。清军的“坚壁清野”，使石达开一直得不到任何补给，情况越来越严重，石达开只好命令妻妾抱子沉河，其他伤病员也跟着纷纷投河而死，真是悲壮到万分……
　　石达开在此弹尽粮绝之时，已无计可施，终于作出了一个从军事上政治上说是极为错误，从人性上说是极为光辉的决定。他写信给川督骆秉章，要求杀己一人而保全三军，书信写得极为恳切──“……大丈夫生既不能开疆报国，奚爱一生？死若可以安境全军，何惜一死？阁下如能依书附奏清主，宏施大度，胞与为怀，格外原情，宥我将士，赦免杀戮，则达愿一人而自刎，全三军以投安……（《唐友耕年谱》附有此书）”
　　而清军凶残成性，骗俘石达开后，即押解到成都“凌迟处死”，其残部6千余人，也被清军在大树堡杀害。
　　“凌迟处死”俗称“千刀万剐”，是最残酷的刑法。6月25日就刑这一天，还有曾仕和等五人同死。曾仕和“文弱，不胜其楚，惨呼”，石达开制止他说：“何遂不能忍此须臾？”石达开自己“自就绑至刑场，均神气湛然，无一毫畏缩态，且系以凌迟极刑处死，至死亦均默然无声，真奇男子也！”（周询《蜀海丛谈》）这需要何等坚强的毅力啊！连川督骆秉章也不得不赞叹：“枭桀之气，见诸眉宇，绝非寻常贼目等伦！”（见《骆秉章奏稿》）。